二 农村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的目标定位

农村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关系密切，是正相关因果关系。农村社会形态在变化，农民群体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在变化，农村的治理也必须跟着变化。

（一）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核心与目标定位

农民本身即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核心，农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归宿，因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应该以农民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坚持农民本位的价值取向。为了满足农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农村社会管理必须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权利与义务、社会保障与公共事务决策等众多领域的价值诉求，并通过农民主体地位的全面提升，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自省自律行为的养成，推动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

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高度关注民生问题。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多次讲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思想。十七大报告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分享”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再次提了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我国的生动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又是对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的批判性吸收。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有四个主要内容，其中就有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成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人本身是人最高的本质”，就是说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最高价值，人的生命权是第一位的，人应该爱人，因而“被压迫的人和压迫别人的人都不是真正具有人性的人”。第二，人应该全面发展，不应该被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所异化。分工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同时又是造成人的异化的帮凶。“个人受分工的支配，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畸形发展的人，使他受到限制。”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分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成果解放劳动者、公平分配。另外，通过社会变革扬弃分工和私有制。第三，“人本身的发展是衡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终尺度”，所以，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第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有双重身份，“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天机的条件之中”。因而人应该和自然界和谐相处，遵循自然规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现阶段最主要的议题就是要全面准确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农民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核心，以提高农民的福祉为目标，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主要议题和任务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和谐。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就是根据农村管理对象、目标与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提高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全面完成上述社会管理任务。

从理论层面上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逻辑诉求是行政理性和制度理性。人类本质上是理性的，因而管理人群的政党和政府及管理者也应该是理性的。保障行政理性和制度理性要坚持四项原则：一是专业化和职业主义施政原则；二是政府公权力运行与运用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三是公职人员天下为公的公仆意识；四是依法施政的原则和理念。

职业主义意味着专业化，专业化的程序操作者比外行更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保障决策的正确性和一致性。西方国家公务员队伍实行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双轨制，既顺应了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又坚持了职业主义与专业化决策原则，应该说有其可取之处。日本首相和政府频繁更替，但社会秩序却能基本保证稳定和正常运转，这与专业化、职业化的技术官僚队伍是分不开的。保证公权力和行政资源理性和公正使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依法办事，法律体现的是制度理性。法律和政策法规一般情况下是通过立法程序形成的，大多数是科学的、理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立党为国、执政为民”理念，努力实现行政理性和制度理性，其探索实践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时期的盲目冒进、“左”倾主义泛滥的非理性阶段；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摸着石头过河”本能的自在的行政理性阶段；三是坚持科学发展理性的自觉的行政理性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坚持集体学习六十余次，邀请一百多位专家就当前热点问题进行讲座，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学习讨论，极大地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实践原则是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讲：“过去我们搞革命，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某个特定的组织和个人，认识上总是有局限性的，一个人不可能穷其一切知识，但党的事业是方方面面的，非常复杂，因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摸着石头过河，才能避免出现大的偏差。二是受党内某一阶段的风气使然，可能在某个时期会出现某种倾向性的东西。“楚王爱细腰，后宫多饿鬼”，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或者领导好大喜功，下面的人争相效仿，就形成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实事求是之风，所以，我党要养成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的勇气。从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除了党的各级领导要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之外，还必须始终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比如，对当前农村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就有一个如何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问题。

当然，权力运行和运用的阳光化操作，公务员队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也是保障行政理性和制度理性的重要保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的执政理念，但如何才能把这一理念贯彻于社会管理工作的始终，就取决于执政者和管理者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其中保证权力运行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和公务员队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是两个关键环节，程序理性和良知公正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确定了如何执政的大政方针，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实践和世情国情的不断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当前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讲：“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而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则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

（三）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贵在与时俱进

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管理的变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社会管理经历了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制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信息的公开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与不断革新的过程，也是依据事件发展需要不断探寻与摸索的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第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确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的矛盾；第四，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落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第五，社会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但许多民生问题有待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不可持续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理性的发展理论作指导。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又一个大好时期，“十一五”时期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依然存在农业基础不牢、农村建设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当前，关注蛋糕分配问题决不单纯是城里人议论的问题，也是农民特别是农民工队伍高度关注的问题。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农业二次飞跃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加之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快速提高，导致农民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下降，农业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城市化过程又遇到各种阻力，使2.37亿农民在城市与农村两地之间来回奔波，造成交通压力增大、流动人口基数庞大、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凸显等诸多问题。

另外，快速发展以后带来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我国2011年人均GDP按照汇率法计算已达到5600美元，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发展后造成的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已经显现。这些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成本的低廉来发展的。现在人口和资源“红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发展的成本要素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国际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优势正在弱化。因此，如果我国不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刺激国内消费，则必然出现对外贸易受阻而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农业生产方面，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法则向农村的不断渗透，市场经济固有的波动性和难以预测性对农民打击越来越大，流通和加工环节的问题不断上升，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愈加凸显。近年来，农产品供给市场和价格的剧烈波动，给城市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流通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阵痛，农业急需通过统与联等产业化生产方式来弥补分与散的缺陷，使农户生产经营由小与弱转为大与强。我国农业当前的生产现状是既没有西方式的农业合作社（如欧洲），也没有东方式的农民协会组织（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生产弱小分散，农民群众是一盘散沙，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难以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变革，让农民由封闭分散的自耕农，变成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农业企业。

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看，乡镇政府作为单纯的行政组织，已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这些客观要求。我们党长期形成的动员、引导、组织农民的优良传统正在丧失，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和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联系很少，村组基层组织和农户的生产活动也相互脱节。基层行政权力缺乏向农户行使的有效形式和渠道，处于体外循环（指农村经济活动）状态。村民委员会是村政组织，只在农村政治民主化中有现实意义，而在组织动员村民从事生产销售方面普遍软弱无力。由于和村民没有经济上的实质联系，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就打了折扣。在多数村民还处在为生存而劳作的情况下，离开了经济联系的政治民主，其动员组织群众的影响力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要知道，政治和经济从来密不可分。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村社会管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教育和引导农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