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析
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六条政治标准[1]
——兼驳“四人帮”对《创业》中华程形象的诬蔑
一部文艺作品是好是坏，是社会主义的香花还是封资修的毒草，总要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而掌握好这个标准，是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前提。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面地深刻地解决了文艺批评中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确定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且阐明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遵循的原则。当然，无论是政治标准还是艺术标准，都不是抽象的绝对不变的。就政治标准而言，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切以有利于抗日和团结为准绳。而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主席则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2]这是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唯一正确的标准。毛主席亲手为我党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保证，是批判封资修文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长期以来披着“文艺革命旗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的画皮，在文艺界称王称霸，根本无视毛主席制定的文艺批评标准。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疯狂篡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公然否定和歪曲毛主席提出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自搞一套，另立标准，顺我者香花，逆我者毒草，一切以他们“四人帮”的利益为标尺。凡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作品，不管政治上如何反动，艺术上如何低劣，他们也倍加赞赏，大肆吹捧；反之，凡是不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作品，即或有丰富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十分感人的艺术力量，他们也横加指责，恶意诋毁，他们对影片《创业》的反革命“围剿”，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评价一部作品，每个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3]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任何阶级在文艺批评中所遵循的共同规律。我们肯定和赞美《创业》，首先在于它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出现的第一部反映我国石油工人战斗生活的好影片，是工业学大庆的形象化教材。它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歌颂了党的正确领导。它坚持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突破了“四人帮”所叫卖的“三突出”、“三陪衬”等“三字经”，在斗争中成功地塑造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石油工人周挺杉和革命干部华程的英雄形象，为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高唱赞歌。“四人帮”否定和丑化《创业》，也首先在于他们要砍掉大庆红旗，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叫嚣要追查“送两论”的背景，便不打自招地说明了他们攻击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因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是周总理；大庆人靠“两论”起家，也正是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如果《创业》立得住，他们的阴谋就难以得逞。于是，他们使出了全身解数，费尽了阴谋家的心机，不惜一切血本，不顾矛盾百出、逻辑混乱，拼凑了“十大罪状”，帽子乱戴，棍子横飞，必欲置《创业》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针锋相对，壁垒分明，打的完全是一场政治仗。如果不懂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那么，看一看这部影片所引起的如此轩然大波也就清楚了。
“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顽固坚持的本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第一，可是，当毛主席对《创业》作了光辉的批示之后，这帮家伙却狡猾抵赖，妄图以评论艺术高低为借口掩盖自己的政治目的。江青竟然说什么“十条意见不是我的，只有我一条，第八条是我的，是艺术处理上的。”什么“艺术处理上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正好暴露了他们扼杀《创业》是一个政治大阴谋。人所共知，《创业》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感人的艺术力量，在“四人帮”控制文艺界的情况下，它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艺术上是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影片。他们扼杀《创业》，正有力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4]联系他们诬蔑《长征组歌》是“毒草”，叫嚣《万水千山》“这个戏有问题”，“是为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的！”甚至提出“要把戏里的周恩来、朱德都删去”等一系列反动言论，我们更加看清了他们鲜明的反革命的政治倾向性。试问：有关这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难道也是“艺术处理上的”问题吗？！说穿了，江青所谓“艺术处理”云云，只不过是一句拙劣的遁词而已，真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毛主席指出：在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5]“四人帮”反对六条政治标准，也正是从这里下手。这是他们在诬蔑周挺杉是个“鲁莽汉子的形象”、“单薄”、“不典型”的同时，极力否定革命老干部华程形象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罪恶企图就是想通过否定舞台、银幕上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干部形象，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曾指出过：“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6]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民主革命就不能成功，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主席把那些经过革命烈火锻炼的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会治军的领导骨干，看做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7]党的领导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正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和体现者。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革命文艺作品，特别是长篇巨著，不仅要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而且要塑造好党的干部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是六条政治标准所确定了的。彩色故事片《创业》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它通过塑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党的领导干部华程的光辉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展现了党带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战斗风貌，深刻有力地表现了石油工人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党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
为了把《创业》剧本写好，把人物塑造好，创作人员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长期深入生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他们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了四个油田和铁人王进喜同志的家乡，阅读了当年大庆会战四年的全部战报一共几百万字的材料，先后与一百多位石油工人和干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了解了石油工人的成长历史、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石油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是在掌握石油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量生活素材的基础上，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华程与周挺杉的关系、华程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几个主要方面，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华程作为一个优秀指挥员的英雄性格，集中地概括了我党广大干部的优秀品质，从而把华程塑造成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形象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光辉形象。这正是《创业》的成功之处。然而“十条意见”的炮制者却诬蔑影片“着重宣扬了活着的人”，“明显地写活着的真人真事”，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却从根本上违背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8]这一唯物论反映论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作为革命干部的英雄典型，华程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周挺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他是周挺杉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在裕明油矿的解放斗争中，是华程使周挺杉第一次懂得了“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就要“挑起担子跟党走”！在开发创业油田的斗争中，是华程夜送毛主席的“两论”，让真理的光辉像熊熊篝火映红了茫茫草原，照亮了石油工人前进的道路。华程每次同周挺杉谈心，总是注意引导周挺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观大局，辨风向”。这就有力地揭示了中国石油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影片通过塑造周挺杉、华程这两个血肉相连的英雄典型，正确地体现了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然而，“四人帮”却胡说什么“影片中有许多戏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抬高华程”。这是以“三突出”的“帮框框”为借口，反对塑造党的领导干部的英雄形象，进而否定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影片所描写的创业油田会战，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作为油田会战前线指挥所党委负责人的华程，占据特殊地位。他执行什么路线，是直接关系到创业油田的开发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问题。影片在展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宏伟画卷中，始终是把华程作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大形象来塑造的。华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胸怀全局，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定不移地带领油田会战前线党委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前进。令人难忘的是，影片在油田勘探的决策会议和在无名地召开的前线党委紧急扩大会议的两场戏中，精心设计了华程积极热情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讲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批判以冯超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感人情节，生动地表现了华程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老干部。可是，“四人帮”一伙却胡说华程“大量的生硬的使用了主席语录”，是什么“语言概念化”，并且把影片通过华程而表现出来的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对石油会战的正确领导和对石油工人的亲切关怀，诬蔑成“给×××、×××之流涂脂抹粉”，这是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像江青在小靳庄大队那样，一口一个“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女皇”，甚至讲些低级下流不堪入耳难以复述的流氓话，才算语言不概念化吗？真是咄咄怪事！在“四人帮”的眼里，谁要是引几句毛主席语录，就是犯了天大的罪过，难怪他们从来不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但恰恰就是这伙人，居然把自己标榜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毛主席指示的“当然解释者”，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党的群众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方面。作为党的负责干部的华程，同群众血肉相连，心贴着心。他善于把党的指示、决议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他都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带领他们同天斗，同地斗，同错误思想斗，同妖风迷雾斗。他有很强的政策观念，善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同他们一道工作。华程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在百忙之中，他也没有忘记范师傅有胃病，嘱咐周挺杉给范师傅领个暖水袋，拿点胃药；他宁可自己住在简陋的旧帐篷里，也要把中央从上海特调的新帐篷批给工人群众，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送到工人群众的心坎里；他含着热泪让周挺杉把自己的椅子搬给膝盖下有敌人炮弹皮的秦发愤，让这个青年工人有空时坐一坐……这一切一切，正是许许多多受到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拥护的党的领导干部的共同品质的典型写照。“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天吃着山珍海味，住着高楼阔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江青甚至叫嚣什么“我见了工人就头疼！”唐山地震后，他们幸灾乐祸，根本无视百万人民的疾苦，只顾着自己睡防震床，钻防震桌，在阴暗角落里大搞阴谋诡计。可他们偏偏说什么华程形象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充分暴露了他们自己对立于人民的真面目。华程形象的成功塑造，不正是对“四人帮”最深刻最有力的批判吗？！
“四人帮”出于篡权复辟的政治需要，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为党的化身，要求文艺作品为他们树碑立传。所以，他们往往也叫嚷要塑造所谓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其实这帮资产阶级老爷心目中“党的领导”就是他们自己。江青有一句“名言”，叫做“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可见她就是“党”了。长期以来“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私自送材料，作批示，大树个人威信，为篡党夺权作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在文艺上，只要看一看他们授意炮制出笼和尚未来得及出笼的一批毒草影片，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凡是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的所谓党的领导干部形象，不仅可以塑造，而且是挖空心思的。君不见那部按“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办”的反面教材《盛大的节日》吗？在这部反党影片里，炮制者写了五个老干部，其中四个不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无产阶级的死对头”，就是“双料子坏蛋”或“犯了走资派错误”。可唯独精心塑造了一个代表“正确路线”的“革命老干部”井峰的形象，实则是张春桥的化身。请看“四人帮”的自白：“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本来要分裂，是张春桥做了许多工作，才避免了分裂”。所以，“要努力加强剧本中井峰的形象。要让他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支持造反派，并做造反派的内部工作”，“可以考虑让井峰做剧中的主角”。果然，《盛大的节日》中每逢“关键”时刻，必然有井峰出场，矛盾也就迎刃而解，简直把张春桥捧上了天。不仅如此，他们还准备在影片的续集里，写“革命老干部”井峰怎样“进了中央”，王洪文的化身铁根怎样当上了中央委员，以体现他们这个“党”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参见1976年11月17日《文汇报》刊载的揭发材料）请看，他们的野心如何之大！总之，“四人帮”在否定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否定党的正确领导的同时，却大立他们自己的“帮标准”，大树他们自己的“帮领导”。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既把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打成“走资派”，又把他们这些正在走的走资派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党的化身”一样，在文艺作品中要么极力削弱党的正确领导，要么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诸如毒草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先后出笼就是明证。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扼杀《创业》，给华程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他们篡党夺权整个罪恶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妄图以此为突破口，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击”（实则是进攻），以便欢庆他们自己当“主席”、当“委员长”、当“总理”这个“盛大的节日”。但是，好梦不长，在无产阶级铜墙铁壁面前，他们只能是以卵击石，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毛主席早就指出过：“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9]而“四人帮”就是典型的宗派主义的“文坛霸主”，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现在是彻底清算他们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更加繁荣。
[1]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76年第6期，本次入集略有删节。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93页。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871、862、870页。
[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871、862、870页。
[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93页。
[6]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267页。
[7]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536页。
[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871、862、870页。
[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8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