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是审视和解决目前中国对外开放问题的指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到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29727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同时，也应看到巨额进出口的背后，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利用廉价劳动力扩大出口、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低以及出口效益低。以上问题的存在表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

（一）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利用廉价劳动力扩大出口

目前，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从马克思国际价值的理论上讲，这是一种竞争优势。然而，我国的很多产品之所以具有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取得的。在外贸活动中，出口厂商为了节约成本以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经常违反劳动法规定，让工人们无偿地加班加点工作，克扣工人福利，减少必要的劳动保护和环保措施。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换回的是此起彼伏的反倾销等制裁和国内民工福利的损失。我国的劳动力正受到来自国际的剥削。

2.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逐年发展，而且发展迅猛。到20世纪90年代，已逐步取代一般贸易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特点，其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企业带动作用小，出口结构升级变化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有限。由于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低，出口获得的贸易收益少，国内获得的贸易利益有限，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和税收，大部分贸易利润为外企所获得。

3.出口效益低

我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是粗放式的增长。出口产品中真正拥有自主产权的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少，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多，因此并没有带来质量和效益的同步增长。这种出口数量扩张，增量不增价的特征，在我国极具出口竞争优势的纺织业中尤为明显。据有关部门计算，我国出口8亿件衬衫换回的外汇，才能购买一架空客380飞机。类似的情况还不少。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来解释，说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正处在以我们的三个劳动日同他们的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阶段。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档次较低，而低档产品的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过度的出口扩张，必然导致同类产品的国际价格下跌，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的国际价值更低。有些企业为了扩大出口，提高产品的国际占有率，竟违背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不惜竞相压价，以超低价出口，致使部分地区出口秩序混乱。

以上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要从一个贸易大国成为贸易强国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仍任重而道远。只有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正视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不足，才有可能对症下药，有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

（二）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对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虽然创立于100多年前，但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将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前提加以扩充，就能对当代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格局、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作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对我国制定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加速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

在要素分工、环节分工已成为当今国际分工主要形式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凭借特定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如果一国拥有丰富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就能在国际分工环节中处于价值链的高端，从而在国际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一国拥有的是简单劳动力等一般的或低级的要素，则只能被动地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并接受国外高级要素的整合，在国际价值的分配中必然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中国绝对不能盲目沉醉于自身的所谓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中。我国要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的同时，积极培育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贸易出口。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商品中含有的较小的国内价值较变为较大的国际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2.大力推动“走出去”战略

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创造和国际交换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价值分配中的地位和贸易利益的获取。据统计，2006年，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已达6.5万家，拥有国外分支机构约85万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控制着全球30%多的生产，80%的国际直接投资，60%多的国际贸易和80%的国际技术转让。与国外相比，我国虽然有中国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力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但这些企业多数都是国有垄断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比，虽然企业规模不算小，但竞争力还不够强。因此，我国应采取符合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的产业政策，扶持国内企业发展，培育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微观主体，使其借助公司优势到国际市场上参与国际价值分配，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3.实行积极的科技兴贸战略

鉴于科技进步、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在当代国际价值创造和分配中的作用，我国应实行积极的科技创新战略。通过技术创新，节约国内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和资源消耗，降低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在国际价值交换中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

4.实行相对宽松的产业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

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对国际价值生产和分配有着重要影响。我国不能一味地满足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去参与国际分工，而应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我国应扶持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战略性产业的成长，这不仅可使我国在国际价值分配中争得有利地位，而且可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产业政策应根据国内外市场的竞争状况有所调整，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同时处于垄断或垄断竞争状态的、国内市场处于垄断或垄断竞争状态而国际市场处于自由竞争状态的产业，政府应实行相对宽松的产业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反，对国内市场处于或接近自由竞争状态而国际市场处于垄断或垄断竞争状态的产业，政府应实行适度保护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

5.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人民币汇率目前面临两难选择：国际上面临升值压力，国内又面临贬值压力。这种矛盾对立现象的根源何在？主要在于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高低悬殊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48]这样，前一类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比后一类国家更高。欧美发达国家站在高处，总认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太低，必须大幅度升值；而与此相反，中国则站在低处，认为人民币汇率基本合理，不能大幅度升值。中美的这种对立观点根源于高低悬殊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将来有一天，中美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持平，那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达到1∶1，争论也许停止。由此可知，人民币汇率改革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自主、可控、渐进的原则。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不一定从汇率入手，可以提高国内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境价格，进而提高出口价格。这样，可以把汇率改革的实惠留在国内，使国际价值的实现与分配有利于我国，防止肥水流入外人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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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明主编《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新探》，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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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4～25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4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6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0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2页。马克思在这里所称的“自然规律”系指价值规律。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1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6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3～61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2，第11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3～614页。

[14]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2，第11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6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401～40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6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2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2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2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2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4页。

[24]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64～26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18～119页。

[26]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2，第108页。

[27]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2，第112～113页。

[28]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2，第109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6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第11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6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402页。

[36] 杨圣明：《“五外”惹出新机制》，《改革月报》1999年第9期。

[37] 杨圣明：《努力开创“五外”和谐新格局》，《财贸经济》2010年第12期。

[38] 见《不仅仅看出口》一文，原载1998年9月8日〔美〕《商业日报》，转引自新华社编1998年9月15日《参考资料》。

[39] 偿债率=偿还外债本息÷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国际收支口径）；负债率=外债余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债务率=外债余额÷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国际收支口径）。

[40] 刘国光：《略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载1962年7月2日《光明日报》。

[4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4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4页。

[43] 李钢、白明、李俊、崔卫杰：《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国际贸易》2010年第1期。

[44] 美国的经济咨询机构（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14日公布的报告称，2010年全球制造业的产出为10.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19.4%，而中国占19.8%，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头号大国，打破了美国连续110年占据世界头号商品生产国的历史。上次中国第一的时间在1850年左右。1850～1900年的50年期间英国居第一位，中国在1830年约占世界制造业的30%，到1900年降至6%，1990年只有3%。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仍然领先，2010年两国的产出大体相同，但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仅有1150万，而中国则高达1亿人，见2011年3月15日《参考消息》。

[45] 仅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就因贸易和关税问题，进行过三次海上战争（1652～1653年第一次，1665～1667年第二次，1672～1674年第三次）。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264页。

[47] 《印军高官坦诚印度不是中国对手》，2009年8月12日《参考消息》。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