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一般説來，爲方便文獻使用而編纂的工具書主要有三類：目録、索引和提要。目録是進入學問的門徑，提要是研究學問的初階，而索引則是提高研究效率的手段。如果將治學比作遊園，那麽目録是導遊圖，提要是有關景點的説明，索引則是便捷直達的遊覽車。一門學問的發展水平，看有關文獻的目録、提要和索引的編制水平，即可知道大概。

當年聶崇岐先生撰《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序》，引法儒朗格諾瓦的話説：“今有用其一生歲月之大部分，以翻檢不具提要、引得之一切目録；或將無目録而雜亂無章之一切零星篇簡，一一披閲，凡此皆不能有所收穫。爲獲得一切例証報告之故（積極者或消極者），苟能一切收藏典籍皆具有目録，而一切目録皆具有提要、引得，則其收穫之情形，必便宜而迅速。”^[1]近代以來，目録之學頗爲發達，而引得的編纂却不太爲人注意，他不禁感嘆“以研究學術之先决急務，而被人忽視至今，良可惋惜”。後來，哈佛燕京學社組織編纂的那套引得，在前計算機時代爲學者提供的便利，是難以估量的。尤其是汗牛充棟的佛、道二藏，没有引得，一般學者查找一種經論不知要耗費多少時間。

我以前讀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印象最深的就是，許多學者數十年如一日，在圖書館和檔案館整理、編纂各種文獻目録，以個人的無私奉獻，爲後來研究者節省了無數時間和精力。正是他們的黽勉努力，奠定了許多歷史學門類的基礎，推動了近代以來史學的長足發展。東鄰的日本學者也夙以編制索引爲治學的初階，許多大學者都親自從事索引的編纂，平岡武夫先生主編的唐代文獻系列索引，各國唐代文史研究者無不受益。羅聯添先生編的《隋唐五代文學研究論著集目正續編》，傅璇琮、許逸民、張忱石三先生合編的《隋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索引》，更給隋唐五代文學和作家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近三十年隋唐五代文史研究令人矚目的進步，顯然是與包括索引在内的各種工具書的完備分不開的，也是爲其他領域的研究者羡慕不已的。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着四庫系列幾部大書的絡繹問世，清人著述被大量影印，清代文學研究逐漸昇温。清人别集的全目也編出了兩種，配合以前出版的清代戲曲、小説、説唱文學目録，清代文學研究開始走出盲人摸象的鄙陋，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視野寥廓、視綫清晰的境界。儘管如此，清代文獻的浩繁還是讓學者痛感搜索資料的煩難。我曾估算清代詩文評資料的數量，光是序跋一類，四萬種别集的序跋加文集中所收序跋類文章，恐怕要不下二十萬篇！而詩歌的數量呢，最簡單的估算方式就是將《全唐詩》的每一篇换成一部詩集，其中最大的一部甚至超過《全唐詩》的總和，這是多麽龐大的數量！面對如此巨量的文獻，各種檢索手段和工具書對於清代文史研究遠比其他朝代顯得更爲重要和迫切，值得我們投入力量去製作。

謝正光先生致力於明清之交的歷史研究，於南明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多年來他四處訪求文獻，多獲睹珍稀秘籍，每有考論都爲學界引重。尤其令人欽佩的是，他早就意識到目録、索引對於清代文獻的重要，在二十年前編纂、出版了《明遺民傳記索引》，治清初文史的學者多受沾溉。後又與佘汝豐先生合撰《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對五十五種清初詩選的作者、内容和版本作了細緻的考述。若非他們叙録，學界恐怕不會注意到清初出現過這麽多當代詩選。這衆多的選本驀然呈現在眼前，不由得引發我們許多思考。文學研究者從中發現清初詩歌觀念變革的軌迹，歷史學者從中窺見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由感傷、扺觸到逐漸認同新朝的心態變化，更多的精神史和文學史意義則有待我們去深入挖掘，而它們本身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更有待於細緻檢討。

由於時間跨度大，這些清初詩選通常卷帙都較多，其中不少還是稀見本，讀者要瞭解其中的人物，檢索其中的作品，都不是很容易的事。爲此，謝先生又與陳謙平、姜良芹兩位學者合作，編纂了五十六種詩選的詩人詩目綜合索引，爲使用這些選本提供了便利。這雖然只是一部提供檢索功能的工具書，但是它却能告訴我們很多東西。首先讓我驚訝的是，我們由索引知道，五十六種詩選收録的明末清初詩人多達一萬餘人，僅此一點也足以引發我們對清代詩歌的普及和繁盛的諸多思考。而這一萬餘名詩人的籍貫和科第、在選本中的分佈及作品的收録情况，又可以讓我們嘗試某些量化分析，獲得對清初詩歌的一些總體印象。總之，只要善於使用這部索引，我相信它的價值是會遠遠超出其檢索功能的。

我從涉獵清代文學之初，就常使用謝先生編的《明遺民傳記索引》，上面提到的《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和謝先生另一部大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也時常參考。仰交先生十多年，蒙先生不棄，每來京必接引論學，多受教益。先生近以索引授梓，囑爲引首，雖惶愧拙文不足爲索引重，還是願借此機會對謝先生的工作表示敬意，並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從事這種基礎性的工作。文獻基礎打扎實了，清代文史研究的長足進步是不難預期的。

金陵後學 蔣寅謹序於臺中

二○○九年元月十五日

[1] 《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