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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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后四十回中所谓“与脂批不符”情节详析

一 畸笏叟的“风情”之批与他的身份

很多人留意到,脂批中凡提及后四十回中稿件迷失,或现在的版本中没有的情节,其批语绝大部分皆出自这个叫“畸笏叟”者之笔。如:

1.第26回,薛蟠与冯紫英等聚会,有庚辰眉批:“惜‘卫若兰射圃’文字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2.第19回,李奶奶骂袭人,后又拉着黛玉、宝钗将当日吃茶,茜雪出去,与昨日酥酪等事,唠唠叨叨说个不清。此处有庚辰本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3.第26回,写红玉的一段文字后有批语曰:“‘狱神庙’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这些畸笏叟的批语中提到的人物似乎在他所看到的文字中还有故事,但我们现在却没有看到,这是为什么?

脂批“己卯冬夜”有一段给红玉的批语曾有一种解释:第26回,红玉向凤姐复命一段,有甲戌本行侧批:“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儿,后坠儿,便是确证……”但立刻被后面畸笏叟的批语给否定了:“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叟。”口气仍然好像他曾看到过含有那些故事的稿子。

他在批语中反复强调这样的章节,那么我们不否认可能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字或故事情节。先让我们来看看畸笏叟的身份及其与作者的关系,之后再来讨论他提供的这些资料与后四十回文字的关系。

大多数论者认为:“畸笏是曹雪芹的长辈,约比其年长二十岁,极有可能即是曹頫。”[6]俞平伯在1954年的《辑录脂砚斋本〈红楼梦〉评注的经过》一文中说:“畸笏是雪芹的亲戚,又长了一辈,……我以为大约他是他的舅舅。”孙逊认为:“他可能是雪芹的伯叔辈。”[7]到目前为止,好像畸笏叟是雪芹的长辈这个判断,已成为共识。而从其批语中时常流露的态度和说话的口气,如“孀母”、“先兄”、“先姐”、“西堂故事”等都更令人觉其身份殆即曹頫。

于是,就有人又生发出曹頫即《红楼梦》中之贾政。如若再用作者即宝玉的说法,那么畸笏叟和作者的关系就似乎在小说中显得更加明确了。

但是,从畸笏叟的批语中,我们挑出了这样一些与他的这种与作者血缘亲密的长辈身份不太相符的文字,列举如下:

1.第15回,庚辰批:“又写秦钟智能事,尼庵之事如此。壬午季春。畸笏。”

2.第18回,庚辰眉批:“妙玉世外人也,故笔笔带写,妙极妥极!畸笏。”庚辰眉批:“是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回末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

3第18回,庚辰双行夹批:“写黛玉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与前文特犯不犯之处。庚辰眉批:偏又写一样,是何心意构思而得?畸笏。”

4.第19回,庚辰眉批:“花解语”一段乃袭卿满心满意将玉兄为终身得靠,千妥万当,故有是。余阅至此,余为袭卿一叹。丁亥春。畸笏叟。

5.庚辰眉批:“云儿知怡红细事,可想玉兄之风情月意也。壬午重阳。”

6.第18回,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庚辰眉批:“纸团送迭系应(试)童生秘诀,黛卿自何处学得?一笑。丁亥春。”

7.第18回,贾政拈髯点头不语。庚辰眉批:“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壬午春。”

8.第17回,庚辰眉批:“政老情字如此写。壬午季春。畸笏。”

9.第23回,庚辰眉批:“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新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以上第1条至第5条中,秦钟和智能事所指即二人在庵中之云雨,所谓“云儿知怡红细事,可想玉兄之风情月意也”,及妙玉和十二钗,黛玉和宝玉的爱情心理等,此皆男欢女爱、闺帏情事,如果说宝玉即雪芹,畸笏叟即曹頫,这却成何体统?《红楼梦》中贾政之严厉正统,众所公认。即便家败,各奔东西,也不至有儿子写了小说,老子来给里面的“风情月意”作批之理。

第6条,畸笏叟直接嘲笑作者,把男人才知道的经验写在了黛玉的身上,黛玉一闺阁女子,如何学得外面学堂里童生之秘诀?其口气戏谑调侃,却并非正面批评。哪里是严父所为?

第7条、第8条,更加显得事不干己。如果畸笏叟即曹頫,曹頫即贾政的话,他如何品评起自家来?说自己那个时候“大露悦容”?有些上下级的关系,在上级离任后再相见,谈起当年事,也许会拿过去上级的严肃面孔开个玩笑,难道父亲的严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过了一个时期就失效了?也和儿子一起,拿着自己当年的刻板和严格当笑料取乐不成?说儿子写自己的“情”字写得好?分明是在评论他人。

第9条,此条是证明畸笏叟非曹頫等雪芹近亲长辈的有力证据。畸笏叟如是雪芹长辈,雪芹如是宝玉,那他此语成了什么?难道要意淫“扒灰”吗?

因此,从这条批语看,好像从前的推测出现了问题,还须再加斟酌。笔者觉得,畸笏叟是长辈的推论还是可以说得通的。但他应该非至近亲朋,是血缘较远,却又在某些方面(如文学)与雪芹有共同爱好,相互间可畅所欲言的那种长辈。

那么,自传说在这里就又露出马脚了,宝玉绝不是雪芹,应该说,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是由很多人组成,这些人也许并非同一辈分中人。而畸笏叟应该如孙逊所说,是雪芹的伯叔辈,而且血缘关系一定比较远。

除血缘比较远之外,畸笏叟与作者的交往并不是亲如一家,他俩之间应该是有距离的,并不是密不可间的。若论亲切厚密,甚至还不如作者和脂砚斋的关系近。对于那些被畸笏叟称作“迷失”的稿子,我们大致可以做如下分析:

首先应该有一个疑问:畸笏叟非止一次地说那些稿子丢失了,你们都没有看到后面的文字,等等,那么脂砚斋为什么也没有看到?雪芹创作几乎是和作批者,更确切地说是和脂砚斋等同步的,随写随抄随评,难道只有畸笏叟一个人看到了那些稿子?而他看到的那些别人都不曾看见过的稿子又正好都丢失了?这里岂不蹊跷?何况,这又是孤证。

不论畸笏叟说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把那些批语归到一起时,发现有些被用来论证后四十回非原作的所谓“铁证”,即那些不存在的情节,都是畸笏叟所指的“迷失”的内容。而有些人就一直陷在这个圈子里不能自拔,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些只有畸笏叟一个人知道的没有保留下来的文字:

其一,我们不要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既然他说“迷失”了,那就是迷失了,这并不代表现在的文字就不是作者原作。因为丢失了一部分稿子,就指说另一部分稿子不是原作,这未免荒谬。

其二,除了丢失,后文还可能被作者修改。我们应该允许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任何修改行为。因为丢失了一部分稿子,作者就得永远抱残守缺地不能再有作为,不能重写,不能修改,不能反悔,不能构思新的情节吗?从来没有这个道理。

其三,程高在整理的时候,进行了适当的弥缝,小段的连缀是非常可能的。

其四,在传抄过程中,被抄写和收藏者添改个别情节和文字,也是可能的。决不能因此而作出整个后四十回都是后人所续的推断。古代书写不便,传抄过程更为复杂,借阅中有所丢失并不是罕见事,若因丢失了其中的几个章节,就直接认定半部著作都是假的,其武断、荒谬自不待论。

下面,再将其中丢失的“茜雪”的文字作为一例进行剖析,说明畸笏叟所说应该在后文中存在的那些文字并非一定是作者打算用来定稿的文字,也并非是不可移易的。

二 茜雪、狱神庙和废弃不用的“一次誊清”稿

茜雪是宝玉的丫鬟之一,脂批提到过,书中人物口中也提到过。第8回写宝玉醉酒,甲戌眉批说:

今加“大醉”二字于石兄,是因问包子问茶顺手掷杯,问茜雪撵李嬷,乃一部中未有第二次事也。

在“只悄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处有眉批:

晴雯、茜雪二婢,又为后文先作一引。

第19回,宝玉给袭人留了酥酪,李奶奶要吃,有人劝:“回来又惹气了”,有庚辰本双行小字批语:

照应茜雪枫露茶前案。

李奶奶不服说:“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庚辰本双行小字批语:

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屈杀宝玉……(袭人也)“只因怕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而对宝玉撒谎不想吃酥酪,而想吃栗子。

第46回,鸳鸯说:

“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

从书中人物对话和脂批中都可以看出,茜雪的确曾和袭人、晴雯等丫鬟一样生活在宝玉的身边,有关她的故事就是第8回宝玉为枫露茶摔杯生气事,我们如今看到的那个情节是宝玉摔了茶杯后,惊动了贾母,派人来问怎么了,被袭人一句:“我才倒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钟子。”搪塞过去了。不曾有什么人被牵累,更不曾有人被撵。

从脂批看,我们看到的情节应该是后改的,而批者当时所看的却是另一个情节,其中就应该有茜雪离开的原因和经过。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1.前八十回中有的情节虽然脂批中提到了,却因被作者后来进行了删改而不见了,这是脂批不能用作判断原书定本情节有无的绝对标准的力证。

2.对茜雪这个人物,作者的创作初衷后来有改变,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八十回后作者一定还会用这个人物,也就是说,脂批所说茜雪和红玉将来在狱神庙的文字不一定会真的成为定稿文字。

就这一问题,不妨再举一例说明:

第20回,袭人道:“你吃饭不吃饭,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和姑娘们顽一会子再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此处有庚辰眉批:

一段特为怡红袭人、晴雯、茜雪三鬟之性情、见识、身份而写。己卯冬夜。

此处上下文中,除袭人与晴雯等出现,并无茜雪任何文字,可见批者作此批时,文中可能有茜雪,后来被作者删去,换了麝月。这里分明是写袭人、麝月、晴雯的文字。可能后来作者已经不打算在后文写“狱神庙”文字,不想写茜雪了,所以撵出之后不再写她。

按批语时间的先后来看,脂砚斋的批语要早于畸笏叟的批语,己卯冬夜时还有茜雪的文字,之后就删掉了,并且连同有茜雪并狱神庙文字的初稿也不再用,作者很有可能干脆重新构思情节,所以畸笏叟应该是只看过誊清一次的稿子,之后包括他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再见过另一稿。

也许因为丢失,也许因为改变了创作思路,不论什么原因,不用已经誊清过一次的狱神庙的稿子,就如同不用脂砚斋在己卯冬夜已经给加了批的茜雪的正文一样,都可能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自主行为,很正常。不能因为畸笏叟曾看过某一次誊清的稿子,就说那个稿子永远都不会被改动。只要没有了这部分稿子,只要后面出现的文字不是某某人曾看到过一次的文字,就认定后面的那些内容是另一人所续,这显然是不合逻辑而又滑稽可笑的判断。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被喜欢用脂批来论证“高鹗续书说”者认为是有力证据的情节,我们也在这里择要地逐一加以辩驳:

三 黛玉赞八股:“正话反说”、“钗近黛远”及秦钟遗言

1.缘起

自从胡适的考证认定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之后,大量的文章开始为这一结论张目,其中“黛玉赞美八股,以为学举业取功名是清贵的事情”[8]最为某些批评家所诟病。现引黛玉那段“著名的”触了众怒的话如下(第82回):

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持高鹗续书说者认为,前八十回中,黛玉因从不规劝宝玉去追求仕途经济学问而得到宝玉的激赏,进而引黛玉为知音。为何黛玉却在后四十回中对仕途功名有这样的论调?这岂不是后四十回非原作的有力证据?高鹗续别人的东西,却并不了解人物前后性格,结果把黛玉写成一个贪图功名的俗人。下面我们就来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因为宝黛的这种状态,不是后四十回中才有,其根源在前八十回,我们来分别看一下黛玉该行为发生的几个因素。

2.宝黛“正话反说”的交流模式和一生共同与仕途观念的三次正面交锋

宝黛一生,曾共同经历了三次“仕途经济”的挑战。

第一次:第9回,宝玉第一次被贾政逼着去上学回来,黛玉笑着道:“好!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

第二次:第34回,宝玉挨打之后,黛玉哭着道:“你可都改了吧!”

第三次:第82回,宝玉第二次被贾政逼着去上学回来,黛玉道:“……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

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前八十回中黛玉和宝玉的对话。无论是平日交谈,还是吵架斗嘴,黛玉的言辞往往显得尖酸锋利,嘲讽揶揄有加,而温婉柔顺不足。第9回时,宝黛都还年幼,二人之间还处在有什么说什么的时候,没有隔阂,没有真正的嫌隙,黛玉甚至连“蟾宫折桂”这么表面看上去功利到底的话都说出来了。宝玉的反应是连理都没理,只当她是玩笑,还只顾说让黛玉等他回来制胭脂的事,可见并没认为她就是真的那么想了。

我们且试想一下,这四个字在彼时说出,如果放进后四十回,批评家会怎样评判:宝玉还没等踏进学堂的门槛,黛玉话中就已经让他去蟾宫折桂了!不被指为利欲熏心、庸俗腐臭才怪。但这句话却出现在前八十回,所以黛玉再说得俗陋,对那些崇拜前八十回的人来说也不是问题。俞平伯先生早就说过,这不过是“反语”,是“讥讽”。他说:“这是高鹗底误会。第五回所引文下,尚有‘吾家数运合终’一语,可见上边所说是反语。第九回清客们底话,随口点染,并无甚深义的。至于黛玉底话,也是讥讽口吻。颉刚说:‘其实这一句也不过是黛玉习常的讥讽口吻,作者未必有深意。要是这句作准,那第十八回里,宝钗也对宝玉说: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也可以算宝玉去会试了。’”[9]

前八十回黛玉的话能被认为是玩笑或善意的嘲讽,那么到了后四十回怎么就不能了呢?有人说,黛玉后四十回中的话好像变味了,不像是善意的玩笑或讽刺。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第82回黛玉和宝玉的心理:

黛玉说那段话之前的文字是:“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这其实还是和前八十回的口气一致,仍然是玩笑揶揄,拿所谓的“念书”没当什么大事的说法。

而且正好相反,黛玉并没认为宝玉念了书就有什么不同了,不仅如此,甚至还认为以宝玉的性情,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地把念书当正经大事。

但是,黛玉的性格天生不是顺着宝玉说话的,我们还记得,他二人在一起最厉害的几次吵架,皆因黛玉口齿尖利,且最喜正话反说,也正因为这个性情,使二人之间产生本不该产生的隔阂,这一点,作者已经说得很透彻了,不必再加赘言。第29回,二人因张道士提亲事的一次大闹,作者就已经点明二人处理情感的方式:

宝玉: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

黛玉: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

结果: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

宝黛正话反说,相互试探,早已成了交往的固定模式,谁也不肯说真话,其结果就是“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如此之话,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也难备述。”[10]

这三次宝黛共同与仕途经济观的正面相对,二人都以不了了之告终,只不过每个人妥协的形式不同而已。黛玉除了玩笑讥讽、哭泣劝诫外,以她的性格,更多的也只能是小心翼翼地用反话去试探宝玉了。因此,第82回黛玉的言辞所表现的性格,和前八十回中她的个性表现并无二致。再加上,年龄越大心中的真话就越难说出,看上去平静没有波澜的外表,谁知道她内心的挣扎与困惑有多纠结呢?

3.脂批提示的宝黛钗之实质关系: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

这是与广大读者的印象和一贯思维反差多么大的事!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是作者亲口说出来的:

第21回,宝玉到黛玉房中,同湘云等一起梳洗。正值宝钗来看他,他不在,宝钗就和袭人说话,恰此时,宝玉回来。正文道:“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方出去。”这一处文字,乃至脂批,都无人重视,其实却是宝黛钗三人关系的重大关节点,从此以后的文字,读者的读法应该变一个角度,不应该再如从前一样了。

对“宝玉一来,宝钗就走”这一细节庚辰本有双行夹批道:

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实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

宝黛钗的大观园生活尚未开始之际,脂批就有如此和我们几代人的一般理解天差地远的警人批语,难道不值得批评家深思吗?

我们一直认为的是,宝黛的关系比宝玉和宝钗的关系亲近,但脂批这里从宝玉的性格特征出发来分析人物后来的命运,却从“近”中看出了“远”。

这条批评显示,批者不拘泥于表面的远近,而是以辩证逻辑思考问题。批者并没有否定宝黛的亲近,却冷静地指出,这种亲近的实质最终导致的却是疏远,真如当头一棒,使读者猛醒。这才找到作者在前八十回正文、批者在批语中时常提示,又在后四十回正文中设计的宝玉最终能和宝钗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宝黛后来的渐次疏远,皆由二人性格所致,性格制约了交往方式,交往方式又影响了爱情命运的发展。使得二人“求近之心,反而求远”。其实不用从八十回向后看,我们且从宝玉挨打往后看,越来越少有类似儿时的爱恋缠绵、低语温柔的段落了,二人来往虽密,却恭敬有加,大的争吵日渐稀少。

作者暗示宝黛二人渐次疏远的例证很多,比如,黛玉刚铰了她自己亲手为宝玉的玉做的穗子,宝钗立刻就借莺儿之手替宝玉的玉套上了一个络子,再往后,那块玉的装饰物就再没提起。

到了71回往后,连黛玉的事也很少提起,宝黛的日常交往也都很少辟单章专写。凡写到二人相遇,必是言辞小心谨慎,只说些问候关切之语,却没有了显得比别人亲切厚密的小儿女争执口角之态。

脂砚斋未必透彻认识,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生活的辩证法,看到人物之间心近、迹近而致使关系疏远,即所谓的“近中远”,和心远而迹远,反使关系接近,即所谓的“远中近”。这就是《红楼梦》的悲剧基本结构。真正理想志趣投合,心有灵犀的人却必定远离,不能走到一起;相反,心有隔膜的人,反而可能愈走愈近。这是小说主人公和作者都无力改变的生活现实。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这种虽不是矛盾却内在地心心相印的灵魂之间的渴望是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虽然还在以“近中远”的形式宣布着目前的“不可能实现”,却已然预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以悲剧角度看《红楼梦》的是王国维,现在,我们从脂砚斋的这条用心良苦的批语中可以隐隐窥见,脂砚斋的悲剧意识,才是此中滥觞。我们甚至可以说,曹雪芹的悲剧意识也是与之一脉相通的。

很多人不能理解82回黛玉那段话,其实这里与前八十回的情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只看表面,宝黛在后四十回中的疏远关系其根源在前八十回,而不是后四十回的作者有什么问题。并且,后四十回中,除了这一处外,再没有别的所谓黛玉关心宝玉的仕途功名之类的情节。可见,黛玉并非真的认为宝玉要去取功名,也不认真以为,取了功名就有了多大的成就了。她试探宝玉的地方也多,说反话的地方更多,作者早就提示读者不要“正照风月镜”,正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说,人的心理是复杂的,黛玉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就体现了她心中存在矛盾。虽然她不看重功名,但不能说她心中就没有困惑和犹豫。上面我们说过,宝黛二人一生中曾经历过三次和仕途经济观的抗争,之所以每一次都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果,皆因他二人心中并没有完全切断与仕途经济或功名的联系(关于这一问题,在下面宝玉科举一段将详细论证),这种在矛盾中成长的人物性格,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真实可信的。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黛玉的这种矛盾。

4.临终一劝为“知己”:秦钟和黛玉的共同“遗言”

秦钟是宝玉的重要的知己之一,其在宝玉心中的身份地位,堪比黛玉。宝玉一生的这两个知己,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或最后一段时间,都曾有过和自己过去相反的言论,这就是作者的伟大,他对人物心理的揣摩可谓细如毛发。

秦钟临终时,宝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话留下两句。”秦钟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庚辰本侧批:

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

庚辰眉批:

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

秦钟临终这一劝,脂砚这一批,已经在第16回这么早的时候就给了读者暗示,虽然当时没有写明宝玉的态度,但《红楼梦》惯于千里伏线,宝玉后四十回所以能参加科举的根由,可追溯至此。其实说起黛玉对宝玉的规劝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第79回,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

黛玉既为宝玉之红颜知己,岂可没有类似秦钟的规劝之语?脂砚都说,无此劝,则“亦非玉兄之知己”,岂可不深长思之。脂砚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应该与作者相差不大,他是最了解作者意图的。既然如此,那么黛玉只说了一句“你要取功名”,怎么就是大逆不道了?就是违背个性了呢?后四十回中,如若黛玉还像从前一般,对仕途经济只字不提,那才叫人怀疑,是否真如脂砚所说“非玉兄之知己”了。

5.高鹗续作的反证

自新红学发轫以来,特别是自周汝昌力挺“高续说”以来,论者多把黛玉对八股的赞美当作高鹗续书的证据,说他不知道作者的意图,才把人物性格写错了,与前八十回不一致。

我们来看看黛玉说完那段话后,宝玉怎么想:“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我们先假设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那么这样的描写能证明他不知道作者的意图吗?如果他真的不知道作者意图,不了解人物性格,那就绝对说不出“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的话了!

可见,作者是心知肚明的。正是为了表现他二人之间的“求全之毁,不虞之隙”,“求近之心,反而求远”的一种奇特爱情状态的刻意安排与叙写。其中,黛玉不是真心那么说,在宝玉心中更是直接引发了对功名的厌恶之情,但又没有正面表现出来,这与二人在前八十回中最后那次“铰穗子”的大闹非常类似,两人都不说真话,最后弄到不欢而散,已经不是第一次。

试想,如果作者在这里直白地写宝玉反感功名,黛玉也和他一起直接表示反感,那样的文字岂不是味同嚼蜡?还有什么意趣可言?人物性格如果被那样简单地表现出来,虽然可以通俗到不求甚解的读者都能看明白的浅近程度,可是这一来,《红楼梦》也就不成其为《红楼梦》了。因此,这一条长期被高鹗续书说者用来当作证据的文字,其实正好是高鹗续书说的反证。

四 宝玉科考:“用心于世道”、“孝”及“情”

“高鹗续书论”者认为,宝玉向来骂这些谈经济文章的人是“禄蠹”,自己怎么会学着去做禄蠹?宝玉反科考是他叛道性格的核心与亮点,只要参加科考就是对封建制度的妥协,这个人物就失去了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总之一句话,宝玉在前八十回中最明显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厌恶八股,厌恶仕途经济学问,为何在后四十回中会去应举求功名呢?这岂非大大地违背作者的原意?于是,“高续说”者便又以此为由,认定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非出一人之手。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宝玉为什么一定要去应考、取功名,这一行为到底与他的性格是否有出入。

1.脂批说宝玉:“用心于世道”——他从未认为自己将来不入世

要想知道后四十回中宝玉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是否与前八十回一致,首先,我们应该考察一下他在前八十回中的态度。这里有一个常理,不可不知:讨厌一件事,不等于绝对不去做这件事。宝玉厌恶八股、仕途经济,但这不代表他就认为自己永远都会跟这些东西绝缘。试问,有谁能说自己永远都不会去做自己讨厌的事呢?如果只要厌恶,就不做,那他怎么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呢?连皇帝都不能一味地为所欲为,所有不喜欢的事都不做,何况一宝玉乎?

第22回,宝玉得罪了湘云和黛玉之后,心中自忖“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此句有庚辰双行夹批:

看他只这一笔,写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闺中红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视闺中自然如儿戏,视世道如虎狼矣,谁云不然?

宝玉的“目下这两个人”和“将来欲何为”,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再加上脂批的明点出“宝玉用心于世道”的意思,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宝玉在年幼的时候,在还处在和姊妹们玩笑欢娱的时候,他心中已时刻记挂着自己是个男人,是要有将来的,将来必须要面对社会,面对自己厌恶的仕途和功名,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视世道如虎狼”,但宝玉也知道那是迟早的事,他从来都没有直接站出来正面宣称:我将来不会去考八股,不会去取功名。只不过,他所希望的就是“能过一日是一日”。他的一切厌恶的话,都只表现了他对势力强大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未来的忧惧,这种忧惧,甚至连和姊妹们一起玩乐的时候都一刻不曾忘怀,而且还要把这种事和同姊妹的相处来比较,连眼前这几个姊妹都应对不来,别说将来到了社会上,应对那些仕途中人了。脂砚也说“谁云不然”,也就是说,不只宝玉,心地纯洁的年轻人,有谁喜欢那些污浊的世事呢?

批评家们只因宝玉厌恶八股,就断定他决不会去用八股取功名。这未免把宝玉这个小说人物想得过于扁平和简单化了。

一方面,这种批评,抹去了人物的内心与现实的矛盾这一事实,单纯地认为,人物内心的喜好能主宰一切,不允许人物的意愿和外界现实产生冲突和不一致;

另一方面,把宝玉过于理想化了,认为宝玉是反封建的英雄,疾恶如仇。其实,宝玉就是个孩子,他具备那个年龄具备的一切,包括性格的弱点和矛盾。更别忘了,他还是个贵族公子。年龄、家庭背景、经济环境、自身弱点,等等,他作为一个还在不断成长的孩子,都永远无法摆脱这些束缚而独立存在。

我们在研究这个人物的时候,也不能脱离这些现实因素。我们曾无数次地运用鲁迅“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称赞,来证明刻画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不是千人一面,好人就是好人,坏人永远都是坏人。但如果因为先认定了宝玉是反封建的,所以宝玉的思想就应该是处处和封建意识相反的,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坚持,便斥为疵谬,便要质疑作者,怀疑这样的文字不是作者的原意,而是后人续写和伪造的,那么岂不等于否定了鲁迅的赞美?岂不是仍要求小说人物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如果《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是“一根筋”的性格,没有挣扎,没有矛盾,那么《红楼梦》还能称得上现实主义的杰作吗?

2.百善孝为先——宝玉的“孝道”

科考是宝玉面对家庭的败落,父母的期待,和全家赖以为生、自己也一直赖以安富尊荣所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他必须做出正面的回答。试想,一个有责任心、重亲情、讲孝道的子弟,怎么能只顾自己一己的理想、愿望和好恶,不受任何社会文化因素限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呢?

宝玉强迫自己去参加科考是一种牺牲,也意味着成长。他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为家庭做贡献,为大观园人做贡献;上关父母,下关妻子与群芳诸艳。他毅然前往,是有勇气、有决断的行为。这一举动的确是后四十回的中心,早从81回便开始酝酿,一直贯穿后40回。

第3回,宝玉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了。”就是说他肯定儒家的基本经典,这是他科考的一个基点。同时,他的责任感、孝心、仁义,都和肯定四书是有关系的,这些思想都来自于孔孟之道。前八十回反映宝玉孝顺的地方很多,如,第43回,宝玉出城祭奠金钏,茗烟劝宝玉早回,二人的一段对话如下:

(茗烟)道:“若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礼也尽了,不过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戏吃酒,也并不是二爷有意,原不过陪着父母尽孝道。二爷若单为了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方才那受祭的阴魂也不安生。二爷想我这话如何?”

宝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回来你怕担不是,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此处有庚辰双行夹批:亦知这个大,妙极!)我才来了,不过为尽个礼,再去吃酒看戏,并没说一日不进城。这已完了心愿,赶着进城,大家放心,岂不两尽其道。”(此处有庚辰双行夹批:这是大通的意见,世人不及的去处。)

茗烟是宝玉第一贴身家僮,极为乖觉可人,如果他认为,宝玉是个不按礼数行事的人,就不会有这一番关于尽孝的劝谏。他既然能这么说,而且说得如此郑重,那就说明对老太太和太太尽孝,对于宝玉来说,一定是放在心上的大事。宝玉的回答更是明白,直接指出茗烟做了个大题目,而他自己也觉得应该“两尽其道”,这个“道”,便是“孝道”。脂批也立刻对这个问题给了清楚的诠释,认为宝玉这一点是“世人不及的去处”,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品质。可见作者不仅没有把宝玉写成一个完全与礼教和道义相悖的人物,相反还将他的知礼、仁孝刻意地表现出来,就像最懂作者的脂砚所说:宝玉在知礼方面,有着“世人不及”的好处。在此,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脂砚所批,俱已反馈给作者曹雪芹,并得到认可。

张锦池认为宝玉的叛逆是有条件的,是不能超越历史局限的。他说:“他是跪着造反。”[11]其实就是指他是在孔孟之道下进行的叛逆,我们同意他的这一看法。

家门破败,钟情人陨落,促使宝玉决心暗定。但不管不顾,无心无肝地一走了之,决非宝玉性格。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出家的前提:违心地参加科考,求取功名,回报所亲所爱。宝玉之所以被人评曰“天性极好,人品绝高”,绝非偶然。[12]可以说,宝玉对于孔子的“仁爱”、“孝”的部分,是由衷服膺,身体力行的。如第56回,甄家来了四个女人,贾母让宝玉来见,甄家的女人们说宝玉的性格与甄宝玉不同,大家都问不同在哪儿,她们说:“方才我们拉哥儿的手说话,便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一位,只说我们糊涂。慢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依。”下文这样写道:

贾母也笑道:“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着。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为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道:“老太太这话正是。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客,规矩礼数,比大人还有趣,所以无人见了不爱……

贾母对宝玉的性格和见识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她了解宝玉,表面上看似离经叛道,但骨子里却是有经有道的。就像那四个女人说的:“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的过来。”怕上学,是小孩子的常情,宝玉也同样。但怕归怕,和厌恶老婆子拉他的手但又得忍着一样,他将来也还是要为了父母、家庭去面对科举考试的。

所以我们说,宝玉虽然心中有过挣扎和斗争,但仍然是遵循着礼教而生活着的人,他立意出家,绝不可能只存一己之念。他一定要对亲长、妻子、弟妹,甚至对大观园中各级丫鬟有个交代,他一定要尽到孝心、爱心、责任心,才会隐身离去。可以说父母、妻子,家族绵延,甚至丫鬟的去留,都牵系在贾府子弟身上,牵系在一定的条件,如宝玉、贾兰的中举为官之上。虽然自己已经对这种没有知己之爱的豪门生活失望,决意舍弃。但将心比心,他深知以往自己安富尊荣的生活,完全凭借祖上的功名,所以自己要离去,也不可不为阖府上下着想。因此,他必待了结这桩公案,方可隐退。也就是说,凭良心,他没有资格不尽自己能尽的一份心力。尽管这么做太违背自己的初衷和理念,仍然必须勉力为之。这可以说是一种爱心、孝心、菩萨心,也可以说是舍己为人之心。也只有这样做,才可能被称为“天性极好,人品绝高”。

应不应科举,很像今日参不参加高考一样,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读书人前途命运的实际的社会生活问题。你无论对高考、对科举有何认识、有何态度,都不能单纯据此而拒绝应试。应不应试,往往不取决于你的认识,而取决于你的实际生活问题。

因此,历来反对科举最力,言之凿凿者,如小说家蒲松龄、吴敬梓等,都无一例外地积极参加科考,一再落第,屡败屡战。他们是明知其弊,攻击愈厉,愈不遗余力而欲罢不能。另一类考取了功名者,如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引徐灵胎话评价科举: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

徐灵胎,即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县人,清代著名医学家。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其祖父举博学鸿词科,官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从袁子才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徐灵胎的钦慕和认同。由此文可知,科考中第之人同样鄙视科举,但鄙视不等于不参加,袁子才不也是清乾隆四年进士吗?

真正不参加科考者,多不发表反科举言论,而隐居山林,对科举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连攻击的兴趣也没有。

像《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合力写出的贾宝玉这样的形象,既反之甚厉,又应科举,中举后,立即出家,无一丝一毫留恋,真可谓弃功名如敝履矣。如此决绝,如此拿得起放得下,古往今来,功名途中,名利场上,有几人堪比!

3.一切皆为“情”

上学也好、应考也好、出家也好,宝玉的这些举动,究其根本,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用论者习惯语言表述,即是一个字:“情”。既然宝玉是“情不情”的人,自然会对所有身边的事物都怀有一定的情意和关切。那是因为宝玉将其对女儿的情推衍开来,变成了只要能体会和品尝到“情”的事物,他都感兴趣,都愿意将其当作一种能到达“彼岸”的媒介。

这个“情”字,可以扩展成极为广远的境界,带有宗教意味,被人称作菩萨心肠。例如第39回,宝玉拉着刘姥姥,非要问出那个“雪下抽柴”的女孩儿的情况,听刘姥姥说要去平了那女孩儿的庙时就急着说:“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儿做一个疏头,替你化些布施,你就做香头,攒了钱把这庙修盖,再装潢了泥像,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岂不好?”这么说有人一定会问,宝玉真的会执迷于神祇吗?我们虽然难以断定宝玉对神祇究有几分虔敬,但可以确信,其中一定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一种对纯洁女孩儿的怜惜、呵护之情。两相比较,其宗教意识显然已经边缘化,甚而至于沦为传递真情的媒介。

再如,宝玉曾对黛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后来,又对袭人也这么说,惹得黛玉笑话说从此要为他计算做和尚的遭数。这做和尚的想法,也都是因为想象着心爱的人死去之后才有的念头。除非在情感上遇到了波折或不遂心的事,宝玉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突起出家之念。

再如第9回回目,绝大多数的版本都是“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这几个字真把宝玉和秦钟的关系及二人为何读书写得淋漓尽致。和考科举一样,宝玉最怕读书,最不喜读书,却偏偏在第7回开始,写他急不可待地要读书。初与秦钟相见,先是,“宝玉问他读什么书”,甲戌双行夹批:“宝玉问读书,亦想不到之大奇事。”这还罢了,接着,(宝玉)“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甲戌双行夹批:“宝玉问读书已奇,今又问家务,岂不更奇?”可知,读书和家务事在宝玉心中是一个等级,借此做幌子而已,都不是什么认真喜欢的事,却又因这些事务能让他堂而皇之地有机会与知己共处,便顺手牵羊借用一下。因此,第7回回末有诗云:“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

宝玉可以为情去读书,为情去考试,为情去出家。这种性格,从前八十回到后四十回,自始至终不曾改变。

宝玉参加科考得中后出家,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是他身上各种文化因素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是性格的深化、丰富化。如此写来,更有个性,后四十回承前八十回个性特征的叙写,又作了多方面强调。他对八股文、仕途经济的厌烦、对立,有明显表述,且有透彻的阐释,第81回写贾政让宝玉去读书,将他心中的不愿意表现得很充分,与前八十回一听见读书就害怕没有两样,第82回更是和黛玉说:

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

在此基础上,由浅入深,令人信服地描写了他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与之相应,也交代了黛玉以下与之同步的转变。如果不让宝玉去科举,那么你让他怎么办?在封建社会,想为家庭做点贡献的有情有义的人子,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去报父母之深恩、妻妾之贤德吗?

宝玉一出考场就遁入空门的举动,正说明了他不认同科举的心意的坚定。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说明这些文字的作者就是曹雪芹。林语堂说:

宝玉到后四十回,所以能深深动人,就是因为他已不似前八十回专说呆话吃口红而已。他读八股,取功名,是专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尽了人子之道,才遁入空门。这时宝玉年纪较大了,人品也较成熟了,不是永不成器,谤僧骂道一个茜纱公子而已。宝玉聪明,处此难关,求得两全之计,……这是曹雪芹最高明的手笔,也是雪芹所以寄其悲愤哀痛于宝玉身上。[13]

他又笑批俞平伯:

而后四十回除了平伯不喜欢黛玉死,不喜欢宝玉拜别其父一类所谓“俗”处之外,倒没有前二三十回的纰缪。我们可以推知,平伯认为宝玉出家,途上遇其父亲,将永远诀别,连看都不一看,才是“雅人”。[14]

五 所谓湘云和宝玉的婚姻

论者有“宝湘终结连理说”认为:后四十回中,黛死钗嫁,宝玉出家后,于半路遇到死了丈夫的史湘云,两人同病相怜,宝玉遂还俗,与湘云结婚。之后,宝玉又不耐俗世,再次出家。

这种议论一时之间颇为强势,然而,不值一驳。倒是小说家西岭雪别具只眼,另有见地。

“宝湘终结连理说”者认为湘云捡到了宝玉丢失的金麒麟,验证了“金玉良缘”,所以宝玉是湘云的“正主”。对此,西岭雪驳曰:“贾宝玉平生最恨的就是‘金玉之说’,连做梦都要喊出来:‘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他努力地打破了金锁配宝玉的金玉姻缘,遁世出家,到头来却又媚俗地迁就个金麒麟,来寻找第二段‘金玉缘’?”[15]这种说法岂非一针见血,驳在了要害上?

西岭雪又指出:“明明白白写了金麒麟后来归了卫若兰公子,这种写法,便是作者惯用的‘草蛇灰线,浮脉千里’,……把回目和脂批一结合,便不难看出,卫若兰,才是史湘云的真正佳偶。”

除此之外,可驳处尚有多端。

第31回,有脂批曰:“金玉姻缘已定,又写一金麒麟,是间色法也。何颦儿为其所惑?故颦儿为‘情情’。”

我们知道,“间色”是绘画术语,是纸混合两原色而生成的另一种颜色。如混合红黄两色而成绿色。书中“间色法”[16]是指将不同人物的情感、命运等用间色原理混合于某一物的手法。这里脂批的意思是,宝钗和宝玉的“金玉姻缘”已经定了,金麒麟只是起“间色”之用,其叙指故事有渲染、陪衬、反衬、烘托等作用,运用此法写来,耐人寻味。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例证:第74回,王善宝家的说晴雯坏话,王夫人有一段对晴雯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王夫人讨厌林黛玉,认为她与晴雯类似。过去,有人认为王夫人不喜欢漂亮的,是她有嫉妒心。其实不是,王夫人不喜欢的是任情任性的美人,她喜欢稳重的宝钗式的美人。而湘云的性格更加开放,其豁达爽朗、无遮无拦之处,较之晴雯又超出许多,在主子小姐中也属另类。这里,实际上显露出王夫人的择媳标准。在此标准下,她能允许宝玉和湘云联姻,简直不可想象,除非论者也能从脂批推测到后来王夫人也死了。

此外,“悬崖撒手”,是宝玉对爱情、理想的总失望,也含有对当时政治制度、仕途经济等所规定的生活道路的总否定,是由他全部人生阅历、人生思考所得出的总认识,是不可能因与某一人的遇合而推翻的。如果宝玉真的出家又还俗,娶湘云后,又弃而出家,那将是何等轻率之举,岂不是完全没有内在逻辑。出家、还俗,反复无常,简直是视同儿戏。故而,刘心武循“湘云嫁宝玉说”写成小说,读者少所许可。

林语堂也曾用诙谐的话这样阐释:“史湘云据三十七回‘自是霜娥偏爱冷’,应该早寡,但据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又应当白发偕老。又要拆散,又要偕老,这是前八十回自身的矛盾,是不可能的事,不关高鹗。所以我看湘云寡后,躲在脂砚斋中与曹雪芹批阅《红楼梦》稿,便应‘白首双星’之义,此等处……正不应穿凿,借为证据。”[17]

六 何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持“高续说”者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后四十回没有做到完全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此断定,这定非原作,而为后人补作。

首先,所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言,并非全书故事结局的描述,应视为象征性意象。意味着爱情失败,理想破灭,憧憬成空,是一种表现人生感触的意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曹雪芹意念中的贾家都不会达到灰飞烟灭的程度。当然不宜用如此极端的语言坐实贾家的败落。此言也不宜理解为封建社会毁灭得不留任何遗迹。作者不可能在那时提出这种预言。尽管辛亥革命之后清帝已逊位,而局势仍有起伏,甚至又出现了满洲国。历史从来未曾记载过一个在瞬间消亡而没有任何痕迹可寻的重大事件。

其次,没有材料显示一个彻底败落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连畸笏叟也没有见到。一个大家族消灭净尽,不留痕迹,只是某些学者据脂批和前八十回中所叙某些征象推测的。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此中也有相反的征象,两者很可能有某种抵消。如俞平伯所举,宝玉宝钗的婚姻、兰桂齐芳等。

再次,完全可能因某些理由,特别是政治上求安全的理由,由曹雪芹本人最后改成这样,或者由高氏作局部改动,并连类而及,平衡了多处情节。

有人说,脂批提到后半部有“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情景,而现在看到的无此下场,却代之以遁入空门的结局,背离了脂批便以此当作非雪芹所作的铁证,认为应该按照他们推导出来的脂批的逻辑,最后结局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其实,后四十回结局“黛死钗嫁宝玉出家”是小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结局显然远远高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推想和设定。穷困潦倒确为雪芹实际经历,但作者要升华生活,写出生活中所没有、古今作品中所没有,而理想中有的新宝玉,即所谓“典型人物”,自然不能全然照搬生活,这就是文学与自叙传的不同。

就像脂批曾评论宝玉这个小说人物时所说:“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不曾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至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

持“高续说”者前后的说法始终都在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似乎也不太在乎能否自圆其说。我们且来看,周汝昌曾就《红楼梦》的“色空观”说过这样一段话:“不止一位读者向我谈起过,看这部小说,照雪芹写,原是飞鸟各投林,只剩白茫茫大地一片——这岂不就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所以主张《红楼梦》有色空思想的,还是有根据,有道理。”[18]其后,他又进一步表示:“万事须看本质真谛,莫看字面行迹(按:这句话就是‘自己打嘴’)……曹雪芹由于当时的需要,常常只能采用传统旧词语的这个形式,而表现他自己哲学思想上的独特的内容。忽视了这一点,定会非但无法真正懂得雪芹的原意,抑且非弄到与他原意本旨恰相违反的地步不止。”而对于雪芹为什么要在前八十回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的“空”的预言,他的解释是:“那所谓‘空’,不妨说成就等于是‘情的空’,空了情,一切自然随之无着了。但是,请看曹雪芹所抒写的究竟是不是上述的那种思想呢?那‘因空见色——自色悟空’的空空道人,为什么又单单改名‘情僧’(却不是空僧),连‘石头记’也变成‘情僧录’了呢!……于此我不禁要问:你看那时他写此书的情怀心境,可有一丝毫‘悟空’的味道!?情种,奈何,伤怀,寂寞,愚衷,——情之极,情之至矣!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和‘空’针锋相对的。”[19]

说得多好!证得多妙!就与撒一个谎,就要用千百个谎言去掩盖是同一道理。开始的观点既是歪曲的,后来必将越证越歪,如同《红楼梦》里说的“两假相遇,必有一真。”负负得正,兜了一个大圈子,转来转去,还要转回到真理上来的。

到底怎样才算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王蒙对那些认为后四十回没有写透彻的看法提出了更有趣的质疑:

《红楼梦》的最后几回要集中写一批人的死亡。……这是《红楼梦》的一个难题,死人太多,简直没有办法描写。还有论者责备死得不够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要想死干净了,恐怕只有使用现代化武器了。……要“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写到第八十二回,架起一挺重机枪,向着荣国府和宁国府扫射,不采取扫射的办法死不了啊……[20]

如果有谁认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得是人都死绝了,那只能说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太狭隘偏执,对人性和人文的东西连常识都没有掌握。连小孩子都能从各种电视剧或电影中认识到:有的时候人活着比死了要痛苦得多。

王蒙又说:

贾宝玉出了家了;探春远嫁了;史湘云的丈夫死了,她守寡了;迎春呢被她的先生给折磨死了;尤其是林黛玉死了;薛宝钗即使有一个宝玉夫人贾太太的名义,她也实际上过着最寂寞、最无聊的生活,而且她的家庭已经败落,被抄了家。这难道不是悲剧吗?[21]

对后四十回提出“不是白茫茫大地”的质疑的问题,我看最终解铃还须系铃人。本欲为自己“《红楼梦》没有色空观”申张的人,最后证出的只是:

一部《红楼梦》,正是借“空”为名,遣“情”是实。

一切皆为“情”而起,一切也皆为“情”而灭,为情而来之人,都最后失去了情。因此,“情”的失落,理想的毁灭,才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主旨,绝不可拘执于表象。

需要指出的是持“高续说”者的“红学”研究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家底,最近已被刘心武的“续红楼”暴露殆尽。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将自己对后四十回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有了详细的描述,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真正动笔去续写。但是当刘心武拿出一本几乎完全依照他们所拟想、考索出来的结局而作的续书时,他们的反应却是不称颂,不叫好,不对号入座,甚至不甚认可!自己不能写,别人照他们的意思写了却又欲迎还拒,奥妙何在?难道那些推论只是纸上谈兵,真正落实起来,也和俞平伯批评的问题一样,也感觉到了《红楼梦》之不可续吗?那么,“高续说”者用以阐述的各种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其内心的迷惑岂不又昭示于天下了吗。


[1] 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64页。

[3] 参见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54页。

[4] 潘明燊:《脂砚斋论伏笔》,《红楼梦研究辑刊》第1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红楼梦》第77回庚辰双行夹批。

[6] 朱淡文:《红楼梦论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272页。

[7] 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71页。

[8] 俞平伯:《后四十回底批评》,《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9页。

[9] 俞平伯:《后四十回底批评》,《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9页。

[10] 见《红楼梦》程甲本第29回。

[11] 张锦池:《红楼梦考伦》,《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历史限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292页。

[12] 参见本书附录《补拙斋抄本批语辑录》第33回回末批。

[13]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8页。

[14]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9页。

[15] 见西岭雪《西岭雪探秘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10,第41页。

[16] 见《文章技法辞典》,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289页。

[17]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0页。

[18] 周汝昌:《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2,第19页。

[19] 周汝昌:《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2,第19~21页。

[20] 王蒙:《王蒙谈红说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第312~332页。

[21] 王蒙:《王蒙谈红说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