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惠交换中的问题揭示

互惠交换被许多研究者赋予了十分重要甚至光彩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赞颂它：在人与人之间建构起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关系储蓄，据此可以解决当前困扰人们的集体行动的难题问题；因为这样的储蓄，而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富有深度的友好关系，产生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关系，在人与人关系疏远的时代，这一特征显得是多么的重要；据此而建构起来的亲疏远近关系，让一个人永远也不孤独，他永远都位于水波纹的中心，村庄因此而成为熟人的社会、整体的网络。但是，社会发展到如今的时代，一些问题不得不浮出水面，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1.人情：工具性而非最终目的

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共同体关系的建构，都是以社区治理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建构这些关系本身。工具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成了工具。被抵押上去的，是人的最核心的成分，是人性本身。难怪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文化下人性的发展问题有着那么多的反思与批判。而最能看出问题的，则是互惠以及由互惠建构起来的“关系”。

这一点是十分值得强调的，即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相互脸面、民间权威等等，都需要从功能的角度加以解读。它们只是为了完成社区治理功能的一种手段而已。于是，对于那个为我们所追忆的社会来说，其整个面目都变了：互惠、亲密、友好，不再是第一目的，第一目的居然是工具性的。人情的工具主义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小镜头中得到更为全面的展现。

第一个镜头：一个人见到她的一个朋友领着孩子走来。然后她就极力赞美：“小孩儿真漂亮、真聪明……”两个人分开以后，这个夸赞别人的人在背地里嘀咕道，“你看孩子这个邋遢样！”

第二个镜头：我们的一位从传统乡村中出来的女孩子说：“按照我们的习惯，嫁出去之后再回到家里，将不再是自己家里的人了，归属感不再是这个大家族。”她说：“我现在回家以后不知道会不会体验这种感觉，我得回去尝试一下。”其实在这儿，婚嫁把过去如此强烈的归属感、亲情关系都可以切断，可以终止。

第三个镜头：几家亲戚凑到一块儿，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互相请吃请喝，酒桌上敬酒，热情得比谁都强烈。如此好的哥们儿，但是身处其中的人知道，在这里很多规矩细节都是需要掌握的，有很多技巧、很多平衡关系都是需要掌握的。

第四个镜头：我们重男轻女，原因就在于男孩子具有特殊的家庭地位、功能地位。有这样一篇文章，一个女孩子把自己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而自己的学习成绩比弟弟还要优秀。而牺牲女儿的爱情，使用婚姻进行交换，则是其另一种体现形式。顺便说一句，我们看到的旧时代里的重男轻女现象，应当从这里找到根源。

这些成分被拿到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资本来看待，而且由于邻里之间存在着的是密切的关联关系，因而，又可以被作为社会资本中的“强关系”来看待。这样的说法倒具有一定程度的恰当性，因为“社会资本”这个词说的就是工具性，“资本”的含义就是要带来“利润”。

为此，还有人对于那种把社区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称为社会资本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内容，而不是资本。其实，它们的本意却很可能正好是资本，而不是生活的目标。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其对于当代人的含义应当如何理解呢？

再看一下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脉络，当你发现华人学者这里更容易发现人际关系的“关系资本”的时候，也不足为奇。而“guanxi”以汉语拼音的形式成为英文单词时，也可以看出我们这里的“关系”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当一种社会中最基本的人情关系是为了某种目的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失去的是人与人真诚友好的基础。他人以利益相关者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自己身外的终极价值的形式出现。

在一种更理想的情形下——或许这种情形在理想的公民社会语境中可以存在，人们之间存在的是相互间真实友好关系的建构。之所以要这样，则是因为人本身是有价值的，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社会关系。友好、信任、欣赏、包容，都可以以此为基础而建构起来。

传统共同体中人际关系的功利性，在当代社会展示得更清晰、更露骨。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建构方式延伸到了现代社会，这是我们对之进行观察的良好时机。就是在当前的社会，不管是官场、学界，还是其他组织中，你都可以看到人际关系网络在盛行和蔓延，这些关系网络都在追逐着自己的利益，成为获取个人功利目的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一位大型城市的处级政府官员说，只需要借助于五个人，他就可以将整个城市的所有关系网络连通起来。但他又说，身处关系网中生活得太累。人情对我们所产生的负担甚至危害最典型地表现在关系网的建构以及维护上，我们可以通过关系网来办事，同时我们也在关系网中承诺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一方面是获得了利益，但是同时也失去了自由。

在过去，这些关系网虽然牺牲了人与人之间本来友好的建构模式，但网络本身还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但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它们就变成消极作用了呢？在现代社会，一个个人不再只是一个家庭的代表，而可能是国家或城市某一方面的资源的掌管者。越是这种掌握着公共资源的人，越容易掉进关系网络之中；越有资源的人越愿意和别人进行资源交换，或者被人拉着进行资源交换，从而结成关系网络。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相互合作而产生的利益，但是他们手中的资源都不是他们本人的，和中国传统农村村庄的情况不一样。村庄中每家每户进行结网是在自己家庭的利益基础上来把利益延伸，而在现代的官场网络中，每一个人所掌握的资源并不是自己的家庭所拥有的，但是他却想用这种资源为自己个人捞取利益，因而就把一种公共场所的公共利益破坏了，受损害者是那些无法进入关系网络的人，是那些由这些特殊人物所掌控命运的人。

共同体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声望也是这样子的，权威也是，但这里暂且不作深入讨论。

2.受他人制约，为人情所累

人本身不仅成为工具，而且还进入了由他人编结出来的巨大的网络之中。原因如下。

互惠是为了建构关系，为了增加自己在他人那里的社会关系储蓄。当另一个人在你这里这样做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并不一定是友好，而很有可能是人情压力，是“欠人情债”；你感受到的人情压力与对方的人情储蓄一同实现。现代官场上许多难以推脱的礼品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格局。

另一方面，你去做一件对对方好的事情时，你也可能是为了“人情”而并非发自内心。你可能是在承受着压力而不得不去这样做，而不是真正地对对方友好。送礼者的尴尬以及“硬着头皮”的好意就是这样。另外，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周围那些优秀的年轻人也有很多都处于不会说“不”的压力中，而这不意味着道德上的高尚，因为其中许多人都成了他人利用的工具，或者将自己的能量过于消耗而无法自持。

因而，“友好”实际上在接受他人的关系制约。不仅如此，而且互惠网络的根深蒂固使得我们的人际关系几乎完全处于一种功利性的、受他人制约的状态之下。

互惠网络的根深蒂固，不仅仅在于它作为最基本的合作纽带建构者的身份，而且，在传统乡村，基本上是没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的契约性社会关系的。契约关系可以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简化为一次性的、互不欠情的关系，因而，就将更多的集体行动的场合，转化为更加简单的私人行动的场合。后者只是自己家庭的单独决策与行动，不涉及其他家庭，甚至不涉及需要产生契约减缓关系的那些家庭。缺少了这种契约关系，互惠就需要出场，通过建构社会纽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强度与密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且，这种互惠关系甚至还会在契约关系出现的初期，产生对于后者的“排斥”作用。

关于这一点，梁漱溟先生（2011）使用伦理本位来表述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一特征。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所不能荒废的老道理就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和改过迁善的人心向上。他认为，伦理本位是相对于社会本位（苏联为例）、个人本位（英美为例）而言的。中国社会与二者都不同，是相互以对方为重，好似不为自己而存在，所以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

与我们不一样的是，梁漱溟（2011）对于这样的伦理本位是持赞成态度的，而其赞成的根源大致也是在支持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有情有义”的关系：人最初都有父母，再或有兄弟姐妹，成家了会有妻子（丈夫）、儿女，出外读书会有师友，工作会有同事，政治上会有君臣官民，住房会有邻居，等等。在这些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都具有巨大的情谊空间。

这里的对比正能看出我们所特别强调的地方：我们认为，在不去除功利性的目的之前，这样的关系越丰富，就越可能成为对于个人发展的消极制约；我们也赞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但需要一种对于人本身的重新界定，而这又需要对于治理功能的新的满足方式。

3.特殊关系障碍了人性的发展

特殊关系的共同体，将每一个人都编织到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面，我们自己是一个网结，围绕着我们，有无数的网结分布在外围，有的靠我们近一些，有的靠我们远一些，因而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波纹状向外辐射的差序格局。从这样一种格局中能够解读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是人们会以自我为中心；第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关系，进一步地映射出这个自我中心的含义，因而才有“人性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了障碍”之说。于是就看到，一个人与别人时刻在进行着一种利益计较以及人情交换的关系，甚至连最亲近的家庭关系里面也可能闪现着一种功利色彩。当然，在以自己作为中心的附近，亲情关系还是可以培育出来的，从而出现真正的“自己人”的情形。这说明了什么呢？它在启示我们，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中，亲情是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在这里特别想提请注意的就是，亲情作为最高境界，构成了我们社会一个最大的特色，这个特色实际上是障碍人格往高层次境界发展的，因为当真正地落实到个体主义文化的时候，实际上个人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它可以远远超出亲情。

即便如此，通过功利转化为非功利的亲情，也是一个质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变化？我们还找不到答案。但是亲情本身的范围并不包含人格的发展，后者只有在个体主义的文化模式下才更容易发展出来。因而我们看到，整个家庭的模式为什么能够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原因了：它在满足整个群体的治理功能需求，包括家庭中的孝，转化为国家层面上的忠，包括“生儿为防老”，等等。在个体主义文化下，人们之间摆脱了这种人际关系的约束，它就为人们之间的更高层的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关系的发展是与自我的发展相伴生的，当自我脱离了外界群体的关系束缚之后，它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高层次需求，并且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寻找满足的途径。

我们正是通过这样的特殊关系建构，形成了自己是谁的概念，而这个自己又是坐落于一个独特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从而形成了东方的“小共同体”特征，形成了我们这里的所谓的集体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在这里，亲人、熟人、自己人，就成为理解人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的一些核心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大规模的社会范围内，当人们之间以陌生人的形式相处时，会缺乏规范制约和公民意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