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上帝作为形而上学主题的困境

我们现在已经分析了在《〈形而上学〉问题集》中上帝如何成为形而上学主题。现在需要简要概括一下在《〈形而上学〉问题集》中，上帝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形而上学主题的五个理由：

1．在接近上帝的路径方面，形而上学要比物理学更合适并比它更完满，而在当前状态下，我们需要存在概念以接近上帝。尽管作为存在的存在及其超越者是形而上学主题，但上帝同样能够成为这一主题，是因为上帝作为第一且最高的原因以及第一原理是最确定且最可知的东西。

2．我们能够借助结果到原因的思路而在形而上学中证明上帝的存在。形而上学或者是推理事实科学，因为它的主题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及其超越者，或者是单纯事实科学，因为其主题是上帝，而这一推理事实科学导向了单纯事实科学。

3．形而上学证明且研究神圣本性与属性，诸如无限存在者，第一动力与目的因，最优越、最完满的存在者等。

4．我们能够在形而上学的原因秩序基础上建立起上帝与受造物的关系，存在着第一存在者，而因此形而上学就是第一科学。

5．我们的至福能够在奉献给上帝的形而上学中得到满足。

如果将这五个理由与其后期著作相比，我们就能发现这些理由存在的问题，或至少能发现它们与司各脱成熟时期的形而上学与神学思想的不融贯之处。让我们逐一按照其成熟时期思想的角度来分析它们：

1．对于第一个理由：这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果上帝作为第一且最高原因是形而上学中最可知且最确定的东西，那么存在以及超越者的可知性与确定性将在形而上学中不如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会有两个困难：

（1）如果存在比起上帝在形而上学中要更少可知性与确定性的话，那么存在又如何成为理智的合宜对象以及形而上学的主题呢？由于上帝是更为可知且确定的，那么存在就会次要于上帝。然而，既然存在概念对于上帝与受造物是单义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某个东西是一个存在者，但同时不确定它究竟是上帝还是别的东西。在存在单义性学说之中，相比上帝，存在显然是比上帝更为可知、更为确定的东西，因此它才能成为理智的合宜对象。

（2）原因与被作用的东西是存在的一对分离性超越属性。如果上帝是原因，那么受造物就是被作用的结果，而存在概念又对它们保持共同性和单义性。然而如果存在与超越者要更少可知性与确定性，那么存在又如何成为上帝与受造物的最可知、最确定的基础与前提呢？这将会暗示上帝作为最可知和最确定的东西与其受造物实质性地依赖于一个更少可知性与确定性的东西。

2．对于第二个理由：当作为存在的存在成为形而上学主题时，形而上学就是一门推理事实科学，它从原因出发到达结果。而当上帝是这一主题时，形而上学又成为一门单纯事实科学，它从结果出发到达原因。而一门科学不可能同时既是单纯事实科学又是推理事实科学。对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单纯事实科学包含着推理事实科学。结果，我们就能在《〈形而上学〉问题集》中看到两个矛盾的陈述：

（1）“必须要说，关于第一存在者所推断出的主要条件是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特性而来的。因为存在者的特殊条件对于它（第一存在者）并没有首要地推断出任何东西，因此（形而上学）只考虑共同的存在。”[51]

（2）“作为推理事实科学的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整个科学导向了关于上帝的单纯事实科学。”[52]

由此，作为形而上学主题的存在成为上帝存在证明的出发点，而上帝在这一证明的基础也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主题。然而，它违反了所谓关于科学及其主题的普遍接受的观点，即没有科学证明其主题的存在，也违反了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即一门单纯事实的科学需要一个更高的推理事实科学。而且，如果单纯事实科学是关于上帝的，而它又包括了其主题是存在的推理事实科学，那么就会在形而上学中产生两种共同性：第一，所有存在者都统一进共同且单义的存在之中；第二，所有存在者最终归结于且导向于上帝。这就使得形而上学具有了两种统一性基础，一种是相对低级的，另一种则是至高的。

结果在《〈形而上学〉问题集》中司各脱就必须同时坚持这两种统一性。如果上帝不是这一统一性的基础，那么上帝与受造物的形而上学秩序就会被削弱。如果存在不是这一统一性的基础，那么这一秩序就不会存在着共同且单义的前提。但如果同时存在这两种形而上学统一性，那么司各脱就得寻找出第三种统一性来统一这两种统一性，因为一门科学不可能被两种统一性统一起来。对于一门科学来说，只可能有一个统一性。

3．对于第三个理由：在司各脱的成熟思想中，上帝在自然神学中被证明为是无限存在者、第一动力因与目的因、必然存在者以及最优越、最完满的存在者。受造物与这些神圣本性与神圣属性具有单义关系。因此，无限的、第一因、必然的等就与有限的、被作用的结果、偶然的等通过单义的共同性从而并存于形而上学之中，而它们都是从属于形而上学主题的超越者。

然而，如果上帝是形而上学主题，那么“无限的”就会成为“有限的”的主题，“原因”会成为“被作用的结果”的主题，以此类推。结果，有限的、被作用的、偶然的等超越者就不能从属于形而上学主题了，这就违反了司各脱在《〈形而上学〉问题集》中的观点，即所有超越者都属于形而上学主题。对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形而上学主题或者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及其超越者，或者是上帝，但这一主题不可能同时是它们两者。

4．对于第四个理由：尽管存在概念对于所有存在者是单义的，然而所有存在者都导向了上帝。在《〈形而上学〉问题集》中，这一秩序依赖于受造物对上帝的本质性依赖：“因此在它们于其归属中被考量的地方，它们就会在它们自身中（被考量）。但是它们在它们自身中被考量，是因为第一存在者。”[53]在这一陈述中，受造物对上帝的依赖并不是非本质和外在的，而是本质且内在的。上帝成为形而上学的中心点与最高点。而只有通过上帝，所有存在者才能是它们自身。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圣存在者与受造存在者的单义性关系就会受到削弱。

5．对于第五个理由：的确，形而上学思辨能够给予人类以至福与幸福。然而按照司各脱成熟期的道德理论，这种至福建立在自然满足的基础上，并因此就低于建立在自由与神圣之爱基础上的道德生活。换句话说，司各脱将道德从至福和幸福中分离了出来，并将其抬升至它们之上。[54]如果上帝成为形而上学主题，而形而上学又基于作为自然至福与幸福的沉思，那么这就彻底削弱了与信仰以及神圣之爱相关联的道德的至高性。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问题集》第一卷第一个问题的处理当作司各脱最后的立场，那么这将意味着司各脱在其中抛弃了他成熟时期的道德与伦理学说，从而重新返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幸福论。但这种假设所付出的代价太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司各脱前后期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转变，那么其他许多相关的学说的分期都得重新确立。显然我们无法找到足够多的材料和文本来支撑这一激进的理解。

如前所述，伍德认为《〈形而上学〉问题集》第一卷第一个问题是司各脱最终且最后的立场。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并不令人信服。相反，我们看到，在作为存在的存在及其超越者作为形而上学主题以及上帝作为这一主题之间的确充满了不和谐的矛盾。而在后期著作中，司各脱要比《〈形而上学〉问题集》第一卷第一个问题更为成功地缓解了这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