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短世纪的起点：非均衡性与“薄弱环节”

新帝国主义的崛起，列强并争并联合瓜分殖民地的格局，全球权力中心向太平洋的转移，构成了理解20世纪基本问题的历史条件。但如果仅就帝国主义现象而言，我们难以截然地在1840年与1870年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真正在20世纪与19世纪划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内外条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内容、革命的主体、革命的目标、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发生并持久化的区域、革命对于世界格局的改变。因此，讨论20世纪起点和终点也就是探索这一时代的革命浪潮之多重起源、曲折进程和衰落的形态。

这一问题需要从分析帝国主义体系的非均衡性开始。(66)如果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产生了这一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那么，由多强竞争格局造成的国内分割也为国内革命提供了“薄弱环节”。由于“这种国际资本主义的投机性的巨大成就，还没有完全成熟到国际合作的程度，仍然受到资本家集团利用民族的感情和政策强求他们特殊利益的妨碍”，从而在“西方列强联合进攻中国”的同时，又在中国境内相互竞争、角逐(67)，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造成中国的内战和割据。法国、俄国、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列强争夺国际势力范围的进程与其对中国境内瓜分势力范围的进程相互伴随，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政治、军事力量占据在不同地区的投资、开发的垄断权，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帝国主义时代存在着两种薄弱环节：一种“薄弱环节”即列宁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68)；而另一种则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被压迫民族内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缝隙，后者为中国革命力量在广阔乡村和诸省边界及边缘区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薄弱环节”不但指统治秩序的脆弱之处，而且也指突破其体系的可能性。因此，“薄弱环节”依赖于革命力量的生成，而不可能自行存在。20世纪的革命力量不是一个国家内或区域内的独立存在，而是在“薄弱环节”展现自身，具有深刻国际联系的民族、阶级/阶层和区域的运动。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致力于突破统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理论，也就不存在“薄弱环节”；如果不能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与国内统治的“薄弱环节”结合起来考虑，也难以形成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对于革命势力而言，如果仅仅将帝国主义视为经济现象，而不是基于经济需求而产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的态势，不理解在旧帝国政策与新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清晰的界限，就无法形成具体的抵抗帝国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具体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薄弱环节就不能成为“薄弱环节”。

“薄弱环节”需要在事件的突然爆发中显示自身。与帝国主义的全球进程相伴随的，是欧洲革命者对于未来革命的预感，即革命必将是世界性的，很可能首先发生在远离欧洲和大西洋的地方。这一预感上升为明确的意识是在日俄战争和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不但击破了欧洲资产阶级对于帝国均势的信仰，而且也击破了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通过大国均势维持和平的幻想。这是维也纳体系走向终结的开始。罗莎·卢森堡在1904年5月1日为庆祝国际劳动节而写的文章中说：

今年的五一格外特别，因为我们是在战争的喧嚣中庆祝劳动节……在存在着战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游行尤其需要表达这一观点，即普遍和平除非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实现相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日俄战争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那些“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幻想的毫无价值，他们将世界和平寄托在双重或三重联盟的均势……旅顺口的轰鸣——它已经导致欧洲期货市场的痉挛性震荡——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聪明声调的回答，即在欧洲和平的幻觉中，他们只是忘记了一件事情：现代殖民政治，它现在已经越过了欧洲的地方性冲突，并将这些冲突推向了大洋。日俄战争现在让所有人认识到：即便是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它的命运——并非取决于欧洲协调的四壁之内，而是在它之外，在世界和殖民政治的大旋涡之中。

即便不谈即时效果，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社会民主：俄国绝对主义的垮台。这场战争将国际无产阶级的目光转向世界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猛烈地驱散了我们队伍中的特殊主义，以及在任何政治平静时期形成的观念的卑琐。战争彻底掀开了资产阶级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拜物教的世界——用以不断地裹挟我们的面纱。战争摧毁了我们对于和平社会进化的表象、全知全能的资产阶级合法性、民族排外主义、政治条件稳定性、“政客”或政党操弄的政治的有意识的方向、资产阶级议会的争吵的意义，以及作为社会存在中心的议会制的全部信仰。

战争在释放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动力量的同时，在其最深处生出社会革命的力量。是的，这一回，我们在劲风中庆祝五一，世界的系列事件的步伐正剧烈地加速。(69)

日俄战争爆发在卢森堡所说的俄国“绝对主义”与日本立宪政体之间，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以宪政民主为政治方向的民族革命。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探索再分配社会财富的路径，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70)。战争和社会革命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关键议题，并对殖民地社会的革命和改良运动产生深刻影响。卢森堡的分析和预言与中国士大夫的改良方案，及其在大国均衡中寻求生存空间的逐渐绝望，并无直接联系，但都产生于对同一进程的观察。在1905年前后，革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逐渐在一批“先觉者”中上升为一种主导理念和政治行动的方略，晚清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立于这一年，也由此引发了1905—1907年在革命党人机关报《民报》与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新民丛报》之间的争论。

霍布斯鲍姆的“短20世纪”是在苏东体系解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阴影下展开的。他如同一个智者，带着对过往的悲悼重新叙述“失败的历史”。但也因此，历史行动者的内在视野、战略策略并不构成其历史叙述的出发点。我将短20世纪理解为革命世纪，正是为了在历史分期时参考内在于这一革命时代的理论视野和战略策略。这个革命世纪不是发端于欧洲或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军事霸权的确立，而是发端于这一经济和军事霸权在确立自身过程中所造成的新的“非均衡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这一“非均衡性”所造成的颠覆这一霸权体系的革命契机。这些“非均衡性”包括阶级和阶层之间的非均衡性，区域和国家之间的非均衡性，族群和文化之间的非均衡性，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非均衡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非均衡性，陆地与海洋之间的非均衡性，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非均衡性，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非均衡性……在世纪降临之前，上述非均衡性触发的是以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内容的一系列相互呼应的重大事件：日俄战争直接触发了1905年俄国革命，俄国战败引爆了波兰反俄民族主义运动，俄国革命激发了由波兰社会党发动的大罢工和同年6月的罗兹起义(71)，影响了1907—1909年伊朗宪政革命(72)、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73)。这些革命与1911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共同构成了亚洲（及东欧）的革命序列。1907年，英俄两国迅速和解。经历了对日战争的失败和1905年的革命，疲弱不堪的俄国已经承受不起来自波斯、中亚这两个腹地和远东、巴尔干东西两翼等多个方向的挑战。在日俄战争失败的阴影之下，甚至1906—1911年间展开的斯托雷平改革（Stolypin Reform）也不得不援引英国、日本的若干制度设计。从这一时期开始，革命主要不是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中心，而是爆发在距中心地区相当遥远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第一环便是俄国。

马克思早就说过：“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74)在1848年革命前后，俄国借助镇压革命扩大其在欧洲的影响，而在革命之火燃烧至巴尔干时，俄国又通过支持民族自决以打击奥斯曼帝国，并挑起克里米亚战争。“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进。”(75)1854年，为争夺小亚细亚地区权力，沙皇与英法联军及奥斯曼帝国激战正酣，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趁机控制了中亚希瓦汗国的外交权，并制定了首先消灭浩罕汗国，控制帕米尔高原与咸海之间的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的战略方针。1856年11月，甫一取胜的英国就抽出手来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它表示阿富汗从此脱离了伊朗的影响而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76)。恩格斯指出上述事件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77)

恩格斯将俄国和英国称为两个“亚洲大国”，实际上暗示了下一个阶段的世界权力争夺并不取决于欧洲内部的冲突，而取决于哪个帝国能够成为以亚洲为腹地的霸权中心。

然而，1904年的战争和1905年革命导致整个区域关系松动了，东方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78)

列宁特别强调了1905年和“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目的是将这一系列事变与此前的“东方问题”区分开来。正是由于1905年的事件，东方不再是旧的东方，而是孕育着革命和战争的俄国、波斯、土耳其、中国及巴尔干，即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

“薄弱环节”必须在政治进程和战略分析中加以识别；没有革命力量的形成，没有改变敌我条件的革命行动，经济的落后、贫穷的状态或控制的薄弱，都不能自发地构成“薄弱环节”。因此，“短20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而“薄弱环节”只有置于对革命契机的探寻中才能被指认。从探寻革命契机的角度看，不是旧的欧亚地缘争夺，而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亚洲地区的新格局造成的革命形势；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这些战争所触发的、以上述系列革命为标志的“亚洲的觉醒”，构成了“短20世纪”的多重开端。因此，从时间上说，“短20世纪”不是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诞生于对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双重探寻。

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新现象，或者民族国家时代的军事政治，而且也是20世纪思想史和理论史的关键脉络。“薄弱环节”只能存在于革命势力生成与活跃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但究竟谁是革命力量，或者从哪儿发展出革命力量，构成了识别“薄弱环节”的前提。无论是欧洲和俄国理论家们对于19世纪70年代作为新帝国主义开端的判断，还是毛泽东对于19世纪40年代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论述，都是新世纪的行动者和思考者对于自身时代性质进行质询的产物。这些理论质询的关键在于发现或促成“薄弱环节”的形成。以列宁为例，在得出帝国主义不仅是战争的根源，而且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结论之前(79)，需要对于这一世界形态进行总体观察和彻底的理论分析；他对俄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考正是在这一总体观察和理论分析中展开的。

毛泽东对“薄弱环节”的分析更为精微。与列宁主要集中于论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和国家间的不平衡有所不同，毛泽东的分析聚焦于这一不平衡体系的国内表现形式。他也注意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还包含了沿海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于革命动员的意义。1928年10月，在经历了武装起义失败、撤退至湘赣边界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的分析是从中国的独特性出发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80)所谓独特性是在体系性分析内部展开的：首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间接性而非直接性，从而存在着中国白色政权之间的持续战争和分裂。“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81)这是中国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局势，也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局势的独特性所在，即一种不平衡的连同发展状态。“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82)

其次，毛泽东的分析不同于对于帝国主义不均衡和连同发展的结构性分析，他将国内统治的分裂和生产方式的矛盾视为革命政治和战略的前提。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不仅在于存在着大量的贫苦农民（这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这一阶段综合性发展的形态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地区存在革命的经验和动员，许多农民参与过针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工会和农会）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83)曾经的革命经验决定了红军可以成为革命政权的军事支柱，而未经革命动员地区——如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张作霖控制的东北等——的军队却不可能转向革命。

第三，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取决于是否存在全国性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果没有后一种条件，小块根据地即便可以短期幸存，却无可能发展为夺取全国性政权的力量之一，难以成为真正的星星之火。“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84)

第四，如果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而仅仅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也不能造成割据局面，尤其是无法造成长期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85)最后，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为依托。如果没有有力的革命组织，或虽然存在有力的组织，但经常犯政策性错误，则红色政权也不能存在。(86)

这一战略策略讨论包含了国际性与地方性、客观性与主观性、过去的条件与未来的条件等方面。正由于此，与王朝及其士大夫在内外关系的范畴内思考应对危机的策略有所不同，对于帝国主义的探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并与在新的全球/区域关系中重新界定自身社会的性质及其变革的战略联系在一起。所谓理论性，是指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均无法从单纯的经验现实和传统套路中直接衍生而来，而必须通过重建一种总体性的分析框架以确定自身社会的位置，进而为行动提供动力、方向和意义。单一社会的性质必须置于这一位置中加以重新界定，特定社会的行动需要置于全球和区域的总体关系之中加以论证，有关社会性质和政治行动的意义才能充分展示。20世纪社会政治斗争的“理论性”正是在对于时代性质的持续质疑中诞生的。这一总体框架涉及的变量如此之多，各派政治力量围绕这些变量而进行的理论的和实际的斗争如此激烈，理论争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其实践本身也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对于殖民地或亚洲社会而言，是通过自强运动抵御外来侵略，还是同时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转变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或是将两者综合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对于这一设问的回答最终涉及如何估价自身社会的性质、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国内各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敌我关系、设定斗争的目标、分析局势的变化，等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像20世纪这样，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提升至如此重要的位置。理论命题及其概念大多有着欧洲根源（有时假道日本和俄国），在运用于存在着自身历史脉络的中国之时，同时再生着一种多重时间之间的共时关系。因此，如果没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持续互动，不但意味着理论的生命终结，也意味着实践目标的模糊与丧失。从世纪之初围绕帝国主义性质的讨论，到民族主义仅仅是宗法社会的特定产物，还是贯穿于全部历史，以及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宗法社会解体的论辩(87)；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东西文明的论战，到战后“科学与玄学”的争论；从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社会史论战，到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性质的重新论定；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社会主义过渡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从与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共产党的论战到中苏论战……所有这些论战最终都被引入对当代世界和中国前途的思考，并为新的革命战略和文化政治提供了战略依据。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但上述理论论争本身尚不足以说明这一时代的理论特点，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介入的进程，从而其理论性直接地呈现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而很少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表现为概念体系的创造；没有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就无法建立一个总体的框架思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更无法界定新政治的方向、主体及其战略策略。从马克思对“东方问题”必然延伸到亚洲问题的论述，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薄弱环节”论，再发展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平衡及其代理人矛盾”和“三个世界”学说，也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运动有关全球战略分析的理论序列。因此，20世纪中国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以战略、策略探索和围绕战略、策略探索而展开的历史分析——即实践方略的形式——呈现自身的。

20世纪的衰落也体现为上述总体性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的逐渐瓦解过程。在终结处思考，需要追问的正是：哪里是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