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

不同于阿瑞基的“漫长的20世纪”的框架，霍布斯鲍姆的20世纪是短促的。他的“短20世纪”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基本框架，同时又与十月革命所诞生的国家之长度相互重叠。用他的话说，“的确，这并不是偶然的，本书中所界定的短20世纪的历史在时间上基本与诞生于十月革命的国家相始终”。(34)但20世纪的界标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两场革命，抑或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多重革命序列？霍布斯鲍姆虽然指出了世纪与苏联的历史重叠，但他对于这一国家的历史内涵的追溯意兴阑珊。在他的笔下，战争与革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统一战线，西方与苏东体系的对立及冷战的终结，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兴衰，构成了“短20世纪”的基本内容。然而，如果要将在他的叙述中地位十分边缘的中国置于思考20世纪的中心位置的话，离开苏联或中国的现代历史形成的历史内涵，而只是将它们作为一般界定的民族国家加以分析，无法把握20世纪的独特性。就苏联而言，她所以能够扮演与霍布斯鲍姆笔下“短20世纪”重叠的角色，不只因为她是一个大国，一个如同罗马、英国或美国这样的世界性霸权，更因为她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不同于16世纪以降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并且这一国家不只是作为单个国家而存在，而且也代表着一种“世界体系”。若要从中国或中国革命的角度思考20世纪，则必然需要调整对20世纪的分期和界定。

从时间序列上说，两次世界战争规模巨大、技术先进、伤亡前所未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并不能使之与19世纪的众多战争真正区分开来。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英法联军（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1900）、日俄战争（1904—1905）、“九一八”事变（1931）和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1937—1945）、美国对国共内战的介入（1945—1949）、朝鲜战争（1950—1953）、对台湾海峡的封锁（1950年开始）、越南战争（1955—1975）等，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帝国主义对中国及朝鲜、越南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和占领的连续进程。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程不仅以经济掠夺为动力，而且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产生了与殖民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而且也产生了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即毛泽东和许多近代史著作中提及的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70％。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35)。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包含了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革命的、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抵抗战争的内容。

从空间上说，霍布斯鲍姆的“短20世纪”主要是在欧洲的视野中形成的，却没有考虑全球权力中心的移动对于全球及其不同地区的巨大影响。20世纪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时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时代，但这种共时性是通过多重时间关系相互链接而产生的；同一事件存在着因语境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理解上的区别、对抗或交叉。有关帝国主义的争论不仅源于对生产过程的理论分析，而且也来自特定语境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感知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战略和策略。例如，在世纪之交，正是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触发了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对187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发展的追问。战争爆发时，霍布森恰好受雇于《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担任该报驻南非记者，发表了大量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他指责英国矿业主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1853—1902）为其矿业利润最大化而挑动了英国对德兰斯瓦尔的战争。这一观察成为他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政策之间进行区分的根据，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的。他发现大英帝国面积的1/3、人口总数的1/4都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间获得的，遂将1870年作为“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的一年，但显然这一运动直到80年代中间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36)。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探究深受霍布森的影响，但其时已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对战争的性质及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直接观察影响了他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思考和判断。通过内部革命以逼迫俄国退出战争正是基于独特的地缘政治处境、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军事形势而做出的战略决断。“对帝国主义及其当然支柱的军国主义、寡头政治、专制政治、保护贸易、资本集中和剧烈的贸易变动的分析，显示帝国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37)与霍布森幻想民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可以解决帝国主义问题不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触发的革命才是通往未来的唯一出口。

20世纪有关帝国主义的主要理论将重点放在研究这一现象的经济根源，并探索改变这一帝国主义格局的政治路径。1900年前后正是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席卷中国之际，这一时期开始的有关殖民和帝国主义的探究也无一例外地指出1870年至1900年前后殖民地土地的急剧扩张。(38)但为什么帝国主义理论不是主要地分析列强对殖民地的军事占领和殖民扩张，而是将经济问题置于中心位置？20世纪的主要理论家们大多认可19世纪70年代作为帝国主义阶段起点的观点，但对帝国主义起源存在不同解释。霍布森、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从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的角度解释积累危机，以此说明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动力；(39)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从流通领域研究银行作用的变化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他参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运行过程的研究，分析平均利润律在垄断条件下的新形态和金融资本及信用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为解释帝国主义提供了视角(40)；列宁以及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批判地综合各种学说，探索生产集中和垄断资本的形成，分析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列宁称之为“最高阶段”）。这类研究将帝国主义区别于早期帝国，因为它不再仅仅以军事侵略和强权掠夺为标志，而是奠基于一定生产和消费体系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之配合的世界体系，即帝国主义是一个囊括生产、流通、政治统治、文化统治和地缘关系的世界形态。因此，资本家对于垄断组织的追求与政治家对于战争政策的鼓吹全部服从于其经济逻辑，用罗德的话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41)。正由于此，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实际上也是对这一时代的独特性的分析——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是自古而来的现象，但19世纪帝国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其与垄断组织、金融资本和社会形态的紧密联系。

帝国主义问题上升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既与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工业主义）有关，又与重新界定全球权力中心及其对自身社会的影响有关，从而分期问题必须兼顾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变。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1902）、列宁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都认为帝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前后连贯，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帝国主义概念，但在分期上有所区别：对于霍布森和列宁等欧洲和俄国的理论家而言，19世纪70年代开始标志着一种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即帝国主义，或称新帝国主义。在霍布森看来，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不如视为旧帝国政策的产物。“直到19世纪末，英国都是以法国作为可怜的副手寻求贸易，用传教事业作为外衣来掩饰这种贸易政策，而这两者之间相对的真正重要性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了严厉的考验。以制造业起家的德国和美国的参加，以及日本的欧化，加剧了商业竞争，使争夺远东市场成为国家工业政策的更明确的目标。”(42)在此过程中，退出了帝国主义竞争的荷兰拥有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广大属地，并局部地采取了帝国主义政策，“却是属于旧殖民主义：它并未参加新帝国主义的扩张”(43)。英帝国在短时期内的领土扩张激发了敌对帝国之间的竞争，例如俾斯麦时期对南洋和萨摩亚的殖民政策构成了对大英帝国殖民秩序的挑战。

然而，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毛泽东将1840年以降的历史直接纳入帝国主义干涉的进程。对他而言，有意义的区分不在帝国主义形态方面，而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不同阶段方面，例如，不是鸦片战争界定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到来，而是抵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斗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一个不同以往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界定了世纪的诞生，而是“五四”运动标志着一种区别于1840年以降抵抗和变革运动的斗争新阶段。这一分期与列宁对于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区分明显不同。列宁认为：在1840—1860年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但到19世纪末，英国的风云人物如为布尔战争出谋划策的塞西尔·罗德和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却成为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政策的人物。“这些当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最新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44)但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总是伴随着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帝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不例外。19世纪40年代以降的殖民主义历史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始终是紧密的，帝国主义时代不过是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期，即殖民政策与金融资本产生超越以往的紧密联系的时期。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别不足以描述新帝国主义的性质。在经历了三十年殖民地土地和人口的急剧扩张（从1876—1900年前后，六大殖民宗主国的殖民地增加了一半以上，比各宗主国的面积多一半，其中三个强国在1876年尚未有殖民地）之后，至1900年“世界分割‘完毕’了”(45)。但在这一世界进程中，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列宁曾经引述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46)。即便是立足于欧洲及其殖民地问题的霍布森也承认：正是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帝国主义的性质才得以充分呈现。这一帝国主义局势反过来也影响了殖民主义宗主国自身的局势。“在这种分割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不见得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势力和占据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47)中国革命正是发生在殖民地问题日甚一日地改变欧洲和全球政治局面的时刻。因此，区域关系的独特性对于理解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是十分重要的。

与垄断组织和金融利益主宰商业利益相互伴随的，是旧帝国的野心为相互竞争的帝国理论和实践所取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各帝国之间的竞争与争夺持续发展，并在两次大战中达到高潮，但20世纪的一个关键性竞争趋势并不只是像19世纪晚期那样的帝国主义诸强并争，而是全球权力中心逐渐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这一进程产生了新的权力集中趋势，其中两大太平洋势力的崛起最值得关注。首先是兼有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强权美国：这是一个在农业、工业、银行业等领域全面上升的新帝国，生产的高度集中产生了垄断组织，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改造了国民经济的内在结构，但同时拥有独立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政治框架。在19世纪末之前，美国的地缘政治主要集中于大西洋两岸，但在美西战争（1898）之后，太平洋日渐成为新帝国的舞台。日俄战争以降，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不仅直接或间接介入多场战争、操纵国家政治，而且也以不同方式对各国国内势力提供支持。在美国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强大而进取的美国，因并吞夏威夷和接管古老的西班牙帝国遗产而进入帝国主义，这不但新增了贸易和领土的强大竞争者，而且使问题变得复杂了。由于政治注意力和活动的焦点愈来愈转向太平洋国家，美国的商业野心也愈来愈促使它追求太平洋各岛和亚洲海岸的贸易，那种曾经推动欧洲国家扩张领土的力量同样在驱使着美国，使它实际上放弃了一直支配着它的政策的美国孤立主义”(48)。如果说欧洲的观察者仍然侧重在欧洲列强的分化和各自在新的生产、流通体系中的位置变化，对于站在太平洋沿岸观察世界局势的人而言，美西战争及其对波多黎各、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占领更加令人震撼：这是一个通过独立战争而摆脱英国支配的共和国，如今正在超越其旧宗主国，以集中化的工业生产、垄断组织、超级财团和金融资本为依托，成为新的世界霸权。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廿世纪太平洋歌》就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世纪的生动预言。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不同于欧洲民族的殖民帝国主义：“如果说，对于19世纪欧洲民族的殖民帝国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诸如保护国和殖民地这样的东西，那么，美国的基本成就则是发明了干涉条约和与此相近的干涉法律名称。”(49)换句话说，美国帝国主义具有更为深刻的资本帝国特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局势仍以俄日霸权及英国殖民政策为主，尽管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的对华入侵及对义和团的镇压，但为了与俄日争夺在亚洲的利益，其角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同于其他老牌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一度流行(50)，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合作，都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家体系不平衡的框架内获得解释。

其次是日本。在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即为什么经济上尚未达到欧美水平的日本提前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从方法上说，这一问题产生于对帝国主义经济形态独特性的追究，从而将重点落在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旧帝国的区别之上，而忽略了帝国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共生的，作为一种国际体系，帝国主义运行的前提正是其体系的非均衡性，亦即列宁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绝对规律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51)列宁的分析侧重于政治经济关系，而较少涉及地缘政治关系。日本向帝国主义的快步迈进事实上与英、俄两大“亚洲帝国”的相互竞争有着密切关系。英国为了抗衡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保守党政府曾有联合清政府的设想，直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英国才正式放弃联合中国牵制俄国的念头，日本由此废除了治外法权，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九天以后，甲午战争爆发。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条约》签订；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对抗俄国的名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半个月后，日俄战争爆发。如果说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政策的结合是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现象，那么，这些现象是在新旧形态的资本积累同时并进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依赖于区域之间和任一社会内部的非均衡性，那么，如果没有以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为形式的非均衡性，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以非秩序竞争为特点）就无法维系。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的新旧之别其实正是帝国主义体系的结构性（但同时存在持续变动和调整的）特征。

对于这一汹汹而至的太平洋世纪，中国人首先是在甲午战争，稍后是在八国联军干涉，再则是在日俄战争的硝烟中，领略其刺骨的寒意。20世纪帝国主义不是作为单一国家，而是作为相互联合又相互竞争的一组国家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占领。日本正是这一转折的排头兵。1859—1861年间，英国与俄国围绕对马海峡进行争夺，也触发了幕末日本围绕“征韩”的争论及其后控制朝鲜的尝试。(52)1868年1月3日的政变开启了明治维新时代，但相较于欧洲列强，日本的对外扩张并非由于生产过剩，也谈不上英、德、美等国的生产集中和金融垄断，恰恰相反，正是出于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为了摆脱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的格局，即所谓赢得“生存空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和满洲与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在中国东南沿海展开对琉球、台湾的征服，从而预伏了与美国及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在太平洋沿岸的冲突。这是对中国进行殖民战争的前奏，此后引发全面侵华战争的胶州湾问题(53)、“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等均可视为这一进程的后续发展。

甲午战争的直接诱因是朝鲜东学党事件(54)后日本对驻朝清军的攻击，但这一事态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885年4月18日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55)，以及更早的江华岛事件（1875—1876）(56)。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1887年，日本参谋部就已经制定了《征讨清国策》，不但预谋攻击北京和长江中下游，而且明确地将从山东半岛至台湾的沿海地区及岛屿全部纳入日本版图。《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长期谋划的产物。日本的野心是在帝国竞争的态势中展开的。中日签约后仅六天，就发生了俄国主导、德法加入的“三国干涉还辽”，1897年，胶州湾陷入德国之手(57)，1898年俄国又以此为由强占旅顺、大连，并获得了修筑贯穿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58)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干涉，而联军之一的俄国利用这一局势出兵占领东北全境，引发了与日本及英国的矛盾。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正是为了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加入了各帝国间为争夺殖民地而展开的国际竞争。1904年，作为上述系列事件的产物，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因日本想统治朝鲜的欲望所引发，然后通过入侵朝鲜而肇始。日俄战争始于朝鲜战争，最终发展为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59)，最终明治日本以胜利者的角色创造了所谓东方战胜西方、亚洲战胜欧洲、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神话。

在这场以朝鲜和中国东北（满洲）为战场的战争中，不仅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相继现身，而且美国以新的调解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影响了日俄之间的和谈及《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作为调解者和仲裁人，美国所采取的并非中立立场。1895年，由美国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加尔文·布莱斯（Calvin Stewart Brice，1845—1898）牵头、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参股的美中发展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ACDC）成立。(60)公司的目的是积极谋求在华铁路、矿产和其他工业特权，其中包括谋求中国东北铁路沿线资源开发权和为期30年的铁路建筑垄断权。除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之外，美国也试图以利益均沾的名义遏制俄国在中国东北利益独占，进而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疆辟土。(61)据日俄战争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结算额，“全收入的82％由国债和一时借入金支付，国外公债的比率达到全体的40％”(62)。这里提及的国外公债几乎全部出自美国和英国。但这一政策因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强势存在而未能成功。为了抗衡俄国的势力扩张，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通过华尔街金融寡头向日本提供贷款，总额度占日本军费总开支的40％。(63)然而，《朴茨茅斯条约》加强了日本在黄海和日本海的控制权，伴随日本从俄国手中租借辽东半岛，获取旅顺和大连的军事港口，并垄断东北区域的贸易，美国的哈里曼铁路计划终于破产。(64)一场更为迫近的太平洋地区的争夺将在日美之间展开。(65)这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在亚太争霸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