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

那么，究竟有哪些要素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又应该从哪些要素着手去探索或触摸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这里先从20世纪作为历史叙述的时间框架谈起。如何界定20世纪？又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刻度，20世纪不可能恰好是1900年以降的100年，历史学家们根据不同的尺度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度量，例如长世纪与短世纪。本书未使用“漫长的20世纪”这一概念，但并不拒绝从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一时代。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一书中，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1937—2009）综合马克思和布罗代尔有关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的体系性危机溯源自14世纪以降约700年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资本控制和再生的现象，从而为观察发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世纪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同时代大部分关注底层事件的研究不同，阿瑞基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的上层构造，即金融-国家体系。“我们的调查本质上是有关积累的连续性的体系周期的比较研究，目的是界定（1）重复与进化的模式，这也正是在目前的体系性重构和金融扩张中再生的模式；（2）金融扩张的当下阶段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可能导致与过去的重复和进化模式的断裂。四个积累的体系性周期获得界定，其中每一个都在其资本积累的世界进程的主要代理者和结构面有基本的统一性：从15世纪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晚期至整个18世纪的荷兰周期，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世纪，以及从19世纪晚期直至目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这一约略和初步的分期意味着，积累的连续周期相互重叠，尽管它们在长度上渐渐变短，但它们都长于一个世纪：这就是采用‘长世纪’概念并将其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用于资本积累的全球进程的分析。”(2)

类似的方式也被用于对现代中国的解释。在回应当代史学有关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含义的讨论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使用了“漫长的20世纪”的概念，并将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方法论的阐述置于这一范畴下考察。他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试图恢复理学的概念或视野，例如礼乐与制度的分化，并将其作为治理的模式与封建和郡县这一组概念重叠。“伴随这些分化和对立的是把历史看作既是一种时势同时也是一种理势”，进而“重建其探讨的‘对象’——帝制中国——并与社会科学关于帝国的概念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帝国这个概念通常只是通过它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即将其作为民族国家的对立面来理解的。他的‘帝制中国’概念中的‘帝制’带着一些伤感：它既不是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不是其原型。如果它有一个目的的话，那是一个不同的东西。”(3)“这个帝国同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因素和帝国的因素，此外还具有其他许多因素。作为理性的官僚制国家，它在许多地方与民族国家相同，但它又与世袭君主制结合，在与其臣民互动中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和合法性的策略，并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以同一的方式来对待所有的人民。”(4)正是为了把握中国理念的历史完整性而不是将它们归结为基本的文化要素，《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不想把帝制中国还原为以民族国家为发展目的（的政治结构），它既不能作为民族国家的反题来理解，也不能作为其原型来对待，虽然它可能具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特点”(5)。因此，“或许我们需要研究20世纪初在全球涌现出来的那些多民族多文化的民族国家，以把握它们早先的国家形式的合法性是如何整合到其现代形式中的”(6)。换句话说，即便探讨的不是阿瑞基笔下的资本主义周期，而是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漫长的20世纪”也必须是世界性的。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从长时段视野观察中国及其现代演变的尝试。在讨论宋代思想时，我从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分野、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等源自宋儒的时势观和理势观等内在视野，探寻天理世界观的诞生；在讨论清代思想时，我从元朝、清朝与宋、明王朝的区别出发，探讨王朝国家形态的变化和错综纠葛的关系，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现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形态与王朝史的关系。在本书中，有关中国的西藏、西域、台湾地区，琉球及亚洲区域的探讨其实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历史分析一脉相承。因此，两个合理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本书没有一以贯之地从儒学或中国历史文献中选择一个或一组时间概念描述刚刚过去的时代，却转而讨论并使用世纪这一“外在的”纪年概念？如何界定这个源自基督教世界的纪年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第二，为什么没有沿用“漫长的20世纪”的时间框架，而是采用了“短20世纪”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中所界定的始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终于1991年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终结的“短20世纪”有什么区别吗？(7)

首先，“世纪的降临”其实源自清末敏感的心灵对于时势的判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士大夫仍然在公羊三世说的历史意识和王朝纪年的框架下判断世界，但也正是在这一时刻，那些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士大夫发觉自身用以观察世界变化的时空框架难以呈现和解释时势的变化，转而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述时势的特征。“世纪”这一概念伴随着20世纪的到来，降临在中国思想人物的笔端，逐渐成为人们描述自身时代特质、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性范畴。我没有着重强调两种历史意识和时间观的重叠，而是将世纪的诞生视为前一种世界观发生危机的后果来加以解释。20世纪的概念虽然是在与公羊三世说等儒学叙事的相互纠缠中诞生的，但更是公羊三世说或其他经典历史叙述无法应对这一时代巨变之性质的产物。这些历史叙述和时间概念的置换正是不同力量争夺霸权的结果。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主要从漫长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视野勾勒现代中国的历史前提，但在最后一册围绕科学话语共同体及公理世界观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系统性断裂或置换。在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和区域关系的分析中，规范内外关系的基本范畴不再是朝贡或藩属关系，而是主权与公民权的范畴了。如同杜赞奇所说：“现代中国已成为其一部分的民族国家体系，是建立在非常不同于汪［晖］（在讨论清代历史时）所描述的归属原则上的。民族的形式要求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同一均质和没有中介的关系，即使在确保自治的少数民族区域也是如此。在建立于精英统治结构之上的中国帝制原则和现代的主权概念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可通约性。”(8)对于我而言，这一转变的含义无法在一般规范或原则的区别中加以抽象界定，而必须置于漫长的中国革命所缔造的新秩序及其价值系统中加以观察。因此，世纪的诞生标志着历史时间的断裂，即再也无法在旧的时间序列中理解自身了；这一概念的普遍化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源自当下性的时势观将主导对于全部历史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将世纪或20世纪本身作为对象，既是将这一时势观建构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同时也是将其从普遍的和客观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的努力。

正由于此，20世纪的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分期概念或时间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对于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如果世纪概念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历史行动者用世纪作为界标的努力也同时表现为对于推动这一时间概念普遍化的霸权力量的抵抗。世纪这一西方时间概念是在时势这一传统范畴内获得其内涵的：世纪的霸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船坚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态？是生产方式？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战略。因此，在其诞生的时刻，世纪概念对当下性的关注和非目的论的性质区别于通常的时间概念。

在1900年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使用这一概念，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世纪作为一种时间的标记也与其他纪年方式并行不悖。这一现象不独中国如此，欧洲的世纪概念同样包含对时代状态的把握。格里历是由意大利医生兼哲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1510—1576）改革儒略历而制定的，1582年由罗马大公教会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PP. XIII，1502—1585）颁行，但真正作为普遍历法是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在欧洲，20世纪是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氛围中诞生的。这一法文语词虽然包含新时代正在到来的含义，但更是关于旧时代正在终结的断言。这是一种处于文明溃败的末端时刻的氛围，一种新时代可能开启的预感。在时间上，“世纪末”通常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的文化氛围，其内核是对19世纪造成的历史断裂和文明危机的判断。(9)在文学、艺术等文化诸领域，“世纪末”概念代表着一种退化、颓废、唯美的氛围，一种因文明陷入危机而产生的厌烦、悲观、犬儒的情绪，一种情感主义、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态度。除了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10)、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等世纪末文学的代表之外，这一时代影响深远的病理学是从进化论衍生而来的退化论，其代表是出生于维也纳、长期在巴黎活动的精神病学家莫雷尔（Bénédict Augustin Morel，1809—1873）。(11)莫雷尔有感于19世纪犯罪、疾病和精神失常的显著上升，注意到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之间存在联系，认为心理紊乱和行为失常是由不正常体格造成的，进而发展出了退化论（degeneration theory）。退化论以正常状态或完美的人为假设起点，将由于环境影响所产生的变异解释为退化。根据这一退化理论，失常现象虽然是后天的，却可以通过遗传，伴随着代际更替而愈加退化，例如从第一代的神经症退化为第二代的精神错乱，再至第三代的低能症和第四代的不育症。莫雷尔的退化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不仅在19世纪80年代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也奠定了20世纪优生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既影响了左拉建立在环境决定论之上的社会批判，(12)又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纳粹优生学）提供了思想资源。(13)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与欧洲“世纪末”的退化论相互呼应，但章太炎、鲁迅都没有像莫雷尔那样假定绝对的完美状态。章太炎用“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的理论反击进化和进步学说的目的论，他说：

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氏（按：Hegel，即黑格尔）。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应用其说，一举生物现象为证，一举社会现象为证。如彼所执，终局目的，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而进化论始成。同时即有赫衰黎氏与之反对。赫氏持论，徒以世运日进，生齿日繁，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所以给其欲求者，既有不足，则相争相杀，必不可已，沾沾焉以贫乏失职为忧，而痛心于彗星之不能拂地，以扫万物而剿绝之。(14)

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脉络，至1910年，他开始用“齐物平等”理论将平等的观念与每一事物的独特性的观念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与世纪末的退化论划清了界限。(15)鲁迅将对进化论的目的论批判直接引申为对于欧洲19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剖析和批判，在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影响之下，他的文学起点带有浓郁的欧洲“世纪末”文学和文化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但不同于前者，他把悲观和虚无编织在对截然不同于19世纪的20世纪的召唤和反抗绝望的哲学之中。(16)“五四”以后，鲁迅对于优生学所内涵的种族主义的否定萌芽于对欧洲“世纪末”思想的扬弃。(17)

章太炎、鲁迅对于欧洲“世纪末”思想的回应和扬弃基于被压迫民族的思想者的政治直觉和理论思考，表达的是对“19世纪”政治经济方案的批判与否定。对于中国而言，无所谓19世纪，而只存在将欧洲19世纪作为楷模的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和逻辑经常渗透在这些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内部，却因为是“我们的”方案和习惯而让人浑然不觉。在科技和政治领域，“世纪末”标志着一种作为帝国主义知识的地缘政治学的诞生，一种地球作为有限空间的时代的到来。“19世纪的落幕标志着欧洲扩张的‘哥伦布时代’的终结”(18)，也就是地球被瓜分完毕了。“世纪末”就是“20世纪的世界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地球来理解的信念。汽船、公路、铁路和电报等技术和全球交通使得未来世界成为一个‘较小的’地方，一个可以被作为单一体系进行阐释的地方”(19)。

“地缘政治学这一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1864—1922）创造的用语与19世纪晚期相伴而生。如同19世纪90年代诞生的许多语汇一样，‘地缘政治学’是一个旨在传达其新颖性的混成表达。它被设想为一种为了一个新世纪而产生的、能够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民族-国家、它们的边界和领土能力、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的新研究领域。”(20)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提出“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国家有机体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扩大自己的地理空间，“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21)。因此，“他描绘了一个由流动边疆构成的世界。获得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领土兼并与并吞’的系统中将‘政治上有价值的地区’纳入囊中。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土在任何时间点都只是‘本质上变化的有机体的一个静止过渡阶段’，直到文化发展的终点”(22)。这位“政治地理学之父”也是“生存空间”（the living space）这一20世纪地缘政治学概念的发明者。

因此，与“世纪末”文学和艺术的颓废氛围不同，在地缘政治领域，这是燃气、石油、电力替换工业革命时代的煤和铁的时代，采用福特主义工业生产的美国正在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权。美国是一个坐拥两洋的新型帝国，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幅员较小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和由海洋连接起来的殖民帝国的超大型国家。内陆的重要性突然变得如此重要：美国的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他发现从小亚细亚至日本之间的中亚区域幸存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和日本等独立国家，它们夹在俄国与英国之间，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而言具有显著的地缘重要性，进而赞成英国在这一区域抗衡俄国势力。(23)在他看来，俄国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它从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各选取一个中心点，向南做扇形推进。“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两个侧翼的南北方向回推，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堵住其出海口。”(24)与马汉的海权论不同，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这位海权王国的战略家认为20世纪将是一个陆权争夺的时代。(25)他进而断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26)

从1890年开始，欧洲殖民地收益在下降，欧洲国家间体系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由英、俄的海陆两极斗争，到德、美崛起后的多极斗争，最终形成了由协约国与同盟国为两极的更为简明也更为危险的格局。(27)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武备快速增长。迈克尔·赫弗尔南（Michael Heffernan）将19世纪90年代称为“符号觉醒”（semiotic arousal）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一种符号，一种即将到来的断裂或灾变的前奏。(28)世纪这一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在这一时刻突然具有某种界标的作用，提醒人们思考过去和瞻望未来。地缘政治学就是这一“世纪末心态”（Fin de siècle mentality）的一个侧面，它与旧世界秩序正在终结、一种由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少数大型邦联或帝国（如美国、亚洲、非洲或欧洲等）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取而代之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联。(29)

这一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地缘政治恐慌”（geopolitical panic）与1900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放眼世界所见的不确定的未来相互呼应。这些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也正是从这里出发，设想一种建立在清朝地基之上的、融汇几大族群和宗教的超大型立宪政治共同体，以介入这个正在为金融系统、大型工业组织和军事体系所控制的不确定未来。(30)因此，这一关于帝国的想象并不是对于传统王朝的回归，而是面向新世纪的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对抗性构想，因为20世纪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构想正是从边缘控制欧亚大陆中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1944年出版的遗著《和平地理学》中，将麦金德关于欧亚大陆和世界岛的名言修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31)

略早于斯皮克曼的著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将抗日战争中中国与苏联的地缘接近作为抗战的有利条件之一，他进而在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对比中，分析了“中国本部”之外广阔边缘区域正是中国的生命线。在论“大块和小块”一节中，他说：“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32)这一战略设想的前提不正建立在晚清改革者与革命者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而产生的“五族君宪”或“五族共和”的中国构想之上吗？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或更准确地说，一种时势意识，世纪正是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下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长或短，世纪或20世纪在其诞生时都不是一种客观的分期方法，而是一种通过对独特时势的把握以重新确定历史行动方向的主体行为。世纪的降临是一个事件：启用这一时间概念正是为了终止旧的时间概念，从而20世纪不可能从先前的时间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发展而来——既不可能从王朝纪年、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等时间序列中来说明这一概念，也不可能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间序列中去把握这一概念，但一切其他的时间概念都将在这一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33)因此，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加以理解：20世纪不是其前史的结果，而是其前史的创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