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有关20世纪中国的三部系列著作之一。这三部著作的标题分别是《世纪的诞生》、《世纪的多重时间》和《世纪的绵延》。除了个别例外，“世纪三书”各章大多发表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出版之后，其主题与《兴起》一书存在着断裂与绵延式的联系。20世纪中国是如此丰富、复杂，许多刚刚展开的进程尚未完成便峰回路转，上一个进程的余波又在新的局势中卷入不息的潮流，洪波涌起，泥沙俱下，在激荡与宁静之间悲喜交织。本书各章只是触及了世纪诞生时代的部分环节。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事无巨细的通史性叙述，而是通过对20世纪若干重要事件、现象和人物的分析，将这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时代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或能动的对话者。我从有关这一时代的浩如烟海的研究著述中获益甚多，但更触动我的还是通过文本阅读与那些历史行动者进行的无声对话。

这一系列著作的各章节都曾作为单独的论文发表。感谢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如《开放时代》《文化纵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天涯》《经济导刊》《区域》、Social Text、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Positions、Modern China、Critical Asian Studie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Boundary 2、New Left Review、《思想》（日本）、《现代思想》（日本）等，尤其感谢吴重庆、杨平、陶庆梅、何吉贤、韩少功、蒋子丹、鲁太光、陈光兴、黄宗智、白露（Tani Barlow）、保罗·博维（Paul Bove）、郑英等编辑的鼓励和支持。这些论文曾在“人文与社会”网刊转载，每次转载，高瑾都会仔细校读原文，细心编辑，并时时提出建议。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曾经以《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为标题，出版过一个单卷本。十分感谢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编辑林道群的长期支持和帮助。在增补、修订的漫长过程中，我收录了更多的篇目，从单卷本变成了相对独立的三卷本，希望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可以陆续增订出版后两本。Verso曾于2009年和2015年分别出版过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和China's Twentieth Century，这两部书的若干内容与本书重叠。感谢Verso编辑奥黛丽·林（Audrea Lim）的细心工作和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汤思奥（Saul Thomas）作为两本著作的编辑所做的一切。此外，这部书稿中的部分内容曾收录于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感谢林赛水（Lindsay Waters）和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极其专业的工作。感谢丸川哲史，在他的帮助之下，青土社出版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世界历史中的亚洲》和《世界历史中的世界》三部日文作品，其内容与本书有很多重叠。感谢宋寅在将牛津版《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翻译为韩文，并根据我的建议增补了两篇长文。在此之前，他已经翻译发表了我的另一本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亚洲视野：中国的历史叙述》。

在写作这些论文时，我曾得到朋友和同行的无私批评和建议，并从中获得许多启发。谨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由于写作的时间很长，我在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提及部分名字：崔之元、傅正、韩少功、何吉贤、贺桂梅、靳大成、李陀、林春、林少阳、刘禾、刘纪蕙、罗岗、梁展、吕新雨、毛尖、慕唯仁（Viren Murthy）、邱士杰、孙歌、商伟、沈卫荣、舒炜、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王绍光、王中忱、王斑、王悦、薛毅、殷之光、于治中、章永乐、张翔、张炼红、赵刚、周展安。我还应该提及：在本书绪论初稿完成之后，林春关于不平衡与连带发展的讨论、于治中关于世纪末与地缘政治学之间关系的评论、傅正关于马恩作品中有关全球关系与地缘政治的思考，都为我其后的修改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每当有文章翻译为英文时，我总会寄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并向他请教。几乎从无例外，他会在繁忙的日程中挤出时间认真阅读文章，并提出若干建议，为我的修订提供线索。我也要感谢李春光，他从友人处看到文稿或者在网上读了文章，常会给我写上几句，鲜明地表达他的喜欢或不同意见，如今再也收不到他的那些个性鲜明的评论了。在校订阶段，感谢邓欢娜和孔元协助我做了细心的校订和查核。

衷心感谢以下学术机构对我的支持：2004—2011年间，我先后应村田雄二郎教授、张旭东教授、娜塔莎·根兹（Natascha Gentz）教授之邀，在东京大学、纽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进行访问研究，逐渐开始了对本书中若干主题的探讨；2009年我应王斑教授之邀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杰出实践者”（Distinguished Practitioner），在教学之余，利用东亚图书馆完成了有关“五四”文化运动的再研究；在获得2013年度卢卡·帕奇奥利奖（Luca Pacioli Prize）之后，我应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教授之邀访问威尼斯大学（Università Cafoscari Venezia），并在那里完成了一个章节的修订。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大学东亚系在2010年和2017年两度邀请我前往访问和教学，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曾经在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研究生课程上进行讨论，感谢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和王德威教授的邀请和安排。2018年夏，因获颁德国教育研究部和洪堡基金会设立的安莉内泽·迈尔研究奖（Anneliese Maier Research Award），我得以在哥廷根大学和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for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客座，对本书绪论部分进行修订。感谢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和范笔德（Peter van de Veer）教授的邀请和安排。感谢比扬·维特罗克（Björn Wittrock）教授的慷慨支持和鼓励，他在2012至2018年的每年春夏之间都会邀请我访问瑞典高等研究院（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y），这三部书稿中的若干章节是在SCAS宁静而活跃的氛围中起草或修订的。自2002年调入清华大学以后，我一直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建设，虽然困难重重，但也有所发展，高研所提供了一个与各国学者和年轻学人深入交流的平台，我自己也受益匪浅。

20世纪是一个如此重要、复杂、充满了冲突和悲剧性又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对于这个刚刚过去、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时代，不同甚至对立观点之间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分歧有些是理论性和政治性的，但也有一些主要源于个人或家庭的经验，不但可以理解，也应该纳入理论思考内部。经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并被重新叙述的？个人或集体的故事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的？这是历史研究需要处理的问题。对于研究刚刚过去的时代的学者而言，这更是一个挑战。“世纪三书”的若干章节作为独立论文发表之后，曾经引发过辩论，其规模和争议的激烈性都是罕见的。这些激烈的论辩证明了20世纪在我们时代的独特的存在形式，即不仅作为过去，而且也作为未来，存在于现在之中。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即便是满怀恨意的论敌，只要讨论具体问题，就可以促使我更加仔细地去考订相关史实，推敲论述的严密性，修正并完善自己的论述，并在了解其论点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思考。

最后，我想表达对我父母的歉疚之情。他们怀着对游子的无尽关心而日渐衰老，除了在假期短暂回去探望，我一直难尽人子之责。前年年末，母亲摔跤住院，我赶回老家，在医院里，握着她的手，像哄孩子一样对她说话。她终于渡过难关，又回到父亲的身旁。春节期间，短暂的贴身照顾，让我有一种重回童年时与父母的亲近感。去年秋天，父亲因病住院，母亲再次摔倒，不得不再度手术，他们都在艰难的康复之中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听力衰退，每每给他们去电话，只能大声说上几句。生命在流逝。当我用双手扶着父母孱弱的身体时，心里涌动着难以拉回时间和生命的痛楚及因为再度接近他们而产生的温暖。感谢从童年时代一起长大的杜维东，在我远离家乡的漫长岁月，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我的父母，这份情谊胜似兄弟。

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历程更让人真切地体会青春和生命的意义。20世纪对于青春的礼赞是多么动人——青春是生命的活力，可以超越年龄、超越自然的限制，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段落中盎然勃发、恣意流转。“虽明知未来一刹那之地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毁，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未来一刹那之我，仍有对于未来一刹那之地球之责任。庸得以虞地球形体之幻灭，而猥为沮丧哉！”（李大钊：《青春》）这是生命化入泥土的青春者之歌，他相信只要“菁菁茁茁之青年”存在，“青春中华”也就在，白首的地球就会变成青春的地球。

这部书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完全交由读者判断，但其中的思考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却是可以肯定的。我把它献给我的父母，献给他们经历过的时代，用对这个时代的激情、奋斗、痛苦和忧虑的意义的探索，祭奠几代人的历史存在，祝福生命的绵延。重温20世纪的目的之一，也是对“菁菁茁茁之青年”的召唤！

2018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