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旧之争的虚假性

第一篇，我想读一下《失掉的好地狱》。

《失掉的好地狱》是鲁迅在《野草》写作中期完成的，写于1925年。《野草》中有很多梦，这也是梦之一。开篇这样写道：“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在这个梦里他遇到了一个魔鬼，这个魔鬼“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这是一个反常的意象，与我们民间的恶魔想象很不一致。这个魔鬼很悲愤地告诉“我”说，“好的地狱失掉了”，为什么呢？“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权的时候。他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这是魔鬼曾经建立的“好的地狱”的秩序，其结果是鬼魂们苏醒过来之后开始向人间发出求救信号，于是人类开始对地狱展开攻击，地狱被人类彻底摧毁。

当魔鬼们一齐欢呼时，人类的整饬地狱使者已临地狱，坐在中央，用了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

于是人类掌控了地狱。在人类掌控地狱之前，地狱是什么样子呢？

地狱原已废弛得很久了：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可怜。

这个曼陀罗花的意象，在1931年鲁迅为《野草》所作的英译本序里面也被提到了，鲁迅直接用它象征《野草》本身：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驰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当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显而易见，鲁迅对于“好地狱”的描述与我们在常识里不加甄别地建构起来的“万恶的旧社会”是有区别的，它直接传达出鲁迅与当时某些踌躇满志的文坛“英雄”之间的龃龉。地狱不是鲁迅希望的去处，因为它毕竟是地狱；然而它为什么又是“好地狱”呢？显然，这个已经很坏的地方比起更坏的地方来，相对而言还是“好”的。如果说与天堂相对，地狱是最恶的地方，那么，至少可以说，在鲁迅这里，地狱还可以分为几种：尽管都是必须摧毁的，但它们也分为好的和坏的，或者准确地说，比较坏的和更坏的。

那么，坏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呢？当人类摧毁了好地狱之后，更恐怖的坏地狱就出现了：“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人类摧毁了地狱，主宰了地狱，“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而且新的主人首先给地狱里的狱卒“牛首阿旁”以最高的薪俸，这就意味着人类雇用了地狱里最凶恶的打手。主宰地狱的结果是：“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这个地狱流转图象征着什么？鲁迅没有讲。《鲁迅全集》对这一篇的注释里，援引了鲁迅在写作这篇散文之前一个月写作的《杂语》的第一段话，里面也提到了地狱：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照样的地狱。

从《杂语》的结构上看，恐怕很难套用注释的解释，直接把争夺地狱统治权的神和魔归结为军阀，因为其后的所有段落都是在讽刺当时的文坛。再结合思考一下《〈野草〉英文译本序》里鲁迅为自己的这部散文诗集所做的定位——开放在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那么显然，鲁迅笔下的地狱固然是他也希望摧毁的旧文坛乃至旧社会，但是并非简单明快地直接象征着与天堂对立的黑暗世界；在鲁迅眼里，文坛新时代的开始，完全有可能是以一个地狱代替另一个地狱，甚至被取代的那个地狱可能还稍好一些。同样是在《杂语》里，鲁迅写了这样一段话：

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ABCD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这是他对“五四运动”退潮之后改头换面的文坛新旧合流的辛辣讽刺，他并不认为新文化造出了文化天堂，它不过在争夺地狱的领导权而已，换句话说，当新文坛变成追名逐利的工具时，它就仍然是地狱。因此，以新、旧作为标准进行区分，判断ABCD一定胜于知乎者也，并没有多少意义。

配合《失掉的好地狱》，我们再来读《野草·题辞》相关的部分。和所有文字集结成册时的写作顺序一样，《野草》里最后一篇写作的作品是这篇《题辞》，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在所有的作品写完之后鲁迅做的一个总结。《题辞》里这样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怎么去理解这个“地面”？同时他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如果我们把它和《失掉的好地狱》连起来想，那么，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慎重对待。第一个问题是，以野草作为装饰的地面，是不是鲁迅所生活的那个至少在话语层面和一部分现实当中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新”社会？抑或是指的旧势力当道的旧社会？我认为，鲁迅生活在这个所谓新世界的文坛里，他并不满意。因此他憎恶这个以他的野草作为装饰的地面，也就是说他拒绝他的工作被他同时代的文坛，甚至被他同时代的历史拿来做装饰。

第二个问题是，他期待地火的运行，但地火运行的结果将导致熔岩喷发，烧掉地面的一切，也包括他的《野草》。这刚好和《失掉的好地狱》之间有一个呼应关系。《失掉的好地狱》里没有地火，只有人类的降临。现在他认为地火的奔突有朝一日会改变地面的景观，这个地火是什么？如果没有这篇《失掉的好地狱》，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火就是现代革命力量，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我们把革命笼统地视为摧毁旧传统旧势力的现代力量，并且认为前近代的农民起义是不彻底的革命，因为结果仍然是建立封建王朝。如果鲁迅这样想象现代革命力量，他就不应该做这篇《失掉的好地狱》。在写作《野草》时期，鲁迅的很多论述里都表达了一个疑虑，就是他并不确定他那个时代的革命力量在哪里；直到后来，鲁迅也并不信任把“无产阶级”之类的招牌挂在嘴上的“革命文学家”，他显然认为真正的革命能量是无言的“地火”，而且革命并不是现代独有的专利；《失掉的好地狱》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实体化对立，那么，“地火”要烧掉的也不是笼统的旧传统，换言之，在鲁迅那里，革命并不是一个现代压倒传统的二元对立图式，而是发生在所有时代的现实变革，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革命面对的都首先是当下，因此，历史上同样也一直有地火运行。

接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地火”一旦在地下运行奔突，将会导致熔岩喷发，于是将烧毁地面上所有的植物，无论是野草还是乔木；结果是，就连朽腐的可能都不会留给野草。这是鲁迅对于革命的精准把握。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革命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导致冲突的白热化。在这种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不会给文人的文字留下任何空间。关于这一点，他在写作《题辞》不久前，于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发表的《革命时代的文学》这篇讲演中有更清楚的说明。鲁迅认为，革命是古已有之的变革，从猴子的时代就存在了；但是无论古今，革命都不借助于文学造势，文学家于革命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不声不响的鹰吃掉吱吱叫喊的雀，不声不响的猫吃掉吱吱叫喊的鼠。大革命来了，需要的是革命人，革命文学倒不急需；而且在大革命席卷一切的时候，是没有人去弄文学的。

所以，地火化作熔岩烧掉的，当然是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但这不是鲁迅论述的重点。《题辞》重申了黄埔军校那场讲演的核心命题，只是用了更激烈的方式：当革命真的爆发时，其实不需要《野草》，当然也不需要其他的“吱吱叫喊”。在1927年4月12日和15日发生在上海和广州的两次政治事变之后，鲁迅在26日说“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并不仅仅是由于悲愤，而且也是对于将要烧掉地面上一切草木的“地火”的呼唤。

当鲁迅写作《野草》的时候，他并没有试图给他的同时代开药方，这与他一贯认为文学并不能承担革命功能的看法相关。但是他以冷彻的目光看到，他同时代面对的是《失掉的好地狱》这样一个现实；因而在这篇散文诗的最后，魔鬼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我们在其他篇章里面看到，有的时候鲁迅把野兽和恶鬼放在能够代表某种真实的哲学位置上，《颓败线的颤动》的后半部分就有这种很强烈的色彩。

接下来我们读《野草》中的《一觉》。

这是一篇很写实的散文诗。《一觉》记录了军阀混战时期，北平遭到轰炸，鲁迅在躲避轰炸的间隙回到他的寓所，编辑那些青年文学家们的文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文字：“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其实在这里鲁迅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颠覆，就是在文坛上什么样的文字是真实的，什么样的文字是虚伪的，而真实的文字往往带来鲜血淋漓的粗暴，有没有心力去拥抱这样的粗暴？谁体现了这样的粗暴？——当时的青年。大家读一下《一觉》，就可以感觉到鲁迅文中这种很特别的氛围。这种氛围，奠定了《野草》的基调。

第三篇是《求乞者》。

这是一篇虽然短小却在字缝里非常有深意的散文。鲁迅用了反复重复的笔法来描述人与人之间高度隔膜、高度猜疑的状态。这一篇的大致场景，是几个路人各自走路，谁跟谁都没关系，这时候刮起风来，到处扬着尘土；“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近于儿戏”；“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读到这里为止，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也就是主人公认为求乞是装的，所以我给你的布施是我讨厌你，我憎恶你。但是接下来，鲁迅进行了角色置换：“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他自己进入了烦腻对象的状态——“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突然的角色置换？实际上经过这样的置换，所谓的“五四启蒙”这样的幻想被彻底击碎了。鲁迅要呈现的那个真实图景，是在一个所谓的新时代，其实人人都在求乞，人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用什么方式求乞。他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用其他的方式求乞是作伪，例如那几个孩子；鲁迅说唯一能够表现自己真实状态的，就是无所为和沉默，不过即使这样，“我”仍然无法摆脱求乞的命运。描写推进到这一步，求乞这个行为本身已经不再是具体行为了，其实这是在表现每个人在新的时代里无法自主的状态，以及在那种状态里不得已的挣扎。而这个挣扎的场景，是后面说的这样一种时代气氛：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我们调动自己的感受去体验那样的场景，然后把那个场景转化为一种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想象。也许在今天的某些生活场景里，我们会觉得这样的想象离我们并不遥远。当你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只有猜疑和隔膜的时候，当你感受到你的主体无法按照你的意志自我实现的时候，你怎么去确定你个人的挣扎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

第四篇《狗的驳诘》比较容易理解，我就一笔带过。

这是鲁迅对于文坛状态最明快的描述。主人公穿得很破，于是有一只狗对着他狂吠，主人公就说你是势利眼，狗说我不如人，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

这篇东西我相信是鲁迅在某一种特殊状态下随手写下来的，它的含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都在字面上，但是这篇也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观察。可以说这是整个社会的状况，但是特别在文坛上，应该是最突出的。

第五篇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我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包括在国外上课的时候，都问过学生同一个问题：你们猜一猜，如果要比附的话，鲁迅相当于作品中的谁？很多人都说他是傻子，但是鲁迅绝对不可能是傻子，如果是傻子，他写不出《野草》来。可是鲁迅不在里面吗？如果鲁迅不在里面的话，他就是聪明人。竹内好曾经做过有点牵强的比附，说鲁迅是里面的奴隶，但他不是奴才，他是没有奴才性的奴隶。实际上，如果我们读鲁迅其他相关的文本，可以理解，在一个没有办法自主地寻找个人出路和民族出路的时代，这确实是良知者痛心疾首的处境。但是也许这个比附不那么有意义，我们可以暂且搁置。

当鲁迅写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时候，他真正要处理的，是他同时代面对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用聪明人的办法那就是不解决，最后和强者共谋；用傻子的办法去解决，那就是自寻麻烦；用奴才的办法去解决，可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终生，而且这种解决也是极其表面化的自我欺骗，最后仍然摆脱不掉奴才的地位。对鲁迅来说，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不可解决的难题，他试图去面对，他用三个分身去面对三种态度，去面对这个时代，然后逼问一个真实：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怎么选择？我相信鲁迅的答案是无可选择。

无可选择，是不是就像他在《求乞者》里面说的那样，“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换句话说，鲁迅是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呢？不是。鲁迅并不是犬儒主义者。这就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当我们不愿意用作伪的方式给时代开药方，给文坛开药方，给我们所处的环境开药方的时候，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在无可选择之处坚持。鲁迅一生的写作，他的嬉笑怒骂，他的各种各样颠覆常识的比附，最终都指向了这样一个无可选择之处的坚持，这也是我们下一次讲座要讨论的，在无地之处彷徨这样一个意象背后的哲学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