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土改记异

概况

1952年大概是2月中旬，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由于土地改革的命令急如星火，虽然在此地还相当不具备土地改革的条件，主要是领导土地改革的一个条件，即领导土改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还不存在的缘故，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土地改革”的时候，上面急如星火的道道命令下来，即刻就要全面土改。我被命令带领一支庞大的土改队伍，开赴当时属于广东肇庆地区的一个山区穷县云浮县（依当时的情况看来，似乎像个极穷县）去做全面的土地改革，这算先行县。这个队伍大概二三百人，是以广东省的文化干部队伍为主，其次是华南革大的一批工作人员，再次，是一批岭南大学（原属教会大学，但成绩相当有名）的毕业而未分配工作的学生。总人数恐有二三百名。我当时是一个南下干部，虽然1947—1948年在山西、河北、山东参加过三个省一年半的土改，心里还是很慌；其余的人均未参加过土改，我觉得这次下去难办得很。但所幸临时增派华南革大的一个部主任老王同志，一个北方的老根据地的干部。我自知经验不能同他比，靠他了。幸运的是，云浮县委赵书记是南下干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有在山东与东北的地方工作与土地改革的长期经验。因此，事情就好办多了。而且，我看得出来，赵书记是主张求稳，反对大乱特乱，反对反复翻烧饼（东北叫“煮夹生饭”）的。因此，从根本上我们三人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些大名人，如画家关山月，作家陈残云、韩北屏、杜埃等，倒也显得队伍壮大。

从根本上改变冷冷清清的工作方式

当时是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尤其是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特别是（代）第一书记邓子恢的规定办事的，即：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必须绝对地、长时间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建立或重建阶级队伍之后，才能谈得上进入斗争，如反霸、斗争地主等阶段；之后是分田阶段；再之后是建党建政、动员参军等阶段。再之后，又是另派工作队来搞“复查”等等；一个否定一个，一个说前一个“右倾”。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

开始我即不赞成这一套，因为我在山西、河北、山东进行过土改近一年半，知道怎能照这个模式进行。照此办理，一场土改前后要拖两三年，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但那一套在当时是最高主持土改的人十分坚持肯定的，因此，我们几百人下村后，也不得不照此办理：工作组进村后，照样是冷冷清清，找鳏寡孤独扎根串联，行动偷偷摸摸，怕地主富农“狗腿子”看见，群众则久久也不知这些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如此搞了近两个月后，冷冷清清，工作没有什么进展。我感到如此“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下去，半年之内群众也发动不起来，我们反而变成是做地下工作了。

如此下去，又要把一村土改，三年完成了。于是，我在县里同县委赵书记、副领队王某某同志协商，我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方式，大张旗鼓，大范围接近群众，震慑极少数可能的坏人和土改的反对者，以减少弱小穷人的怕报复的顾虑。我提出大村的工作组内，应设一“小公安局长”，他的任务就是一天到晚上门去找我们怀疑为坏人、“狗腿子”、顽固土改对象的人谈话，要使他们紧张、心慌，转而老老实实，停止地下活动。现在是我们每访一家贫下中农，都要回头看看有没有“狗腿子”跟着。一句话，我们必须变守势为攻势，即从根本上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坏人监视改为我们监视他们，变秘密工作为公开工作。必须全面改变局面：现在我们不是做“地下工作”，而是做“地上工作”；不是“守势”，而是“攻势”；不是做“敌强我弱”的，而是做“我强敌弱”的工作。总之，原则上，工作方式要完全颠倒过来，一切都要变被动为主动，变秘密为公开，变防守为进攻。

在县城里的三个主要领导意见完全一致。说得不客气一点儿，这三个人都是北方老土改，过去只能服从，现在根据具体情况，能够自己做主了，就改行适合于本地情况的做法。于是，我们把分散在两个区里的几个党员老同志陈残云、杜埃、李门等请回来开了一天会，大家都同意彻底改变工作方式，再不能如此冷冷清清下去了。作为县委和工作队的共同决定，把绝大部分的工作队队员找回县城开会一天，我在下午作一总结报告（约一小时），随即讨论，无异议，第二天早饭后全部回村。

以上是一件异常的事，下面还有一件更为异常的事。

贫农家中有小老婆、丫头的问题

在云浮工作个把月后，就了解到以下几个很难解决的情况。一是一些中农甚至贫农家中有小老婆，甚至丫头，而且不是很个别的，甚至多数的村庄都发现有此事。二是云浮县北面是面靠西江，船运繁忙。三是云浮境内几全属山区，解放前是个很穷的县。因此，云浮北部靠西江江面的一些山村，有的就是兼以抢劫往来船只为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我们在县里的三个人（白天搭“单车”到城周三十来里的村庄去了解情况），就讨论这些问题。先是弄清情况。这些“小老婆”与“丫头”是怎么来的。据说来源已有十多年了，抗战时期，湖南南部（也有江西南部的）各县在遭遇特大水旱灾时，就有一些少妇、少女逃荒到此地来，当时被某些农家收养，活了一命。有的没有回去，就被收养户慢慢作为小老婆或丫头了。这些人因生活有着，也就并不要求回乡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下乡后，也未了解到她们有回乡的要求。于是，县里的三个人，就同陈残云、杜埃、李门几位队委商量如何办。事先在县里商量时，县委赵书记、工作队副领队王某某同志，倾向是看得出：不告不理。——把她们解放了，何处可以收容她们？我早是这个意见：恐怕只能不告不理，解放了谁管饭？政府财政支出没有这一项，这同收养孤儿不一样。扩大讨论后，一个上午也定不了。下午，我不得不说了：解放奴隶，但我们现在办不到，现在似乎已发现十几个了，将来云浮全县会有多少人，少说一点儿，一二百人吧，上午宣布解放了，中午谁给她们开饭？后来达成一致意见：不告不理。因新政权没有安置她们新生活的力量。我说，这事太特殊了，我代表大家到肇庆地委请示后才能解决，我们不好轻举妄动的。

群众性的抢劫问题

另一件大事：云浮县北境处于西江之南，西江水深流缓，是广东境内的第一条大江，上下水大运输木船相当繁多，水运十分发达。而云浮县北境为山区，非常贫困。因此沿岸一些村庄，多有集体抢劫上下来往船只之事。一般是两三条小划子带上各种武器，把客货船强迫押运到南岸江边，做集体性抢劫，有的妇女、小孩也参加了。只限抢钱抢物，一般不伤人杀人。这是集体性行动，我在河北、山东两省土改时，也听说过这种现象。有的村冬天农闲时，就有人三五成群地外出几百里抢劫，不杀人，留路费，被劫者保存了性命，谁也不去告官，这些人还大力保护本村。因此，他们的行动也就是半公开的。我说，这种现象，怕全国都有，官方怕惹麻烦，素来不理。讨论来讨论去，也是一般不清理旧案，有命案者要清查，无命案者，工作队公开讲明此事，要有关者在小会上作些检讨，特别注意发动妇女去劝导丈夫、儿子检讨。所谓“检讨”，也是点到为止，不要求深刻。太具体了，太深刻了，就牵涉犯罪问题，我们临时县人民法庭庭长关山月就要到处去开庭了。

以上问题，我说事关重大，要到肇庆地委请示才能决定。我去了，向地委书记梁嘉报告情况，请示我们草拟的办法能否施行。梁嘉同志很客气，说：老曾同志，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打游击时就知道了，这是解放前留下的老问题，我们不敢提出解决办法，怕说我们右倾、地方主义，你这来好了，除了照你们的办，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并商定，不再请示陶铸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实际的负责人，因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均已不在广州）。这对他们也是个大难题，将来如果说是错了我们顶着不要紧，反正我们是小干部无关紧要，一扯上陶铸，就是路线问题了。

就是这样，我们在梁嘉同志批准之下，就自行解决了一些这一类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些都定出了大致方针以后，我们就决定召开一次土改队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的队员都进城来了，对以上诸问题，由我作了一次报告。

此后不久，忽接肇庆地委通知，分局来电，要我立即回广州。我只得照办，我在云浮的工作，只能由副领队王同志代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