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识才——宗白华对郭沫若的发现和扶植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新诗中最优秀的诗集，《女神》的诞生使郭沫若成为中国新诗中的巨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青年朋友们，你大概并不了解《女神》的诞生同一个人很有关系，他可以算作《女神》的“催产婆”。我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宗白华先生。
宗白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诗人，1918年他就参加了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以后被选为这个组织的最初领导人之一。翌年8月，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郭虞裳受该报负责人张东荪的委托聘请宗白华协助编辑《学灯》、11月郭虞裳赴英，22岁的宗白华正式担任《学灯》主编。宗白华就是在编辑《学灯》期间，发现和扶植了郭沫若。
《学灯》属于“学艺性副刊”，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学术性讨论、报道、翻译，名人演讲录及编作者之间的通信。宗白华的到来，把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特别是新诗和戏剧）的新鲜血液输入《学灯》，使《学灯》大放异彩，成为遐迩闻名的“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
在宗白华的建议下，8月15日《学灯》开辟“新文艺”栏，开始刊载新诗。宗白华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不少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件，深为留学生的浪漫热情而感动。他没有因为上面陌生的作者名字而看轻作品的实际价值，立即将来稿向郭虞裳推荐，力主发表。不久署名“沫若”的诗作《鹭鸳》与《抱和儿游博多湾中》在9月11日《学灯》刊出。
当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医学部学习，出于爱国热情，他集合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夏社”，出油印小报。在编印小报过程中，他经常阅读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引起了他很浓厚的兴趣。当他在8月29日“新文艺”栏上读到康白情的白话诗《送慕韩往巴黎》，唤起了自己的胆量，遂将自己以前的诗作投寄《学灯》，不想很快刊出，惊喜若狂。在此之前郭沫若虽有创作和翻译，但他知音难觅，寄回国内，屡屡碰壁。这次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给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闸门已经打开，诗人的才华之泉终于迸发奔流了！宗白华以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出年青诗人胸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创造力，看到一颗珍珠正在东洋岛国烁烁闪光，他以惊人的气魄将“无名小辈”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大量发表。9月下旬到11月下旬就陆续发表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某礼拜日》《梦》《火葬场》《晚步》《浴海》《胜利的死》《黎明》等十几首。
11月21日、22日宗白华在“哲学研究”栏内发表了抱一（易白沙）的《墨子的人生学说》一文，尽管他不同意该文的观点。11月27日宗又在“评论”栏内撰文《中国的学问家……沟通……调和》，不点名地批评了抱一。郭沫若对抱一的文章早有看法，读了白华此文更有同感。“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于是给白华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后两人频繁通起信来，千里神交，引为知音。
宗白华鼓励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郭沫若尽量写诗，为此1920年1月宗在《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而代之以“新诗”栏。郭凡有诗寄去，宗毫无保留地发表，甚至有时用《学灯》整个篇幅。（1月的“新诗”栏共出了四回，而四回的“新诗”栏都尽为沫若的诗所独占！）沫若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产品有了销路，他的诗兴大发。于是沫若的诗像潮水一样接连不断地在《学灯》上涌现出来。1月份有《晨安》《立在地球上放号》《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死》《匪徒颂》《凤凰涅槃》等十几首。二三月份又有《心灯》《炉中煤》《天狗》《叹逝》《登临》《日出》《光海》《风光明媚的地方》等十数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大量地编发一位无名作者的新诗，在《学灯》编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郭沫若一登上诗坛，就以磅礴的气势震动了诗界，征服了读者。后来朱自清在为新文学大系的《诗集》作导言时，曾把郭沫若的进入诗坛，称作“一支异军的突起”。这种异军突起的产生不能不归功于宗白华的魄力和胆量，如果不是宗白华为郭沫若提供《学灯》的阵地，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他的大量作品，郭的“异军突起”是不可思议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宗白华不仅是郭沫若新诗的最初编发者，而且是第一位评论者和鉴赏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很希望《学灯》栏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e的清芬。”对于《凤凰涅槃》和《天狗》二诗，他热烈地赞颂：“你的凤凰正在翱翔空际，你的天狗又奔腾而至了。你这首诗的内容深意我想用Panthdistische Inspiration泛神论——笔者的名目来表写”,“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粉饰他”。“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在白华和沫若的心目中他们两人的身心都已“合二而一”了。白华在给沫若的信中说：“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愿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底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这是我很热忱的希望，因你本负有这种天才，并不是我的客气。”沫若在回信中说：“……我想你的诗一定也是我所最爱读的诗，你的诗一定也是可以认作我的诗的。我想你的诗一定是我们心中的诗境诗意的纯真的表现，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诗，好诗……”他十分佩服白华教他的“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和“完满诗底构造”的两句话，在信中说：“白华兄！你这两句话我真是铭肝刻骨的呢！你有这样的好的见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诗一定是好诗，真诗。”他深情地说：“《学灯》栏是我最爱读的。我近来几乎要与他相依为命了”,“我要把我全身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科学和民主的五四精神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对哲学、对文艺（特别是新诗）的热心探讨，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无比关注，成为他们友谊的共同基础。歌德、泛神论、庄子是他们这时人格和事业的共同的支柱。
值得一提的，宗白华这时还介绍从未见过面的郭沫若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因为有的会员反对没有成功。但由此也可看出宗对郭的了解和信任。
在白华与沫若千里神交之际，独具慧眼的宗白华于1920年1月又给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朋友田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写信，告诉他：“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白华连去三信给沫若，介绍他与田汉结交，大有预见地说：“我很愿意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热情洋溢的宗白华促成了郭沫若、田汉这两位未来的文坛巨人的最初相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足迹。
1920年1月至3月，三人鱼雁往来，正像郭沫若后来回忆的：“三人都不曾会面，你一封，我一封就像陷入了恋爱状态的一样。”他们和当时的青年一样，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太令人窒息了，他们苦闷、探索、反抗，互相倾诉心中的不平，追求着美好的理想，自我解剖，彼此鼓励。他们的心像火一样热烈，像水晶一样透明。
三人这时的通信经过整理后于这年5月出版，题名为《三叶集》，成为三人友谊的结晶。郭沫若认为此书“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
1920年3月19日田汉利用春假由东京到福冈，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
1920年4月底宗白华辞掉《学灯》职务，准备到德国去留学，临行前还在《学灯》编发了郭沫若的诗：《电火光中》（4月26日）、《巨炮之教训》（4月27日）。
宗白华走后，接任《学灯》主编的李石岑对白话诗存有偏见，给郭沫若的诗每每以不公平的待遇，致使他诗兴消沉，很少作诗。
1921年8月郭沫若将宗白华编发在《学灯》上的那些诗加以增删，编成诗集《女神》出版。
1925年宗白华回国，在上海同郭沫若第一次会见。
对于宗白华的扶植和帮助，郭沫若是永志不忘的，他后来多次回忆起宗白华，说：“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他认为由于宗白华给予他的很大的鼓励，使他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他甚至感激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