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从“胜利”与“民主”中走来
兴办教育：“利居众后，责在人先”
黄炎培的一生与教育事业密不可分。20多岁的时候，黄炎培的老师蔡元培对即将离校的学生说：“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这些话，黄炎培终生不忘，结合自己多年来所看到的山河破碎、国民愚昧的社会现实，他为自己定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
1902年，黄炎培首先回家乡川沙开办新式学堂，试图在晚清封建落后的时局中为中国播下进步的种子。同乡杨斯盛给予大力支持，在学堂缺少经费难以支撑的时候，杨斯盛慷慨捐银，使黄炎培的事业柳暗花明。川沙小学堂办得有声有色，黄炎培等人广邀名流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听者人山人海。但黄炎培等人的进步言论也同时被清政府视为“洪水猛兽”，黄炎培因此很快被清朝官吏拘捕起来，差点“就地正法”，幸得陆子庄、步惠廉、杨斯盛、佑尼干等中外人士竭力营救，方逃出虎口，又在杨斯盛的资助下亡命日本。这是黄炎培第一次办学，短短半年即告夭折，还招来杀身大祸，但他教育救国之志并未因此稍减。
1904年，黄炎培返回祖国。杨斯盛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实业家，早有计划请黄办学，黄炎培因此得杨斯盛之力，大展宏图，先后兴办浦东小学、广明师范讲学所、浦东中学，运用新式教育，广泛传播先进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杨斯盛于1908年病故，临终前仍不忘教育，对黄炎培说：“我早知我校（指浦东中学）基金不够，还想天假余年，学校还应大扩充。我死，你将向哪里募捐呢？现在我勉力凑捐基金十二万两。只望我死后，支撑这校的稍减艰苦。黄先生！你跟各位校董勉力吧！”据黄炎培后来回忆：“浦东中学买地筑舍开办费，连同杨先生逝世以前历年经费，约共耗银十二万两。临殁捐基金十二万两，留给遗属，仅得维持生活。……像杨先生真是毁家兴学，一切是为了教育，为了学生，而一丝一毫不是为个人立名。”杨斯盛毁家兴学的义举值得世人称颂，而他把兴学大事重托于黄炎培，正是看到黄炎培是一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可以信赖的人。
后来，黄炎培又创办了东吴大学、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为中国培养出无数杰出人才，张闻天、徐特立、华罗庚、范文澜、王淦昌等都是黄炎培的学生。他是真正称得上桃李满天下的。
最值得称道的是黄炎培所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曾在中国许多地方进行广泛的考察，发现当时的学生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无法结合起来。学习归学习，却无法运用到实际中。这一致命的弱点极大地影响着教育的发展。黄炎培乃致力于实用教育的传播，写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商榷》《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等文，开中国实用教育之先河。黄炎培又进一步到国外考察，切身体会到美国职业教育的先进，于是在归国后更加不遗余力地投身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当中。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学校也在上海建立起来。黄炎培在发起创办这两个教育机构的时候，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强调“手脑并用，双手万能”，重视学以致用，真正达到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结合的目的，“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黄炎培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相当成功，从创办一直到全国解放，除在上海创办过中华职业教育学校外，还在重庆、南京、昆明等地开办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职业指导所、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比乐中学等，并出版《教育与职业》《生活》等书刊120多种，培养学生3万余名。黄炎培的进步思想也得以在学生中广泛传播，职业教育在全国蔚然成风，为中国走出黑暗逐渐强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黄炎培创办职业教育几乎也是“白手起家”，他本人没有多少经费可以拿出，但他可以筹集资金。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都愿意慷慨捐赠，鼎力相助，原因就是黄炎培是一个信得过的人。
黄炎培的爱国是有名的，他会办教育也是有名的，他的勤劳与无私则受到世人的尊敬。其子黄万里回忆：“父亲勤劳一生，远非常人所及。记得幼年见他每天晨8时许出门，夜必11时才回家，从无假日。……他提倡职业教育，设社宣传，凡事则都躬行。例如中华职业学校，是他理想的实验处。……长我们一辈的人大多节约成风，这倒并不稀奇。但我见到我父早年上班总是步行。甚至回川沙老家坐了小船后，还要走一大段路到故居。最后几年，在上海的老友穆藕初先生实在看不过去，送给他一辆自己坐旧了的汽车，父亲才算有车坐了。他在节俭方面对我也有不少影响。”黄方毅是黄炎培的小儿子，他向笔者讲述他父亲一生食素、勤俭节约的往事，令人十分感佩。黄方毅现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每当看到他骑一辆旧自行车，像平常老百姓一样忙碌地穿梭在城南城北的时候，我依稀可以看到黄炎培的背影。
1942年5月8日，黄炎培书赠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学：“利居众后，责在人先。”这也许正是他成功办学的重要因素，也正是许许多多的爱国实业家愿意助他办学的主要原因所在。
延安之行：寻找一条崭新的救国强国之路
黄炎培也是一位有名的民主革命家。早在1905年7月，他即在蔡元培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任同盟会上海干事，保管党员名册。辛亥革命前夕，黄炎培又受江苏苏南各县公推，到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九一八”事变之前，黄炎培在访问日本期间观察到日本图谋侵华的野心，写《黄海环游记》，并在归国后将日本阴谋面告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更是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并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积极抗日，主张早日实施宪政。黄炎培还发起创建了我国现在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并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任主席，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委直至逝世。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命运，为祖国的民主富强不懈地努力。只是，从晚清帝国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再到国民党统治，黄炎培始终难以找到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政府，这使他非常失望。直到1945年的延安之行，黄炎培才真正豁然开朗，找到一条崭新的救国强国之路。
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各界人士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为恢复陷于停顿的国共和谈，应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电邀，黄炎培偕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五人飞赴延安。五天的延安之行给黄炎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机会看到延安朝气蓬勃的景象，更认识了党中央大部分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感受到共产党干部的优秀作风，称：“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哪里知道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尤其是与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接触，使黄炎培看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
至今被世人津津乐道的“窑洞对”便产生于此时。黄炎培在《延安之行》中这样叙述：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延安，自由民主的氛围感染着黄炎培，振奋的情绪萦绕在黄的心头，令他思绪万千。他还异常高兴地见到了已逝知己邹韬奋的儿子，并在“自发的情感”逼迫下写《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辞》。他想到好友已逝时热泪双流，而提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即将实现时则情绪高昂，激奋地写道：“虽然，死者已矣，凡我后死，忍忘天职之未酬！今日者，暴敌行将就歼，国事亦将就轨。胜利！胜利！民主！民主！君所大声疾呼者，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生后。呜呼！韬奋，呜呼！韬奋，死而有知，其又何求。”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中最关键的事情，他看到了希望、胜利与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做人民的官
黄炎培名声显赫，不少当权者均试图拉拢他，招他做官。袁世凯及北洋政府曾两次电召黄炎培出任教育总长，黄炎培坚辞不就。袁世凯因此很不高兴，有一天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也曾一再拉拢黄炎培，许以高官，也被黄炎培拒绝。不愿做官是黄炎培一贯的思想。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后，黄炎培打破了“不做官”的惯例，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其子黄大能感到纳闷，问黄炎培：“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向儿子详细讲述了周恩来动员的经过，然后严肃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此后，黄炎培殚精竭虑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5年，黄炎培先生去世。他勤俭一生，没给家人留下多少物质财产，却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家训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在他的影响下，黄家代有人才出。希望黄炎培的子孙们也像黄炎培先生一样，为国，为民，为“胜利”，为“民主”，多干实事，多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