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端方与我国近代文化教育
端方（1861—1911）满姓托忒克氏，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号陶斋，居直隶丰润（今河北省丰润县）。光绪八年（1882年）时，由荫生考中举人，入仕从政，因参与百日维新活动，在变法失败后险遭重处。
时人指端方为北京旗下三才子之一，对于盲目滥杀“洋人”的“义和拳”，他也有清醒的认识。端方在陕西护理巡抚任上曾严厉劝诫军民说：“尔等须知谣传之说，万不可恃；恍惚之术，万不可恃！……兵祸之烈，万不可肇；昭理君子，从今绝口不谈，安分良民，亦复束身自爱。……士农工商各安各业。”他认为“拳民练习身技，不畏枪炮，乃是呓语，绝不可信。而与国为敌者，在边海入犯之洋兵，不在内地寄居之教士”，当接有圣旨允许杀戮外人，端方反而示饬要一概保护，还致函教士说“一日有我，即一日无事”。为此引起一些将领、官员说他“抗旨不遵”，拳民也撰揭帖说“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杀端方”。由于端方严禁聚徒拜师、借端起衅，防止滥杀教士、教民，所以陕西虽然也发生了三起杀人放火的教案，但全省普遍平静无事。慈禧、光绪由京一路惊恐西逃，他们与随行诸大臣到达陕西行宫，了解到这里虽然曾遭受旱灾，但政治、社会均较平静安全，可以在西安驻守下来处理多项紧急国务，君臣也都理解并肯定了端方明智而富胆识的政治才能，这为端方此后获得清廷诸大臣的支持，慈禧对他的不断提拔、重用，开启信任的大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与张之洞等奏请清廷废科举、广兴学堂。同年7月16日，清廷发布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上谕，表明求治之殷切。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前往日、英、法、比利时；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德、奥匈、俄、意，分两路踏上学政行程。1906年夏，五大臣返国，8月26日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同一日，端方上奏《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要求积极脱离专制政体，“取任人而不任法者，一变为任法而不任人”，施行宪政下的依法治国。端方所编《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作为晚清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他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由此其任职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兴学办教的贡献。
创办幼儿园
端方认为强国之道“以兴学为急”，他认识到教育要从幼小着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他在武昌寻常小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学前教育机构，1904年正式命名为武昌蒙养院。当时蒙养院初创，师资奇缺，教师（那时称为保姆）多从日本聘请。武昌蒙养院请有三位日本保姆，还由户野美知惠兼任湖北省立幼稚园园长。招收适龄儿童共80名，学制一年，每天课业三小时，学习谈话、行仪、游戏、乐歌、读方、数方、手技七项。服装、图书、物品由院方提供，但不负责伙食，凡符合条件者全部免费。1905年，端方在湖南巡抚任内又创办湖南第一所湖南蒙养院，委任冯开濬为院长，聘请日本人春山雪子、佐藤操子为保姆，招收4～6岁的儿童。
“蒙养”二字为中国的传统说法，“蒙以养正”是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当幼儿智慧启蒙之际，就施以正面诱导，开发其智慧，树立其良好的习性，促使孩童将来成才。
1903年，清政府颁行癸卯学制，把蒙养院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段。同年又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对蒙养院做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该院所设七门课程的内容与目的：
1．谈话，分修身话和事物话。前者谈“做人之道，须浅而有趣，如孔融让梨、孝经故事；后者由教师简单讲解生活中接触到的事和物的名词和意义，如：好、坏、水、火、狗、鸡等，令孩子自然有所感悟”。
2．行仪，选择有趣的或正确的行为动作让孩子们模仿。
3．读方，用单张画片识字。
4．数方，学习认数和加减。
5．手技，通过堆积木、拼版、纸织、纸折、纸剪、缝取、画方，锻炼儿童思维与手工能力。
6．乐歌，如伴以歌舞可培养美感、滋养性情，若配合体操既健体又训练节奏效应。蒙养院对乐歌极为重视，称“化育之宗也”,“凡立学堂不设乐歌，是为有教无育”。
7．游戏，分个人自由玩耍和众儿童合同游戏，促使童心愉快活泼，养成儿童爱众乐群的协作精神。
1907年长沙另一间私立周氏家塾幼儿园设立，上述两个幼儿园于辛亥革命后停办。1912年，湖南官立蒙养院更名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幼稚园，在长沙古稻田重建。
创博物馆和动物园之先河
端方一生爱好古玩和艺术品收藏，他收藏面较广，诸如青铜器、金石、字画、碑帖、古印、古砖、湘绣等兼收并蓄。其收藏之广、研究之深颇受文物界瞩目。他陆续著有《陶斋吉金录》和补充的续录，还著有《陶斋藏石记》。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日照测定时间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天监井和涌金井井栏，墓志如皇甫麟、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休碑》。与他共同参与整理拓印研究的有当时的知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龚锡龄记有“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模拟”,“良宵雅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如实表述了当时的情景。所著《陶斋藏砖记》两卷中收入的皆为汉代罪人墓地砖铭，共117块。据此考证，墓志铭汉代就有了，否定了认为墓志铭起源于颜延之说，也批驳了顾亭林的源于南朝之说。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对砖文的书刻，端氏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用功之深。
在出洋考察期间，他还收集了古埃及的文物，著有《泰西各国金币拓本》。端方被推认为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史料意义重大。
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原属元明时期海王村，清康乾时这里成为京城古籍典章文物市场，多代鼎盛，1917年曾改建海王村公园。园中有一座楼，端方为了与爱好金石碑刻的人便于交流切磋，同时向大众展示文化知识，曾在此楼办了“端氏博物馆”。这间私人博物馆较张謇在南通办的博物苑为早，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了。
1907年，清政府将皇家三贝子花园改为农事试验场，向公众开放，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建议在此园东部增设动物园，并由他负责向德国购进数十类130多只野生动物和禽鸟，增加国人对多种动物的直感和认识。笔者幼小时就读北平市二龙路小学，每当儿童节由老师带领前往此园游玩，同学们常在大象、狮、虎、长颈鹿、猴子等大小动物前流连停步，比看植物、花草开心得多。为满足游人的喜好和需要，农业试验场地大都被动物占领，现在北京动物园规模品种已属全国之最。
发展华侨教育 开办暨南大学
端方从欧洲归国，途经南洋了解侨情和商务，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的列队欢迎。端方对当时华侨寄人篱下的命运深表同情，也感受到海外华侨的爱国之情。端方关心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知华侨教育之不可缓”，因之召见各埠华侨“劝其就地兴办学堂，培养子弟，并诫其勿染外洋习气”。清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多次派官员赴南洋调查学务，并在师资和资金上给予帮助。1906年，学部特派前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参赞官钱恂为南洋学查委员，派学部专门司行走董鸿炜为陪同成员。钱、董二人于1906年秋抵达爪哇，了解到当地虽创办了不少学堂，但由于师资和教材均感不足，教学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华侨父老仍有送子弟回国读书的愿望。钱恂当即向学部申报，还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请他主持办学。端方赞同钱、董之议，即奏请朝廷：建议设立学堂，而且“自当官备食宿、妥为照料”,“嗣后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侨民，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者，并当一律收取，以宏教泽而系侨情”。清廷准其所奏，于是端方委派江南提学使陈伯陶负责此事，由两江总督府学务处任职的郑洪年参与侨生接待工作。此后，郑洪年曾两度主持暨南校政，一任暨南学堂首任堂长（庶务长）和国立暨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华侨教育家。陈伯陶建议用“暨南”做校名，“暨南”一词源自《尚书·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寓意为：中华的优良道德风尚和文化，可教育、辐射、传播到四面八方。1904年，清政府任命的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张振勋（新加坡著名华侨商人）到达槟榔屿后，发动当地华侨绅商创设中华学校，也曾赠光绪皇帝御题的“声教暨南”的匾额及《古今图书集成》一套。而端方平日笃嗜金石、书画、古文，对此名与办校宗旨及生源特点均相符，也避免用“华侨”“侨生”等词以致产生隔阂或疑虑，所以欣然同意选定此名。经过筹备，校址定于南京薛家巷（今汉口路）妙相庵，该地址居南京城中央，鼓楼之南，唱经楼之北，诚为得天独厚之学府。端方指定每年从江海关税中筹拨5000两作为日常开销，列入计划。随着生源的增加、学堂规模的拓展和改制为中学，日用支出建设费用增多，端方奏请朝廷说，回国就学的学生原籍大多是福建、广东两省，所以他建议学校经费增加，并由闽海关和粤海关分担一部分。在他的主持下，因为经费充足、建设校舍、添置仪器设备、增加学生，暨南学堂的水平与规模更加提高发展了。
1903年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首批侨生21人，为纪念这一重要时刻，端方与21名侨生及全校教职工合影，端方坐在正中。暨南学堂创办后，端方继续关心学校的发展，身体力行，不时轻车简从来校视察，促使学堂摸索一套针对侨生的教育管理办法。侨生一般年龄仅十三四岁，远离父母且生长在海外，在语言、风俗习惯、知识水平、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有一时难以适应之处。端方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一，精选师资，为延聘人才煞费苦心，教师大都为饱学之士，其中有举人、秀才，也有留日、留德归国的教师，保证了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其二，因材施教，按侨生各自的特点与水平，编不同班组补习或授课，侨生多体健活泼、爱好运动，学校专设篮球场、足球场、秋千、铁环等运动设施，以利其身心全面发展。其三，生活上关怀备至，规定对侨生学费、食宿费一概豁免，对患病者免费治疗，另发有冬夏两季制服。端方在南京马路上乘车遇到侨生时，经常停车邀请他们上车同行。他告诉侨生，如毕业时成绩优秀，将予重奖或官费出国留学。他十分注重侨生与家庭和学校三者间的关系与沟通。其四，严格管理，除上课外，对自修及宿舍均按规章要求检查。
端方要求依中华传统文化对侨生进行修身养性方面的教育，陶冶其情操，组织课外活动，如练习书画、开展足篮球校际比赛，组织游览名胜古迹，练习诗词，增加历史知识。由于学堂逐步正规化，教学颇有成效，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多埠闻风而起，很多愿选取汉语合格的学生送宁就学。至宣统元年（1909年）6月，学生已增加到167人，因经费所限，端方奏请朝廷将学校规模限定为500名，足额不再增收，学校仍分中学与高小两级。辛亥革命爆发前，除了一小部分转入陆军学堂以及其他学堂外，在校学生共有240人，大多数来自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半岛、檀香山、旧金山等处。
端方调离两江总督时，赠送每位学生端方肖像一帧。端方创设暨南学堂，确立华侨政策，教育华侨青年，足令后人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