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文革”中的文博事业
20世纪60年代末，文博事业在“文革”当中受到极大的冲击。整个机构陷于瘫痪，文博系统干部下放“五七”干校。进入70年代，周恩来总理决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文博事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使得文博事业能够在逆境中崛起，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父亲王冶秋为文博事业的重建与振兴辛勤耕耘。
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
1970年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向文化部军代表和母亲高履芳传达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位政治局常委对父亲王冶秋所写的一封信的批示。周总理批示道：王冶秋同志信中说，本月16日已经走了。如未走，可以见他，并留他下来。之后，文化部留守处派专人去湖北咸宁，将已经在那里安顿下来的父亲接回北京。在那封信中父亲写道：“我本想有一个五至十人的文物保护（或加上博物馆）的小组，就可以把目前处于无人管的文博事业抓起来，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抢救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及图书、碑帖等。我则还可以做一点出主意工作，也算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特别强调“但此事必须脱离旧文化部，另在国务院设这个小组，才能有力量”。周总理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在政府机构几近瘫痪、举步维艰之际，一些被打倒的部门负责人能够主动站出来要求工作，正是总理所希望的。同时，周总理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并开始考虑、部署文博事业的重建工作。
1970年4月末的一天，周总理秘书侯英来到黄化门39号，通知父亲出席“五一”节晚上天安门的庆祝大会，并说在毛主席到来之前，总理将要与他谈几分钟的话。“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父亲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说：准备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先把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系统的工作恢复起来；另外，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还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都被红卫兵砸毁了，你要抓紧故宫的恢复开放工作。有些事可以找吴德同志商量解决，吴德既是北京市的负责人，又将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的组长。第二天，各大报都刊登了出席“五一”庆祝活动的负责人名单。那时，这个由总理亲自圈定的名单是个重要的政治风向标，父亲的名字列在“国务院各部门的军代表、负责同志、革命群众代表”名单的后面。总理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释放出“解放”干部的信息，以利于他们开展工作。
1970年5月10日，周总理召集图博口负责人及文化部军代表开会，宣布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由军代表郎捷同志任组长，主管“文革”事务，王冶秋同志任副组长，主管业务工作；图博口由国务院办公室代管，吴庆彤同志为联系人。总理说：康老（即康生）病了，文物工作我亲自来管。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苦撑危局、力挽狂澜的周总理又部署的一个新“局”。那时，政府各职能部门几近瘫痪，总理总是在寻找机会与适合人选来逐步恢复。
故宫重新开放与筹办“文革”期间出土文物展
图博口成立伊始，父亲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故宫的重新开放。“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想要冲入故宫“破四旧”，周总理于1966年8月18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关闭故宫并停止开放。按照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布置的任务，父亲与吴德同志商定了故宫的整改方针，确定为：原状陈列，个别甄别，文字斟酌。故宫重新开放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周总理亲自主持了《故宫简介》的编写和审定工作。1971年7月5日，经周总理批准，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观众如潮。7月10日，故宫接待了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行。1972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父亲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陪同下参观故宫，国内外媒体都作为重要新闻进行了报道。
与此同时，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父亲还抓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筹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当时是以“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名义行文，邀请11个省市参展，行文的“名头”够大，可用的印鉴却是“故宫博物院”的公章。克服了重重困难，这个展览于1971年7月1日在故宫慈宁宫正式对外展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了头条消息报道这个展览。那时，一些老一代的革命家朱德、陈毅、邓颖超、李富春、蔡畅、郭沫若等都十分喜爱这个展览，不止一次前来参观。有一天，朱德委员长兴致勃勃到慈宁宫看展，父亲说朱老总的书法与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极为相似，遂请人从故宫画库中取来黄庭坚书“诸上座”字卷，朱老总伏案展卷欣赏，不断颔首叹服。然后他安排铺纸研墨，朱老总欣然提笔书字一幅，气氛始终自然祥和。还有一次，父亲向陈毅元帅介绍山东出土的陶鬶时说，此物三条腿，从力学上讲，三条腿的器物没有方向性，比四条腿的要稳当些，测量用的架子、照相用的架子都为三条腿就是这个缘故。陈毅元帅幽默地回答道：“我同意你这个观点，你看我拄着拐杖比不拄拐杖就稳当得多喽！”在场的人都开心地笑了。这个展览广受好评，来参观的外宾更是叹为观止。
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随后，周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加快文博事业的全面恢复。
1971年7月22日和24日，周总理相继批准了郭沫若的两个报告即：《关于〈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个杂志复刊的报告》和《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该展览的领导小组由吴庆彤任组长，王冶秋任副组长，夏鼐、王仲殊为组员。
1971年8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父亲借代国务院起草该文件的机会，在文中特别加上一条，要求各地凡是文博业务干部，即使有问题也要归队重新工作。这不仅加快了文博干部的归队步伐，对其他部门的干部解放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2年6月17日到1972年12月11日，周总理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保护、女尸解剖与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先后作了四次批示，对于三号墓的发掘也多次作口头指示。
1972年7月4日，周总理听取吴庆彤和王冶秋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筹备情况。
1973年1月16日，国务院批准王冶秋《关于增加出土文物展览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报告》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的报告》。
1973年2月4日，总理批准王冶秋《关于重建文物出版社的报告》。
周总理这些影响深远的部署，使得文博事业的重建工作始终在高层次、高水平上推进，虽然这是“文革”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却把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文物展览成为继“乒乓外交”之后促进国际交往的一种新形式；在国内，金缕玉衣、马踏飞燕等稀世珍宝的出土和展出，引发了空前的地下文物大发现，一场前所未有的“文物复兴”出现在中国大地。
1972年1月14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开始发掘，4月28日开棺，一具保存完好的、2000多年前的女尸呈现在世人面前，引起全球轰动。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先秦古籍，共计五千余枚竹简。这批汉简的出土，澄清了千年历史疑案，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雀跃。
至此，临时机制的“图博口”已经不能适应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了。总理又果断决定，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1973年4月14日《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王冶秋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下发，父亲成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首任局长。
1974年6月1日，周总理离开居住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南海西花厅，到305医院住院接受手术治疗。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黑手伸向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博事业，欲派文化组的人接管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此危急关头，父亲到西城翠花湾请教王震，可否请总理出面讲话。王震说：“此事勿劳总理费心，你给康生写个信就行。”接着，王震又谈到，现在总理处境困难，康生懂文物，文物方面的事可以找康生，由康生出来讲话，免得事事把总理推到前面。父亲进而想到总理正进行手术治疗，决不能再打扰了，于是，把王震对自己讲的话，告诉了一直从事文博事业政策研究工作的谢辰生。谢辰生便提笔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写信，反映文化组的倒行逆施。康生于6月28日批示：因文物工作是全国性的，对外活动多，许多事情时间紧，任务急，层次不宜多，文物局应直属国务院，不要划归文化组。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华国锋批示同意并照康生意见办。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后，在周总理参加的最后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总理正式宣布了文物局直属国务院。这样，“四人帮”夺取文物事业领导权的阴谋被粉碎了。1975年9月30日，国务院发文，确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为国务院直属局。
中国文物走向世界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时，唯一安排的外出活动就是参观故宫和出土文物展览，这些精美的东方文物珍品，为美国客人揭开了“神秘中国”的面纱。此后，故宫博物院、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地上文物遗址，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鲁迅博物馆等展览馆，成为外国政要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法国总统蓬皮杜、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人访华的重要参观访问项目。这些参观访问部分地挽回了“文革”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的损害；同时，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群众也增强了恢复工作和生产的信心。
自从1971年5月，周总理批准同意到国外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以后，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到1972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展品的年代，从60万年前蓝田猿人起到明万历止，计有实物493件，复制品27件，辅助展品135件，这些参展展品来自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973年5月8日“出土文物展览”第一次踏出国门，在法国巴黎珀蒂宫隆重开幕，引起巨大轰动。此后，中国文物展览风靡世界。到1978年，“出土文物展览”先后在16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参观总人数达到657.5万人次。人们赞誉这个展览起到了“文物传深情，友谊连四海”的特殊作用。这个承载着中国古老文明的稀世珍宝展，无疑是一张新的外交“名片”，使国外许多人从“文革”中关于中国负面报道的梦魇中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出土文物展览”为实现周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突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73年9月15日，当法国电视台播出总统蓬皮杜正在中国大同参观云冈石窟的消息后，法国和欧洲为之轰动。蓬皮杜实现了戴高乐总统生前未能访问中国的愿望，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位访华的总统。这年春，当法国外长若贝尔在京讨论蓬皮杜访华的参观安排时，提出参观大同云冈石窟。这使外交部礼宾司感到棘手，因为那时大同地区是一个驻有十几万部队、禁止外国人入内的军事禁区。当周总理听到法方的要求时，随即找父亲王冶秋询问云冈石窟文物保护的情况。父亲汇报说，60年代石窟保护列入国家计划，“文革”中由于工作人员李治国等人机智的保护，石窟未遭破坏，可以接待参观。之后，总理指示，要尊重法方的选择，并说法国人以懂艺术、爱艺术著称。始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作，它吸收了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营养，以融会东西、贯穿南北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是伟大的世界石窟艺术宝库。20世纪初，法国人沙文曾两次来到这里考古，出版过专著。
从1973年5月起，大同市开始筹备接待法国总统的来访工作。首先将市委党校重新装修，改称大同宾馆，作为来宾住所。考虑到蓬皮杜总统身患骨癌，为方便其行走，将云冈的参观线路进行了路面硬化。饮食方面，省委负责人解振华在准备会上指示由大同矿务局准备西餐。李治国提出不同意见，他说：给洋人吃“洋饭”是“土饭”，但给洋人吃“土饭”却是“洋饭”，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李治国的意见。后来，在欢迎宴会上，不但外宾吃得津津有味，周总理也啃了两个玉米棒子，还喝了两碗小米粥。随行厨师看到总理吃得开心，十分高兴。为排除石窟的安全隐患，7月底父亲带着罗哲文、蔡学昌等人到云冈石窟检查，对有可能出现险情的地方做化学加固处理，确保万无一失。
1973年9月15日上午10时50分，来自24个国家的18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露天大佛前的广场。接着两辆红旗轿车到来，第一辆挂着法国国旗的车是蓬皮杜总统乘坐的，父亲上前与其握手并陪同参观，担任讲解；总理走下第二辆车，由李治国担任讲解。在参观过程中，蓬皮杜对窟中雕塑风格既有中国的楼阁式，也有希腊的庙柱式；既有中国的瓦垄拱，也有印度的金翅鸟装饰十分感兴趣，还请父亲介绍云冈、龙门和敦煌三大石窟的各自特点。到了休息室，总理转过头对坐在左边的蓬皮杜说：“你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我们也很感兴趣，我们一直对这里很重视。”接着回过头来向坐在桌子对面的父亲问道：“云冈石窟维修需要几年？”父亲回答：“按现在计划需要十年。”总理说：“三年搞好！时间长了我们都见不到了，死是自然规律，我是活不过21世纪了，蓬皮杜总统，还有在座的齐宗华（翻译）、李治国等年轻人可以看到。”蓬皮杜说：“这里太好了，你们还有河南的龙门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都保护得很好。”总理马上问：“总统方便去吗？”蓬皮杜答道：“只是太远了。”随后总理与蓬皮杜走出休息室，向等在门外院子里的记者们讲话，蓬皮杜说：“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从开凿到现在已经15个世纪，使我放心的是你们进行了保护。”周总理对着法国记者们说：“感谢你们的总统，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如果总统不来，我是没有时间来的，这是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接着对全体中外记者说：“不管怎么样，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存下来。刚才说有个十年规划，十年太长了，三年搞好，三年以后，请你们再来！”最后总理用法语同记者们告别。
那时重病在身的周总理，面对“四人帮”的猖狂攻击，仍然以大局为重，坚持操劳国事。周总理在云冈石窟的照片，面容瘦削而坚毅，给人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