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国宝历春秋

侯国柱口述 景超文整理

1984年10月5日，在西宁宾馆召开的“侯国柱先生捐献文物颁奖大会”上，青海省文化厅负责人向200多名与会同志介绍了侯国柱先生捐赠给国家的一部经卷的详细情况。他说：“经专家鉴定，确认藏卷为佛典戒律，卷首残缺二三百字（据说该经上卷今存于日本），全长17米左右，用纸34张，每张相接粘连而成长卷……全卷共933行。写本纸质较细，有韧性，经过染黄，略有水渍，按纸质、行字看，皆合隋唐规则。写本字体工整，圆润，楷书，有六朝隶体余意，实为隋或唐初真品。”这样的藏卷，“不仅国内没有，国外亦罕见，当视为国宝”。可是，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又是怎样辗转到手，保存至今的呢？侯国柱先生有他一段曲折难忘的经历……

一

我初次听到敦煌经卷是国宝，还是抗战初期的事。当时，国民党根据抗日的需要，将陕、甘、新、宁、青划为第八战区，朱绍良任长官，司令部设在兰州五泉山。我在第八战区调查室（是军统直属机关）搞情报工作。有一天，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游览敦煌后回赴四川途中，在兰州短暂停留。我经过青年画家郭世清（乐都人，是我的小学同学）的介绍，认识了张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在我们共进午餐的饭桌上很有兴致地说着我国历史上最名贵的书画和历史文物，谈到我国的王羲之、齐白石等著名书画大师。最后，谈到敦煌壁画和经卷。他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一个姓王的道人偶然发现的，洞内经卷大多被英、法、美、俄等国人窃去，我国现在留存不多，是国宝。这样，敦煌经卷在我心里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

在第八战区搞调查和情报工作，对于走私、贩私，当在查获之列。有一次，我们调查室的程一鸣主任（曾留学苏联，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澳门，后起义回国，在广东省政协工作）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告诉大家，根据河西的情报，有个中央委员从敦煌搜集了一些经卷，随身携带，检查站对此要严加搜查。后来，检查站上的人根据程的指示，将那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连同车辆一起进行了一番检查，结果一无所获。难道情报不准？那委员见我们没有查出什么，便故作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我们军统人员不长眼睛，说：“我是中央委员，不是汉奸，也不是共产党。”检查人员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姿态，不论大小什物重新检查，终于找到了宝物。原来，那委员将敦煌经卷一片片分开后巧妙地夹在旧《辞源》里面，既经查出，那委员顿时威风扫地，垂头丧气，无话可说。他窃带的经卷被我们没收了。程一鸣主任就此说道；“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得到了情报，查获了国宝。敦煌经卷是国宝，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带走。”这是我第二次听说敦煌经卷是国宝。虽然，我没有见过它，但它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

二

1942年秋，戴笠来兰州。他将我调至西藏工作。当时的西藏局势不稳，爱国人士同酝酿独立的亲英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接受戴笠的调遣，化装成商人，从兰州起程，经青海西宁到达西藏拉萨搞情报工作。

1949年7月8日，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发动了震惊一时的“驱汉事件”。当时，我在日喀则做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拉萨的藏政府一再刁难，不欢迎班禅进藏。日喀则有班禅的寺院——扎什伦布，也有很多班禅的旧官员，我到那里后想做些疏通工作，使那里的官员和僧侣欢迎班禅入藏。由于各种原因，此事未能如愿。西藏地方政府发动“驱汉事件”时，我已收到拉萨方面的急电，要我把所有秘密材料和电台全都销毁，在一星期之内离开西藏。当我做好撤离准备工作后，日喀则的藏政府召见了我。

扎什伦布的秘书厅富丽堂皇。厅中上首坐着一银须老者钟伊千毛（秘书长），他两边围坐着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那老者告诉我，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赶快办。接着，他们的公使念了一通文件。有一名官员还问大家：“他能听懂藏话？”“能听懂。”我心中暗想，这官员也太没有见识，我不懂藏语还能到西藏搞情报？公使念罢文件后，唯恐我不相信，再叫我亲眼过目文件。我说：“文件无须再看，不过，我有这样一个看法，西藏仍然是中国的版图，我是中国人，有权利住在西藏，更何况我既不是强盗土匪，也没有损害藏民的利益，你们有啥权力来驱逐我们呢？”那老者说：“这是我们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事已和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联系妥了。”我说：“办事处管不了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可是办事处没有权，外地生意人到西藏遭毒手被刺杀，办事处一次也没有做主。只要我不做损害藏民利益的事，有权在西藏居住。”那老者对我的争辩很不感兴趣，颇有厌倦意味地说：“这事已定，就这样办吧。”我的争辩也不过是发泄我心中的不满，自知即使争辩下去，也于事无补。突然，那老者对我发动袭击。他冷不防问我：“听说你有部电台？”我成竹在胸，说：“有。”“能否让我们看看？”“可以看。”我支使手下人去拿来的竟是那些贵族官员家里都有的无线电收音机。他们把它相继传看了一番，然后用怪异眼光盯着我。显然，这架收音机不是被他们通称为无线电的发报机。“你的无线电呢？”那满脸麻子的电讯局局长诡谲地瞪着眼问我。“这不是吗？你们弄错了，把收音机称作无线电，把发报机也称作无线电。我这是无线电收音机，如果你们哪个想要，便宜卖给。”他们当中没有哪个说要。于是，他们认定我是纯粹的商人，便问起生意上的往来纠葛。当他们知道我还有没收进来的很多账时，说要帮我收回。我说：“这不需要，我交往的人都是很富有的体面人。他们知道我要走，会自觉拿钱来的。只有一笔账，我是要收的，那是青海塔尔寺的佐该尕哇佛爷在西藏折本寺当了格西（博士学位），举行庆贺典礼没有费用，派管家来我处借钱，我给了他一万两藏银。这笔账我可以从藏大路回去时顺路收回的。”他们说：“不能从藏大路回，必须绕印度回去。”他们还说，佐该尕哇佛爷也要回去。我说：“佐该尕哇佛爷是安多（意即青海藏民）。”他们说：“安多也要回去。”我一听心里冒火，你们驱逐的不仅仅是汉人，所有外地人都在被驱逐之列。我质问他们：“达赖也是青海的安多，难道你们也要把他赶回青海？”官员们无言以对，面面相觑。那个老者则以很冷静的口气说：“他是我们请来的。”我和他们又争辩了几句，渐渐看出情形不妙，于是换了一种口气说：“我走是肯定的，不过我还有个请求，请你们接受我带不走的一些财物，希望给兑换一些印度的卢比。”他们当时答应满足我的要求，但后来却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我只好利用七八天的时间处理财物，卖的卖，送的送，清理完毕。然后，在12名藏兵的“护卫”下，开始了漫长的印度之行。

三

到了印度，我们下榻于加尔各答的一家旅馆里，那旅馆是一对中国夫妇经营的。男人名叫王春生，原籍湖北，女的原籍在西藏。因为我的妻子也是西藏人，故彼此之间关系密切。有一天，国民党驻印度大使罗家伦来了，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去台湾，有一艘‘海天’号轮船，可以免费直接把你们送到台湾。如果要回大陆，则自行安排。”这就是国民党政府赐予我们流落在外人员的最惠待遇。

当时，我非常想回家，正当我打点东西准备回大陆时，当地华侨中传说着一条这样的消息：有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身带敦煌经卷，准备将经卷卖给英国人。我一听到这消息，心中甚是惊奇，敦煌经卷怎么流落到国外？我求宝心切，急忙叫王春生去找那个带经卷的中国人。没过多久，王春生将那人找到了。他叫王仁，但不肯告诉乡梓何处。我请王春生从中斡旋，叫王仁把经卷卖给我。经王春生的努力，王仁终于答应以5000元美金卖给我。事情讲妥了，但没有立即付钱，因为我不能甄别那经卷的真伪。我问王仁：“你把经卷拿给我看看怎样？”他说：“行。”于是，我带上经卷到噶伦堡去找著名华侨马寿山先生（原籍云南）。此人曾游过英、法，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在印华侨中颇有名望。1955年周总理访印时，他曾拜见了周总理。我因以前在噶伦堡时与之有交往，故知其底细。我在噶伦堡找到马寿山先生后，直说了来意，并把经卷拿给他看。他看后，肯定地说：“这是真的敦煌经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好多这样的经卷，我是亲眼见过的。他们把这经卷称为东方明珠。”接着，他用一种好奇的口气问我：“你是怎么得到它的？”我把在加尔各答的巧遇详细说了一遍，他听后问我：“这经卷是真的，侯先生你到底要不要？”“我准备要。”“你如果不要，请别撒手，把它卖给我，价钱可以在5000元上多添一点。”我说：“我买定了。”然后，辞别马寿山先生，回到了加尔各答，给王仁付了钱。为酬谢王春生的鼎力相助，我把西藏江孜产的两条毛毯和一架美式收音机送给了他。

经卷到了手，我嘱咐王春生对此事保密，以免惹是非。后来在王春生的帮助下，我特制一皮箱，装入敦煌经卷。这样，我携带着经卷从加尔各答乘美国的“霸王”号飞机经缅甸仰光进入祖国的云南。

四

一到昆明，就发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困苦。我们刚下飞机，便把飞机上供给的午餐（两支香蕉，一听牛肉罐头，三根香烟和火柴）扔掉。这一扔不要紧，却蜂拥来一大群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孩子，他们争抢那些食品。这样的场面在缅甸的仰光没看到，却在中华大地上目睹。我鼻子酸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昆明住了五六天，再不想深入大陆腹地。一则是由于昆明气候温和，空气清新湿润，再则，内地情况不明，顾虑重重，如果我们这类人处境不妙，住在边境便于逃亡国外。但我的重重顾虑却被同伙们乐观的劝说和我想“亲自看看”的心理消除了。于是，又乘飞机前往陪都重庆。

一到重庆，便开始联系西南区的军统。与军统联系上后，他们便安排我们前往渣滓洞（渣滓洞有招待所）。渣滓洞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也是特务的世界。我们到那里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大小特务纷至沓来，大都像叫化子，身无分文，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狼狈不堪。“中美合作所”旧址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而已。

住在渣滓洞招待所，整日无事可干，消磨在象棋、扑克游戏之中。清闲日子真不好过，加之前程未卜，生死难以预料，惶惑、迷茫、烦躁、苦闷、绝望集于一身。这时，被军统扣收的香港报纸上出现“蒋介石不是东西”“程潜将军起义了”的标题文章。很显然，共产党的进军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局势愈加危急了，形势急转直下。

忽一日，毛人凤飞到重庆。他召见了我和赵冠南（曾在西藏搞情报工作，文书，贵德人）。毛听了我在西藏的工作汇报后说：“辛苦了。”又问：“我们的同志都撤离西藏了？”“都撤了。”“怎么不留下两个？”“外地人都被驱逐，本地人靠不住。”“怎么？那么多西藏人就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人？”“找一个西藏人也没有作用，因为取不上联系。”“电台呢？”“毁了，文件也毁了。”然后，他略一沉思，说：“现在你到西康去工作。”可是，我几个月的薪水和活动经费（约3000银圆）都没有领，我要求补发。他很不痛快地说：“这个，你去找西南特区的徐元祖嘛。不过，西南区也可能没有钱。”听他的口气，补发薪水毫无指望。戴笠死后，毛人凤负责军统的全盘工作，有人说他“创业不足，守业有余”，我看这人连点守业的本事都没有。幸好我从西藏带了点钱，否则，女人、孩子一家三口将无法度日。他写好了手令，任命我为西康情报站副站长（上校级），接着送我出来。我一见那手令，心里就起火，把我派到西康当替死鬼，我侯某对党国没有立下功劳也有苦劳，心里越想越气，所以我决心不到西康去赴任。

接着我找房子，准备在重庆长住下来。几天后，用2两黄金租到一所住宅。

一天，赵冠南告诉我：“马继援在重庆复兴大楼。”我俩急忙跑到复兴大楼去见他，想了解青海的情况。马的住房外没一兵一卒站岗，里面全是20多岁的小伙子（是马继援手下的少壮派骨干）。马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问：“你们是毛先生领导的？”我说：“是的。军长，你是不是回青海，若要回青海请把我们几个也带回去。”马劝我说：“还是不要回去的好，共产党来了对你们这样的人查得紧。”另外几个人也纷纷插口道：“这次我们跑出来，只拣了一条命，啥都丢光了。”“回不去了。青海、宁夏和河西的电话都不通了。”我看了马继援那萎靡不振的样子，相信了他的话，便起身告辞。回青海无望，定居重庆的心更定了。

由于人民解放军一天天逼近重庆，我们从西藏撤出来的一伙人，作鸟兽散，各奔前程，自顾性命去了。赵冠南也走了。留在重庆的只有我一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解放。

五

1949年12月1日，重庆解放。人民政府的布告也贴出来了。其间，我因和班禅办事处的人相熟，故经常到那里去，言谈中发现情况不大好，打定主意，早去登记自首，然后坦白交代。登记时，人民政府给我交代了有关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决了西南各省问题后，解放西藏迫在眉睫。一天，班禅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到我的住处告诉我：“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我找一个人，用藏语在电台上报道一下解放军将要解放西藏的消息，我想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说：“这个工作可以做，可是，首先宣布解放西藏，西藏人会跑光的，将来还用得着那些人。我看还是不宣布解放，领兵进藏为好。”他把我的话转告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后，该会的文治平、齐宪孟找到我，要我写有关西藏的材料。刚从西藏出来，有关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达赖和班禅的势力，亲英和爱国力量的对比等情况甚为清楚，我把这些材料全部写上并交给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他们看了我写的材料，甚感兴趣，说我的材料很宝贵，并动员我参加革命工作。我曾是为蒋介石卖命的军统特务，对参加工作顾虑重重。如果执意要我参加工作，那还得把老婆送回青海，方可随军进藏。因为，我老婆是西藏人，不会汉语，即使拿着金子也找不到饭吃。我请求他们说，参加革命工作得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需要懂得一些新思想和新原则，否则工作中难免出差错。

过了几天，西南军政委员会把我叫去。我在那里见到很多人，有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公安部二处的。他们要我继续写材料。于是我又写了西藏的材料，并根据公安处的意见，详细地写了自己的历史。他们看过材料和写的历史后，说我交代还算诚实，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要我准备一下，过几天到西南革大去学习。他们还给我许多书，其中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等文章。

我原来的住房很不理想，一到夏天闷热难熬，必须给家眷找好房子。很不幸，命运有意捉弄我。在一所门上写着“出典”字样的楼里，和两个正被公安人员逮捕的军统分子不期相遇，公安人员指控我是找他二人接头联系的，我便同他俩一起被抓进刑警大队。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们。20多天后，问题查清楚了，但没有释放我，因为我有历史问题，便把我送到公安局，到西南革大学习，遂成泡影。

在管训大队期间，除了学习外，还有少量的劳动。这时，镇反运动已开始，我们整天又在恐慌不安、提心吊胆中交代罪行，直到1951年冬才得以回家。

这期间，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急得疯疯癫癫，最后竟郁闷而死。我的全部财产，大多被政府保管得很好，只有一部分金子不见了。据查，是××乘我妻子疯癫之际拿走的。其余的东西，如几尊佛像、敦煌经卷和一幅慈禧太后的画及其他珍宝均完好无损。

在后来的肃反、四清运动中，我均受到过审查，“文革”十年，我亦毫无例外地被“口诛笔伐”，而且被抄了家。所幸国宝敦煌经卷虽几经沧桑，随我辗转四川、青海，却被完整保存下来（我曾将经卷两次转移，一次藏弟弟家中，一次藏邻居贫农唐家）。

六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

1979年三中全会后，党的正确政策温暖了我的心。我那沉重的“四类分子”的帽子也摘了。1980年，欲去重庆落实政策，到兰州因病发未遂。在西北民族学院才旦夏让老师（曾授我藏文）处住了几天。在回来的火车上，我看到《兰州报》上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吃先人的饭，砸后人的锅”，文章说甘肃某大队集体盗卖历史文物活动十分猖獗。“如果长此以往，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明存在哪里？古老，拿啥证明？这不是端起祖先的饭碗砸了后人的锅吗？”并呼吁有关方面对此予以重视。我看过这篇文章后，心里甚感惬意畅快。心想：政策好了，我也该乘个时机，把敦煌经卷贡献给国家。

1982年我去重庆，落实了政策。

1983年我回青海，开始做上交经卷的准备工作。在《乐都县志》编写组的谢尔杰和青海省委党校谢佐的协助下，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取得了联系，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具体工作后，终于迎来了我此生中最幸福的日子——1984年10月5日。

这天，青海省文化厅在西宁宾馆举行了“侯国柱先生捐献文物颁奖大会”。会上我正式将珍藏多年的敦煌经卷献给了国家。为表彰我将稀世珍宝敦煌经卷献给国家的爱国行动，青海省人民政府向我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如果说这天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日子，那么把珍贵的经卷捐献给国家，是我此生所做的最光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