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形势怎么看？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2019年9月，由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第14届中小商业银行CEO论坛组委会合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88家中小商业银行的行长、董事长、总经理、CEO及其他银行高管（下称银行行长）开展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问卷调查。10月，又得到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科技实验室的帮助，增发问卷29份。这些中小商业银行遍布全国各地，直接为各地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对当地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当地经济形势有深入的了解。因此，通过这些银行负责人的判断，可以得到关于各地企业经营状况及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非常宝贵的资料，能够较好地反映当前全国的经济形势。
样本银行分布及代表性
本次调查针对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统称省份）173个城市和县的217家中小银行和其他有存贷业务的金融机构。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86份，代表分布在30个省份的超过150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少数银行由不同的负责人完成了1份以上的问卷）。
样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下称银行）基本分布情况如下（由于相当大的一部分有效问卷匿名且未提供所在银行信息，按全部样本银行分布进行统计）。
地区分布：东部地区银行占41%，中部地区银行占21%，西部地区银行占29%，东北地区银行占9%。
城市类别分布：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深圳市的银行占31%，其他地级市的银行占39%，县级市和县的银行占30%。
金融机构类型分布：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非涉农商业银行占47%，农商行和村镇银行占46%，农信联社和农信社占7%。
以上情况说明，样本银行的地区分布、城市类别分布和银行类型分布总体上比较均衡，对全国的情况有较好的代表性。其中，东部地区经济规模较大，金融活动也更加活跃，东部银行在样本中占有较大比例是合理的。样本银行都是中小银行，其中，涉农金融机构所占比重过半，它们的客户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也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因此，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全国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状况。
企业经营状况
在回答“请您估计一下，在贵行的客户企业和所了解的企业中，生产经营业务处于下列状况的企业各占多大比重？（单选）”这一问题时，样本银行行长的估计值平均比重分布如下：
根据上述判断，当前各地约有1/3的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近15%的企业处在难以为继的状况。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信号。
根据提供了所在省份和城市信息的问卷，按区域和城市类型分布，总体而言，东部省份和部分中部省份的企业经营状况好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大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企业经营状况好于中小城市和县。
在回答“如果从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看，请您判断，贵行所在城市（或县）目前的实际经济增长形势如何？（单选）”的问题时，样本银行行长的估计值平均比重分布如下：
可以看到，银行行长对当地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有共同之处，但比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更乐观一些。在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中，认为企业处于“快速发展”和“基本正常发展”的合计比重占45.6%，不到一半，即便再加上“发展缓慢”企业的比重，合计也只有67.1%。而在对当地增长形势的判断中，认为当地经济处于“正常增长”或仅“小幅放缓”的合计比重占75.3%，是大多数。这两个判断不尽一致。对于面临困难企业的估计，认为“困难大，尚可维持”和“业务收缩，很难维持”两类情况合计比重为32.9%，而认为当地经济“趋于停滞”和“面临衰退”的合计比重为24.7%。虽然后一个比例也不低，但与对企业形势的判断相比，困难程度仍然较轻。实际上，如果一个地区有1/3的企业面临较严重的困难，当地的经济增长形势会相当严峻，而不大可能仅仅是小幅放缓。
之所以有上述不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被调查者有某些顾虑，对当地经济形势不愿意使用较负面的表达。例如，有些问卷被访者尽管判断本地企业“困难大，尚可维持”和“业务收缩，很难维持”两种情况的比例占到大多数，仍然认为当地经济处于“正常增长”或“小幅放缓”的状态。这种顾虑从被调查者匿名的情况也可见一斑。问卷中银行所在省份和城市是必填项，被调查者机构名称和姓名可以自愿填写。结果在全部186份有效问卷中，有155份未署名，152份未提供被访者所在机构名称，有103份甚至未填写所在城市。由此可见，多数银行行长在填写问卷时是有顾虑的。担心得罪当地政府，因此倾向于避免或减少负面评价，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则各地的实际经济状况可能比问卷调查结果所反映的情况更严重些。
问卷询问了服务业与工业的差异：“您认为贵行所在市县的服务业（第三产业）总体经营状况是否好于工业？（单选）”回答结果分布如下：
结果很明确，大多数地区的服务业企业经营状况略好于工业企业。
调查发现，虽然目前经济面临较大困难，但仍有某些行业、某些业态在快速发展。问题：“贵行所在地有无哪些行业、业态发展较快？如有，属于哪些领域？（多选）”回答结果分布如下（以有效样本数为100%的发生率，按发生率高低排序）：
以上结果显示，目前在地方经济中发展较快的行业和业态首先是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按样本分布的发生率超过40%，可以在不严格的意义上反映地区分布的广度。第二位是新兴服务业。第三位和第四位分别是房地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所占比重也比较大，发生率在32%左右。第五位和第六位是一般能源、原材料行业和一般服务业，发生率只有24.2%。其余发展较快的行业，合计发生率只有5.9%。
由此可见，当前各地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仍然是由传统的政府投资拉动和房地产拉动，但是，新兴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也已经在扮演较重要的作用，只是还排不到前列，其中，先进制造业仅排在第四位，有待发展。未来经济增长形势转变的关键，还是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政府投资拉动和房地产拉动转向市场导向的新兴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引领。当然，传统产业也还有发展潜力，未来随着我国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对普通消费品及其投入品的需求还会扩大。上述这两个新领域的发展，也会带动传统产业继续发展。
企业面临困难的原因分析
对问题“您认为企业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多选，按重要程度排序）”的回答结果分布如下（以有效样本数为100%，按发生率高低排序）。
根据被调查者选择的问题重要程度，按列为第一位问题的最重要问题排序，体制和政策问题也同样列在第一位。其余几个因素被列为第一位的排序与按总和发生率排序也基本相同。按第一重要因素的排序如下（多选，有效样本数为100%，其中有部分被调查者列出了多个第一位因素，因此合计大于100%）。其中除“外贸形势变差”与“资金紧张”并列第三位，其他排序与按总和发生率排序一致。
上述结果出乎作者意料，具有震撼力。在当前企业面临诸多困难因素之际，各地银行行长把由于某些政策和体制因素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列在第一位，发生率高达85.5%，显著高于其他因素。
按区域分布看，将政策和体制因素列为导致企业困难首要原因的分布比重在西部地区高于其他地区。
是哪些不适当的政策和体制因素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作者在2019年8月和9月走访了江苏苏州、河北廊坊、天津新区、宁夏银川的一些企业，通过对企业负责人的访谈并结合其他渠道的信息发现，企业反映出的相当集中的问题有：政府在行政审批、执法检查、投资等方面干预过多，运动式执法，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政出多门，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甚至有些规定互相冲突，令企业无所适从甚至置企业于严重困难的境地。政策不能“一碗水端平”，导致不公平竞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典型的情况有：
以运动的方式搞环保，提高标准一阵风、一刀切。过去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因突然改变规定，就被强制关闭，而且对被关闭企业没有补偿或补偿不到位，侵犯了企业合法权益。例如，有的地方以家具生产的喷漆环节污染环境为由，不问青红皂白，强令辖区内所有家具生产企业关闭，连污染治理已经达标的企业也不能幸免。有些环保要求不合理或过于苛刻，超出企业正常承受能力。例如，有的地方要求企业对每一台设备分别做环评报告，使企业的环评付费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不少小企业负担沉重，甚至难以生存。
用运动方式搞环保和推行其他政策还有很多例子。前几年，有政府部门为改善南方水资源污染问题，在南方许多省份划定大面积的禁止养猪区域，要求区域内500头以下规模的养猪场全部关闭，农户一律禁止养猪。一些地方宣布搞“无猪县”“无猪市”。在突然推行这些直接影响到企业、农民和消费者利益的政策时，对如何保护企业和农民利益、如何保障市场猪肉供应、维护消费者利益都没有做出合理安排，有些地方还借预防非洲猪瘟的名义大面积禁止养猪，不给农民和企业补偿，严重侵害了农民和企业合法权益，实际上是以违法的方式推行政策。结果导致了一个时期以来猪肉供应短缺、肉价暴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些职能部门和某些地方政府只关心完成上级任务，实现“政绩”，而保护企业、农民和消费者利益，衡量全局的得失利弊，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也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在已经造成严重结果后，政策转向，一些地方政府又要求企业尽快养猪，增加猪肉供应。由于大量母猪、仔猪已被宰杀，设施已被拆毁，养猪企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短期内增加猪肉供应根本无法实现。这些脱离实际、朝令夕改的政策给企业、农户和消费者带来了严重损失，扰乱了市场。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前些年有的省份推行“煤改气”，在未解决天然气供应的情况下强令居民一律禁止烧煤，导致不少居民冬季挨冻。
不少企业反映，对政府各部门的执法检查应接不暇，负担很重，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工作难以保证。包括安监、消防（后合并为应急管理部门）、环保、城乡建设、卫生等部门对企业厂房、设备、工艺、环保消防设施等的各种要求常常互相重叠和冲突，部门之间互不沟通，随意设置各种规定，互不衔接，结果有时使企业落入不可能不违规的陷阱。一些部门对企业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实行第三方评估，这本来是一个进步，但往往指定第三方，交够钱就能通过评估，人为增加了很多隐秘的寻租腐败渠道，加重了企业负担，实力较薄弱的小企业尤其不堪其扰。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政绩”，完成增长目标，给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增加投资、加快发展，但是，这些要求常常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市场需要，结果使企业大量增加无效投资和负债，导致产能过剩、负债过重、效益下降、亏损增加，有些情况甚至使企业陷入严重困难或倒闭的境地。
从银行和企业的反映可以看到，当前不公平竞争仍然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信贷资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分配欠公平合理的情况仍然存在，某些政府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因为效益不好，长期借债不还，或借新债还旧债，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有些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却贷不到款。给国企的贷款发生问题，银行业务人员可以不承担责任，给民企贷款发生问题则要追责，这种情况仍不少见。
与此相关的一个情况是，有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常常在采购招标中对自己的关联企业给予特殊关照，而更具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只能为这些关联企业打下手、贴牌生产，在利润分配中占小头，导致不公平竞争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关于公平竞争问题，还可以从以下问题的回答中找到答案。
对问题“您认为当地民企和国企竞争条件是否平等？”（单选）的回答分布如下。
问题中“有差别”和“不平等”是程度的差异，前者反映程度较轻的不平等。结果选择“有差别”的占大多数，选择“不平等”的也超过1/3，两者合计占96.2%。认为“很平等”的只有不到4%。这说明在各地银行行长眼中，民企与国企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竞争是普遍现象。
按区域和城市分布看，竞争条件不平等的情况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分布比重相对较低，在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分布较高，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及部分东部省份也有一定的分布。
关于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其他原因，行长们选择的第二位原因是“内需不振”，发生率占到80.1%。共识程度很高。说明内需不足确实是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十分关键的原因。
占第三位的原因是“资金紧张”，发生率占78.5%，也很普遍。但是，这看来不应简单归结为信贷供应过紧或流动性过紧，而主要是资金供应渠道不畅和分布存在结构性偏差。一个证据是，在将“资金紧张”列为企业面临困难前三位的原因之一，且能辨别其分布区域的银行中，西部省份占多数，而且与认为民企与国企之间竞争地位不平等的问卷重合度也较高。此外，从本文下面部分关于金融形势的调查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答案。
“外贸形势变差”发生率为69.9%，但在导致企业面临困难的原因中只排到第四位。在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大规模设置关税壁垒的情况下，这一结果也是出乎意料的，说明这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当前内部因素更加关键。
占第五位的原因是“企业过度竞争”（发生率65.1%），实际上与产能过剩的情况密切相关。过度竞争的一个表现是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在正常的竞争状态下这是非理性行为，但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企业孤注一掷以求自保的手段。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当前我国企业经营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来自体制和政策方面，主要是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以搞运动的方式执法和推行政策，一阵风、一刀切，不考虑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不顾企业承受能力，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只求完成一时的任务，作为政绩向上级交代。政府部门执法检查过多过滥，有些规章制度和规定不合理，政府随意干预企业投资和其他经营活动，以及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亲有疏、政策不够公平，等等。这些情况说明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需要转变政绩观、政绩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从对上级负责、对任务负责转变为更多地对老百姓负责、对当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负责。需要进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多地承担维护市场秩序和在市场失灵领域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的政府责任。
在解决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方面，当前需要改变传统的靠货币刺激和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思维方式，转向以减轻企业负担和改善收入分配、提升消费能力为主的政策方向。
在解决一部分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方面，全面宽松不是出路，重要的是解决信贷资金合理配置和公平分配的问题，同时从机制上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解决企业过度竞争问题，主要靠优胜劣汰的市场调节化解产能过剩，还需要坚持合理审慎的宏观政策，防止政策刺激继续导致产能过剩。这方面，以下关于金融形势的调查结果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于金融形势
问题“贵行所在地的企业实际不良贷款率2019年有何变化？（单选）”的答案分布如下（合计数与100%有微小出入是尾数四舍五入的结果，下同）。
以上结果说明，2019年以来不良贷款率在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银行都有所上升，略有上升和大幅度上升的合计发生率超过70%。尽管多数地区上升幅度仍然有限，但影响范围之大值得高度重视。此外，行长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是否有某些顾虑，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问题“根据目前贷款状况，您判断未来发生偿债危机的风险概率有多大？（单选）”的答案分布如下。
超过半数的银行行长认为未来发生偿债危机的概率在10%～30%，还有约20%的行长认为危机概率超过30%。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示信号。考虑到行长们的判断主要依据当地情况，但债务危机一旦发生就有可能在地区之间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实际风险有可能高于行长们的估计。未来需要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做出更多实质性努力。
关于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充分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如果不能在降低杠杆率方面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金融风险就只可能增加，不可能化解。因此，必须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坚持硬化企业和政府预算约束，坚持去杠杆，不能动摇。另一方面，过于激进的去杠杆、紧缩银根政策很可能会触发金融泡沫突然破灭，引发金融危机，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需要在不懈坚持总体中性货币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以缓和、审慎、灵活的操作方式去杠杆、去泡沫，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地震化解为分散、小范围、较长时序的轻微地震，使问题一个一个得到解决，使泡沫逐步消解，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达到最终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
问题“您认为到9月份降准前，对企业的信贷供应总体状况如何？（单选）”的答案分布如下。
接近一半的银行行长认为，截至2019年9月降准之前，信贷供应整体形势正常。认为供应偏紧的不到20%，认为偏松的超过30%，明显大于偏紧的判断。据此可以认为，截至9月降准前的信贷供应基本正常并可能略偏松，但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和所有制结构的差异。在能辨别省市的样本中，东部地区偏松的判断多于偏紧的判断，西部也略多，其他地区松紧差异不明显。但由于能辨别省份的样本量较小，不足以据此对地区分布得出结论性意见。
但是，上述结果证实了本文上一节的一个判断，即问题5关于企业困难原因中的“资金紧张”并非总量概念，而是来自融资渠道和资金供应分布的结构性原因。接下来的货币和信贷政策需要保持审慎中性，防止误判和对策偏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2018年以来，广义货币M2增长率结束了长期以来大幅度高于GDP增长率的情况，降到略高于8%的幅度，基本实现了货币政策中性化。这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表外融资的管理实现的。这对防范金融风险非常必要，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在现行体制和政策环境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渠道不畅，过去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依靠成本更高的表外渠道融资。而在表外渠道收紧、表内贷款条件又无重大改善的情况下，一部分民营企业遭遇融资困难。这可能是前面问题5中“资金紧张”被列为导致企业困难因素之一的一个重要理由。
解决民营小微企业银行贷款渠道不畅的问题，仅靠放松银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将继续扩大金融风险。关键在于实现政策公平和改变歧视民营企业的传统观念，除此之外还需要解决金融市场结构问题。我国金融业中，国有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仍然过高，与资金需求方众多的小微企业的结构不对称。尽管中小商业银行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市场份额仍然相对较小，而且这些银行一旦规模扩大，也往往倾向于更多地为大中型企业服务。而最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民间草根型小微金融机构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这与监管机构历来因为怕乱，用限制进入代替事后监管的习惯有关。因此，重要的是降低门槛、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竞争，同时转变金融监管方式，降低进入门槛，加强事后监管。
结论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当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面临困难，经济增长继续面临下行压力。应对这一压力，不能简单依赖传统的刺激政策，政策重心需要从短期稳增长转向促改革、调结构、理顺体制机制、理性应对危机，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改善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坚定不移地维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运行机制。为此，还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行依法执政，解决“权比法大”的问题。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渡过难关，为未来的经济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当前内需不振和外贸出口承压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但不能再靠货币刺激和一味扩大政府投资，而更多地需要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启动民间消费，使增长有坚实的内需支撑。
当前形势下，需要做好危机防范化解和风险管理，坚持中性货币政策，坚持去杠杆的基本方向，以合理审慎的宏观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互相配合，逐步化解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