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妓文人

为了建构词人李清照所身处的时代语境，我将简要地考察宋代史料所透露的女作家概况，并从社会底层那些自度词曲的歌女开始。在唐代（618—907），最有名、最多产的女作家大多来自风尘女子这一社会群体，她们与当时的显贵文人为伴，其身份在女冠与歌妓间转换。李冶（李季兰）、薛涛和鱼玄机便是这样的女子，她们是流传诗歌数量最多的唐代女诗人，因其作品被选入唐代诗歌选集而闻名于世。三人皆非闺秀出身，薛涛和鱼玄机都是长安歌妓：薛涛与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元稹（799—831）和杜牧（803—852）有往来唱和之作；鱼玄机生活于9世纪，据说曾为侍妾，后被夫家抛弃，从此沦为歌妓和女冠，她有两首诗写给温庭筠（812?—870），世间流传着二人荒诞不经的风流韵事。李冶是三人中年代最早的一位，8世纪60至70年代曾加入诗僧皎然的文人圈，其才名使她被召入宫，侧身为高级女官之一，可惜好景不长，她因作诗为篡位者朱泚（742—784）歌功颂德而被处死。

在宋代，类似的女性写作多为词而非诗，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大量的歌妓表演，女艺人普遍存在于官方宴会、节庆、祝寿仪式以及私人宴饮场合。实际上，歌妓是膨胀官僚体系的一项常规制度：各阶层官僚都有“官妓”，军营中则相应地称作“营妓”；私人“家妓”又另成一大体系；最后，在上述分类之外还有其他专业女艺人，她们身处各类茶坊酒肆和城乡妓院中。[1]

一般情况下，词乐表演往往是男性填词，歌妓演唱。我们偶尔也听说有歌妓自度词曲，但这并不常见，人们通常不认为歌妓有能力倚声填词。[2]但是，因为歌妓熟谙词曲的形式规则，她们有时能自制歌辞以惊艳全场。在欢庆场合，有才名的歌妓甚至偶尔会被邀请填词，为在场的男性宾客助兴。

例如，据说有位叫陈凤仪的成都官妓写下一首词来送别当地一位姓蒋的长官，他可能是其“保护人”，即将离蜀赴京。可以料想，陈凤仪会在这位官员的饯行宴上演唱此词：

一络索·送蜀守蒋龙图

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此去马蹄何处？沙堤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著、西楼否？[3]

下阕想象这位蒋龙图受到皇帝的赐宴款待。通往宫廷的“沙堤”布满了白沙，使骑马入宫的大臣不会弄脏他们的袍子，但这是唐代的举措，此处的用典发生了时代错位。而“西楼”则是指代佳人居处的套语。可以理解，这名乐妓想知道蒋大人是否还会记得她，尤其当他身处更典雅的环境、周围宫“花”锦簇之时（此处一语双关，“花”亦指宫廷歌妓）。我们料想他很快就把她忘了，她也明知如此，这是此类女子的宿命，倘若有人记挂她们倒是稀罕之事。

在官妓所写的词中，陈氏之作非常典型，类似作品往往表达了对失宠的忧心。[4]从其他文献可以看出，词乐表演的场合往往是一位高官即将离任，当地的乐妓在离别之日献词给他。但这些作品也可能出自男人之手，而很快被系于演唱它们的歌妓名下。

另一些歌妓则将其他素材援引入词。洪惠英相传是一名会稽乐妓（其生卒年不详），她赋词一首，字面上写的是受冰雪摧折的梅花：

减字木兰花

梅花似雪。刚被雪来相挫折。雪里梅花。无限精神总属他。梅花无语。只有东君来作主。传语东君。且与梅花作主人。[5]

梅花是宋词的流行题材，但这一首却堪称异调，别样的措辞富含隐喻，需要加以阐释。邓红梅已令人信服地指出，这首词实则写的是长年的妻妾矛盾，这一现象尽管在当时十分普遍，男人们却极少在诗中提及，彼此心照不宣。[6]词的三位主角各有所指，梅花喻妾，冰雪喻妻，而司春之神东君则是身为一家之长的夫君。梅花往往在年初迎雪绽放，通常认为梅枝上的残雪更反衬出花的鲜妍，因为这体现了梅的傲骨：她看似纤弱，却不因冰雪而折腰。与之类似，婢妾经常受正妻的种种虐待，而词中描绘的小妾却坚忍不屈。进一步说，她因其卑微地位而无法直接反抗正妻的压迫，因此只能如“梅花无语”；但她希求丈夫能替她做主，并私下里“传语”给他，正如词中借梅花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很好奇洪氏之作是否出于她的自身经历。如果她是私人乐妓，那么其处境也许和一位姬妾近似；即便不是家妓，她也应深谙妻妾与丈夫间微妙的“性别政治”（sexualpolitics）。而其独特之处在于，她将这一素材援引入词，并以巧妙而简明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试图重构歌妓创作的叙述过程中，我们还须保持警惕：一些记载倾向于把她们过分浪漫化，赋予其所不具备的魅力、节操和文才，而才艺毕竟是歌妓魅惑人的手段，并在一些例子中有过誉之嫌。严蕊是个12世纪的营妓，她的故事便是如此。严蕊原在台州（今浙江临海）逢迎款待官员，相传她“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并擅作诗词。唐仲友（字与正，1136—1188）任台州知州时，常在公宴上延请严蕊来助兴。宴席上曾有位宾士让严蕊以他的姓氏为韵即兴赋词，严氏之作令他无比心醉，以至于他把严氏留在家中长达半年，这当然是不合法的。而当朱熹这样一位大人物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之职于1182年来到台州时，他便以“尝与蕊为滥”的罪名问责于唐仲友，这也合乎情理。在周密（1232—1308）对此事的叙述中，为了让严蕊招供出唐仲友，朱熹曾囚禁、鞭笞她，据说在他前往越州时还带上严蕊加以审问。[7]尽管系狱久长且一再受杖，严蕊仍坚称自己与唐仲友是清白的，她至死也不愿污蔑他。后来审讯严蕊的官员在节庆大赦之际释放了她，并让她作词自陈，她旋即口占了一首：

卜 算 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8]

按：“风尘”是妓女身世的委婉表达。

当我们读到此词，并结合周密关于问罪唐仲友及囚禁严蕊的叙述，便会觉得这首词非同一般：它似乎极有兴味、无比伤情，交代了词人无可逃避的宿命。严蕊强调自我生命的无法把持，并任其刹那芳华如花般逝去，无数歌妓以此自悼身世。下阕暗示了她即将故去，她矜持地劝慰听者无需记得她的遭遇，在日后的游赏中莫因她而分心。

遗憾的是，这则有关坚贞而悲情的才妓故事似乎只是当地的传说，至少严蕊拒绝诬陷唐仲友和作词自陈二事纯属虚构，这一点我们可求证于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相关奏状。朱熹在数周内向皇帝长篇累牍地奏报了唐氏的罪行，并对此加以强烈谴责。[9]朱熹的确曾将严蕊逮捕入狱，但根据他的记载，严蕊颇花心思地供出了唐仲友的罪行。[10]朱熹甚至记载了上述《卜算子》词，但语境却截然不同：他说这首词系唐氏亲戚高宣教为严蕊而作。[11]更令人惊讶的是，朱熹称唐仲友曾劝严蕊从良，在他亲戚家暂避风头，等待消息，唐氏将会最终迎娶她成为自己的妾室，而此词是严蕊对唐氏的答复一。朱熹所引此词的下阕第句是“去又如何去”，在这个版本和语境中，此词意味着严蕊婉拒了唐氏的安排，并劝他把她忘记。

当周密写下严蕊故事时，真实的历史事件已过去近一百年。周密曾提到洪迈（1123—1202）文集中也有关于此事较早的简述。[12]此事见于洪迈文集本身就容我们深思：我们知道，洪迈从许多口述传闻中汲取素材。洪迈记载、周密润饰的严蕊故事，都是围绕特定人物类型产生的传说，即才色兼备的妓女忠于她的男性保护人。而在严蕊故事中，令人同情的歌妓与卫道士朱熹的对峙使得整个事件更为戏剧性。

[1] 有关官妓制度的论述，可参见柏文莉（Beverly Bossler）《惺惺相惜：宋代歌妓与文人》（“Shifting Identities:Courtesans and Literati in Song China”）;又见氏著《歌妓、侍妾与贞节观》（Courtesans，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Female Fidelity），第20—28页。

[2] 邓红梅的《女性词史》提出了这一观点，见此书第53—54页。

[3] 陈凤仪，《一络索》，《全宋词》，第一册，第215页。

[4] 如聂胜琼《鹧鸪天》、僧儿《满庭芳》和平江妓《贺新郎·送太守》，见《全宋词》，第二册，第1359页；第二册，第1391页；第四册，第3524页。

[5] 洪惠英，《减字木兰花》，《全宋词》，第三册，第1931—1932页。

[6] 邓红梅，《女性词史》，第56—57页。

[7]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〇，第5684—5685页。

[8] 严蕊，《卜算子》，《全宋词》，第三册，第2169页。

[9] 这些奏状在朱熹的现行文集中占了将近五十页的篇幅，《朱熹集》，第二册，卷一八至卷一九，第725—772页。

[10] 此观点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卷，第739页。他反驳了洪迈和周密对此事的歪曲，我对此表示认同。朱熹对唐、严二人关系的谴责，柏文莉曾作为例子详加讨论，以此反映出南宋道学家试图抑制文人才妓之间日益频繁的风流情事，参见《歌妓、侍妾与贞节观》，第163—165、190—196页。

[11] 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朱熹集》，第二册，卷一九，第746页。

[12] 洪迈，《吴淑姬严蕊》，《夷坚志》志庚，卷一〇，第1216—1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