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後 海漫漫
白氏新樂府七德舞法曲後，即繼以二王後及海漫漫二篇。此二篇爲微之樂府新題中所無。李公垂原作雖不可見，當亦無此二題。所以知者，微之和公垂之作，取上陽白髮人爲首。上陽宫在洛陽，公垂必依之發興。至於「周武隋文之子孫」，固不易爲作詩時居東都之公垂所同時得見，而秦皇漢武求仙之戒，若非憲宗文學侍從之臣，似亦末由敷陳也。然則此二篇乃樂天所增創，而非因襲李氏之舊題，自不難推見。至樂天何以忽增創此二新題之故，則貞觀政要第貳壹慎所好篇之第叁章云：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爲交床，胡瓜爲黄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
似即爲二王後一篇之所本。其第貳章云：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蹰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士。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似即爲海漫漫一篇之所本。頗疑樂天於繙檢貞觀政要尋撦材料以作七德舞時，尚覺有餘賸之義可供採摭，遂取以成此二篇也。而七德舞自「亡卒遺骸散帛收。」以下至「思摩奮呼乞効死」諸事跡，多見於貞觀政要第貳拾仁惻篇中，其慎所好篇即次於仁惻篇之後爲第貳壹篇，亦足爲此説之佐證也。
復次，今戈本政要之次序先後，雖不皆仍原本之舊，但慎所好篇中求神仙條在貞觀二年列第貳，隋煬帝條在貞觀四年列第叁，則似未有所改易。樂天之詩不依政要之先後次序，而取二王後列諸海漫漫之前者，蓋二王後之助郊祭與七德舞法曲皆性質上有密切關係，可以相連，其海漫漫篇則性質似較泛也。至海漫漫篇所以特列於第肆篇，有以示異於其他通常諷諫諸篇者，老子亦爲唐皇室所攀認之祖宗。且受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尊號，廟號太清宫，則薦享老子與明堂太廟郊祀爲同一性質，不過與血族祖先之七廟又稍有别耳。樂天於元和二年充翰林學士時，曾撰季冬薦獻太清宫詞文。（見白氏長慶集肆拾。）自易聯想及此，而有「玄元聖祖」之句也。此四篇性質近似，皆標明祖宗垂戒子孫之微意，即新樂府總序所謂「爲君而作」者。故相聯綴自爲一組，此組遂爲新樂府之冠也。
又二王後一篇更有可論者，元微之上陽白髮人有：
隨煬枝條襲封邑。
之語，原注又云：
近古封前代子孫爲二王三恪。
樂天此篇之作，殆受其啓發也。
其海漫漫一篇更有可論者，舊唐書壹肆憲宗紀上（太平御覽壹佰肆亦引此文，較爲明晰，今參合録之。）云：
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説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説，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寅恪案：李藩之語與海漫漫所言幾無不同。豈李白二公各不相謀而適冥合耶？此殊可疑也。以時間先後論，樂天新樂府據其自題作於元和四年，而史載李藩之語於元和五年，則白先而李後。若此二事不能無所關涉，似李語出於白詩。然以常識言之，其可能不多。頗疑樂天新樂府雖大體作於元和四年，其實時時修改增補，不獨海漫漫一篇如此，即杏爲梁等篇亦有成於元和四年以後之疑，俟於論杏爲梁時總括言之，今姑不涉及焉。
又杜陽雜編中略云：
元和五年内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回，云，於海上泊州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有數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爲吾傳語。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跡。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
寅恪案：蘇鶚撰書，雖多詭異之説，不足深信，然閹寺以神仙事蠱惑君上，自是常情，而元和之時中國與新羅頻有使節往還。（參舊唐書壹玖玖上新唐書貳貳拾新羅傳唐會要玖伍新羅條。）是知其亦有所據。此以元和五年爲言，亦可與上説相參證也。
憲宗爲有唐一代中興之英主，然卒以服食柳泌所製丹藥，躁渴至極，左右宦官多因此得罪，遂爲陳弘志所弑。（見通鑑貳肆壹唐紀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及十五年春正月條。）觀元和五年憲宗問李藩之語，知其已好神仙之道。樂天是時即在翰林，頗疑亦有所聞知。故海漫漫篇所言，殆陳諫於幾先者。此篇末句以老子不言藥爲説，遠引祖訓，近切時宜，誠新樂府大序所謂爲君而作者也。
二王後篇「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句，就寅恪一時記憶所及，則有吕氏春秋壹孟春紀貴公篇云：
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所謂太公六韜壹文韜文師篇云：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魏徵羣書治要叁壹六韜序云：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同書同卷武韜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馬總意林壹引六韜云：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
自皆與詩語有關。意林纂輯於貞元之初，與樂天作詩之時代甚近，頗可能爲樂天此二句之所依據。但羣書治要似爲其所從出，蓋李相國論事集壹進歷代君臣事跡五十餘狀略云：
元和四年奏，昔太宗亦命魏徵等博采歷代事跡，撰羣書政（寅恪案，此避高宗諱改作政。）要，置在座側，常自省閲，書於國史，著爲不刊。今陛下朝夕觀覽，必致貞觀之盛理。
李絳與樂天於元和四年，即樂天作此詩之年，同爲翰林學士，而深相交好。深之既如此推崇魏氏之書，則樂天此詩之依據羣書治要，最爲可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