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根本没说什么，委实没想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开场了。阿蒂尔·加纳特约我谈话。他是大学生，我医科班的同学。我们约在克利希广场会面，那是在午后。他有话要对我说，我就从命而来了。他对我说：“别待在外面，咱们进去吧！”我跟着他进去。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这露天座位烫得可用来烤连壳溏心蛋啦！到这边来吧！”天气确实炎热，街上没有行人，没有汽车，空荡荡的。天气寒冷的时候，街上也没有行人。记得阿蒂尔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巴黎人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实际上他们从早到晚闲荡。严冬酷暑不适宜散步，他们不露面，人人躲在屋子里喝奶油咖啡和大杯啤酒。光阴似箭，世代如此。可他们硬说日新月异。变化在哪里呢？怎么变的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不过他们一味自我欣赏罢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高谈阔论，翻来覆去那么一点儿东西，无非这儿换几个词儿，那儿换几个词儿，尽是些小花招。”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一面用眼瞟着女人，一面侃侃而谈，兴高采烈，洋洋得意。
然后，话题转到普安卡雷总统[1]，正好那天上午总统为小狗展览会剪彩。《时代报》[2]登了这则消息，于是我们谈起《时代报》来了。“嘿！好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时代报》！”阿蒂尔·加纳特挖苦我说，“这份报纸拼命维护法兰西种族，可谓独一无二。”我针锋相对，好像有根有据地反驳道：“正因为法兰西种族还没有形成，才需要维护呢。”
“已经形成了！法兰西种族形成了！一个高贵的种族！”他固执己见，“甚至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种族，谁要否认谁就是王八蛋。”接着他把我痛骂一顿。我当然不甘示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他：“不对。你说的种族只不过是一大群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满眼长眼屎，浑身长跳蚤，冻得像木头人儿；为饥饿、瘟疫、肿瘤和寒冷所驱，从大陆各地漂泊到这里。由于大海的阻拦，不能再往前了。这就是所谓的法国，这就是所谓的法国人。”
“巴达缪，”他表情严肃、略带忧伤地说，“父辈们为咱们积了德，可不能说他们的坏话呀！”
“你说得对，阿蒂尔，你说得太对了！他们满腔仇恨，却俯首帖耳，听凭蹂躏、掠夺、宰割，浑球儿一辈子，可谓积了德！你说的一点不错。咱们没有变，袜子、主子没有变，舆论没有变，即或想变，也为时晚矣，干脆不变了事。咱们天生愚忠，鞠躬尽瘁！咱们是无偿的士兵，全球的英雄，有声的猢狲，废话的炮灰，倒霉国王的宠儿。咱们跳不出倒霉国王的手心，一不顺从，他就掐咱们。咱们的脖子始终箍着他的手指，说话不方便，吃东西也得留神，稍有不慎就被掐死……这叫什么生活。”
“也有爱啊，巴达缪！”
“阿蒂尔，是啊，无穷无尽的爱倾注在鬈毛狗身上，可我还想保持尊严呐！”我回答。
“谈你干什么！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此而已。”
他鬼着呐，总之，读者可想而知，舆论对这等人早有定论。
“脓包，你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可我的论据非常有说服力。我撰写了一篇祈祷文字，替社会报仇，你听后立即会赞不绝口的。题目是：《金翅膀》。”我顺口背诵起来：
“上帝掐算着分秒和铜钱，绝望，好色，猪一般的气恼。插着金翅膀的猪到处钻营，肚子朝天，期待抚爱。这就是他，我们的主宰。我们快快拥抱吧！”
“你这篇小玩意儿在现实生活中站不住脚。我拥护既成秩序，不喜欢政治。不过一旦祖国需要我为她抛头颅洒热血，我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决不当脓包。”他慷慨陈词，对我作了回答。
没想到战争正悄悄降临我们俩的头上。我的神志混乱起来。这场短暂而激烈的争论叫我伤神，加上跑堂为小费嫌我小气，我的情绪颇为波动。不过，最后我和阿蒂尔讲和了，气也完全消了，两人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毕竟基本相同。我用和解的语气息事宁人：
“总而言之，你的话不错，咱们同处在一艘巨大的战船上服苦役，奋臂划桨。这么说你不反对吧！咱们被关在里面吃尽苦头，但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挨棍子，受煎熬，听吹牛，遭训斥。他们一味叫咱们干活，替他们干活是最叫人难以忍受的。咱们在底舱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发臭，睾丸失灵，无出头之日。而甲板上空气新鲜，主子们逍遥自在，膝上抱着粉红脸蛋儿的美人，香气扑鼻。人家让咱们登上甲板的时候，主子们便戴上礼帽，凶狠地向咱们吼道：‘你们这帮脏鬼，该去打仗啦！’他们下令：‘快把祖国2号[3]的邋遢鬼送往前线！让他们的破船爆炸吧！快！赶快！船上什么都有啊！大家齐声高唱吧！先扯开嗓子试试，高喊：祖国1号万岁！让你们的喊声震撼四方！谁喊得最响亮，谁得勋章，还能得到耶稣赐给的糖果。他妈的！反正他们要是不愿在海上送命，到陆地去送死也行，而且死得更快！’”
“完全是这样！”阿蒂尔赞同道，他不那么固执己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在的咖啡馆门前列队走过一支部队，为首的是上校团长，骑马在前。他仪表堂堂，身材矫健。好一个上校团长！我心里一阵热乎，跳将起来，大声向阿蒂尔说道：“我去探个虚实！”说完，急匆匆跑步加入了队伍。
“费迪南，你真浑！”他气恼地向我喊道。我的英勇举动使周围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无疑引起了阿蒂尔的不快。
阿蒂尔的这种态度使我有点生气。我并没有停下来，相反跟上队伍的步伐，心想：“既来之，则安之！”
“咱们走着瞧吧，饭桶！”我及时回敬了阿蒂尔一句，当下跟着队伍拐到另一条街，上校和乐队始终在队伍的前面。这完全是真人真事。
然后，我们经过一条条街道，走了很长时间。队伍里新加入一些百姓，他们的妻子高声向我们鼓劲，向我们扔鲜花。人们从露天座上，在火车站前，从熙熙攘攘的教堂里，向我们欢呼，为我们祝福。爱国者大有人在！不过后来爱国者开始减少，越来越稀少了……天不作美，下起雨来，鼓劲声消失了，路上已无行人。
难道只有我们的部队在继续鱼贯向前吗？军乐停止了。我心里思量：“总之，我亲眼目睹了事情的曲折，就不再有趣了。一切重新开始吧！”我正想离开，但太晚了！营房门在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背后悄悄关上了，我们像耗子似的被关在里面。
[1] 雷蒙·普安卡雷（1860—1934），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13—1920）。
[2] 《时代报》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如同《泰晤士报》或当今的《世界报》，根本不像阿蒂尔说的那样具有什么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倾向。
[3] 作者隐喻法兰西祖国如同一艘大战船：划桨的、坐次等舱的（祖国2号），被送上岸去打仗找死，而坐头等舱的（祖国1号）尽情享受殖民战争带来的果实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