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说真格的，我得承认我的头脑从来不大冷静，现在更沉不住气了，一句话不对劲就可能头昏眼花，说不定会昏头昏脑地滚到汽车轮子底下。我在战争中蹒跚而行。至于零用钱，我住院期间只能指望母亲每星期给几个靠惨淡经营赚来的法郎。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出去打点儿秋风。首先想到从前的一个老板，觉得挺合适，并很快得到他的接见。
这个老板叫罗杰·皮塔，玛德莱娜大街的珠宝商，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我记得有幸在他店里干过一阵子黑活，即宣战前充当临时雇佣的辅助职工。我的活计是擦洗银器：商店出售的银器种类繁多，尤其逢年过节的礼品不断有人摆弄乱摸，不易保养。
我当时在医学院攻读，学习繁重，学制很长，考试常常不及格。校门一关我就赶紧跑到皮塔先生商店的后间，用“白垩粉”擦巧克力壶，干上两三个小时，直到吃晚饭才息工。
给我的报酬是管吃饭，可在厨房敞开肚子吃饱。除此以外，我在上课前遛一遛看门狗，让它在外面拉屎撒尿。全部加在一起，每月可得四十法郎。皮塔的珠宝店位于维尼翁街角，陈列的金刚钻石如繁星般闪闪烁烁，价值连城，每一颗等于我好几十年的工资。再说金银珠宝无一不是光彩夺目的。皮塔老板被列为战时备用人员之后，开始专替一位部长当差，有时为部长开开汽车。此外他非正式地给陆军部提供首饰，立下了汗马功劳。达官权贵搞投机，时运亨通，现货和订货的投机生意更是蒸蒸日上。战争越持久，首饰的需要量就越大。皮塔先生收到源源不断的订货，有时甚至难以应付。
每当他忙得不可开交，累得坐立不安的时候，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流露出一点精明的神情。一旦休息过来，他的脸尽管五官不容置疑的灵敏，即始终呆板得毫无表情，使人望而却步，终生难忘。
他的妻子，皮塔太太，掌握现金出入，形影不离钱柜，天生嫁给珠宝商当老婆的，也是父母养育的结果。她知道自己的职责，知道自己全部的职责：家庭幸福和钱柜殷实是相辅相成的。皮塔太太并不丑，不，甚至还颇有几分姿色。但像很多妇女一样，她小心翼翼，不露姿色，有如在生活中小心谨慎，不出差池。她的头发梳得过于整齐，她的微笑来得过于容易、过于突然，她的手势打得或过于迅速或过于鬼祟。人们因弄不清这个女人心中到底算计什么而犯难，因接近她时感到别扭而犯愁。接近商人就会产生厌恶感，知道这一点对非经商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极其稀罕的慰藉，尽管后者穷酸得要命。
皮塔太太一心只想着做生意，这和埃罗特太太完全一样，但她属另一种类型，即把整个身心都投进生意，好似修女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上帝。不过我们的老板娘有时也应时操点儿心，譬如偶尔想到参战士兵的双亲：“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对有大男孩的人家是非常不幸的。”
“说话得事先好好想想，”她丈夫马上接话茬儿，认为这种多愁善感不合适，他已准备决一死战，“难道不应当保卫法国吗？”
这样，他们既大慈大悲，又富有爱国之心，总之坚忍不拔地睡在拥有几百万财富的店铺楼上，睡在法国的财富之上。
皮塔先生时不时逛逛妓院，他既挑肥拣瘦又能叫人明白他不是挥金如土的人，乍到便有言在先：“我可不是英国佬，美人儿。我懂行啊！我是一个从容不迫的法国小士兵！”这就是他的预先声明。女人们却看重他这种有节制的寻欢作乐，认为他追求享乐而不受欺骗，是个男子汉。他利用他的社会交情帮妓院女监管搞成几笔首饰买卖，因为女监管不相信证券交易。皮塔先生通融军方成效卓著，由暂缓服役进而永久缓征，经过许多次及时的健康诊断之后终于彻底解脱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是观赏女人美丽的大腿，如能摸一摸，更是其乐无穷。在一丘之貉的人们中，男人不管多么迟钝、多么腐败，总好像比女人好动。总之，这个皮塔有那么一星点儿艺术家的气质。许多有艺术气质的人确实像他那样对女人的大腿着迷。皮塔太太庆幸自己没有孩子。她经常公开为自己不孕而洋洋自得，末了她丈夫把他们这种称心受用之意流露给女监管。“但总得要有人家的孩子上前线啊！”女监管回答道，“因为这是义务。”是啊，战争包含着种种义务。
由皮塔开车的那位部长也没有孩子，部长们哪会有孩子啊！
将近一九一三年，另一个辅助职工和我一起为皮塔商店干零活，他叫让·瓦勒兹。他为几个小戏院当“跑龙套”，下午替皮塔送货，但不嫌工钱微薄，因为他走得飞快，送货不乘地铁，把买地铁票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靠地铁票搞一点外快。他的脚确实有点臭，甚至很臭，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求我通知他什么时候店里没有顾客，好乘机悄悄溜进去跟皮塔太太结账而无伤大雅。钱一旦入库，他立刻被打发到后间与我为伍。他的脚在打仗的时候却帮了他很大的忙：他被誉为所在团的快脚联络员。养伤期间他来比塞特棱堡看望我，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去敲我们以前的老板竹杠。说干就干。我们到达玛德莱娜大街时，店里的货刚上架。
“嘿！原来是你们啊！”皮塔先生不无惊讶地喊道，“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快进来！你，瓦勒兹，你脸色很好！身体好！但你，巴达缪，你却是病恹恹的！不过你还年轻嘛，很快会恢复的。你们总算走运。不管人家怎么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嗯？时势造英豪！朋友们，创造历史，我可没有这个福气啊！多么辉煌的历史啊！”
我们没有接皮塔先生的话茬儿，让他说个够而后逼他掏腰包。他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是的，我承认战壕确实艰苦，这不假。但你们知道，这儿也不轻松啊！你们都负了伤吧？我也累得疲惫不堪。两年来我在城里值夜班，你们想得到吗？想想看，累得要死，腰都断了。唉，夜里跑巴黎的街道是什么滋味儿！没有灯光，我的小兄弟们，在漆黑的街上开汽车，车里经常坐着部长啊！而且高速行驶！你们是难以想象的，险些十次丧命！”
“是啊，”皮塔太太强调说，“有时他还替部长夫人开车。”
“嗨，还没有完呐。”
“太可怕了！”我们一起附和道。
“那些狗呢？”瓦勒兹彬彬有礼地问道：“狗怎么办呢？还带它们去杜伊勒里公园散步吗？”
“我让人把它们宰了。那些德国牧羊犬给我惹麻烦，损害了商店的名声。”
“怪可怜的！”他妻子遗憾地说，“不过我们现在养的狗好极了，苏格兰种狗，就是有点儿味。原先那些德国牧羊犬，瓦勒兹，你记得吗？可以说一点味儿也没有，把它们关在店里也没味儿，甚至淋过雨也没事儿。”
“是的，”皮塔先生加添道，“不像瓦勒兹该死的脚那么臭气熏天！让，你的脚还那样臭吗？好一个瓦勒兹！”
“还有一点吧，”瓦勒兹回答道。就在这个时候，几个顾客进来了。
“我不多留你们了，朋友们，”皮塔先生想尽快把让赶出商店，“祝你们身体健康！我不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不用问啦！保卫国家要紧嘛！这是我的看法。”
皮塔说到保卫国家时神情严肃，就像他找零钱时那样认真。他明明在下逐客令。我们走的时候，皮塔太太塞给我们每人二十法郎。商店金碧辉煌，如同英式快艇那样富丽，我们不敢走动，因为我们的鞋太糟糕，生怕弄脏精致的地毯。皮塔太太喊道：
“罗杰，你瞧他们俩多滑稽啊！他们不习惯了，好像害怕踩坏什么东西似的。”
“他们将来会习惯的！”皮塔先生答道。他热情，和善，非常高兴没花几个子儿就把我们打发了。我们回到街上，考虑了一下，觉得每个人二十法郎派不了什么大用场。瓦勒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
“走，跟我到一个伙伴的母亲家去。我和他一起在默兹省待过，他死在那儿了。我每星期去他父母家一次，讲讲他们的儿子怎么死的。他们很有钱，每次他母亲给我一百来法郎。他们还说这是乐意给的哩，你明白吗？”
“我上他们家算什么啊？我对老人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就说你也认识她的儿子，她会给你一百法郎的。他们是大阔佬，没错，而且不像这个没教养的皮塔，他们不在乎钱。”
“我乐意去，但你肯定她不会问得过细吗？要不然我就傻眼啦，我可不认识她的儿子啊。”
“不要紧的，你跟着我鹦鹉学舌，哼哼唧唧就行。不用担心。这个女人心情忧伤，明白吧，只要说起她儿子，她便高兴，她只想听儿子的事，说什么都行，这不难嘛。”
我犹豫不定，却很想要这唾手可得的一百法郎，这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于是下定决心说：
“好吧，但不要让我胡编乱造，我有言在先呀。你答应我吗？你说什么，我也说什么，不多说一句。那小伙子怎么死的？”
“脸部中弹，老兄，而且不是小弹片，在默兹省格朗斯的一条河边上，整个头部炸没了，老兄！这可不是一般的回忆呐。他是条汉子，又高大又结实，身材匀称，爱好运动，但怎么抵挡得住一颗炮弹？顶不住啊！”
“当然！”
“完蛋了，被炮弹炸死了。但是他母亲至今不肯相信，我说了一遍又—遍也白搭。她执意希望儿子只是失踪，这个想法愚蠢透顶，失踪！不过也难怪她，她从来没见过炮弹，弄不懂怎么会一声屁响就报销了。再说毕竟是她儿子，不忍心承认没有希望了。”
“自然是的。”
“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去他们家了。你等会儿瞧吧，我一到，她准马上在客厅里接见我。他们家阔绰至极，好似戏院，到处有窗帘，地毯，镜子。一百法郎对他们来说是小意思，明白吧，就像我拿出五法郎硬币。今天她会乐意给二百，两个星期没见面了嘛。你一会儿瞧瞧下人的穿着，纽扣全是镀金的，老兄。”
我们从亨利·马丁大街向左拐，往前走不多远便到了。只见栅栏门里树木成行，一条花园通道贯穿其间。我们走到大门前，瓦勒兹说：“你瞧，多么像一座古堡，我不骗你吧。听说老头儿是铁路大亨，大人物啊。”
“不会是车站站长吧？”我开着玩笑问道。
“别开玩笑啦。瞧，他下来了，朝我们走来了。”
但那位上岁数的人并没有马上过来，他弓着背在草坪附近边走边跟一个士兵讲话。我们迎上前去，我认出那个士兵，原来是在百合河省努瓦瑟侦察时夜间认识的那个预备兵。我还清楚记得他报的名字：罗班松。
“你认识那个步兵？”瓦勒兹问我。
“是的，认识。”
“也许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他们大概在谈论老太太，可别让他们妨碍咱们见她，肯给钱的是老太太。”
老先生走近我们。他声音颤抖地对瓦勒兹说：“亲爱的朋友，我极其沉痛地奉告，自从您上次来访后，我可怜的妻子陷入极度的悲痛中不能自拔。星期四乘我们不在的片刻，她泣不成声就……是她要求我们离开的……”他没有说完就突然转身离去了。
我等老先生走远后，对罗班松说：“我认识你。”
“是啊，我也认出你了。”
“老太太发生什么事了？”我问他。
“嘿！她前天上吊了。”他回答，并加添道，“真不值得！她是我的教母啊！我真不走运！倒霉透了！我第一次回来休假，你瞧，整整六个月就盼着这一天哪！”
尽管如此，瓦勒兹和我仍笑话罗班松，拿他的不幸逗弄。要说倒霉的巧合，真是一次倒霉的巧合。她这一死，我们的二百法郎也就吹了。来不逢时，闹了个大笑话，结果不欢而散。“大脓包，你的如意算盘也太美了。”我激将罗班松，嘲笑他，让他发急，“你以为一驾到，老头老太会盛宴款待呀？你也许以为可以唬住教母而后捞一把？想得美！”
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草坪旁嘻嘻哈哈啊。于是三个人一起朝格雷纳尔大街走去。我们凑了凑三个人身上的钱，可不多哟。再说当晚必须赶回各自的医院或兵营，所剩的时间也不多，只够一起下酒馆吃晚饭，也许还能剩下一点点时间，但要“上”青楼是来不及了。最后我们还是去转了转，不过只在楼下喝了一杯酒。
“重新见到你，我很高兴。”罗班松对我说，“不过你说说，那小伙子的母亲直挺挺的像个吊包，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儿，早不上吊晚不上吊偏偏在我到的那天上吊，能拉住她就好了。你说，我会上吊吗？悲伤？我才不想上吊呢。你呢？”
“有钱人嘛，”瓦勒兹说，“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冲动。”瓦勒兹心地好，他补充道：“要是我有六法郎，我就跟那个褐发姑娘上楼，你瞧，在吃角子老虎[1]旁边的。”
“去吧，”我们对他说，“待会儿跟我们说说她的口交本事如何。”可是我们怎么凑也凑不齐这个数，付了小费就不够了，刚够每人一杯咖啡和两杯黑茶蔗子酒。喝完酒，又出来遛弯儿。
最后我们在旺多姆广场分手，告别声虽然很低，回声却不断传来。因为宵禁，所以没有灯光，我们一旦各自离开，就谁也看不见谁了。
我和让·瓦勒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罗班松倒经常碰见。让·瓦勒兹在索姆省煤气中毒，两年后到布列塔尼海滨疗养所休养，不幸去世。起初他给我写过两次信，后来中止了。以前他从来没见过大海，他在信中写道：“你难以想象海有多美，我洗洗海水澡，对我的脚大有好处。但我的嗓子大概没治了。”为此他很伤心，因为他奢望有朝一日重返剧院合唱队。参加合唱比单纯跑龙套收入更多，而且艺术性更强。
[1] 一种赌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