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为了受人欢迎和敬重，必须风风火火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因为他们在后方注视着战争，随着战争的推移，他们的德行越来越恶劣。这一点，我一回到巴黎就明白了。我还发现他们的妻子急不可待，屁股火烧火燎的；老人的脸拉得长长的；人们的手到处乱抓，摸屁股，掏口袋，无奇不有。
人们在后方学士兵的样，东施效颦，什么光荣之至啊，什么正确对待啊，什么勇敢而不懊丧啊。
母亲们时而充当护士，时而是受难者，始终戴着长长的黑面纱[1]，始终珍藏着部长通过区政府职员及时授给她们的护士证书。总之，事情组织得井井有条。
在精心安排的葬礼上，大家悲天悯人，但念念不忘遗产，念念不忘假期，念念不忘据说着实可爱、性欲旺盛的寡妇，念念不忘自己延年益寿，也许念念不忘长生不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每当参加葬礼，人人都向你举帽敬礼，叫人欣慰。在这样的场合下必须举止端庄，姿态得体，切忌大声说笑，只在心里高兴。心里高兴是可以的，在心里做功夫，一切都是允许的。
战争时期，人们不在中二楼跳舞，而在地下室跳舞。士兵们不在乎，甚至更喜欢地下室。他们一到便要求跳舞，没有人觉得这种要求可疑。事实上可疑的倒是所谓的大无畏精神。凭自己的身子骨儿能大无畏吗？请让做钓饵的蛆大无畏吧，浑身红兮兮、白生生、软绵绵，与我们是一丘之貉。
至于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正在获得自己：受了伤，得了军功奖章，大功已告成。军功奖章是我在医院养伤的时候送来的。回到巴黎的当天我去剧场看戏，幕间休息时我向老百姓炫耀奖章，震动人心啊。这是在巴黎出现的第一批军功奖章，轰动一时！
就是这次在喜歌剧院，我遇到了娇小玲珑的美国姑娘劳拉，因为她我才领略了人情世故。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日子特别重要，相形之下，漫长的岁月似乎是白活的。我戴着军功奖章去喜歌剧院是我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日子。
因为劳拉，我对美国产生了好奇心。我立即向她提出问题，她回答时仅敷衍了一下。我们出去旅行，能回来就回来，不然，随遇而安。这是后话。
当时巴黎人人都想搞一套军服穿。只有中立者和间谍不穿，其实这两者几乎是一路货。劳拉穿着一套正规的军服，非常合身，样式娇美，袖口边和橄榄帽上点缀着小小的红十字，帽子调皮地歪戴着，露出波浪式的头发。她向医院院长推心置腹地说，她来帮助我们拯救法兰西，尽绵薄之力，完全出于真心实意。很快我们俩就心心相印了，其实并未完全合拍，因为我讨厌心灵的冲动，宁可要肉体的冲动，纯粹的肉体冲动。对心灵应当抱极大的怀疑态度，这是别人教我的，在战场上学到的，不肯轻易忘记。
劳拉的心灵温柔、脆弱、热情；劳拉的肉体优雅、温存。我本应该要她的全部身心。总之，劳拉是个可爱的姑娘，不过正在打仗呀，这该死的疯狂迫使人类的一半把另一半推向屠宰场，不管什么情人不情人。这种对战争的嗜好必然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的态度是，尽可能拖延康复期，再也不乐意回到战地火葬场去了。我漫步街头，倍感这场屠杀不伦不类，哗众取宠。人们无处不在耍滑头。
然而我在劫难逃，因为没有任何靠山可帮我解脱，我只认识穷人，就是说，任何人对穷人的死活都不关痛痒。至于劳拉，可不能指望她帮我避开火线。她是护士，除非像奥托朗这号人，谁一眼都看得出这可爱的丫头是何等的好斗。在品尝英雄主义的牙碜的大杂烩以前，劳拉的贞德气概也许会激励我、感化我，但自打克利希广场参军，我对一切口头的或实在的英雄主义产生了反感，就如患了恐怖症一般。我痊愈了，彻底痊愈了。
美国远征军女士团为了方便工作，把劳拉所在的护士组安置在巴黎兹宾馆。她本人得到更特殊的关照（她有关系）。她的任务就在宾馆领导一个专门的服务组，即负责向巴黎各家医院分发苹果煎饼。每天早晨分发几千打煎饼。劳拉干这项省力的差使颇为热心，结果不久便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应当说明一下，劳拉有生以来从未做过煎饼，所以她雇请一批厨娘经过几次试做，终于获得成功，煎饼金黄多汁，甜香可口，及时送交出去。她只负责把煎饼送往各家医院之前检查一下，并尝一尝。每天早上劳拉十点钟起床，洗澡后走下靠近地下室的厨房，我敢肯定，天天如此。她只穿一件黄黑相间的日本和服，这是她离美前夕一个旧金山的男朋友送的。
一切十分顺利，我们正在赢得战争。不料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劳拉满脸愁容，根本不碰饭菜。我担心她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或突然得了什么病，于是央求她向我吐露真情，以便我精心相助。
原来劳拉一个月来准时品尝煎饼，结果体重增加了整整一公斤，不得不把腰带放松一孔。这场飞来横祸怎不叫她眼泪汪汪。我感动之余，竭力安慰她，陪她坐着出租汽车东跑西颠找了好几家药房。事有凑巧，所有的磅秤都无情地确认这一公斤体重无可置疑地、千真万确地增加在她的身上。于是我建议她把这项工作让给一个同事，人家还“求之不得捞油水”哩。但劳拉坚决反对这种妥协，认为这是可耻的，是临阵脱逃。接着她告诉我，她的曾伯父是名垂千古的“五月花”号的船员，一六七七年抵达波士顿[2]。她想到这段家史，无论如何不能逃避负责煎饼的义务，职责虽说低微，却是神圣的。
不过从这天起，她只用牙齿尖咬一小点儿尝尝，露出又整齐又美丽的玉牙。由于担心发胖，她的食欲遭到破坏，日见消瘦。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对煎饼的恐惧不亚于我对炮弹的恐惧。为了消化煎饼，我们常到河滨路和林荫路散步，以利健康，连那不勒斯饮食店也不进去，因为冰淇淋也能使女士们发胖。
我做梦也想不到劳拉的房间安排得如此舒适，全部糊上淡蓝的墙纸，浴室就在旁边，到处是她朋友们的照片、题词，女的少，男的多，英俊的小伙子们像她一样长着褐色的卷发。她对我讲起他们眼睛的颜色以及多情的、郑重的题词，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决定意义的。起先由于头像众目睽睽，我置身其间，出于礼貌，很是局促不安，但后来慢慢习惯了。
我只要停止吻她，她的话匣子便打开，战争啊，煎饼啊，我不便打断她。法兰西在我们的交谈中占重要的地位。在劳拉看来，法兰西仍是个具有骑士风度的实体，并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制约。眼下法兰西身受重伤，岌岌可危，正因为如此，法兰西更令人振奋。而我一听到人家讲法国，便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五脏六腑，自然热情不起来。各人有各人的恐惧。既然她在性的方面很殷勤，我何必反驳她，洗耳恭听便是了。但涉及心灵，我是不肯一味迁就她的。她很想让我显得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而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出英勇卓绝的样子，相反我有一千条无可辩驳的理由表现出与之截然不同的情绪。
总之，劳拉陶醉在幸福和乐观的胡思乱想中，她属于生活中的幸运者，得天独厚，既健康又安全，安居乐业的日子还长着呢。她口口声声什么心灵，她的心灵说叫我心烦意乱。心灵是健康肉体的装潢和消遣，同时也是在肉体生病或事情不顺利时摆脱肉体的意愿。心灵的这两种姿态，根据你的最佳处境，任你选择一种摆摆架子。而我呢，我不能选择，我的赌注已经下定。我的命运已经彻头彻尾地注定了，死神几乎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背后。缓期被杀的命运够我心焦的了，不会有心思想别的事，更有甚者，大家都认为我的命运是完全正常的。
面临这类推延的死亡，你的脑子是清醒的，你的身体是健康的，除了死心塌地承认现实以外，不可能想入非非。这种感受必须是有过切肤之痛的人才说得出来。
我的结论是，让德国人来吧，屠杀，洗劫，烧光。宾馆，煎饼，劳拉，杜伊勒里宫，内阁部长们以及幕僚，法兰西学院，卢浮宫，大商场统统完蛋，任凭德国人践踏，狂轰滥炸，无恶不做。反正我们这个烂摊子烂得不能再烂了，彻底毁掉拉倒，而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相反能赢得整个世界。
房东的屋子着火，我们的损失不会大的。之后，如果不是老房东，会来一个新房东，管他德国人或法国人，英国人或中国人，只要按时交纳房租就行。用马克还是用法郎付款？到时候再说吧。
简言之，谈论精神，有害无益。不过我要是向劳拉说出对战争的想法，她会把我当成魔鬼，一脚踢开我，所以切忌向她吐露真言。再说我感到跟她相处不太顺手，有人在和我争风吃醋。有几个军官一心想把我的劳拉夺走。他们有的是荣誉勋位勋章，诱惑力极强，他们的竞争非常可怕。况且美国报纸正在大书特书名震四海的荣誉勋位勋章。我感觉得出，劳拉已经让我戴了两三回绿帽子。我们的关系正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这个轻佻的女人发现我具备过人的用处，即每天早晨可代替她品尝煎饼。
这最后一份专差援救了我。她只肯接受我的替代，因为我也是一名骁勇的战士，配得上这份重任。从此，我们不仅是情人，还是合伙人。新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劳拉的肉体对我来说是一种无穷的欢乐，抚摸这具美国肉体其乐无穷，玩不忍释。我委实是一头该死的猪，并且死不回头，甚至产生了一个令人愉快的、鼓舞人心的信念：一个国家能生产如此撩人心弦的肉体和插翅高翔的幻想，准能提供很多其他重要的启示，当然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启示。
由于不断抚摸劳拉，我决定早晚要访问美国，作一次真正的朝圣。一旦有可能，便立即动身。我在完成这次探险（神秘的解剖学探险）之前，要穿越遭受厄运的、受尽折磨的人生，否则我委实不会罢手，也得不到安宁。
我就这么跟在劳拉的屁股后面接受新世界的信息。公正地说，劳拉不仅仅有一个可爱的肉体，还有一个可爱的小脑袋。她灰蓝的眼睛有点往眼角上翘，活像野猫的眼睛，带着几分凶相。只要正面看上她一眼，我的口水就禁不住往外流，有如闻到干葡萄酒带火石味儿的醇香。她的眼波总的来说是冷酷的，没有丝毫的商业微笑，也不像我们这里常见的东方式的脉脉含情。
我们经常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碰头。越来越多的伤病员充塞街头，他们衣冠不整，蹒跚而行。人们为他们组织募捐，为这部分人搞“募捐日”，为那部分人搞“募捐日”，搞来搞去为组织者搞的“募捐日”最多。撒谎，接吻，死亡。其他事情一概办不成。肆无忌惮的撒谎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可笑至极，荒谬绝伦，在报纸上，在海报上，在步行时，在骑马时，在乘车时，所见所闻全是谎言。大家一齐说谎，看谁会胡编，谎言一个比一个离奇，很快谎言满城，一句真话也没有了。
一九一四年还听得到一点真话，而现在人们反以为耻了。我们得到的一切，诸如食糖，飞机，便鞋，果酱，照片，无不以赖充好；我们阅读的，吞食的，口含的，欣赏的，宣布的，反驳的，维护的，无不真假参半。一切是弄虚作假，假仁假义，到处都有暗中怀恨的鬼魂。连叛徒也披上伪装。撒谎和轻信的风气盛行，如同疥疮蔓延。小劳拉只会说几句法语，可句句充满爱国激情，如“我们一定占上风！”“马德隆，来吧！[3]……”实在可悲可叹。
劳拉如此不顾脸面，执拗地关心我们的死神，这并非罕见，当时所有的妇女都赶着时髦比勇气。
而我恰恰醉心于一切使我忘却战争的事情。我多次向劳拉打听美国的情况，但她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词，矫饰搪塞，不可捉摸。她竭力炫耀，使我产生强烈的印象。
但我已经对印象抱怀疑态度，因为人家用印象糊弄过我一次，我再也不信吹嘘，不上当了。
我相信她的肉体，不相信她的精神。在我眼里，劳拉是一个远离火线的妙人儿，背着战争，背着生活。
劳拉竟用《小报》[4]的思想来排解我的焦虑：胜过别人，大肆鼓吹，保卫洛林，戴白手套……我暂且顺着劳拉，对她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使她确信我的态度有利于她减肥，但她更相信长距离散步。我虽然讨厌长距离散步，但反对也没有用，她坚持要散步。
这样，我们便经常去布洛涅森林锻炼身体，每天下午绕布洛涅湖走一圈，长达几个小时。
大自然令人毛骨悚然，即便像布洛涅森林那样经过人工修整过的自然，也不免叫真正的城里人惴惴不安。城里人见到大自然，容易倾诉衷情。布洛涅森林正具备这种魔力，尽管空气潮湿，满目铁栅，光秃邋遢，但城里来的游人仍对着树木浮想联翩，往事不断涌上心头。劳拉触景生情，不胜惆怅，禁不住诉说衷肠，多半真实可信。她在我们散步的时候讲过许许多多关于她在纽约的生活以及她女朋友们的事情。我一时难以理出个头绪，错综复杂的情节包括美金，订婚、离婚，购买衣裙和首饰，不过听起来她以前的生活非常圆满。
这天我们朝赛马场散步，见到附近还有许多出租马车，一些孩子骑毛骡，一些孩子打闹，搞得尘土飞扬。满载休假军人的汽车到处兜风，一直开进林间小路，掀起一阵阵尘土。他们寻找刚送走客人的女人，迫不及待地去吃饭和干好事。他们烦躁不安，令人厌恶。他们窥伺着生活，渴望着生活，生怕无情的时光流逝得太快。他们的每个毛孔都洋溢着情欲和热气。
布洛涅森林没有以往那样整洁，无人关心，行政管理中止了。劳拉说：
“这个地方战前大概很美丽的，是吗？很雅致的？讲给我听听，费迪南！还有这里的赛马呢？和我国纽约的赛马场的情景一样吗？”
说真的，战前我从未去过赛马场。为了让她散散心，我临时胡编了一遍，讲得绘影绘声，其实关于赛马的故事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美丽的衣裙，风雅的女人，耀眼的四轮轿车；起跑，自愿来吹喇叭的人，马跳过河；共和国总统；下赌注时的波状热，等等，等等。
劳拉非常喜欢我尽善尽美的描绘，我的故事使我们进一步接近了。从此她以为发现了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爱好隆重的社交。这种爱好只不过在我身上藏而未露罢了。她激动得禁不住拥抱了我，必须补充说明，这在她是不常有的事。她为事情时过境迁而感到惆怅，若有所失。每个人对流逝的时光都有自己的抱憾。劳拉则通过风尚的消失来感知岁月的流逝。她问道：
“费迪南，你认为在这片田园里将来还会有赛马吗？”
“等战争结束，也许会有的，劳拉。”
“不一定吧，是吗？”
“是的，不一定。”
劳拉想到龙尚的赛马可能一去不复返而张皇失措。世间的凄凉无时不在感染世人，几乎总会使人震惊。
“费迪南，假设战争还要持续很久，譬如说几年，那么对我来讲就太晚了，再回到这儿就太晚了。费迪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像这样漂亮的地方。上流社会的人士，风度翩翩。等到那时候就太晚了，太晚了，也许我将变成老太婆，费迪南。那时候再聚会我已经是老太婆了。太晚了，肯定太晚了。”
劳拉又一次陷入忧伤之中，和得知体重增加一公斤时一样的伤心。我想方设法劝慰她，给她展现种种美好的前景：她总共只有二十三岁嘛，战争很快就会过去的，美好的日子会重新来到，跟从前一样美好，比从前更加美好，至少对于她来说是如此。她长得妩媚动人。失去的时间，她将毫无损失地补回来。很快她将得到敬意，受到赞美。劳拉听后装出不再悲伤的样子，为了使我高兴。她问道：
“还要走路吗？”
“不是为了减肥吗？”
“喔！对啦，我一时竟忘了。”
我们离开龙尚往回走，玩耍的孩子已经回家了，灰尘也消失了。休假的军人还在追逐马路天使，不过这时马路天使已从树林里出来徘徊于马约门平台周围。
我们沿着河岸往圣克卢走去。河两岸秋雾缭绕，气晕婆娑。桥边停着几条驳船，船头碰着桥拱，船身因为载煤吃水很深，河水几乎碰到舷缘了。
圣克卢公园一片郁郁葱葱，从栏栅门仰望，山丘上树木扶疏，浓荫密布，斑斑斓斓，宛如梦境。但自从我遭到伏击以来，一直对树木疑神疑鬼，仿佛每棵树后面躺着一个死人。通往山顶喷泉的大路两旁整齐地栽种着玫瑰。亭子旁卖汽水的老妇人好像正在慢慢把傍晚的阴影聚拢到她的裙子周围。后面几条侧径上飘荡着一些正方形的和长方形的大幅黑帆布，还留存着集市的棚子。战争爆发后，这儿一下子显得特别寂静。卖汽水的老妇人对我们说：
“一年前他们都走了。现在一天来不了几个游人。我习惯了，还照常来。以前这儿游人可多啦。”
除此以外，老妇人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劳拉执意要过去看看空棚，多么古怪而可悲的愿望啊。
我们数了数，共有二十来个固定棚子，有的配着长条大玻璃；更多是些小玻璃窗，有甜食棚，有彩票棚，甚至有一个小戏棚，戏棚的前后门窗敞开着，形成了对流风。另外树与树之间搭着小棚子，其中一个靠大路的棚帘不翼而飞了，好像是古老神秘剧中的情景。
帐篷垂落下来，碰到落叶和泥土。我们在最后一个帐篷旁边停下脚步，这个帐篷倾斜得最厉害，随着支柱在风中来回摇晃，犹如一条纵摇的船，帆已失去控制，最后一根桅绳即将断裂。起风的时候，摇晃的篷顶布往上掀起，飘向天空。篷身的三角楣上印着绿红两色的旧名：民族射击台，原来是射击游戏篷，已经无人管理了。它的主人现在或许和其他人，和以前的顾客，一起用真枪实弹射击哩。
铺子里的小靶子弹痕斑斑，千疮百孔。而这满目的疮痍却代表着嬉戏取乐，其场景是表现婚礼：第一排是锌板的模拟人：捧花的新娘，表兄，军人，大红脸新郎；第二排是客人的图像，在以前的庙会上已经接受过多次射击了。
“费迪南！我相信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如果还有庙会，我没准要和你比赛呢！你枪打得很准，是吗？”
“不，打得不太准。”
模拟婚礼的靶子最后面，有一排五颜六色的画面，表现插着国旗的市政府，连市政府也吃了许多子弹，窗户中弹后敞开时发出一声干巴巴铃响，锌板做的小国旗上也中了弹。旁边的斜坡上一支部队成纵队行进，和我在克利希广场加入的队伍一模一样。不过这支部队的两旁挂着烟斗和小气球，所有这一切都是射击的目标。而今我成了射击的目标，昨天如此，明天也将如此。我情不自禁地向劳拉喊道：
“劳拉，人家也向我开枪了！”
“走吧！”她回答说，“你尽胡说八道，费迪南，走吧，咱们要着凉的。”
为了避免泥泞，我们沿大路下山，走的是圣克卢王家大道。劳拉拉着我的手，她的手纤细柔和，但我仍一心想着山上模拟婚礼的锌板靶，尽管它们已经消失在林间的阴影中了。我竟忘记亲吻劳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儿。大概从这时开始，我的脑子翻腾得厉害，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们走到圣克卢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费迪南，你愿意到迪瓦尔饭店[5]吃晚饭吗？你很喜欢迪瓦尔的饭菜。你可以换换脑子，那儿人总是很多的。除非你更乐意在我房间吃晚饭，你说话呀！”总之，这天傍晚她显得十分殷勤。
最后我们决定去迪瓦尔饭店。但我们刚坐下，我就觉得整个餐厅非常奇特：我们周围坐着一排排[6]的人，仿佛一边吃饭一边等着人家向他们发射子弹。我大声警告他们：
“你们大家快离开！快滚开！人家要开枪打死你们！把你们统统打死！”
人们赶紧把我送回劳拉住的宾馆。我到处看见同样的情景。巴黎兹宾馆走廊里来往的人仿佛都要遭枪杀，收款处的职员束手待毙，宾馆楼下那个家伙，即穿着天蓝和金黄两色相间制服的看门人也在等吃子弹，至于军人，闲逛的军官，将军，虽然没有看门人穿得漂亮，但制服笔挺，他们一概逃不出天罗地网，全是射击的目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在大厅中央声嘶力竭地向他们喊道。
“人家要开枪了！人家要开枪了！你们统统快滚开！”
然后我冲着窗户向外大喊。我失控地大喊。人们大为震惊，议论纷纷。有人叹道：“可怜的士兵！”好心的看门人轻手轻脚地把我领到酒吧，让我喝点东西，我喝了一通之后，宪兵来找我，他们对我比较粗暴。在民族射击台也有宪兵，我亲眼看见的。劳拉亲吻我，帮助宪兵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我病倒了，发高烧，神志混乱。据医院里的人说，我是吓疯的。这有可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做的事情莫过于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吗？疯不疯，怕不怕，无关紧要。
[1] 即妇女服丧期所戴的黑面纱。
[2] “五月花”号是1620年把清教徒由英国运到美国的船只。这批英国人首次在北美建立永久性殖民地。但“五月花”号停泊的港口并不是波士顿，而是波士顿以南五十公里的普利茅斯。
[3]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军人爱唱的流行歌曲，歌名《马德隆》，这是第一句歌词。
[4] 《小报》是大战前发行量很大的日报，其副刊于1895年曾发行一百多万份，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政治色彩。
[5] 即迪瓦尔廉价饭店。巴黎有三十来家同名饭店，号称菜美价廉。
[6] 这类餐馆的座位是按火车厢的款式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