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绪论（2）
第二节 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金词走向
金王朝是一个由女真贵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国内杂居着女真、汉、契丹、渤海、奚、高丽等多个民族，这样，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借鉴、渗透乃至交融就不可避免。故欲探究金词发生发展的体格机制，以及金词不同于两宋词的别一面貌，就必须回到其所处的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返回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态语境里，这是本书关于金词风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由于金词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渔猎文化的结合部，经过了南北地域文化的洗礼融汇的漫长历程，并且它继承、接收了唐宋士大夫文化、市民文化的嘉惠，所以其创作主体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民族性的特征，即金代词坛由汉族词人和少数民族词人等两大词人群体构成，二者共同创造了金词的不凡成就。并且，词学史第一次出现了女真词人，以及渤海、契丹、鲜卑裔、羌裔等族裔词人，由于这些少数民族词家所取得的成绩，有些人如元好问、完颜□等，甚至被后世推尊为与周、秦、苏、辛并列的重要词人。这使得中华词学的地域范围大大地向北方延伸拓展了，词由此不再是汉民族汉文学的专有物。由于金词具有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品质，因而其对中华词学史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民族文化融合语境下的金词
1.创作队伍的多民族色彩
元好问为保存一代金源词史而编纂《中州乐府》，面对中州文献多毁于战火的现实，元遗山竭其所能收录了36位词人的124首作品。这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金词总集。有金一代120年，词文学创作极其繁荣，张子良曾感慨说：“中州百余年间，亦正声不替，歌管频传，倚声之事，不多让于江南。惟以胡元暴兴沙塞，浅陋不文，遽而南下亡金，弓马交驰，中原文物，毁坏迨尽；故金元文士讴咏之传于今者，十不得一，诚可惜也”[47]。在此背景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爬梳辑佚，索隐钩沉，编成《全金元词》，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又增订重印）。这是当前我们考察金词的创作面貌和发展历史最完备的文献。此书共收录金代70位词人3572首词作，与《中州乐府》相比可谓蔚为大观。如果从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去观照这70人所组成的词人队伍，就会发现，较之两宋，其构成由单一而多元，体现出鲜明的多民族色彩。其中既有汉族词人，也有女真、契丹、渤海词人，还有鲜卑裔、羌裔词家；在汉族词人中，又有包括辽籍汉人、宋籍汉人在内的金初词人，也有在金朝本土生长起来的“国朝”汉族词人，其民族的多元性十分明显。如抛开他们的作品成就不谈，单是丰富多元的词人队伍，也可称得上是词学史的一大景观了。并且，少数民族文人能够依声填词，一方面说明他们汉化的程度之深，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加入，必然会给词体带来异质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对词体的发展或新变无疑是了不起的事件。所以，词史由于非汉民族创作主体的加入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质文化的引进，其意义非同寻常。
李炳海指出：“古代民族融合是培育造就多样化文人队伍的温床和熔炉”[48]，故考察金代多民族词家的成长过程和艺术才华，就必须结合金代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抑或说，在金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中，各民族词家逐步成长起来，并以多样化的艺术成就描画了金词艺术的面貌。下面我们以金词发展的四个时期为序试论之。
（1）金初“借才异代”期之多族词人
众所周知，女真族群最初居于白山黑水之间，草昧未开，茹毛饮血，本无文化可言。“当其初入中原也，弓马交驰，武功是尚；猂犷横厉鄙陋而无文。迨与宋媾和，南北分治，中州民庶土广，率仍其旧，经籍文物，多宋所遗，今得并有之，耳濡目染，亦稍去其犷卤之习”[49]。所以金之初叶，并无自己的文人，也没什么文献，有的都是从敌国——辽、宋抢来的“战利品”：金太祖从辽国俘获了文人韩昉、魏道明、左企弓、虞仲文等，太宗入宋之汴京又取得了大量的经籍图书以及“金石之乐”，金源遂有文化。而后宋人宇文虚中、吴激、施宜生、高士谈、张斛、刘著、马定国等以各种原因相继入金，他们均以各自的创作为金代词坛增辉添色，金源遂以如此“借才异代”之方式开百年词运。然而，这些汉族词家以“南朝词客北朝臣”的身份委身金朝，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国情”（高士谈句），去国之感、怀乡之思遂成其词基本之主题。这也见出金源初期胡汉文化相遇而碰撞之时的阵痛。
其中宇文虚中（1079—1146）主盟金初文坛，为皇统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熙宗朝，以虚中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号为“国师”，迁礼部尚书。虚中稍得权柄，主事者每欲南侵，其辄饰词谏阻，故其身虽仕金，而心系宋室。南宋施德操《北窗炙□录》曰：“虚中仕金为国师，遂得其柄，令南北讲和，太母获归，往往皆其力也”[50]。皇统六年（1146），虚中密谋挟宋钦宗南归，为人告变，事败，全家焚死。和虚中遭遇相似的还有施宜生。时海陵王欲征宋室，遣施宜生为正旦使、耶律□里剌为副使使宋，其目的自是为探听南宋虚实。施宜生心念故国安危，欲告知海陵侵宋的计划，便作隐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案上之笔，扣之道：“笔来，笔来。”南宋于是始儆。然使毕还金，副使遂将施氏情状告之海陵，海陵怒，烹杀施宜生。可见宇文虚中、施宜生都是表面仕金、心系北宋故国的人物。虚中之词，张子良评曰：“气格颇高，寓托有致，浅质之病虽或不免，然大辂之美始于椎轮，其开导风气、呵护金源词苑之功，则不可没也”[51]。吴激、蔡松年更是金初词苑之一代作手。元好问《中州集》云：“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52]。蔡松年（1107—1159），累官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进拜右丞相。蔡氏幼承家学，诗文俱清丽有致，尤工乐府，风貌在东坡、淮海间，得东坡之豪俊，具淮海之婉丽。然置身民族矛盾、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蔡氏进退失据，故一生都在矛盾中过活，其词即是这种“羁臣”情怀的反映。“金源第一词人”[53]吴激（1091？—1142），元好问许之“自当为国朝第一手”[54]，《人月圆·宴张侍御家有感》为其代表作，该词为宋故宫人而赋，沧海桑田、华屋山丘、人事靡恒之变尽在其中，尤其“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曾使羁旅金源的宋臣流下多少悲苦的泪水，吴氏亦因之名闻大江南北、金宋两朝。连几百年后的清人厉鹗亦颇赏吴词，作《论词绝句》（其八）论之曰：“若向词家论风雅，锦袍翻是让吴儿。”[55]
有学者指出：“入主中土的北方游牧民族成员，从在马背讨生活的赳赳武夫，到产生出能用汉语从事创作的文人队伍，一般要经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要通过三代人的民族融合才能实现。”[56]可是金人却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文人。究其原因，当与宇文虚中、吴、蔡等仕金之优秀的汉族文士大有关系。他们不仅将北宋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带给了金人，并且将宋人的文学观念、汉唐文学的精华也搬到了北国的大地上，金词因而获得了高起点，得以迅速发展。
女真第一位文人当属熙宗完颜亶（1119—1149）。《大金国志》卷九记云：“亶幼而聪达，贯综经业，喜文辞威仪，早有大成之量，太宗身所爱重。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57]。即位以后，熙宗更是勤于汉文典籍的学习，遂为女真第一代文人。可惜的是其文章未能流传。而女真第一位词人当是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他是金朝历史上第一位以“中原天子”自任的皇帝，其理想就是混一天下，做一个真正的华夏天子。所以，他重视汉族文人，接受汉文化教育，是女真汉化的大力倡导者与推动者。他有词四首传世，数量虽不多，然亦可见出金初女真词家以其民族最原初的强悍品格和狂野之气给词文学带来的新变。周惠泉分析说，海陵“所作笔力雄健，气象恢宏，铲尽浮词，语语本色，不仅绝无汉族文人诗词中常见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脂粉气，也绝无文绉绉、扭捏作态的腐儒气；俚而实豪，诡而有致，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双向交流、融合互补的结晶”[58]。吴梅先生也曾许之：“风雅之始，端推海陵”[59]。
（2）金中叶“大定明昌”朝之多族词人
1161年10月，东京留守完颜雍（1123—1189）趁海陵王大举南征、后方空虚之际，称帝于辽阳，改元大定。完颜雍父为太祖第三子宗辅。雍13岁丧父，由母亲哺育成人。母李氏出身于辽阳渤海世族，知书明礼，教子有方。故雍自幼饱习诗书，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世宗完颜雍即位时金朝立国已有46年，政权各方面逐渐步入成熟的中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世宗继续推进女真汉化的进程，虽然为维持女真的民族性，他曾一度发起恢复女真旧俗的运动，但这也从反面说明金代社会女真人汉化程度之深。而实际上，世宗恢复女真旧俗的政策并无明显功效，相反出于少量的女真人要统治超过自己数千百倍、文明程度很高的汉人的现实考虑，他做了很多顺应汉化的事情。故清人赵翼赞曰：“金代九帝，世宗最贤”[60]。世宗之后，章宗完颜璟继位。完颜璟（1168—1208）为世宗嫡孙，他性好儒学，善属文，提倡文雅，继续实行乃祖的统治政策，《金史》赞他“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61]。章宗是金朝汉化程度最深、文人雅士型的皇帝。
世宗大定及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共48年，史称“大定明昌时期”。由于世、章二帝的汉化政策，故此时期中州人才辈出，词苑彬蔚盛矣。如以生年为序，著名的汉族词人有郑子聃、蔡珪、赵可、王寂、邓千江、任询、冯子翼、李晏、刘仲伊、刘迎、党怀英、王□等，此外还有女真词人世宗雍、章宗璟，渤海词人王庭筠，契丹词人耶律履以及鲜卑裔词人元德明等。对于这种人才济济，词坛兴盛的局面，元好问赞扬说：“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午除夜》）[62]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崇尚儒雅的文化氛围，为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更为大定明昌各族词人在金朝本土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他们以‘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金王中立句）的气概登上文坛，把金代词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63]。元好问称他们为“国朝文派”：“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宇文虚中）、蔡丞相（蔡松年）、吴深州（吴激）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谿（党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64]他们的词或表现留恋诗酒之乐，或书写徜徉山林之趣，反映了由动乱走向繁荣的时代现实。但是他们又各有自我面目，投射出金词艺术的趋于成熟。比如蔡珪的冲淡闲雅、赵可的诙谐俚俗、王寂的清疏深婉、邓千江的雄健豪放、党怀英的从容散淡、王□的浑厚清婉、任询的劲健伉爽……的确各有所长。再加上少数民族词人，像女真世宗雍、章宗璟词的典雅华美、富贵气象，契丹词人耶律履词的潇洒飘逸以及渤海词人王庭筠词的风骨内蕴、气格自高等，可以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共同锻造了金代词苑丰富多彩的盛大气象。
（3）金末“南渡时期”之多族词人
泰和八年（1208），章宗崩，其叔卫绍王永济（1168—1213）继位。此时，漠北蒙古兴起，强弓劲弩，寇边犯境。而先后嗣位的卫绍王、宣宗、哀宗皆为庸主，他们治国无方，对敌乏术，一时间金源危亡迫在眉睫。贞祐二年（1214）五月，为避蒙古兵锋，宣宗下诏弃中都迁汴京，史称“贞祐南渡”，这成为金朝衰亡的节点。所以从卫绍王即位一直到金朝灭亡（1208—1234）历三帝二十多年的时间，为金朝的衰亡期，也是金词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此时期，金国各民族与蒙古族构成对立矛盾，形成新的民族的碰撞。面对时代的剧变，词家们试图以慷慨呜咽之音呼唤人们救亡图存之志；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词人对现实感到绝望，于是或逃于佛禅，或避于山林，将哀伤和悲痛诉诸诗酒隐逸之中。较著者有汉族词人刘昂、高宪、李纯甫、胥鼎、许古、辛愿、李献能、赵秉文、冯延登、王予可、王渥、高永、李天翼、赵元、王特起、赵摅、孟宗献、张中孚、王浍等，此外还有女真词人完颜□、羌裔词人折元礼等。其中代表人物是赵秉文、李纯甫和完颜□。南渡以后，赵秉文（1159—1232）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执掌文坛二十余年，为当时词坛领袖。翁方纲《石洲诗话》云：“合观金源一代之诗，刘无党之秀拔，李长源之俊爽，皆与遗山相近。而由遗山之心推之，则所奉为一代文宗如欧阳六一者，赵闲闲也”[65]。赵氏振臂以呼，号召文人在各自的处境中尽自我本分以振国势，并身体力行以风雅精神革除大定明昌浮艳词风。与其相呼应的是李纯甫（1177—1223）。李氏性格倔强，独立不迁，其词任才使气，豪气干云。他强调“字字皆以心为师”，师法唐代韩孟诗派，注重词的抒情特质，主张将自我磊落不平之气和豪迈襟怀都展现出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女真词人完颜□（1172—1232），他是金代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完美结晶。元好问即称其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也。”[66]完颜□晚年自编己作，曰《如庵小稿》，收诗300首，词100阕。赵秉文为之作序以刊行。1257年——在完颜□去世26年后，该书再刻之时，元好问则以“门下士”身份为其作引，足见完颜□的影响力。对此，周惠泉指出：“作为女真族代表人物的完颜□身上，尽管凝聚着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不过这种意识与情感并不以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汉民族的排斥为标志。在完颜□的一些诗词中，我们看到诗人不仅对汉民族抱有亲善的态度和友好的感情，有时甚至超越本民族的狭小眼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和界限，站在中华各民族共同性的立脚点上抒情言志，谈古论今。”[67]周氏之论道出了完颜□对词文学贡献的实质。此外，羌裔词家折元礼，虽存词只一首《望海潮·从军舟中作》，然“孤篇横绝，足为大家”（王闿运语）。其以壮士胸襟，将歌词写得气势蒸腾，呈现出鲜明的“北词风格”，与前代词人完颜亮、邓千江等前后呼应，一脉相承，见出金代壮词的整体艺术轨迹。
（4）金亡遗民时期之多族词人
1234年，在蒙古与南宋的联合进攻之下，金哀宗自缢蔡州，金朝覆灭。而后一直到元好问辞世（1257）的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为金代词坛的最后阶段——余波回响时期，金虽灭亡，然金词依然有一股不可静止的余势。此时期的词人虽身在元代，但内心和情感还依然在故国徘徊。“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68]，民生之苦，山河之恸，故国之思，遗臣孽子的百感千怀，皆倾注于词家笔端，或慷慨激越、或悲怆低回，以及散发扁舟、放浪萧散，一时间金源词坛如夕阳返照，迸发出耀眼的光彩，并直接开启了有元一代之词运。这些词人主要代表是元好问、杨弘道、李治、杨果、白华、杜仁杰、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李天翼、曹居一等，其中鲜卑裔词人元好问为金词之集大成者。
元好问（1190—1257）为鲜卑族后裔，唐代诗人元结为其远祖，生父德明是大定明昌时期的词人。作为北魏拓跋鲜卑的子孙，元氏禀持鲜卑族与汉民族相融合所形成的刚劲清雄之气，加之生于质直尚义的云、朔之地，又亲历了鼎革易代的巨变，民族的、地域的和时代的因素交互影响，赋予遗山词以“清雄顿挫，闲婉浏亮”[69]格调，集豪放、婉约两派之大成。陈廷焯《云韶集》说：“遗山词以旷逸之才，驭奔腾之气，使才而不矜才，行气而不使气，骨韵铮铮，精金百炼，别于清真、白石外，自成大家”[70]。唐圭璋、钟振振亦评曰：“有金一代，能够出入于两宋诸大家之间的词人，舍元氏而莫属，则是可以定论的。得一遗山作为辉煌的结束，金亡而金词为不亡矣”[71]！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经历百二十年的文化碰撞、交汇，以女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实现了融合，受此文化熏染，以元好问为首的遗民词人，将金亡这一现实事件置于历史兴衰的长河中来审视，并且试图通过修史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总结梳理金源兴亡的教训。其次，在华夏情结的影响下，他们摆脱传统“华夷之辨”的桎梏，其以华夏文化的捍卫者、传承人为担当，试图用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先进文化帮助蒙古新朝完成以文治国的转变，而这良苦之心，皆能从其歌词的兴亡咏叹中窥见端倪。这就是胡汉民族融合的制高点所在，这一制高点标志和代表了整个金词不可替代的价值与艺术成就。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在金代多民族词人队伍的构成中，少数民族词人依然是少数，在此之前的唐宋时期也不是没有少数民族作家，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以女真为首的少数民族是金代的统治民族（渤海族的政治地位也很高），这就决定了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少数民族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反映在文学上，它甚至决定或改变了包括词在内的文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唐宋王朝少数民族文人所不具备的。
2.词体俚俗化特质的回归
兴盛于民间的“曲子词”必然具有俚俗化的特质。显例就是“敦煌曲子词”，像《望江南》：“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等，坦率质朴，俚俗艳丽。此类俚俗之曲经过“民间引用”、“教坊仿制”等阶段之后，被文人注意、喜欢乃至模仿。宋俞文豹《吹剑录》就描述文人创制曲子词的情形：“……喧播朝野，熏染成俗，文人才士，乃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以长短句，而淫词丽曲，布满天下矣”[72]。然宋人黄升却有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论断。虽然有武断之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文人的加入，歌词始盛，渐入文家堂奥，为时所重。同时，新的问题也随之而生，即文人往往按照自我的审美情趣倚声填词，词体于是渐离俚俗之质，日趋典雅。无论是浓艳婉媚的温庭筠，还是词笔清健的韦端己，尽管其绮罗香泽，追求香软俚趣，然其中蕴含词家自我面貌之特征，却不能否定。周济即云：“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73]。以后词体之中词人性情特征愈加显明。如南唐中主之词，一扫《花间》华艳，委婉哀怨；后主以绝世才华，历尽人间盛衰兴亡之境，晚年以血泪写家国身世之痛，感慨既深，眼界始大，遂变伶工之词，而为真正文士之词。另如冯延巳，王国维则称“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74]。
迨至宋代，词坛兴盛，名家辈出，自文人学士，乃至名臣将相，无不作词；公私宴飨，优伎奏乐，无不歌词。著者如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张先、晏几道等，其所作“诗客曲子词”反映的无不是士大夫雍容叹唱的情感。及柳永出，以长调慢词取胜，为词体发展一转关也。其应市井歌场之需，专注于民间化、音乐化的“里巷之曲”的创造，将日常都会的繁荣与欢乐以通俗、自然的手法状写出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喜欢。然柳永亦有士大夫典雅之词。夏敬观即指出：“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75]。而后东坡出，为词体发展又一转关也。对此，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76]其贡献有三：一者打破了词体的音乐束缚；二者是词的诗化；三者为词境的扩大。总之，苏轼以横放不羁之才，非凡的气度，使歌酒佐欢、难登大雅之堂的词获得了与诗同等的地位，其词作者的胸襟即是作品的风格。词由此成为士大夫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典雅似乎也成了词体的基本特性。稍后的周邦彦，熔铸北宋各家之长，形成典雅工丽的风格，其在雅化道路上走得就更远了。故黄兆汉说：“词发展到清真，已经到了造极的地步”[77]。
正当词文学在柳永、苏轼、周邦彦的牢笼之下寻觅新路的时候，时代风云突变，靖康之难，风物昌熙的北宋王朝短时间内就被北方粗砺的女真人消灭了。不仅国家亡了，整个的社会文化、审美风尚也都在天崩地坼的民族大碰撞、大融合的语境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金代社会的民族融合不仅是表象的，更是深层次的，它不是一点一线的，而是多元、全面的文化整合。比如女真人喜欢俚俗的、谐谑的文艺，崇尚质朴自然的歌谣，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女真“本曲”——具有女真民族特色的“本国旧音”。其特点是俚俗率直、诙谐浅白，风格豪放刚健，如《臻蓬蓬歌》，《宣政杂录》记其内容曰：“‘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公。’本北谶，故京师不禁。”[78]其演唱形式是以鼓伴奏，众人拍手和之，载歌载舞。此种泼辣直白、热烈动荡、以俗成趣的文化风尚影响所及，就使词又回到了原来民间词“以俗为美”的轨道上来。不妨以赵可词为例，据说赵氏当年科场交卷后曾席赋小词，惜失其调名，词曰：“赵可可，肚里文章可可。三场捱了两场过，只有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黄河，知它是过也不过。试官道王业艰难，好交你知我。”赵词以谐趣出之，颇投合海陵王的喜好。再如被后人称诵的章宗之《蝶恋花·聚骨扇》词，也类赵可的词风，足见金代审美风尚的俚俗趋向。不仅一般文人词如此，全真道士词中的俗化倾向更是十分明显。所以正是以女真“本曲”为代表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散曲由此孕育而生。王世贞《曲藻序》即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79]。其显例就是，元好问、杨果、杜仁杰等词人都直接参与了曲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成为元曲的先声。
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重视金词的词史意义。如上所述，词到北宋已至大成，它在变得精雅严密的同时，也变得模式化，甚至僵化了。就在这时，女真等民族以一种原始性以及不同文明板块结合部特有的开放性，给词体输入了新鲜的、甚至异质的因素，词文学在转型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生。或者说，正是通过北方民族文化的中介性渠道，使词拓展了规模和深度，也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和文体表达方式，尽管金词确没有南宋词那样的声情谐婉、笔致绵密，但它所挟来的豪风壮气，给词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更具词史的价值。
还要看到，有金一代，苏轼始终是词人们学习的范本。即如翁方纲所言：“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80]这样金词就自然会有苏轼词风之士大夫的雅致，这从不同时期的金词作品里都不难找到例证。这样，金词就有了俚俗与典雅共存的现象，显出金词面貌的丰富性。同时这也说明词体发展的流转承合从来都不是线型的，它总是随着时代、地理以及文化的变化，立体地、螺旋式地向前演进。杨义曾提出过一种“有偏斜度的超越”理论，他说：“质地互异的文化间的撞击融合，使双方的发展方向和轨迹，都在调适中出现一定的偏离度。成熟的、强势的文化一方偏离度小些，原始的、弱势的文化一方偏离度大些，从而以新的姿态汇入新的文化发展过程。因而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伦理、信仰、审美等因素可能会改变中原民族文化原来存在的发展轨迹和状态，使之发现某种‘有偏斜度的超越。’”[81]反映到金词上，就是在胡汉民族撞击、融合的影响下，词在俗化和雅化的纠缠和摇摆中前进，最终词体发生“有偏斜度的超越”，向俚俗的曲体靠拢，终被曲文学所替代。而文学史漫长的雅文学传统也被颠覆，叙事的、通俗的文学逐渐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
二、北方地域文化语境下的金词
如以地域的角度对文化进行研究，即有南北文化之目，然二者又是相对的概念。从金代的实际出发，南北文化的含义至少有两层，一是在金源兴起之时，当以长城为界，女真等北方民族地区与北宋地区构成的南北文化；二是女真建立金国之后，以淮河为界，其与南宋构成了南北文化，此时的金源帝国无疑属于北方文化区域。本书关注的既有第一层含义，即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与北宋中原地区之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汇，更包括第二层含义——也是最重要的，即作为北方区域的金国文化对词坛艺术面貌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时有金与南宋之间的交往，比如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给南宋词坛带来的变化，以及南宋使臣与金朝词坛的交流等。
随着女真入主中原，宋金成南北对峙，词遂分两途，一者随宋室南渡，一者随女真北迁。所以，金词是词在北国文化的沃土上开出的别样艺术之花。其题材内容、风格内涵势必会打上北方文化的烙印。这样，词至金源为什么会迥异于两宋，北国地域文化的熏染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关于北国地域风情的书写
金朝词人皆生活于北方。除了金初“借才异代”由宋入金的词人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刘祁曰：“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82]刘扬忠曾据《全金元词》作过大致统计：金代有作品传世的词人中，其中山西籍18人，河北籍12人，山东籍9人，辽宁籍7人，女真皇族完颜氏词人6人，甘肃籍3人，陕西籍3人[83]。虽然和长城以北的女真等族群相比，这些词人还是多为中原人物，然从地理学意义上讲，其为北方人也是不争的事实。其词所表现的对象多是北方的地理环境、特色风光以及风土人情，因而浓郁的北国风情就构成了金词鲜明的题材特色，所谓“北国气候干烈祁寒，北地山川浑莽恢阔，北方风俗质直开朗，北疆声乐劲激粗犷”[84]，这与南宋词相比特点即十分鲜明。试观如下两首金词：
地雄河岳，疆分韩晋，重关高压秦头。山倚断霞，江吞绝壁，野烟萦带沧洲。虎旆拥貔貅。看阵云截岸，霜气横秋。千雉严城，五更残角月如钩。西风晓入貂裘。恨儒冠误我，却羡兜鍪。六郡少年，三明老将，贺兰烽火新收。天外岳莲楼。想断云横晓，谁识归舟。胜著黄金换酒，羯鼓醉凉州。（折元礼《望海潮·从军舟中作》）[85]
短衣匹马清秋，惯曾射虎南山下。西风白水，石鲸鳞甲，山川图画。千古神州，一时胜事，宾僚儒雅。快长堤万弩，平冈千骑，波涛卷、鱼龙夜。落日孤城鼓角，笑归来、长围初罢。风云惨淡，貔貅得意，旌旗闲暇。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看鞬櫜呜咽，咸阳道左，拜西还驾。（王渥《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同裕之赋》）
两阕词所状风物迥异于江南水乡的旖旎轻软，而具粗犷豪放之质，咆哮的黄河，峭拔的华山、险要的关隘、苍凉的羯鼓，以及短衣匹马射虎南山、平冈千骑长堤万弩，让人不禁血脉贲张，豪情顿起。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其他的作品，如稍稍涵泳，也不难发现这种独具特色的北地风情的书写。金初那些仕金的辽宋降臣，其词的主题是抒写故国家山之思，其通常写法是以北地苦寒之物与南国风光景象相对照，以表达心中的家国之痛、兴亡之感，所谓“万里山川悲故国，十年冰雪老穷边”（刘迎《题吴彦高诗集后》），这在吴激词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此外，吴、蔡等人特别喜欢选择冰霜风雪等冷峻、凄寒意象也能说明问题。迨至“大定明昌”时期，“国朝文派”词人成长起来，雪山朔气、大漠长风是他们生活中习见之景，故词中描摹这种北地风光自是顺理成章。比如作为“国朝文派”“正传之宗”的蔡珪，其作《野鹰来》诗曰：“南山有奇鹰，置穴千仞山。网罗虽欲施，藤石不可攀。鹰朝飞，耸肩下视平芜低，健狐跃兔藏何迟。鹰暮来，腹肉一饱精神开，招呼不上刘表台。锦衣少年莫留意，饥饱不能随尔辈。”野鹰搏击长空，凌然超越，是典型的北国景象，这其实也是女真民族精神的象征。另外，此期词人大都有一种隐逸情怀，对山水景物情有独钟，然其所摹写的景物也往往具有“清劲”之质，体现出北国文化的品格。金末“南渡”及金亡遗民词坛也多写此类题材，尤其元好问，举凡感时伤乱、咏物怀古、交游酬唱、记事言情等，北国壮丽河山都是他选择的主要情感意象，如他写孟津之河山亭：“短衣匹马，白头重过洛阳城。百年一梦初惊，寂寞高秋云物，残照半林明。澹横舟古渡，落雁寒汀。河山故亭，人与镜，两峥嵘。争信黄垆此日，深谷高陵。一时朋辈，谩留住，穷途阮步兵。尊俎地、谁慰飘零”（《婆罗门引·过孟津河山亭故基》）。再如他描绘太原：“觉全晋山河，风声习气，未减风流。风流，故家人物，慨中宵，拊枕忆同游。不用闻鸡起舞，且须乘月登楼”（《木兰花慢》之四）。最著名的当属他笔下的黄河：“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唐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然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此种雄阔刚健的壮大意象，毋庸说在南宋词里少见，即便北宋词坛也是不多的，正是这种北国风情的题材特色，使得金词从两宋词的牢笼中走出来，在词史上独树一帜。
2.清劲伉爽、雄健磊落的风格
清人张金吾在《金文最》序言中指出：“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惟时士大夫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后之人读其遗文，考其体裁，而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86]这是对根植于北方雄健浑厚的地域文化土壤里的金词之宏观评价，它启迪我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观照金词不同于两宋词之清劲伉爽、雄健磊落的风格内涵。
金代之前，北宋社会相对稳定，儒家谦和、持中、和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文化价值的主导。加之北宋政治佑文抑武，对外关系以岁币换和平，委屈求和。其文学遂形成了内敛、深微与柔婉的审美内涵。反映在词的创作上，周邦彦词追求精巧工丽的典雅作风便是典型代表。对于清真词风，有学者总结说：“他喜欢用事，以增加作品的典雅气；喜欢融化前人的旧句，以增加字句的工整美。因为他读书博，才力高，用事能融化糅合，改用古句亦能翻陈出新……（他）只能把词的生命寄托在艺术的技巧方面而已”[87]。但当以豪放、粗犷为审美特征、以弯弓射雕、勇武斗狠为风尚的北方文化突进中原之时，中原文化原来的和谐平衡被打破了。南北文化的撞击与融汇，势必改变词文学周邦彦式的工丽典雅，原始的野性、豪爽自然的因子被植入词体，原本柔弱如女子的词文学由此变成了豪迈的巾帼英雄。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金词具有南宋词所不推崇的雄健与清劲的风格。对此，许多学者多有论及，如近代陈匪石即指出：
金源词人以吴彦高、蔡伯坚称首，实皆宋人。吴较绵丽婉约，然时有凄厉之音；蔡则疏快平博，雅近东坡。今《明秀集》尚存半部，可以覆按。金据中原之地，郝经所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南方之文弱。国势新造，无禾油麦秀之感，故与南宋之柔丽者不同。[88]
所论已够清楚明白了。并且，许多词人的作品亦可提供足够的证明，这里我们不妨稍稍胪列学界对具体词人词作的一些评语，即可管窥一二。关于吴激词，清陈廷焯论曰：“金代词人，自以吴彦高为冠，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89]；明人陈霆评海陵王词：“亮之他作，例倔强怪诞，殊有桀骜不在人下之气。”[90]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引《艺苑雌黄》也说海陵词：“俚而实豪”[91]；对于蔡珪诗词，清陶玉禾曰：“清劲有骨”（《金诗选》卷一）；对于党怀英词，唐圭璋评曰：“潇洒俊逸，能以松秀之笔达清劲之气”[92]；元郝经评赵秉文曰：“金元一代一坡仙，金銮玉堂三十年。泰山北斗斯文权，道有师法学有渊。”[93]清徐□《词苑丛谈》卷四指出：“赵闲闲……善书法，有词藻。尝见擘窠书自作和东坡赤壁词，雄壮震动，有渴骥怒猊之势。元好问为之题跋。而词亦壮伟不羁，视《大江东去》，信在伯仲间，可谓词翰两绝者”[94]。黄兆汉亦云：“闲闲词能有此豪伟放逸之风格，大抵与其本人品性气质有密切关系。……有此磊落之性格，然后始有豪逸之词风”[95]；关于李纯甫，其《自赞》云：“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学者净名庄周”[96]。元好问称李纯甫为“中州豪杰”[97]，刘祁也说：“屏山幼无师傅，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98]；对于李献能词，况周颐曰：“《浣溪沙·环胜楼》云：‘万里中原犹北顾，十年长路却西归，倚楼怀抱有谁知？’尤为意境高绝。以南北明贤拟之，辛（幼安）殆伯仲之间，吴（彦高）其望尘勿及乎？”[99]《四库总目提要·庄靖集提要》论李俊民说，庄靖“所作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文格冲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复似其为人，虽博大不及元好问，抑亦其亚矣”[100]。李翰《庄靖先生遗集序》说：“（庄靖）人性质而好学，其气豪劲，故发为文章者，往往奇俊雄迈，独能与天下争衡”[101]；关于元好问，翁方纲《读元遗山诗》云：“遗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沉郁太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杂弄金碧，糅饰丹素，奇芬异秀，洞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102]对于元好问具体作品，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况周颐评曰：“何尝不崎崛排奡，坡公之所不可及者，尤能于此等处不露筋骨耳。”[103]
不仅金词创作的风格倾向如此鲜明，并且还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代表人物就是元好问。元氏不仅是金代集大成的词人，也是著名的词学理论家。他推崇苏轼言志主气、风格豪逸的词风，其《新轩乐府引》说：“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104]可见在元氏的词学观念里，好词就如同东坡词一般，是词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词应以“诚”动人。这种质朴真诚、绝不矫揉造作的主张正暗合了北方民族的文化气质。同时，他特别喜爱北朝民族的《敕勒歌》般雄健磊落、清劲伉爽的风格，称颂“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论诗三十首》之七）。但其理论又不是单薄的，他也不排斥词体关于柔婉情绪的抒发，他说“以为玉川子尝孟谏议贡余新茶，至四碗发轻汗时，‘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听颖师弹琴》云：‘昵昵小儿女，恩怨相尔汝。忽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105]这里他以品茗为喻来说词，强调词要和诗一样，要能“动天地、感鬼神”，要既有“昵昵小儿女，恩怨相尔汝”柔情，还要有“忽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激越伉爽。显示出元氏词论的圆融和丰富，这其实即是南北文化融合，尤其是北方文化熏陶的产物。
三、唐宋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金词创作
1.唐文化与词人地位的变化
赵维江指出：“金源文化的基础首先来自立国于北方的辽朝文化。”[106]而辽朝文化直接承继的是唐文化。唐文化也是一种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建立的文化。鲁迅先生即指出：“唐室大有胡气。”[107]李唐王室至少是鲜卑化的汉族，其母系多出于鲜卑族，像独孤氏、长孙氏、窦氏皆为汉化的鲜卑人。唐王朝的官僚队伍构成也具多民族性，根据《新唐书》“宰相年表”进行统计，共有11姓，其中23人为少数民族，主要是鲜卑族[108]。其节度使、将军为胡人身份的就更多，著名的有突厥族哥舒翰，高丽族的黑齿常之、高仙芝，契丹族李光弼、李楷固等。唐人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许多领域都接受了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尚武轻文，有唐一代尽管文学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文人的地位普遍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契丹族很早就和唐朝建立了联系。唐贞观二年（628），契丹酋长大贺氏摩会率所部依附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在契丹故地设松漠都督府，将契丹八部分为九州，各部落首领皆封为刺史。这种历史渊源关系使得阿保机在建立大辽国之后，对唐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多所借鉴与吸纳，比如崇实抑淫、尚武轻文的政治观念等。这些后来又被代之而起的女真人吸收、继承过来，故女真王朝文人的地位，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较低微，动辄得咎，遭受迫害。可以说，金国也是一个武人当国的政权。
论及金代词人，其地位和命运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是惨遭女真统治者杀害，不得善终的。这与北宋“不杀读书人，敬士大夫”的传统迥异。宇文虚中、高士谈、施宜生、蔡松年可为代表。如蔡松年的死因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的话题，实际蔡氏为完颜亮所害。尽管在海陵朝，蔡氏进入朝廷中枢，晋拜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地位很高，是金代文人中“爵位之最重者”[109]。但作为“羁臣”的蔡氏实际并未获得金人的真正信任，完颜亮提拔他不过是其伐宋的需要——“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金史》蔡松年本传中有一则材料即道出了蔡氏处境之凶险：“初，海陵爱宋使人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及孙道夫贺正隆三年正旦，入见，山呼声不类往年来者。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之。’”[110]胡砺也是羁臣，且有使宋的经历。海陵王的言外之意就是二人有里通外国之嫌，故蔡松年极为惶恐。对于蔡松年的人生结局，辛弃疾《美芹十论·察情》说得再明白不过：“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111]作为蔡氏弟子，辛氏此说当不是无稽之言。此为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仕途坎壈，沉沦下僚，终身抑郁。这种情形的词人尤其多，几乎所有“国朝文派”词人都可置于此列，著者如蔡珪、王庭筠、王寂、李纯甫、李献能、高宪、高永、辛愿、许古、段克己、段成己、李俊民等。试以王寂、李纯甫为例，略作展开。
王寂（1128—1194）是才华横溢的文士，“兴陵朝以文章政事显”[112]，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拙轩集》、《北迁录》、《辽东行部志》和《鸭江行部志》等，为金中叶最重要的词人之一。其生活在大定明昌时期，然生逢“盛世”的王寂自为官以来，却奔波劳碌，仕途偃蹇，有志不骋。王寂祖上为大名莘县人（今山东莘县），系出北宋三槐王氏。父王础为金初名士。王寂二十三岁，赴会宁殿试，一举进士及第。但直到七年之后，正隆二年（1157），三十岁的王寂才得官辽东，从此开始了他四处辗转任职的仕宦生涯：大定二年（1162），为太原祁县令（35岁）；大定五年（1165）为方山令（38岁）；大定十年（1170）入朝为谏官（43岁）；大定十二年（1172）在大理评事，按囚于泰安（45岁）；大定十四年（1174）授平州观察判官，理冤狱（47岁）；大定十七年（1177）为辽东路转运司同知，驻咸平府（50岁）；大定十八年（1178）为真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51岁）；大定十九年（1179）为通州刺史（52岁）；大定二十三年（1184）迁中都副留守（56岁）；大定二十六年（1186）改户部侍郎（59岁），同年，据称因赈灾不力，贬蔡州防御使；大定二十八年（1188），移守沃州；大定二十九年（1189），受命提点辽东路刑狱，驻守辽阳；明昌二年（1191），迁为中都路转运使。明昌五年（1194）四月卒，寿六十七。一生可谓备受流离颠沛之苦，正如他词中感叹：“天地一浮萍，人生如寄。画饼功名竟何益！”（《感皇恩·漫兴》）其间大定二十六年（1186），受谗迫害，被贬蔡州，更看出朝廷对文士的刻薄寡恩。事件经过，据《金史》卷八《世宗纪》载：“（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戊寅，尚书省奏，河决，卫州坏。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监王汝嘉徙卫州胙城县。”[113]同书卷二七《河渠志》载：“寂视被灾之民不为拯救，乃专集众以网鱼取官物为事，民甚怨嫉。上闻而恶之。既而，河势泛滥及大名。上于是遣户部尚书刘玮往行工部事，从宜规画，黜寂为蔡州防御使。”说得似乎已经很明确了，但从王寂的一些诗文中却能看出他所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为此，周惠泉经过考辨，认为刘玮是陷害王寂的主谋[114]。此人素推过揽功，为人心术不正，就连世宗都知道他“极有心力，临事闲暇，第用心不正耳”[115]。可是如此品行之人却能平步青云，“入拜尚书右丞”，而王寂这样不仅以“文章”显，更以“政事”显的干练能臣，刘玮的几句谗言就使得他远贬蔡州，金代政治之混乱以及文人的地位低微于此可见一斑。王寂是金朝盛世时期的词人，李纯甫则是金末抑郁不得志的文人。李纯甫（1177—1223）为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登第时年二十岁。满腹经纶，喜谈兵，泰和六年，章宗南征，李纯甫两次上疏策其胜负，后战情多如其所料。但至北兵乱起，他又上疏论时事，朝廷却不予理会。宣宗迁汴，升左司都事。时朮虎高琪擅权，纯甫观其必败，以母老辞去。既而高琪事败被诛，纯甫复入翰林，连知贡举。后任京兆府判官。元光二年（1223）卒于汴京，年四十七。刘祁之父刘从益感叹说：“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奖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116]此为金代词人地位的第二种情形。
第三种情况是，世道混乱，一些读书人选择了逃离，创立或加入全真教。代表人物是王喆以及马钰等“全真七子”。王喆与“全真七子”，最初多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文士，他们始则欲抗金复国，但地位低贱，找不到出路，于是入道修行养真，这正如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教之起源第一》中所说的：“全真之初兴，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隐修会而已。”[117]王喆他们为了宣扬教义写了大量的词，全真道士词在金词中所占比例很大，唐圭璋《全金元词》所收全真词多达2700余首。由于王喆、马钰领导的全真教十分兴盛，使得许多文士纷纷加入，成为全真教徒，从而构成金代文人别一种生存状态。
综上可知，女真统治者接受了唐人武人当国的传统，遂使金词人不再像北宋那样具有很好的人生际遇，他们多生活在普通民众之间，于是眼睛向下，关注民生，词体俚俗化即不可避免。同时，由于仕途坎壈，社会正义不申，他们看破红尘，鄙弃功名利禄，为人放浪形骸，或追求隐逸避世，或以玩世之心立世。这也使得词体向诙谐俚俗的曲文学转变。
2.“苏学盛于北”与词体实用功能的深化
尽管唐宋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儒学思想被普遍地推崇和奉行，尚礼乐、重伦理是唐宋两朝社会文化的价值核心。女真也是一个尚质朴、重实用的民族，因而金人能全面接受唐宋的儒学文化观念。所以，有金一代，儒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历代帝王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倡儒学，科举考试中还专门设有“经义”科，甚至世宗朝设立了女真进士科，其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的经典。反映到对词体的功能的认识上，就是对苏轼“以诗为词”理论的接受和词体实用功能的深化。
苏轼是北宋儒学流派——蜀学的代表人物。北宋时期儒学发达，流派林立，有荆公新学、二程洛学、苏氏蜀学等。苏氏蜀学上承柳宗元、刘禹锡等以儒学为主，兼收佛、道，主张三教融合，讲求经世致用，与偏重“命数”、“性理”的荆公新学、二程洛学大不相同，颇接近于女真等北方民族质朴务实、自然豪爽的文化精神[118]。所以，金代的思想家赵秉文、李纯甫、周昂、王若虚都十分推崇苏轼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甚至连世宗时契丹名臣耶律履也佩服苏轼的政治见识，元好问《中州集》载，世宗“尝问宋名臣孰为优，公以端明殿学士苏轼对。上曰：‘吾闻轼与王诜交甚款，至作歌曲，戏及姬侍，非礼之甚，尚何足道耶？’履道进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戏笑之间，亦何得深责？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119]此外，苏轼善处忧患的人生智慧——其深照妙理的达观态度、化解悲苦的幽默机智等，一方面与女真等民族粗豪乐观、幽默豁达的民族心性暗合，另一方面也使身处胡汉民族碰撞融合的金国、地位低微的词人们获得了心灵的皈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苏轼简直就是金源词人的精神导师。由此可见，金人学习汉文化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其标准就是与自己民族的文化理念相契合。
在此情形下，金词创作就直接继承了“东坡体”，即苏轼所创立的言志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风。这样，在使金词形成鲜明的北词风格的同时，金词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词体遣宾娱兴的功能大大弱化，更多的词成了抒写胸襟怀抱的“歌诗”，一种特殊的诗体，词由此具备了儒家所倡导的“兴观群怨”诗学功能。将这种功能发挥到极端的是全真道士词。为了宣扬全真教义，收拢门徒，扩大影响，王喆等全真首脑充分利用诗词等文学样式，尤其是词的可歌性，大量写作歌词。在他们手中词由“聊佐清欢”向“丹灶仙霞”转变，以词劝人，甚至以词代简，词体的实用功能深化了。这也是金词不同于两宋词最显明的特点之一。
3.北宋故地市民文化的影响与词曲的消长
金灭北宋，奄有北宋中原故地。顺理成章的，金人也接受了北宋汴京等商业都市，同时也接受了北宋发达的市民文化，甚至宋人享乐的传统。这在大定明昌时期的一些艳冶词作中都可找到明显的例证。其实，词从诞生之初起就具有娱乐性，它是歌楼酒肆的场合里娱宾遣兴之文艺。其传播的过程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创作主体（词人）、传播主体（歌伎乐人），还有传播受众（观众）。一首词的传播一定要具备这三个要素才有可能完成，即词人写作，歌伎乐人演唱，二者属于传播的同一端，关系最近，这从柳永与歌伎们的互动情况就能得到很好的证明。那么观众是谁呢？最初可能就是词人们自己，在宴飨之会的场合，歌伎艺人演唱小词供他们欣赏，因而受众通常就是一个很狭小圈子里的文人。可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对精神娱乐的要求不断强化，词与其他的说唱艺术逐渐向市井歌场转移。这样，词离开了文人们自我欣赏的狭小圈子，同时，词也完成了由娱己向娱人的社会消费性功能的转变。
金朝不仅“借才异代”，从北宋“借来”了一批词人，使金代词苑一开始就不寂寞，起点很高。与此同时，金国还“借来”了大量的北宋歌伎乐人。《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记载说，金人破汴京，向北宋索要“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瑟、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120]其卷七八又载：“……又取画匠百人，医官二百，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弟子帘前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121]吴激《春从天上来》词前小序也记述了一个流落金上京的歌伎：“会宁府遇一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园旧籍，因感而赋此。”[122]对于这些歌伎艺人，金朝大约也是有管理制度的。刘祁《归潜志》记曰：“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牙虎带馆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宿州有营妓数人，皆其所喜者”[123]。王寂《南乡子》（绰约玉为肌）词前小序也道出了歌妓艺人的管理情况：“大定甲辰，驰驿过通州，贤守开东阁，出乐府，缥缈人作累累驻云新声，明眸皓齿，非妖歌嫚舞欺儿童者可比。怪其服色与哙等伍，或言占籍未久，不得峻陟上游。问之，云青其姓，小字梅儿。因感其事，拟其姓名，戏作长短句，以明日黄花蝶也愁歌之。”[124]总之，这些流落金国的歌伎艺人，对于金词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金代城市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除了北宋所遗留的一些城市以外，还出现了上京会宁府、中都燕京以及大兴府所辖的一些城市等，商业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东京、咸平也是“商旅所集”之地。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市民阶层，市民文化遂应时而生。市民文化的审美要求与士大夫词人是迥然不同的，像唐诗那种精微的形式、典雅的语言以及情景交融的意境，已无法获得市民阶层的认同，他们喜欢的是俚俗的诙谐的，甚至有故事性的文艺作品，歌伎艺人如果在市坊瓦舍中继续演唱士大夫的文雅之词显然已不适合市场的需求。再加上，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喜感官享乐，追求艺术的愉悦性和趣味性。所以，金词不可避免地走向俚俗，于是出现了许多俗词，为滑稽的曲文学、诸宫调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实际上，词曲同源而分流。刘崇德先生指出：“词曲二体皆源自以乐舞为载体之唐曲子。其曲子，初皆称为曲子、曲子辞。自中晚唐以来，由于温庭筠、韦庄这样的诗人的‘客串’参与，‘诗客曲子辞’便更多地加入了文学样式与文学色彩。这种曲子、曲子辞，渐被士大夫驯化（雅化），为区别于流行市廛民间俗曲的歌辞模式，而渐被称之为词。而未经这种文人加工而尤为原生态且俚俗之曲子、曲子辞则渐被称为曲。”[125]可见曲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俗”，具体说就是内容反映世俗生活、形式平易通俗、语言直率浅白。这在过去士大夫文化中很难找到立足点，所以比曲典雅的词便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并且士大夫又用自己的审美趣味去经营词这片田地，于是词到后来愈发雅致精美，典型的范本就是清真词、白石词等。可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对传统农耕经济日益构成挑战，相应的士大夫文化也受到市民文化的冲击，加之以女真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伴随着天崩地坼的征服过程，其“以俗为美”的文化观念也产生巨大影响，这样诸种因素形成合力，曲文学生存的环境出现了，曲遂日益活跃起来，后来甚至词也不得不向它靠拢，士大夫文人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写作俗词，甚至操刀作俗曲。发展到最后，曲盛词衰的局面不可避免。这就是金代词、曲创作消长的一般情形。
综上所述，随着女真入主中原，中国社会再次出现了大动荡、大变迁的格局。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转折，中华民族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固有的汉民族文化、南方文化、农耕文化受到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北方地域文化以及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两者间经过长时间的排拒、碰撞、渗透、交汇的阵痛，最终实现了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汉文化、南方文化以及农耕文化下发生发展起来的词文学，也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也正是这种转折改变了北宋词所形成的艺术走向，金词没有按着典雅精微的道路走下去，而是以多民族的词人队伍、清劲雄健磊落的风格、雅俗两极共存等特色，迥异于两宋词，并与共时的南宋词共同构建了十二至十三世纪中国词学史的完整面貌。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观照词文学的问题应该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去体察。只有这样，结论才可能是科学的、符合文学史发展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