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与相互依存

本书以“多极”作为研究唐朝复杂对外关系的分析工具。1“多极”是指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581—618）土崩瓦解，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北方和西北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李渊及其追随者便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渊最终建立了唐朝，但此时他的实力和对手相比并不占优。北方草原上各游牧部落的宗主突厥，同样也是李渊及其对手的宗主。突厥支持或打击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成全或打破其称霸中原的美梦。为了获得突厥的协助和保护，这些相互竞争的地方势力纷纷向突厥统治者称臣。李渊也不例外。

李渊在618年建立唐朝后，未能立即将多极亚洲变成由唐主导的世界。他在位只有八年多，其间致力于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但未能完成任务。直到他的儿子太宗（627—649在位）继位后，唐才在628年铲除了西北最后一股割据势力。

630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整个亚洲都感受到了崛起的唐朝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游牧部落纷纷奉太宗为“天可汗”，许多政权定期向唐廷遣使朝贡，以示效忠。

然而，唐朝与其他政权的君臣关系基本上名大于实。2它们看似顺从，却常常设法操纵双边关系。它们设法在唐朝设定的世界秩序之外为自己保留了很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向唐廷称臣纳贡实际上是它们的一种外交策略，目的是自我保护，增强自身实力和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四邻以这样的权宜之计处理与唐的关系，兼顾到了唐和它们自身的利益——在礼仪层面满足了唐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虚荣心，四邻则能够获得实质利益。唐代的朝贡体系因而得以长期维持。3

朝贡体系维持了唐朝至高无上的表象，却掩盖了亚洲的多极本质。唐的四邻原来大多是没有文字、社会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与唐接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唐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取得了长足进步。4位于东北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位于西南的南诏，均发展为以农耕或半农耕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初步成型的稳定政权。其自身的发展对其与唐朝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政权除了与唐廷往来，彼此之间也有密切联系。5亚洲地缘政治因此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层次更多。6

亚洲各政权权力关系的特征是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而不是由唐朝主宰。总体来看，从620到750年期间，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在与四邻的实力对比中占优势。相比之下，四邻因制度尚不健全，内斗不止，自然灾害频仍，彼此间冲突不断而处于劣势。7但当唐朝和它的某个主要对手均不受内部政治纠纷困扰之时，它们就会转变为对等关系，而且双方各自的野心常常导致边境冲突或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任何一方因内乱或其他原因衰弱，实力天平就会倾斜，双边关系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统一、强盛的唐朝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个深陷内乱而不能自拔的对手；如果唐廷有意，还能强迫对方称臣。反之，一个四分五裂的唐朝会发现自己很难让四邻俯首帖耳。处于弱势地位的唐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让对方称臣，转而以屈辱的姿态与颇具威胁的新对手打交道。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开始由盛转衰。随着战乱的蔓延，唐廷急需借助外部援助化解内部危机。唐在回纥的帮助下最终平定了叛乱，但回纥的介入意味着亚洲各势力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唐廷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对外事务中维持影响力，它的实力仍不可小觑，但已不再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权力中心。此后，唐与吐蕃、南诏的竞争愈演愈烈。实际上，许多政权从不认为自己是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唐朝即便在鼎盛时期也时常不能完全令这些政权的君主听命于己，现在它们则公开与唐为敌。唐在亚洲逐渐被边缘化，很多唐朝大臣却视而不见，假装一切依然故我。不过，尽管情势如此，唐与四邻仍然无可避免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唐廷需要盟友和外部军事援助来解决自身内政、外交难题，而四邻也希望维持与唐朝的文化、经济交往。双方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与对方维持有意义的关系。双方为谋求各自利益，在接触对方之前，都会先务实地评估对方。它们之间的往来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复合相互依赖”的游戏。由于唐与四邻的命运密切相关，“多极”成为亚洲权力关系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