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今日的国际社会是个多极世界，这大概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二十几年前，当笔者取得博士学位时，世界似乎正在向单极发展。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东欧国家、俄罗斯乃至中国都先后开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时间，许多西方领袖、学者认为，以私有制、市场为主导，以多党制为特色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已大获全胜。以至日裔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一书中声称，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楷模，历史的发展将就此终结。

笔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构思一部综合讨论唐代对外关系史的著作。用何种理论框架、观念解释这段历史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种选择是借鉴福山这类学者的西方政治学说，从单极（古代中国）的视角观察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当时的一些东西方学者，早已在研究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以朝贡/册封体制解读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在搜集、梳理、解读史料，描述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运作，论述外交思想的特征、对外政策的实施，构建理论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先行研究。但他们的视野受到中国原始资料的限制，较少注意外国君主接触中国的动机、方法；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带有“中国中心论”的色彩，认为外国统治者亲自或遣使来访是对中国宗主国地位的承认。

但是，笔者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就已经注意到，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虽然以朝贡/册封的形式进行，实质却不是“君主—外臣”的政治从属关系。笔者在研读日文原始资料时逐步认识到：日本历代朝廷不过是利用“朝贡”这一官方交往渠道，借鉴、吸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加以改造后为己所用；同时努力构建“日本中心论”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在与朝鲜半岛政权（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位于今东北三省的渤海国的交往中，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日本学者称之为“小帝国论”）。由于日本列岛远离亚洲大陆，历代日本朝廷免于受到中国的直接军事压力，得以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拒绝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在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并非中国一家独大，操控双边关系。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进一步研究了唐与主要邻居——东北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北方和西北方的突厥、回鹘，西方的吐蕃，西南方的南诏国——的关系，得出了唐代亚洲是个“多极”世界的结论。具体而言，在这个世界中，有“数个国家为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而相互竞争。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笔者愿在中译本出版之际，对后浪出版公司和陈顺先先生表示感谢。他们率先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联系，取得了出版中译本的授权。

笔者也要向译者贾永会女士的辛勤劳作表示谢意。她是在攻读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欣然同意翻译此书的。她不仅译笔流畅，还不辞辛劳，对原书引用的中文原始资料从卷数、页数到正文都一一加以核对、校正，保证了译文的质量。

本书涉及唐代亚洲多个国家，要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需要穷尽一生的精力，而笔者为给读者提供唐代外交关系的全景，不得不一一有所涉猎。其力不从心，可想而知；谬误之处，必然不少。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王贞平
2017年年末于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