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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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勇善战的突厥人

如果说鵽鸟南飞是突厥进攻在即的预兆,品种优良的战马则是突厥人骁勇善战的标志。初唐君臣皆是骑马好手,经常对突厥马赞叹不已,他们对突厥马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得以一窥这些非凡之物。史料记载:“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太宗同样钟爱突厥马。647年,骨利干(部落名)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被挑选出来献给太宗。太宗对这些马极为惊叹,称之为“十骥”,并为每匹马赐名。他在欣喜之余,更以笔墨详细描述了这些“特异常伦”的马匹的风姿,称它们骨骼强壮,眼圆如镜,头方如砖,腿长如鹿,颈细如凤,腹小而平,鼻孔粗大,即便在全速奔驰时仍然呼吸自如。6正是这样的骏马使突厥能闪击敌人,并在对方组织反击之前就早早撤离。

突厥的另一项优势是“工于铁作”,他们制造的铁兵器久负盛名。7突厥人用黠戛斯(今吉尔吉斯斯坦)进献的铁打造刀剑、匕首、长矛、箭镞、盔甲和鞍具部件。8黠戛斯是突厥的附属部落,控制着富含金、锡、铁等矿藏的辽阔地域,在有些地方,矿脉非常接近地表,乃至暴雨冲刷之后就露出地面。黠戛斯人对大自然的这种特殊恩惠感激不尽,称之为“天雨铁”,并把铁作为贡献给宗主国的重要物品。9在突厥制造的各种箭头中,“鸣镝”为突厥首领专用。这种响箭的设计别具一格,箭头有三个三角形平面,附有带孔的骨制圆珠。箭射出后,空气从珠孔中穿过,发出尖锐的声音,以此引导麾下的突厥骑兵攻击他们的首领意图打击的目标。因此,鸣镝是突厥首领在战场或狩猎场上发号施令的工具。10

突厥是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独特,狩猎既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军事活动。突厥人通过狩猎磨炼了各种军事技能,如调遣移动队伍、协同攻击、骑术、射术等。不仅如此,他们经常佯装狩猎,实则发动军事进攻。11他们如此娴熟地将狩猎活动转变成军事进攻,往往使习于定居生活的唐朝军民猝不及防。七世纪二十年代末,唐朝僧人玄奘在前往印度途中经过中亚地区的素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时,目睹了一次这样的狩猎活动。12玄奘尽管博学多识,却没能察觉其背后的军事意义。他和随行僧人似乎只注意到了突厥可汗古怪的发型,华丽的绸缎长袍,长长的头饰,以及大批身着皮毛、毡衣的骑兵,所以仅仅一带而过地记载道:“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13

玄奘目睹的其实正是突厥军队的基本阵型。这种阵型形同一支三叉戟,突厥可汗亲率中军,突厥各部首领及其麾下骑兵分别为左右翼,另有一支先头部队。14作战时,先头部队发起第一波进攻,左右两翼逐渐向中路靠拢,最后与中路会师完成作战。15突厥首领在运用这一战术时非常灵活。在全面快速的进攻中,如果首领断定战况对本方不利,就会当机立断,马上率部撤离。高祖曾对此评价道:“(在军事行动中,突厥人)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胜止求财,败无惭色。”16

突厥这种独特的战术源于其游牧生活方式,以及可汗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所具有的见机而作、便宜行事的特点。突厥人不像唐人那样惯于定居,他们的流动性非常高,既不执着于拥有自己固定的领土和边界,对他人的类似意愿也不屑一顾。突厥各部驰骋于草原之上,为了生存而争夺水源和牧场。他们的本性就是在移动中寻求优势,攫取利益。17他们之所以会联合起来突袭唐朝的边境城镇,也是受这种本性的驱使。这种由突厥可汗组织的袭击,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各部落对唐朝器物的需求。从本质上说,它是突厥统治者要求周边部落首领协同作战,以“中央”政治领袖的身份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手段。18然而,对唐朝的侵扰实际上是把双刃剑。一场失败的突袭将导致参与部落折兵损将,空手而归,突袭的组织者也会反受其害。它会削弱可汗的权力基础,威胁其领导地位,甚至会引发突厥其他部落首领对汗位的野心,招致激烈而血腥的争斗。19初唐统治者很快意识到:突厥攻击唐朝意不在开疆扩土,而在敛财劫物;突厥政体缺乏有效的机制确保附属部落首领的政治忠诚,难以对他们实行集中控制;此外,为阻止突厥迫在眉睫的进攻或潜在的威胁,军事行动并不总是可行或最佳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往往有事半功倍的办法——政治操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初唐统治者甚至在建立自己的王朝之前,就发展出了一套对付强敌突厥的柔性策略。他们会仔细评估自身与突厥的相对实力,当突厥实力更强时,他们或是向对方献上大量金银财宝,或是在突厥各可汗之间制造不和,加深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矛盾;20而当内乱或自然灾害大大削弱了突厥的力量时,唐朝就趁机出兵一举摧毁了突厥汗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