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战略思维的新视野：实用多元主义
在多极世界中，直接以武力处理对外关系收效有限，而以软实力解决相关问题则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唐廷官员因此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战略。他们将“知己知彼”作为首要原则，以反映唐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想象而不是理解四邻，认为四邻不是敌视中原王朝的价值观，就是对其不屑一顾；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成一出道德剧，舞台上只有拥护或反对中原王朝两种角色。
唐朝君臣在审视对外关系时，试图跨越文化隔阂，不带道德偏见地看待事实。高祖和太宗最先摒弃了对突厥的刻板印象。他们在了解了突厥的政治制度、各部首领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后意识到，突厥联盟本质上是流动、多变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首领手中，而非集中在可汗手里。因此，当突厥武力进犯中原时，各部多各行其是，缺乏步调一致的行动。虽然突厥可汗往往对中原抱有极大野心，但他无法向其他部落首领保证每次由他发起的军事行动都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行动遭遇挫折或失败，他的领导地位就会动摇。由于无法犒赏和保护其追随者，18他很容易受到内部摩擦或内战的影响。唐廷重视突厥各部的细微差别，避免视其为一体，并充分利用突厥联盟的弱点，瓦解其阵营。19唐廷曾数次离间突厥各部或是突厥与其盟友的关系，阻止其采取联合行动，从而化解了突厥的攻势。
唐代统治精英十分了解游牧民族和边疆社会。游牧民族四处迁徙，逐水草而居。他们根据自身与唐的实力对比，时而臣服唐廷，协助唐的军事行动，时而反叛唐廷或调整与其他游牧部落的关系。唐人与游牧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的人比中原百姓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相当自由地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经常对各个试图统治他们的政权都表示效忠。20无序流动和多重效忠因而成为边疆社会及其民众的特点。21唐代统治精英非常清楚，流动性是边疆游牧社会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常态，因为他们的祖先就出自那里。不过，他们常常以贬低性的言辞来表达对游牧民特有的流动性的认识。他们声称，游牧民贪婪、鲁莽，不知忠诚和友谊为何物，对礼仪更是一窍不通。
对辽阔边疆地区及其民众流动性的洞识成为唐朝防御战略的基础。唐朝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唐廷有限的资源导致唐无法永远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与其划疆定界，不如对边疆地区实行松散管理，只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墙。22不过，修筑防御工事不是要将敌人拒于门外，而主要是监视敌人的动向，并提醒朝廷可能的入侵。如果确实是入侵，唐军便退入城中固守，并伺机组织反击。23
这种防御战略预示着唐朝的对外关系会经常处于“不战不和”的不稳定状态。由于唐和它的敌人都既无力承担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无法维持永久的和平，因此即便在唐占据相对优势时，双方也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唐廷为确保更大的外围地区的安全而设置了“羁縻州”，由降附或被击败的部落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这些部落首领依然保有对本部落的统治权，但须接受唐朝官员的监督。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基于精明的计算——既然唐廷对边境部落的军事胜利和失败的部落首领的政治效忠都是暂时的，那么无论是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唐朝的区划，还是用唐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当地的统治机构，都是不明智的。唐军虽然能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未必可以永远取胜。而“羁縻”制度则可以使唐廷灵活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投降的部落再次反叛，唐廷也能从容应对。
唐朝君臣按照“知己”的原则仔细评估自身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并据此确定了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他们还得出结论，唐朝若对四邻的利益置之不理，则不可能有效促进自身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和谐”，或称“相互的一己利益”。这一观念强调，唐朝官员必须对某个时期唐与四邻的实力对比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宜的对外政策。这样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带来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种强调“合宜”“功效”的处理外交问题的方式，看似违背了唐廷一贯用来为自己的外交动机和行为辩护的“德”“义”等普遍道德原则；但实际上，唐朝战略思维的“合宜”“功效”和作为道德诫命的“德”“义”是并行不悖的，因为适用于某时某地某个具体情况的对外政策正是“德”“义”等抽象道德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国家行为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因为它体现了政治的最高道德——在行动之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毕竟，政治道德是以结果来评价政策的。
从上述讨论可见，唐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实用多元主义，而不是某一位皇帝对世界的宏大道德构想，这种教条式的构想显然不足以成为观察多元世界的工具。尽管唐廷惯于用一种普世性的道德目的论来包装其对外政策，但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以理想主义为表，以务实主义为里，是道德原则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逐渐改变和调整的产物。这些改变与意识形态偏好无关，其本质是演进的，目的是使唐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唐在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时，如何制定出协调、均衡的对外政策，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就必须从多极、相互的一己利益、相互依存、合宜的视角考察唐与四邻的关系。
1狄宇宙在研究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的经济关系时也采用了“非两极化”方法，见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2002），p. 1095。笔者也曾探讨过亚洲的多极体系，见Wang Zhenping，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Han-Tang Period（Honolulu，2005），pp. 226—228。关于中世纪欧亚大陆东部各国、各部落之间多极政治关系的讨论，见Jonathan Karam Skaff，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Culture，Power，and Connections，580—800（Oxford，2012），pp. 280—283。
2当代学者用“契约忠诚”来形容这种效忠关系。它的存在“取决于双方是否履行各自的义务”，而且“双方在判断对方是否信守承诺时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见Jonathan Karam Skaff，“Survival in the Frontier Zone：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in China’s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Sui-Tang Dynastic Transition（617—630）”，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5，no. 2（2004），p. 134；Charles A. Peterson，“P’u-ku Huai-en and the Tang Court：The limits of loyalty”，Monumenta Serica，29（1970—1971），p. 445。
3崔瑞德注意到“唐朝的朝贡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四邻的自愿参与，后者的目的是从一个比自身富裕得多的社会谋求经济利益”，见Denis C. Twitchett，“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i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edited by Hans van de Ven（Leiden，2000），p. 147。
4吉娜·L.巴恩斯指出，东亚各政权是独立发展的，并不总是与外界互相关联，也不是唐高层次文化单向传播的结果，见Gina L. Barnes，China，Korea and Japan：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New York，1993），p. 8。唐朝时的契丹和奚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两个游牧部落活跃在今辽宁省。在该地区发掘的墓葬显示，从初唐到704年左右，当地墓葬习俗受到当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此后，当地的汉式墓葬逐渐减少，八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更是完全消失。这些变化表明，当地游牧部落的势力及文化影响力在稳步增强，而唐朝在辽东的影响力则在逐渐减弱，见辛岩：《辽西朝阳唐墓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385—386页。
5这一现象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见Nicola Di Cosmo，“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3，no. 4（1994），pp. 1094—1095，1116。
6Denis C. Twitchett，“Sui and T’ang China and the Wider World”，in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pp. 33，37. 还可参考他的“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pp. 145—146。
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9页。
8小约瑟夫·奈将现代外交中的软实力定义为“无须借助有形的威胁和回报而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这种实力是团结他人而非胁迫……用行为学术语来说，软实力就是吸引力”，见Joseph S. Nye 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2004），pp. 5—7，44，111。但笔者认为，在前近代，软实力必须结合有形的回报和利益才能发挥作用。
9汉斯·摩根索称这类政策的“目的是以征服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为手段，改变国家之间的实力关系”。但这一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例如，西班牙曾对拉丁美洲进行文化渗透，但这种渗透对实现其帝国主义的目标并没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西班牙缺乏必要的军事手段，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与拉丁美洲的权力关系，见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Brief edition，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Boston，1993），p. 75，p. 82。
10例如，八世纪时回纥修建了一座有十二扇巨大铁门的城市作为牙帐。一份八世纪五十年代末写就的回纥文献也记载了两座回纥城市，见Denis Sinor，Geng Shimin，Y. I. Kychanov，“The Uighurs，the Kyrgyz and the Tangut（Eigh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 4，edited by M. S. Asimov and C. E. Bosworth（Paris，1998），pp. 192—193。还可参考Minorsky，“Tamīm ibn Baḥ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p. 283。汉文史料记载，回纥早在八世纪之前就开始建造城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59，1026页；《资治通鉴》，卷211，6722页，卷226，7282页。关于古代在今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修建城市的研究，见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p. 251。
11川本芳昭：《五胡における中華意識の形成と『部』の制の伝播》，《古代文化》第50卷第9号，1998年，4—7页；《五胡十六国·北朝期における胡漢融合と華夷観》，《佐賀大学教養部研究紀要》第16 号，1984年，1—24页。后来回纥也出现了类似的“权力中心论”。回纥统治者认为其权力来自“上天”，来自“月神”和“太阳神”，并“声称对一切民族享有统治权”，见Colin Mackerras，“The Uighur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edited by Denis Sinor（Cambridge，1990），p. 326。隋代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以“天子”自称，认为自己是上天所生，统治“世界四方”。他还用“大”“智”“贤”“圣”等字形容自己，见Mori Masao，“The T’u-chüeh Concept of Sovereign”，Acta Asiatica，41（1981），pp. 47—49，50—58，72—73。
12关于“权力中心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及日本兴起的综合研究，见酒寄雅志：《古代東アジア諸国の国際意識》，《歴史學研究 別冊特集》，東京：青木書店，1983年，25—34页。这一观念在渤海国（勿吉）出现的时间是五到六世纪，在新罗的出现则是在新罗完成朝鲜半岛统一之后的七世纪后半期，见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東京：校倉書房，2001年，440—441页。
13关于“日本中心论”的兴起，见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451—459页；川本芳昭：《漢唐間における「新」中華意識の形成——古代日本·朝鮮と中国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0号，2002年，1—26页；朱云影：《中国华夷观念对于日韩越的影响》，《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5年第8卷第11期，51—52页；Wang Zhenping，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pp. 136—138。关于民族中心主义在东亚国家发展的讨论，见川本芳昭：《四―五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天下意識》，载田中良之、川本芳昭编：《東アジア古代国家論》，東京：すいれん舎，2006 年，277—297页。中译见川本芳昭著、汪海译：《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2007年，179—200页。
14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125—126页；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437—438、450页。
15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442—446页。
16Wang Zhenping，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pp. 220—226.
17在军事文化领域也出现过类似的相互交流又相互竞争的过程，不过在这里唐朝是借鉴者，唐在战争中采用游牧民族的策略以对抗他们的骑兵，见 Jonathan Karam Skaff，“Tang Military Culture and Its Inner Asian Influence”，in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Cambridge，2009），pp. 165—170。另见氏著：《何得“边事报捷”？》，载柯兰、谷岚、李国强编：《边臣与疆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1—30页。
18杰勒德·查理安德注意到：“每位新的游牧部族（联盟）首领维护自己权威的方法，是组织和发动成功的军事行动，使（自己与联盟其他部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每次这样的军事行动之后，）他就能够以较从前更有利于己的条件，（与联盟中的其他部族）订立新的契约。”见Gerard Chaliand，From Mongolia to the Danube：Nomadic Empires，Translated by A. M. Berrett（New Brunswick，2004），p. 23。
19例如，突厥部落联盟即由十部（即所谓的“十箭”）组成。这些部族成员的身份认同的基础主要是政治而不是族群，见Mackerras，The Uighurs，p. 320；David Sneath，The Headless State：Aristocratic Orders，Kinship Society，and Misrepresentation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2007），p. 108。彼得·高登为大卫·斯尼思一书撰写了书评。他在书评第295页指出：“当代有关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研究大都认为所谓‘部落’和‘氏族’是复杂现象。它们涉及多种要素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又多呈不稳定状态。”高登的书评还列举了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其他重要著作。
20马克林以西域的北庭及其他一些城市为例说明这一问题。这些地方看似“在回纥的势力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可能近乎完全自治或是在唐的保护下”，见Mackerras，The Uighurs，p. 328。
21David Ludden，“Presidential Address：Maps in the Mind and the Mobility of Asi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2，no. 4（2003），pp. 1057—1058. 关于七世纪六十年代中亚地区民族迁徙的研究，见Twitchett，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p. 118。
22在中世纪，边疆指地带或地区。“边疆演变的方向并不总是从带状到线状，相反，两者常常共存，服务于不同目的”，见Nora. Berend，“Medievalists and the Notion of the Frontier”，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2，no. 1（1999），pp. 66—67。另见Daniel A. Bell，“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oundaries：A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erspective”，in States，Nations，and Borders：The Ethics of Making Boundaries，edited by Margaret Moore and Allen Buchanan（New York，2003），pp. 57—85；Ling，l. H. M，“Borders of our Minds：Territories，Boundaries，and Power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in States，Nations，and Borders：The Ethics of Making Boundaries，edited by Margaret Moore and Allen Buchanan（New York，2003），pp. 86—102。
23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Boston，1962），pp. 238—251；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Collected Papers，1928—1958（Oxford，1962），pp. 108—110，113—116，257。斯加夫将这一策略称为“纵深防御”，见Skaff，“Tang Military Culture and Its Inner Asian Influence”，pp. 165—170。另见程存洁：《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唐研究》第3卷，1997年，363—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