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艺术并重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新航程

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重组而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历时近四年的改扩建工程之后，自“复兴之路”长期陈列于2011年3月1日复展和“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于同年3月24日开幕以来，展览一个接一个相继展出，接受社会的检验，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新国博除建筑的恢宏外，“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也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

毋庸讳言，国博原来属于历史类的博物馆，在过去既表现出了它的鲜明特色，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因此，国博自2003年成立以后，仅靠原有的通史陈列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建筑的体量扩大了三倍，势必要找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突破口，使它在传承原有传统的基础上，既做好历史类的收藏、展览和研究等工作，又按照国际上大型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将艺术的收藏、展览和研究工作提升到与历史相并行的平台上。因此，“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成为新国博发展的突破口，这将使新国博的新空间在历史与艺术的交叉中相互辉映，让新国博焕发出时代的神采。显然，作为世界第一大馆，它已经不可能将自己的业务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只有通过自身综合性，拓展业务的领域，才有可能服务于公众的多样化需求，才能与大国的地位相衬，才能与大馆的地位相衬。在当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国博提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表现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选择未来的智慧。

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国博馆藏的所有历史文物中，绝大多数都包含着丰富的艺术信息，其中有许多就是纯粹的艺术品。比如著名的后母戊鼎，既反映了商代社会所特有的威权，又代表着青铜器艺术的最高成就，其最具时代特征的饕餮纹所表现出来的狰狞之美，除威严的历史表述外，其所传达出的艺术力量，使它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代表之一。又如明代的《抗倭图卷》，它不但反映了明代抗倭的历史事件，是表现历史或者记录历史的图像，而且是明代绘画史上的重要代表作，是我们研究明代史诗绘画的一件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可以说，历史与艺术在我们的文明史中一直是互相依存的，我们难以割裂历史文物与艺术的关系，我们也难以去除属于历史文物的艺术品中蕴含的信息。因此，很多艺术品都是佐证历史的重要实物。如此看来，国博馆藏的106万件藏品，不仅是研究中国文明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资料。所以，在历史与艺术并行发展的、超过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历史和艺术是不能分离的。

在国博百年发展中，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博物馆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博物馆的定位。成立之初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标明了它的历史专业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发展中，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以及革命事业曾经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内容，如此，就无暇顾及艺术的存在。但是，艺术作品为辅佐这些展陈的内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1951年开始，国博曾先后四次组织大规模的历史画创作，出现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石鲁的《转战陕北》等时代代表作。这也说明，即使在以历史为主业的时期，国博也没有放弃艺术给予历史的辅助。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关系，国家博物馆有幸在艺术品的收藏方面积累了丰厚的家底。

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绝大多数的省级博物馆都是历史类博物馆。毛泽东主席1958年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就是我们省一级博物馆历史属性的由来。时代不同了，博物馆的发展必须反映人民的期待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发展定位的提出，无疑会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引领性也可能会改变它的专业属性和体制关系。比如在文化部的管理系统中，博物馆归属文物局领导，美术馆归属艺术司领导，但现在发展趋向中呈现博物馆的美术馆化和美术馆的博物馆化，这种交叉势必带来未来行政管理的新变化。可以预想，在未来5年中，中国许多省级博物馆在经过新建和改扩建之后，业务上都将会出现“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局面。

“历史与艺术并重”发展定位的提出，对于国博各项事业的拓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人们看到与建筑相关的新国博所呈现的展览新面貌，其中在多元的展览结构中，将表现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特色。转型所带来的变化，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国家文化形象窗口的要求。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