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负重行军

川藏线盘桓在莽莽的西藏高原，沿途雪山连绵、深沟峡谷和飞湍急流构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平行岭谷地貌，这就是所谓的横断山脉。加上冰川、泥石流、地震、暴雨、洪水等复杂恶劣的自然因素，行军难度不可预测。

那些活蹦乱跳的小姑娘，满怀豪情与梦想跟着队伍进来了。从第18军军部所在地乐山的新津、训练营的所在地邛崃到西北独立支队会合地西宁，千余名英姿飒爽的女兵们出发了。她们有的连西藏在什么方向都没搞清楚，谁也没想过进军西藏的路上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爬不完的雪山，趟不完的冰河，望不尽的天涯。

刚柔之肩

从西藏回来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那里天蓝、山高、水清、人爽，但空气却很稀薄。人到了那儿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口干舌燥，因缺氧而呼吸困难。内地人如心脏不好、血压高、身弱体虚，最好别去。

人在青藏地区，一旦有了高原反应，即使是在平坦的地方，都会感到呼吸困难。

进藏的女兵，无论年龄大小、高矮胖瘦，负重行军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谁也免不了。

见到李俊琛，是2006年春的一个上午，在西四环北太平路铁道兵的西院里。确切地说，她是我在北京寻访到的第一位进藏女兵。

七十一岁的李俊琛，又名“李头”，这是当年文工团进藏老兵们对她的一致称呼。

我问她这“李头”是什么意思？老人说：“好记呀，我的真名李俊琛有些拗口，当然可能和当时个头低有关。行军呀排练呀，我总是在队伍的最前头或最后头，所以大伙就这么叫了。”

后来，我从别的进藏老兵口中得知，“李头”这名还有别的意思。就是她虽然个头小，但修路背石头这些吃苦头的事，她敢打头，开会发言讨论她也敢当头。所以，大伙不再叫她真名，几十年来都叫她“李头”。

“进藏时对你来说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问李俊琛。

“负重！”李俊琛毫不迟疑地回答我。

“当年你才十四岁，能背多重的东西？”

“四十斤，至少得四十斤。”

“那时候，我十四岁多点，真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一个地地道道的娃娃兵。站在队伍中，前面如果有一个稍大个的人，就会像一堵墙一样把我完全挡住，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文工团员，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是个小孩。虽然，领导，包括一些大点的男兵，都是尽量让我少背点东西，可怎么少也要背行军包、干粮、武器装备，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每个人怎么着也得有四五十斤。大家都要背，你不背就得别人背，我不能跟男兵比，但其他女兵能背多少，我就背多少。那时候，年龄虽小，但就是不愿意落后。”

“开始还好些，爬过一座雪山后，明显感觉不行了，高原反应明显出来，由于负荷太重，行走时感觉自己身上一阵阵发紧，感觉人要往地下陷。大家都艰难地张着嘴喘气，嘴唇发紫，面色苍白。再后来，过了几座雪山，行走更困难了，许多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随行的医生说这是由于缺氧引起的肺出血症状。但当时既无氧气袋，又少药物，只能做一般的抢救，有的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曾两次进藏的女兵安佩回忆道：“从甘孜刚进发时，我们这些小女兵尽管背着几十斤重的物品，但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拉萨去。但每天几十里复杂的山路走下来，背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腰间捆着的米袋子里装着银圆，像铅块一样直往下坠，当时的感觉就是恨不得全部丢掉，可这些都是我们缺粮时向藏族人民买粮的保命钱，再苦再累也得背上。除了头晕胸闷，就是头上爬着虱子，脚底打着血泡，头上痒，脚底痛。”

在北大校园里，一头银发的陈惠婷老人，说起负重行军，她感慨万端，那种滋味现在想来都让她感觉难受。她和老伴苏流当时刚结婚不久，苏流是52师手术队队长，她是医护队的成员，这对新婚小夫妻加入了先遣部队。接到攻打昌都的任务后，手术队几个女兵每天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急行军，沉重的包袱使她们的双脚打飘腿发软，一阵猛跑下来，心脏被压得要爆炸一样，呼吸十分困难。

“要知道，那些先头部队都是能跑能冲的指战员，他们跑起来真是不要命啊。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只能拼了命地跟着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不管怎么样就是必须跟上大部队，只要不跑死就得跟上，不跟上就掉队，谁管呢？当时先头部队打昌都可没有后方收容队，要是跟不上趟，一个人落在茫茫雪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陈惠婷老人坐在凳子上，向我回忆当年行军时的感受时眉头一直紧锁着。她似乎还置身在当年的行军路上。

文工团有大量的演出道具，无论男女都得承担。团长朱子铮说，看到那些十五六岁的小战士背着沉重的物品，心里很不是个滋味，真想给她们全卸了，可没办法，那些骡马身上的负重也已经到了极限了，它们倒下了，后果更严重。

章道珍，江苏南京人，十五岁那年因唱了一首战斗歌曲，被第18军文工团招入队伍中。回想起当年进藏负重行军，老人说，当时她在腰鼓队中，除了要背所有个人物品外，还要背公用的一些乐器和竹竿。其中最麻烦的就是腰鼓，那又圆又扁的腰鼓，要像挎书包一样斜挎在身上，还要不停地换肩膀，每走一步它就会向胯骨部敲打一下，道路不平时敲打的轻重缓急不一样，一段山路下来，她们的胯部都被那腰鼓给敲打肿了。上山时，那腰鼓和肩上扛的竹竿，真想扔下，但腰鼓要演出用，竹竿是部队准备进入拉萨时，打红旗用的。这些东西，在负重行军时确实成了最大的累赘。章道珍说，那时候，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山头，还没来得及喘气，发现前面还有一个山头，再拼着命地爬上去，还有一个山头……到底哪儿是山顶，战士们已无力再爬，一些同志几乎绝望了。横断山脉就是那样。真是“看山跑死马，山外总有山”。

在整个徒步进藏队伍中，她是最小的一名女兵，当年入伍时才十岁。

很难想象，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她在行军中会是个什么样子。她叫刘莉，在队伍中显得那么矮小，最小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如同登台唱戏时穿的长袍马褂。行军途中，她跟着队伍一路前行，背包虽然比别人轻些，但背在她肩上的行李，却格外醒目。小刘莉倔强地跟着走，但她毕竟是个娃娃，有时候让她骑马，她还不肯骑，实在走不动了，她才骑一会，或者拖着马尾巴借力前行。

七十年的时光从雪域高原穿梭而过。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八十岁了。不久前，我在成都见到刘莉时，发现她的精神状态要比大多数老兵好许多。可能是因为她本来就比其他进藏女兵年轻些吧。

“炮筒子”姑娘

甘孜，川西的藏族自治州，位于康巴地区，古为羌地，唐属吐蕃，一个有着“歌舞的海洋”的美誉、孕育《康定情歌》的地方。1936年，红二方面军、红六方面军曾在这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从这里向陕北挺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高山耸峙，江河奔流，湖泊如宝石般散落于高原草甸之上，是内地与边疆连接的纽带、藏汉民族友好交往的桥梁，也是汉藏商贾往来频繁的商贸重地、兵家争夺的军事要地。

部队进入甘孜，就进入了真正的高原地域。海拔3000多米，空气稀薄，缺氧明显。那些一脸稚气的姑娘们，分散在军直部队和52、53、54三个师的队伍中，她们将从这里跨过地形奇特的横断山脉，翻越无数座终年积雪的高山，趟过无数条寒冷刺骨的冰河。

跟随军前指挥部最早来到甘孜的女兵时钟曼，是一名军机关的收音员，每到深夜负责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第二天就把新闻印在小报上，发给部队，让进藏将士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

她是少有的几个现在居住于东北的进藏老兵之一。当年的安徽姑娘，现在是一口地道东北腔。

时钟曼这样评价自己：在进藏路上，她是一个敢说敢干还有点调皮捣蛋的女兵，是军直机关有名的“炮筒子”。看到不顺眼的事，不管是谁她都要说。哪怕是军长、政委，有什么让她看不顺眼的，她也敢说。一次一位领导骑马行军时间稍长，时钟曼便在队伍中大声嚷起来。有人劝她小点声，哪知她声音更大了：“领导要为我们做好样子，张军长一直自己走呢，他也应当走呀！”“炮筒子”的话一直传到那位领导耳边，那位领导果然下了马行走了。

部队在甘孜集中的日子里，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军长张国华号召全体进藏部队在那里强化训练。先从吃喝开始，内地人大多吃不惯藏族人民的牛羊肉，喝不了牛奶、酥油茶。因为驻训，依托当地相对充足的补给，前指部队开始了适应藏族人民饮食的训练。

这是第一关，无论男兵女兵，都得适应。一些女兵刚开始闻到酥油茶的味就捂鼻子，有的喝下去，很快就吐了，就差把肠子吐出来。时钟曼则很快适应了藏族人民的饮食。在甘孜两个月，十九岁的姑娘闭着眼睛喝牛奶、喝酥油茶、吃牛羊肉，身体就像吹气似的胖了起来，大家开玩笑称她为“水桶”。军长张国华在后方进藏部队作报告时，把时钟曼作为适应高原生活的典型向大家介绍。

接下来，进行负重行军训练。在队伍中，每个人都往自己的背包里装上石头，增强爬高山的耐力。时钟曼争强好胜，为了在进藏路上不掉队，她每天晚饭后从山上的政治部驻地下山，到甘孜河边背水。她觉得这既能让自己得到锻炼，又能为炊事班和房东老阿妈家做好事。从山上到山下的河边足有二里地，开始她只能背半桶水，一路上踉踉跄跄，中途要歇好几回。到驻地时，桶里的水也晃得差不多没了。炊事班的老班长和房东老阿妈都劝她别背了，但她一直坚持背，半个月后，她能将满满一桶水从山下的河边背到山上，一路只歇一两次脚，呼吸也均匀流畅了。小姑娘的做法乐得老阿妈合不拢嘴。

经过这样一举两得的训练方法，时钟曼感觉身体轻了许多。腰部的肉明显减少，但觉得很有力气，两条腿儿很结实。时钟曼的经历在部队传开后，她再次受到了军首长的表扬。

这种自觉训练，对她徒步进藏负重行军大有益处。时钟曼说，她很珍惜在甘孜的那段驻训时光。后来进藏的女兵们，很少人有她这样的机会进行有素训练，注定要在进藏途中遇到更大的困难。

巾帼不让须眉

从川西出发一直到拉萨，负重行军四千多里，别说高原上恶劣的气候，就是在平原行走，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能坚持下来都很了不起。

在西四环一个叫大拐棒的胡同里，我见到了李国柱——老人站在楼道里挺拔的身姿让人立刻联想起她的名字。

李国柱，一个响当当的男儿名字。她和丈夫阴法唐被许多进藏老兵称为“西藏通”。她认为这样的评价是缘于自己一口流利的藏语，那是当年在西藏江孜一带工作时打下的基础。

千名女兵徒步进藏这段被忽略的历史，这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老兵，之所以再次得到关注，与李国柱多年来努力收集资料、组织活动密切相关。

在进藏途中，这个来自重庆市郊歌乐山的姑娘，不仅身强体壮，而且有着顽强的意志品质，做什么事她总是要和男人们比一比。

“李国柱挑炭”的故事，曾在她所在的进藏部队中广为流传。

那是为进藏部队运送的一批物资，其中有两筐八十多斤重的木炭，李国柱主动要挑，分管后勤的一位老同志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挑得动呢？还是让那些小伙子去挑吧。”

李国柱二话没说，将木炭挑起来就走。老同志看了“呀”了一声说：“这姑娘还真是有劲！”几十里的路，李国柱开始还好，挑着挑着便觉得肩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呼吸也越来越急促。她换了一下肩，继续前进，渐渐落到了队伍的后面，后来腰压得直不起来了，但这倔强的姑娘就那样弯着腰硬是将木炭挑到了目的地。

放下担子时，她坐在地上半天没起身，大伙都逗她说，今晚演个“李国柱挑炭”的节目。后来，这件事在进藏部队中被一位文艺战士作为素材编写进剧本里。

在修路施工的日子里，她扛石头时一次次和男兵较劲，肩上背上磨出了血泡，常常青一块紫一块，她满不在乎，后来竟落下了病，如今一到阴雨天肩膀、后背就会酸痛。聊起当年的往事，李国柱说当时很年轻，不觉得苦和累，干活也不知道用巧劲，和男同志比试时，虽然开始还可以，但后来就强作镇静咬牙坚持，从工地下来回到帐篷，浑身像熟透的柿子一样软瘫了下来，由“英雄变成狗熊”。说到这里，她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已故女兵崔芳敏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行军途中，李国柱比我小，她身上背的本来就比我们重，可她见我吃力，硬是将我的雨衣和毛皮鞋拿去加在她的身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她对我的照顾使我终生难忘。”

在进藏的女兵中，说起行军、筑路时负重，李国柱确是名副其实的“巾帼不让须眉”。

她叫于俊娥，一个来自山东临沂的“女汉子”。

2006年7月的一天，成都酷暑难耐。在浆洗街的桥边干休所，我见到了于俊娥。见面后，老人先与我拉起了家常，问我是哪儿人，年龄多大了，做什么工作……一个下午，她用浓重的山东老区临沂口音，讲述了她的故事。

从成都回来后，我的脑子里时常浮现出老人的身影。她那被砸成重伤的胳膊总是在不停地颤抖，她双手抖动捧着一块西瓜送到我跟前，这情景从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模糊。

1948年，于俊娥从山东沂蒙老区的沂水县入伍，在淮海战役中她是后方医院的卫生员，专门为伤员清洗伤口。由于天生身高力大，两名护士抬不动的伤员，她一人就轻而易举地背起、抱起。当时她还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对前方受伤下来的战友从不嫌脏。大部队渡江后，她来到二野后勤卫生科，后几经调动转入二野后方支援司令部雅安办事处。第18军在岗托建立兵站时，于俊娥随同进入，为进藏部队运送粮食、被装。这个“女大力士”在进藏路上有着许多让人感叹的故事，并荣立过二等功。

行军中为了帮助战友，她一人身上背过上百斤重的物资。一次后方汽车营在抢运行军物资中，于俊娥与几个男兵较起劲来，进行扛米比赛。开始是每人扛两袋大米，每袋五十斤重，从仓库里扛到外面的汽车上，大约三百米距离。几个回合下来，她与几名对手不相上下。这时她要求在库边上米的搬运工往自己背上加一袋，这样她就要一次扛一百五十斤重的大米，几名男兵怎么甘落下风，也要求扛三袋。她连走带跑，几个来回下来，将几个对手拖得东倒西歪，个个自愧不如。在场的人无不佩服这个山东女大力士。这一回，她扎扎实实为女人长了一口气。

岗托，坐落在西藏金沙江西岸。从川西出发的进藏部队都知道这一兵站，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个叫于俊娥的女兵。于俊娥在这里每天倒腾着运来运去的粮食和被装。由于公路没有修通，在岗托兵站，各种物资堆积如山，部队便在江边搭起了一个没有门的临时大仓库。仓库里面的米面必须要定时拆包翻晒，否则会发霉。

1951年10月初的一天，兵站几十人都在仓库里忙着翻粮，于俊娥和往常一样，钻到最里面翻着最下层的粮食。忽然从江边方向传来了呼喊声：“仓库倒啦！仓库倒啦！”只见仓库向江边方向慢慢地倒去，里面的人纷纷向外跑，“咔嚓”一声巨响，整个库房全部扑倒，一根粗粗的木棍连同树枝泥土砸在她的身上。当人们把她扒出来时，她的脸血肉模糊，已经昏迷过去。曾在淮海战役中抢救、清洗过无数伤员的女战士，这回终于轮到别人抢救她了。他们把她抬出来清洗时，发现她的下腭右边被砸出一道足有二寸长的口子，右小臂上的口子足有五寸长，鞋子没了，衣裤上满是鲜血，她的心跳很微弱。

于俊娥当时已经怀孕近四个月，后来发现最为严重的是她的骨盆也被砸伤了，掀开衣服一看，整个后腰的颜色像冻坏的紫茄子。过了一会儿，她醒来了，身体无法动弹，血还在流。兵站没有止痛药，没有医疗设备，伤口得不到缝合。去甘孜没有公路，要翻数座大雪山，抬着她要走十几天才能到。丈夫在外线兵站数日未回，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干着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于俊娥就这样躺在床上挺过了鬼门关，第二年春天，居然生下了儿子“小岗托”，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后来西南军区一位记者听说了这件事，采写了一篇关于于俊娥与“小岗托”的通讯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部队指战员争着传阅。

1959年，经西藏军区总医院门诊部拍片检查，那次事故造成她的骨盆骨折后畸形愈合、左腿动脉畸形等伤害，于俊娥被评定为二等乙级残疾。

那天，我见到于俊娥老人时，由于她左腿麻木，行动十分困难。右小臂因为麻木，手总在不能控制地抖动，吃饭拿不住筷子。但在交谈中，老人却显得十分开朗乐观，声音也很洪亮。她说不知为什么自己的二等乙级残疾军人证到了地方后被降了一级，变成了三等甲级。她说好像是地方上的同志看到她精神状态挺好的，头脑很清楚，说话也挺好，就给降了一级。我问老人为什么不去找，她说自己行动不便，老头子又是个老实人，不愿意去找。她还说组织上已经给了她不少荣誉，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后来还生了几个孩子。“虽然受了不少罪，可比起那些在进藏路上牺牲的同志，比起那些为修路掉进江里牺牲的战士，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