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语石

墓志八题

近年，在田野考古工作之余，我以搜集、整理浙江出土的宋元墓志为务，编撰《丽水宋元墓志集录》《台州宋元墓志集录》诸书。我像个严谨的科学家，小心处理古人的遗物，整理、点校，不带一丝情感。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想法，遂感慨系之。

墓志

工作不久，我就写关于古物的文字。有位前辈说：“小郑，科普搞得不错，加油，但主要精力要放在业务上。”

长辈的话，我时刻铭记。但所谓忠言逆耳，我对此也有保留。由于对“科普”持不该有的高标准，我认为本人不配搞科普，倒更像个“卖笑的”，只要“咏物”不出硬伤，有点真实的情感或趣味，个人的、小众的、大众的，都可以。如果朋友从中读到了知识，算是额外的奖赏。

那时，除了古物，也作别的杂文。后来觉得，考古人生活单纯，阅历平平，文坛高手林立，写不过别人。遮羞最简洁的办法，就是搁笔。

不写了，渐渐至于古物也不写，分不清是“不能”还是“不为”，或者兼而有之。

最后，我认为自己是从事考古科学的，近十年，专注于宋墓调查、发掘。接着，收集浙江出土的宋元墓志，录文、点校。

墓志是古人墓室中随葬的传记文字，有子为父（母）撰、夫为妻撰、弟为兄撰或者请名人代撰等多种情形。这是程式化的文字，记述墓主人名讳、世系、卒葬年月，当官的罗列一堆头衔。平民无功名可述，只讲他是个君子。至于女子，就说她如何做一个贤妻良母好儿媳。末了，照例有点表示悲痛的话。我见过的墓志，十之八九如此。

这些冰冷的石头，在我眼里，只是古物，也就是史料。我的任务是整理古物，至于古人的亲情、生死和悲欢，程式化文字下的复杂情感，与我无关。

我偶尔还是会写古物，却从不拿墓志说事，这是我用力最勤的地方。原因好比我督促孩子功课时常说的话，严肃点。

学者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援引钱穆先生的话，说我们研究国史应该心存温情（大意如此）。我却以为科学家应该把古人古物往手术台一扔，冷眼旁观，是谓“客观”。后来，偶读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少见的、严谨的、朴实的历史地理巨著，文字简洁，很少情感，以科学家的标准，大概极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又后来，读别人缅怀严耕望先生的文章，说先生读书之余，最喜游山玩水，尝以未到黄河为憾，始悟学者的底色竟是炽热的家国情怀。

对我来说，读书只是一部分，田野才是更大的舞台。一年到头，东奔西忙，调查宋墓，收集墓志，很少与父母联系。偶尔通话，报声平安，汇报孩子简况。至于工作，从不提及。

前些年十月的一天，手机响了，是母亲的声音。

“嘉励，我和你爸爸想买一块公墓，那墓地风水不错，价格公道。不要你们兄弟俩出钱，只是与你们商量。”

我不知该如何接话。只是觉得，父母确实渐渐老了，他们所关心的，我从未想到。

那年年前，由于文物普查，我到家乡出差。来去匆匆，没能顺道回家。

返杭，已是年底，我对小孩说：“今年一起回家过年。”小孩说：“不去，那边不好玩。”

“爸爸一年在家住不了几天……爷爷奶奶更想见的是你，不是我……”我说。

忽然，我趴在桌上，浑身乏力。妻子不知所措，轻抚我背。孩子问，是不是爸爸被爷爷奶奶批评了。

亲爱的小孩，我该怎么回答。

这些年，访墓志、录碑文、调查古墓，一丝不苟，客观公允。只是那通电话，击中了内心柔软的地方。

墓志中的男人

这些年，抄录了很多南宋墓志。按贾宝玉的说法，人分两种，一种是泥做的，一种是水做的。

同理，墓志也分两种，男人墓志，女人墓志。这次只说男人，即“泥做的”墓志。

同样是泥做的，有的人是女娲娘娘精雕细琢的，有的人是她粗制滥造的。所以，南宋的男人，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墓志也一样，概而言之，又有品官墓志、平民墓志之分。

大贵之人，高贵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譬如南宋皇帝，葬身绍兴宋六陵，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他们并不随葬墓志或者说并无随葬的必要；贫贱之人，低贱到替阎罗王挖煤的，则没有能力或毫无必要置办一块刻字的石头。假如我们把随葬的墓志，当成死人向阴间报到的通行证或驾驶证，那么，就如今天看到的一样，贫贱的人开不起汽车，而富贵的人又无须亲自开车。

经过层层筛选，男人只剩下了高级品官、低级官吏、富裕平民这三种人。如此，文章好做多了。

先说品官。假如是位进士出身的贵人，这位贵人想必自幼敏而好学，进士及第后，一路不停“转官”，通篇墓志也就是他历次升迁的履历，真是一篇罗列头衔官帽的千古奇文。假如我们对南宋官制未做过功课，满眼熟悉的文字，读着似乎有点懂，其实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想了解功名利禄在男人心中的分量，根本不必皓首穷经，只消读一通墓志就够了。

稍稍翔实的墓志，都有些具体的事例。照字面上说，这位贵人勤于职事、廉洁奉公、爱民如子，以至于在离任的那一天，自发前来送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全是些恋恋不舍的人。官人退休后，衣锦还乡，寄情于田园山水，饮酒啸咏，优游终日，实足一个江湖派的诗人。

再说荫补出身的低级官吏或者寄身于官府的大小幕僚。他们毕生浮沉于基层，品级较低，在京城里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在地方，人家大小也算官，或许还是权倾一方的“诸侯”。所以，墓志的写法，与前者大体类似。

最后说的平民，其实分好多种，有的是体面的文人，有的是巨富，有的是豪强，不妨统称其为“有力之家”。体面文人，可能参加过科举考试，屡试不第，遂绝仕进之意，从此以诗书自娱，好谈性命之学；巨富之家，无不以慈善事业为务，铺路架桥，不在话下，每逢饥荒，他就拿出自家的粮食赈灾，人家欠他高利贷，他就当着人家的面把地契、欠条烧个精光；地方豪强，在字面上，跟巨富几乎没有差别，只是威望更高，邻里之间不免有点龃龉，只要他肯出面调停，说“为这点鸡毛蒜皮吵架，家乡的脸面真被你们丢尽了”，于是人们无不畏服，都称他公道。万一地方上有了匪乱，登高一呼的人一定是他，家乡平安所能依赖的人，一定也是他。

你不要认为，南宋人的道德水平冠绝古今。其实，他们在底色上，跟今天的一般人并无差别。乐善好施的富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们子孙满堂，且一个比一个有出息。至于他们如何致富，墓志通常不会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据说他们“不肯本分营生，专好做那无赖之事，从此撒泼，做那不公不法之事”，然而又“生性慷慨，真有一掷百万之意，从此乡里人又服他豪爽”——这番话不是我说的，这是古代白话小说描写土豪时常用的套话。

还是宋代的范纯仁说得好：“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

墓志中的女人

为收集、整理浙江宋元墓志，我经常工作至深夜。

墓志的分类法很多。其中，男性墓志、女性墓志的两分法，是最简洁、有效的一种。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三不朽之事业。“学而优则仕”，当官的履历，便是立功，有诗文传世，便是立言；士绅土财主，修桥铺路，是为立功，有文集数卷“藏于家”，是为立言。中等的人家，立功、立言攀不上，道德却是人人有份。于是，墓志就专讲“立德”，说某男子如何像个真正的君子。

女子，并无立功、立言的说法，于是，就只说她是个贤妻良母好儿媳。

女人，是父母生的，在未出嫁之前，她的职责是温柔听话、孝顺父母。

嫁为人妇，应贤惠顺从，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据说“嫉妒是女人的天性”，但墓志中的女子绝非如此。丈夫生性豪爽，整日与朋友在家吆五喝六，妻子忙家务，端茶倒水，面无愠色。总之，无论丈夫为人如何，事业成功与否，她都是称职的贤内助。丈夫也是父母生的，做好贤内助之外，还要孝敬公婆，与妯娌和谐共处。为人实在太好了，所以“举族无间言”。

为人母了，一意督促儿子读书。运气好的，儿子得个功名，母以子贵，皆大欢喜。万一希望落空，也没关系，教育儿子专心务本种田，也算美德。

女子时时刻刻为别人而活，唯独没有自己，赵氏、钱氏、孙氏、李氏们，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这种生活，大概是无趣的。所以，多半的女子，甫过中年，即日诵佛经，至死不辍，这与识字与否，并无关系。

墓志的末尾，通常如此。女人乐天知命，几乎能预知生死。忽有一日，遽得“微疾”，也就是无伤大雅的急性病，处理后事，丝毫不乱，然后安然离开，一点也不会拖累他人。

墓志中的女人，就这样走完了“完美的一生”。

你不必奇怪，为什么女子千人一面，好像人人都是曹娥孟母七仙女。因为妇德对女人的要求，从来毫无二致。

很遗憾，真正底层社会的女子是见不到的，因为她们在身后，或被一把火烧了，或者草席一卷，扔了，不会有墓志留下。实际上，即便她们随葬了一块刻字的石头，内容也不会相去太远，只是详略不同罢了。同样是因为妇德的要求，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分贫富贵贱。

只要不在外地出差，孩子入睡前，翻开童话书，给他讲故事，是我的日课。

巧了，今天翻到的一页，正是叶圣陶的《稻草人》。

稻草人站在老妇人的稻田里。老妇人的丈夫、儿子相继死了，她的眼泪流干了，害虫吃光了她的庄稼，老妇人再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河边的渔妇，为了明日的早餐，狠心不顾病中的小孩，任凭孩子哭闹，直到他失去了最后一点气力；还有一个猪牛不如、为人随意买卖的女人，来到河边，喃喃自语，寻了短见。稻草人站在稻田里，一切都看在眼里，却喊不出声，一动也不能动……

故事有点长，还未讲完，小孩已经酣然入梦。

睡吧，这样也好，我的小孩，何必听这残忍、无趣的童话呢；睡吧，这样很好，我回到书桌前，可以继续整理古人的墓志了。

妻子责怪道：“每天三更半夜，不知道忙些什么。你的这些东西，全世界都不会有几个人愿意读。”

“又不是投资拍电影，难道还要讲票房。大不了浪费点墨水，爱看不看，有几个算几个。”我说。

“诡辩，我说不过你。”妻子递上茶水，掉头就走。

墓志中的夫妻

我用过五年的时间，调查、发掘浙江的南宋墓葬，发现稍稍体面的宋墓，通常是夫妻合葬墓。

夫妻合葬墓，一般采用双穴并列的埋葬形式，男左女右，这是“死当同穴”的见证；左右排列的长方形墓室，有些略有错落，左室比右室稍高，这是“夫为妻纲”的表现。夫妻各居一室，有各自独立的空间，中间以砖墙或石板隔开，有的在隔墙中间开以“小窗”，彼此的灵魂，在地下由此沟通。这种葬制，苏轼《东坡志林》称为“同坟异葬”，赞许其“最为得礼也”。

这种“最为得礼”的葬制，在南宋盛行。盛行的原因，主要在于“得礼”。什么是礼？夫妻死当同穴，又不失男尊女卑的分寸；夫妻各就各位，又相敬如宾，心气相通。这就是礼。

有些夫妻合葬墓，在丈夫与妻子的墓室，各置墓志一通，记述各自的祖先、籍贯、配偶、子嗣、性格、才能、生卒年和葬地。这是人生的盖棺论定。

丈夫是男人，是“主外”的。他的墓志，主要用来记录“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大事，家庭琐事之类，原则上可以忽略。墓志提到他的妻子，通常就这么一句话，“娶某氏”云云。他们繁衍的子女、孙子、孙女乃至曾孙的情况，都通常较此详细。夫妻之间，除此，再无别的话。

从墓志的详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丈夫对待妻子，远不及他对子孙热情，他对老丈人都有可能比对妻子更有感情，如果老丈人大富大贵的话。他们的婚姻，首先为了传宗接代，其次为了两大家族的利益结合，夫妻的感情排在第三位，或许根本无法入围前三。

我的结论，肯定是偏颇的。墓志是冷冰冰的，而《全宋词》中有的是悱恻缠绵的男人，其中必定隐藏着许多对妻子一往情深的好男人。只是宋人跟今天的男人差不多，不太好意思表达对妻子的爱恋。于是，他们多情的诗篇，全献给了萍水相逢的女人。

妻子是女人。女无外事，是“主内”的。她的墓志，就是一个温和的贤内助、孝顺的儿媳妇、慈祥的母亲、称职的厨娘、人情练达的管家婆的传记。她打理家务，井井有条，丈夫在外头专心干大事，无须过问家计，绝无后顾之忧。

她的墓志，从不描述她的相貌。但她的随葬品中，最常见金银首饰、奁盒、梳篦、粉盒和铜镜，又可见外表对于女人的重要性，哪怕身处来世。男人承认美貌的重要，又坚信美貌不等于“美德”，甚至恰恰相反，宋词中的美女多为别人家的女人。他们认为，妻子主内，足不出户，美貌只好比夜行的锦衣，出来混的男人，才需要风度翩翩，人模人样。所以，倒是男人的墓志，偶尔乐意承认他是个美男子。

她的墓志中，同样看不到爱情。相敬如宾，才是古人认可的高境界的夫妻关系，彼此当客人，既热情又不太亲昵，既独立又不太疏离。大凡圣人教导的做人道理，读上去简单，做起来很难。举例说明之——南宋时期，某个丈夫去世了，妻子当然必须痛哭，但是她的哀伤应该适度。如果让人看到她哭得太过伤心，这将妨害丈夫的名誉，人们会无端猜测她家的男人没出息，只晓得在内闱厮混，讨妻子欢心。

女性读者一定会因此愤愤不平，以为宋代妇女简直就是时代的牺牲品。我对此深表同情，但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说，女人一味强调自己的悲情，既不客观，也无助于自身的解放。

宋代家庭的具体生活中，很多男人稀里糊涂，精明的女人取而代之，成为家族的实权人物，垄断经济大权，主导子女教育。这样的例子很多，宋人话本小说中的悍妇或妒妇，让臭男人无不闻风丧胆。这是令人欣慰的，今日家庭主妇的理想，在宋朝至少已实现大半。

由南宋墓葬可知，很多夫妻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白头偕老、死当同穴的理想。对此，我是很乐意赞美的，只是他们各自幸福与否，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替古人回答。

刻字的石匠

我读过很多宋元墓志碑刻。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不同的人生，同样的归宿。读碑，除了能够长一点见识，增添些感慨，本身并无太多审美的意义。论辞章，谀墓文通常不算好文字；论书法，世人重北朝隋唐，轻宋元碑刻，至于明清碑版，在“眼格”较高的朋友看来，简直不堪入目，这是有位书法家告诉我的。

我不想介绍具体的碑文，这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的文体，记录志主的生平事迹、卒葬岁月，一切行礼如仪。末了，在志石左下角的不起眼的角落，通常又缀以“某某刊”“某某镌”的一行小字。碑文至此，才算画上句点。

“某某刊”“某某镌”中的某某，就是刊工的姓名，即当年以刊刻石碑为业的石匠。他们不避狗尾续貂之嫌，署名于碑文之末，是“物勒工名”的意思，表明他们愿意对产品的品质负责。或许有人会问，墓志深埋地下，大家既非土行孙，也看不见，又何必署名，郑重如此？你可知道糊口不易，石匠以刻字为生，除了墓志，他们平常更多的活计可能是其他矗立于地表的丰碑巨制。万众观瞻的碑刻，既需要物勒工名，也有必要为自家的手艺吆喝赚人气，签名签习惯了，双手一打滑，在墓碑上署名，也未尝不可。我同时也认为，这种细节颇能见出古代工匠良好的职业道德。

同样的石匠，我儿时见过很多。在马路旁，他们左手握凿子，右手持榔头，面对石板，叮叮当当。刻字之余，不时俯身吹气，每吹一口气，石粉末末纷纷扬起，将他们的头发、眉毛染成白色。渐渐地，石板上显现出无数秀美的汉字。我是很崇拜石匠的，他们用凿子在石头上刻的字，比我作业簿里的铅笔字漂亮。我甚至爱上他们的“白发”，有样学样，偶尔顺手抹点白粉末末在头发或眉毛上。

石匠以刻字糊口，惯常以字数多少计费。这种方式，我不陌生，如果这篇小文有幸登上“报屁股”，报社的朋友照例会支付稿费，就是按字数算的。印象中，这十年来，稿费很少变动，尽管我家门口的菜场，一斤青菜从五毛钱卖到了五块多。我不清楚宋代的石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验，愿他们幸福！

“推敲派”诗人的吟诵，字字皆辛苦。石匠的生活也不轻松，自山间凿下毛糙的石头，搬运、切割、打磨、将字迹摩勒上石、刊刻、修整定稿，每道工序都不能省。这活吧，貌似体力活，又是手艺活；说是手艺活，还是耐心活；说是耐心活，更是文化活，十足文盲，如何刊碑？想来真心不容易。

因为是要求很高的技术活，一地的石匠通常都来自世袭其业的石刻世家。比如，金华武义县出土的南宋墓志，多数由童姓的人家刊刻；台州临海县的宋代石匠，多半姓王；宁波鄞县的石匠，南宋前期多姓陈，南宋末年至元代多为茅姓人士，元代的茅绍之尤其著名，大书画家赵孟頫的文字指定由他掌刀刊碑。可惜，石工来自社会底层，不曾留下详细的传记。我们即便没有百分百的依据，也有七八成的把握，推测那些垄断一地生意的石匠大多来自“家传其技”的世袭家族。

了解这些掌故，甚有必要。都说古人的文章简洁，欧阳修“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让今天的人写来，不知要多少啰唆。对古人而言，多一个字就是多一块钱，欲将《醉翁亭记》刊刻上石，始信“惜墨如金”绝非空话。现代人写文章，拉拉杂杂，这事不能全怪电脑，要怪就怪今天我们按文章的篇幅长短付费，而非依字数多少收钱。

我刚才说过了，反正稿费已多年未涨。我建议，不如索性取消稿费制度，一律按照篇幅的长短，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每个字收它十元八元的，看那些专爱在报章上说瞎话的人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价值的排序

今天浙江的县市，多数创置于唐宋以前，少数晚至明清。金华、处州、衢州三府交界之地，阻山隔水，老百姓交租服役，进城不便，天高皇帝远，也容易诱发匪乱。明成化八年（1472），有司有感于此，遂分割金华、兰溪、龙游、遂昌四县边境，创设汤溪县。

唐宋的旧县，县城规模相对较大，例如兰溪县（今兰溪市），向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的说法，绕城跑一圈，挺累人的。明代新置小邑，例如处州府宣平县，金华府汤溪县，县城通常偏小。汤溪的旧县城，即今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南北大街，东西小巷，走下来，不费多少工夫。

县城再小，衙署、文庙、城隍庙等基本标配，必不可少。据明商辂《建汤溪县治记》载，新建汤溪县城时的主要建设，分有先后顺序：首先建造县衙，其次是文庙，再次分司郡馆，次阴阳医学，次市井街巷。接下来，依次才是城隍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诸坛。而城墙的竣工，则更在汤溪设县十年以后。

全新的城市，在白纸上规划，一切从无到有。我不清楚，汤溪城市的建设，是否严格遵循了商辂所描述的顺序，但这顺序的编排，显然反映了士大夫心中“价值观的顺序”——衙署乃政治中心，是县官治理一县、教化一方的场所，论重要性，理应居首；政教为先，文庙乃一地文脉所系，理当名列第二；等而下之，依次为分司郡馆、阴阳医学、街道坊巷等官用、民用的设施。待日常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方才开始兴建城隍庙、社稷坛等宗教迷信类设施。先问苍生，后问鬼神，这是士大夫必须坚持的政治正确。

唯独城墙是个例外。不能说保境安民的城墙与民生无关，事实上，这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重大的设施和地标。无奈工程量大，最为劳民伤财，一般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条件不成熟，断不敢仓促上马。

无论如何，新规划城市的建设顺序，反映了古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如果将顺序颠倒过来，从城隍庙开始建设，以衙门收尾，则必有“不问苍生问鬼神”之讥，是完全不可想象和不能为人所接受的。

两宋之交，“金石夫妇”赵明诚、李清照，收藏金石文物颇丰，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收藏家、学者和诗人，为人所共知。金人南下，宋朝失掉中原后，赵明诚夫妇在流亡途中，藏品逐一散失。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乃古往今来收藏家的第一伤心史，我每次阅读，都唏嘘不已。颠沛流离中，他们无法带上全部藏品，只好忍痛依次割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后来，形势持续恶化，赵明诚更是交代李清照：“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

赵明诚夫妇割爱的顺序，正是不同类别藏品在士大夫心目中的价值排序。书画古籍，古器珍玩，一切皆可抛弃，唯独“宗器”不可，必须与身共存亡。“宗器”大概是宗庙神位、祭器吧，显然较古籍书画价值更高，最能象征家国文化血脉的传承，这是与生命同等珍贵的东西。

一切物品，皆有价值。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人”和生命的传承。

北宋的文同，以画竹名世。苏东坡说，文同的文章，是他道德的糟粕，诗是文章的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可惜，世人只爱文同的画，却不读他的诗文，更不效仿他的美德。以坡翁的价值排序，画最低端，其次是书法，然后是诗歌、文章，最高级的是道德。世俗不识货，舍本逐末，只爱他的画。苏东坡发这种牢骚，也许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气质和德性，决定艺术的高下。

相对于道德命题，人生更加本质的是生命。《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遭火，孔子首先关心人的生命，而不是马。这是个好故事。

后人编故事，也常常拿火灾考验我们的价值观。据司马光《书仪》卷十《影堂杂仪》，影堂是供奉有祖先肖像的祠堂，若“遇水火盗贼，则先救先公遗文，次祠版，次影（即祖宗肖像），然后救家财”。这是祠堂救火的顺序。墓志铭作为传记文体，主要用来表彰人物的道德和嘉言懿行。我读过很多的墓志，温州乐清县有一通明代墓志，说，有个孝子，家里失火，应该如何救灾呢？首先，他应该妥善安置好父母和老人；其次，抢救历代诰命文书；再次，抢救祖宗肖像和先人文集。至于其他，金银绸缎、地契借条之类，抢救多少算多少，烧了，也不可惜。

我读过好几通类似的墓志，既有明代的，也有宋代的，总借无情的火灾，来考验并印证墓主人正确的价值观。今天，我写这篇文章，很想找出原文核实，却总也找不到，可见即便在“大数据时代”，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道理，也没有完全过时。

古人救火的顺序，当然也是价值观的顺序：诰命文书、祖宗肖像、先人文集，象征家族的传承和荣誉，较之物质财富更加重要。当然，最宝贵的是亲人的生命。

是的，生命，人的生存和命运，最为重要。但这问题至此就到头了吗？

墓志的叙事，总是太过厚道，它本来应该这样设问：亲人同时溺于水火，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我们应该先救谁，后救谁？然而，自古以来的墓志，都不敢如此设问，即使问了，答案也无非一样，所有人都要救，一个也不能少。非要分出个先后顺序，那是存心为难好人的离经叛道的异端坏蛋。

但我对自己从未读过真正“刻薄”的中国古代墓志，是很在意的。古人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如果说缺乏思想性，我猜想，多半的原因，就因为他们太过温良厚道，从不把自己灵魂深处的价值观，逼到墙角来深切拷问。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选择的困境之中。但愿我们都能像古人文章中描述的正人君子，临危不乱，毅然决然，做出一切理所当然的正确选择——自然，这是最好的。

无字碑

陕西乾县武则天陵墓，陵前有一通高大的无字碑。

有人说，这是因为武则天的功德，大到无边无际，天下文字不可胜记；也有人说，武则天自以为平生毁誉参半，是非功过，且让后世自由评说。于是，在墓前留下空白的石碑。

这些说法，我是不信的。皇恩从来浩大，只见过小芝麻被吹成大西瓜，谁曾见过刻意低调的帝王？退一步讲，就算唐朝很开明，帝王的功过是非，也不会让天下苍生说了算数。如此通情达理的中国帝王，除非脑袋坏了。

墓地上的神道碑，宣扬志主的功德，作为人生的盖棺论定，通常在身后树立。唐中宗恢复唐朝正统后，一定为这篇文章伤透脑筋——对自己的母亲，曾经的大周皇帝，好话没法说，坏话不能说。君臣相顾茫然，乾陵前就有了无字碑。

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反正我想起这块著名的无字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李家人的苦衷。

据说，东晋贤相谢安、南宋奸相秦桧墓前，各有一通无字碑。清代学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六“没字碑”条说：“谢太傅墓碑无字，伟绩丰功不胜记也；秦太师墓碑无字，秽德丑行不屑书也。”这种好人坏人的简单粗暴的分析，我也是不信的。

想来也是，“无字碑”的说法，根本文理不通嘛，既然是碑，应该有字。无字碑，好比说这是本无字的书，那是个沉默的演讲家，岂不无厘头？然而，历史上的无字碑确实存在，一定有其原因。

那么，墓前为何频频出现无字碑？让我以南宋为例，说点自己的看法。

古人死后，入土为安，同时在墓圹里随葬一块写有字的石头，即墓志，也叫“圹志”。圹志，通常是急就章，内容也简略，简要叙述墓主人名讳、世系、行实、生卒年月、埋葬地点等，一般由墓主人的亲属执笔。

金华市金东区南宋郑刚中墓出土的《郑刚中圹志》，由郑刚中的儿子郑良嗣撰写。他在文章末尾说，父亲的道德文章“须托名笔于神道，以信万世，良嗣不敢称述”。意思是，我的文字只是临时埋入地下的，至于地面的皇皇丰碑，则应该请名家来做，本人德行一般，才疏学浅，不敢做这样的文章。

身份显赫的人，地下随葬圹志，同时又在地表树立丰碑。圹志深埋地下，反正别人看不到，自家人将就写过，潦草一点自无妨。而墓表碑刻，乃观瞻所系，必须请名人执笔，非但要内容翔实，更要文采斐然。

乞铭于名家，费时耗力，如果不幸遇上个摆谱的、扭捏的名人，拖个一年半载，也是常事。所以，神道碑的树立，通常比下葬晚好几年。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的南宋魏杞墓，是魏杞下葬数十年以后，才正式树立由丞相郑清之撰写的神道碑。

有力之家，生前开始营建墓地。今日温州地区流行的“生坟”习俗，古已有之，南宋人称之为“寿藏”。墓地之上，早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准备妥当一块空白的石碑，只等着死后，请名人填上。

于是，问题来了。像秦桧这样的人，生前的名声，已然不乐观，去世后，树倒猢狲散，人缘又不好，我估计不会有人愿意出面为他写墓铭。这就有可能催生无字碑。

别以为古人都是孝子，历史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向名人请铭，既麻烦又费钱。请不到、请不起、不愿请、不屑请、没时间请，凡此种种，都有可能催生无字碑。

还有另一种状况：台州临海县双港乡的南宋谢深甫墓，墓前也有无字碑。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后来是宋理宗皇后。原本计划立于墓表的文章，已经请人写好了。可是，谢氏子孙宦游在外，无人出面张罗摩勒上石的事，一拖再拖，墓前又多出一块无字碑。

王十朋的墓碑

王十朋（1112—1171），温州乐清县梅溪人，故号梅溪，其文集称《梅溪先生集》。王十朋少有大志，然科场坎坷，直到四十六岁，方得中进士第一，即状元。入仕后，立朝有大节，力主起用张浚北伐，恢复中原；外任有政声，在夔州、泉州等地任上，深孚众望。南宋一代，王十朋素以气节名世，其政绩，其道德，其声望，堪称文官之楷模。

乾道七年（1171）七月，王十朋卒于家，享年六十岁，同年十二月六日“葬于左原白岩”，即今乐清市四都乡梅岙村牛塘山，其地距离梅溪故居仅里许。坟墓所在，山环水绕，当地人称为“状元坟”。作为乐清史上最大的乡贤，“状元坟”受到后世官民的善待。明末清初，墓地石像森严，碑亭巍然。1944年10月15日，“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造访梅岙墓地，见到“墓门将欲倾坏，石人石马皆半陷，墓碑二方亦剥蚀，以纸墨拓五六纸，朱子题盖，南轩书，碑（文）可辨者尚十五六”，知其规制尚存（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园才遭摧毁。如今重建的王十朋墓，除了残存的部分石像生尚为原物，面貌去古已远，仅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地，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原先的碑亭，内立《有宋龙图阁学士王公（十朋）墓志铭》（后简称《墓志铭》）碑，由汪应辰撰文、张栻（号南轩）书丹、朱熹篆盖。三人同为名满天下的大儒贤臣，与志主一道，合而为四，故称“四贤碑”。

四贤碑，长期矗立于地表，是乐清最著名的古碑。可惜，毁于“文革”期间，今天只残存150个字的残块，保存在墓地附近新建的“王十朋纪念堂”里。

墓碑前头的三行文字，记录撰书人信息，其文曰：

端明殿学士、左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上饶郡开国侯汪应辰撰。

承事郎、直宝文阁、权发遣静江军府、广南西路兵马都钤辖兼主管本路经略安抚司公事、赐紫金鱼袋张栻书。

宣教郎、新权发遣南康军事朱熹题盖。

这些格式化的文字，有必要全文照录，因为由汪应辰、张栻、朱熹名前的头衔，可以考见墓碑形成的过程。根据人物职官断代、辨伪，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具之一。

汪应辰，绍兴五年（1135）中进士第一，生前与王十朋有旧。据结衔，结合汪应辰生平，可知他撰铭时，已经奉祠赋闲，当在淳熙元年至二年（1174—1175）之间，其时距王十朋下葬，已隔三四年。

尽管汪应辰是王十朋的生前好友，然而，当孝子王闻诗、王闻礼向他请铭时，仍然需要提供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志主生平事迹的素材，即“行状”。据朱熹为《梅溪先生集》所撰序文，《王十朋行状》为温州知州莫子齐所撰。莫子齐知温州，事在乾道九年（1173）。孝子请他为乃父作行状，事在王十朋下葬后一年有余。

换言之，在王十朋下葬之初，尚无墓志铭。用来随葬地下的，或许只有孝子执笔、临时刻就的圹志。圹志内容简略，一般只记录墓主人生平世系、生卒年月等简单信息，以防后世的陵谷变迁。请人撰铭需要时间，而葬期日迫，无法久等，故经常以圹志权宜替代由名家撰写的正式墓志铭，这是当时丧葬的惯例。

汪应辰完成《墓志铭》文本后，孝子继而邀请张栻书写志文。王十朋生前与张浚、张栻父子，同样交情深厚。据考，张栻于淳熙二年（1175）二月“知静江府”，淳熙五年（1178）进秩“直宝文阁”。可知张栻书丹，又在汪应辰撰铭三年后。

古代墓志，分志盖、志身两部分，上下扣合。志盖多以篆书刻题，故称“篆盖”或“题盖”，北朝、隋唐墓志有很多这样的实物。朱熹知南康军，事在淳熙五年或稍后，可知朱熹为《墓志铭》“题盖”，又约在张栻书丹一年后。

逐一完成上述步骤，孝子才能邀请石匠，将汪应辰的文章、张栻的书法、朱熹的篆题，刊刻立碑，树于墓前。这是南宋墓碑形成过程的常见情形。

墓志铭的性质，是由名人执笔的、体例和内容更加完善的正式“圹志”，一般来说，要随葬于墓室之内。然而，刊碑之日，距离王十朋下葬已隔八年。孝子贤孙，不可能只为了安置新刻的墓碑，就鲁莽地掘开父祖的坟墓。于是，只好将墓志铭碑，树立于墓表或神道，并建亭覆之。这种状况在南宋品官墓地中同样普遍存在。

按照隋唐时代的传统，神道碑与墓志铭，可是两样东西，不能混淆：神道碑，树立在地上，仅限于帝王及少数勋臣，重点宣扬墓主人功德，以供人观瞻；墓志铭，深埋地下，重点记录墓主人生平，以备异时陵谷变迁后辨识之用。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墓志铭的内容日渐繁复，“圹中之铭”与“神道之碑”逐渐趋同，司马光、苏轼就认为二者既然相同，在墓地中就无须重复设置。到了南宋，墓志铭与神道碑的内容或形式，几无区别，很多人就将墓志铭当成神道碑，树立于地表。这种做法从南宋流行开来，在江南地区很常见，王十朋墓只是其中一例。

《有宋龙图阁学士王公（十朋）墓志铭》是地面上的丰碑，不像隋唐墓志那么方方正正，是无法配备志盖的。朱熹所谓“题盖”，其实只是置于碑首的“题额”——南宋墓志铭的形式与置放空间，相较于前朝，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他们的措辞习惯，依然承袭着古老的传统。

墓志铭，是对一个人的最终评价，必须郑重其事；墓碑，为观瞻所系，关乎祖先与家族的记忆与荣誉，尤不可不慎。

王十朋墓地正式立碑，在其下葬七八年以后，参与墓碑创作之人，极一时之选。所谓“君子立其诚”，只有名公大儒的参与，才能赋予墓碑以道德的公信力。尤其像王十朋这样以气节立身、道德名世的人物，非但必须邀请名人名家，更必须是其生前的故交好友，绝非厚颜攀附的所谓名人可以敷衍成文。

古人立碑，是一件多么郑重、庄严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