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何处是我家
那天我去派克汉姆菜市场买菜，老远就看到一群警察正在检查一处越南人开的美甲店。几天前，埃塞克斯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一辆比利时开来的大卡车冷藏箱中，发现三十九具非法移民的尸体。开始，英国警方根据现场发现的中国护照宣布死者是中国籍。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又改口了，声称死者均为越南偷渡者。
派克汉姆是鱼龙混杂的移民居住区。越南人开的美甲店、伊拉克难民开的水果摊、中国福建人的菜摊，济济一堂毫不违和，印证着伦敦这个以种族多元著称的国际大都市的特色。越南人几乎垄断了伦敦的美甲市场。埃塞克斯惨案发生之后，英国社会才注意到，很多越南偷渡者就是奔着到英国美甲店打工而来。伦敦人在享受美甲的时候不会想到，价廉物美的服务是依靠榨取非法移民的血汗换来的。我在派克汉姆市场目睹到的一幕，显然是警方正在针对越南移民聚居的美甲店展开调查。
这一幕似曾相识。时间倒退三十年，彼时中国国门刚开，大批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来到英国、法国、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以卑微的身份进入到中餐馆、家庭作坊、装修业，为西方人提供价廉物美的中国美食、仿制箱包和具有竞争力的家居装潢业务，直至在异乡扎根生芽。危险的旅程持续了前后数十年。2000年，英国多佛港口发生的另一起著名的偷渡惨案中，五十八名中国非法移民丧生。当时主要是来自福清和长乐的非法偷渡者在人蛇的组织下乘坐大卡车来到英国，结果司机关上了集装箱的通风口，导致偷渡者窒息死亡。事后荷兰籍司机因故意谋杀罪被判刑。
十九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人民生活有了巨大提升。中国人到国外越来越方便，很少再听到大规模偷渡事件。所以，当新闻最初错误地报道三十九名死者全是中国人的时候，就连英国天空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感到惊讶，他忍不住打断现场记者的报道发问：“中国现在不是已经很强大了吗？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还是千辛万苦往外跑？”
这是一个好问题。最初发现集装箱尸体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想当然认为死者或许是来自阿富汗、叙利亚甚至伊拉克和伊朗等动荡地区的非法移民，而几乎不会想到是中国人。现在中国人给英国社会的印象是富裕、活跃、整体自信度不断增强。依靠大卡车集装箱偷渡这种原始方式，跟海外中国人充满活力的国际形象已经截然相反了。
身居海外，我对牵扯到中国人的负面消息总是很敏感，移民总是对周围环境的变动保持警觉，毕竟这关系到生存安全。尽管事后英国警方证实，越南偷渡者是拿着伪造的中国护照进入英国的，释怀之余是同样的压抑：三十九名死者，抱着希望闯荡异国，没想到却在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的集装箱里被慢慢冻死。今天的埃塞克斯惨案和十九年前的多佛惨案，都是同样黑暗和绝望的旅程。
经过派克汉姆市场一家家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面孔经营的摊位时，我在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2012年，我曾经去西班牙采访生活在那里的青田移民社区，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待了一个月，采访了不少早年间从浙江青田跑到西班牙的偷渡者。青田移民现象是蔚为大观的社会学议题。浙江青田县共五十万人口，有二十五万人侨居海外，其中很多是早年拖家带口偷渡出国的。他们先是在欧洲的地下工厂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展中欧贸易，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商业王国。
我采访的一位青田移民，早年在意大利黑了六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随后，他相继带出了家乡的六个哥哥姐姐。如今，这个家族已经有近百人散居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其中一名受访者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偷渡移民到西班牙工作，收入增加了，等于生命延长了。”
《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哈立德·科泽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高六十六倍。出生于非洲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三十五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十四年。
简而言之，经济移民就是奔着福利和赚钱去国外的。人往高处走，几乎所有的人员流动，都是从低收入的地方流向高收入的地方。无论是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大批劳动力从中国农村流向城市、从内地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还是从中国流向更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是受经济因素驱动的。很多人正是抱着到国外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生活的愿景，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义无反顾走上了偷渡的道路。
2012年的西班牙采访，我发现中国的移民群体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流动，寻找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国家。他们之间交换着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和信息，当听说意大利有大赦就集体跑到意大利，听说西班牙生意好做又一起来西班牙，拖家带口，最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以宗族和同乡为纽带的移民社区。在国内，一些地方形成了跨国流动的传统。比如浙江青田的偷渡者大规模去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而福建的偷渡者则更多地出现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
我住在伦敦短短三年，就接触到大量来自福建的中国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采用非法途径来英国的。我在经常去的派克汉姆菜市场里，经常会遇到几个中国面孔开设的档口，他们的经营模式很特别，只是租用商店门前的一小片区域，摆放有限的几样蔬菜售卖。有几次跟他们寒暄，对方自称福清人，早年偷渡来，还没有取得合法居留权，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档口规模不大。我遇到一个二十一岁的福清女子，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她不是偷渡来的，但是老公却是早年随家人从福清偷渡来英，后来取得合法身份，然后又把她从老家带到英国。
不过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发生多佛惨案的年代，中国经济实力远不如今日强大，当时英镑兑人民币的汇率大概1:16，当年来英国工作，跟在国内比真算是赚到钱了。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一直在闹脱欧，英镑一跌再跌，跟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远非十九年前可比，差不多几乎降了一半。所以到英国工作已经赚不到那么多钱了。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内收入并不比国外差，经济移民的动力不复存在。
当英国警方草率地宣称死者为中国人的时候，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疑点：现在中国人办个出国签证并不难，很多国人都有办签证出国旅游的经历。偷渡要交给蛇头十几万，还冒着生命危险；而办个旅游签证出国，连上机票钱也不过万儿八千。现实中，身边很多中国人先办旅游签证，然后来英国黑下来打工。这样的事例虽然违法，但是风险不大，案例颇多，何必偷渡呢？！
我一个住伦敦的友人为孩子找中国保姆，让中国阿姨办好旅行签证之后，来英国家里工作半年，旅行签证有效期半年一到，就让阿姨回国，再请另外一位中国阿姨，用同样的法子来英国照顾孩子。这算是规矩的。还有一些来了就黑下来不回中国的。我也认识一个河南阿姨，黑在英国做保姆十几年，跟雇主一家相处很好，去年儿子结婚才彻底返回中国。今年9月我女儿开始读小学，下午三点放学没人接，我们曾商量找阿姨。朋友推荐了一位山东籍阿姨。第一天试工，阿姨告诉我们，她也是拿旅行签证来英国的。这个阿姨经历更复杂，她早年拿旅游签到德国，以遭遇丈夫家暴为名申请难民，然后拿到了德国居留权，在德国生活工作多年，又把儿子申请去德国读书工作。现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放弃了德国居留权又来到英国。我们没敢留她，但通过她了解到很多国人是抱着边出国打工赚钱边游玩见世面的心态。因为相对而言，英国的生活环境比他们在国内的更好更舒服、压力不大，这是很多人宁愿黑在异国也不回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到这次的埃塞克斯集装箱惨案。采用这种极端的原始方式偷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些人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申请到签证，甚至就连普通的旅游签证也很难申请。这里面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先于他们到达英国的亲属和接应者也没有合法身份，所以无法帮他们办理合法签证。另一个可能就是，他们也许是出自一些具有偷渡传统的地区（事后证实死者主要来自越南两个偷渡盛行的贫困省），这就像当年浙江青田和福建福清籍人员申请一些特定国家的签证会有难度是一个道理。我2004年去巴西大使馆申请签证，亲眼看见中介将一摞护照交到办理窗口，窗口工作人员一看全是来自某省的护照，甚至连看也不看，推出来当场拒签，理由就是这些地方具有非法移民倾向的历史。
另外，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其签证的申请难度和烦琐程度也以令人头疼著称。惨案发生之后，很多人指向了英国越来越严苛的移民管控。我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指责英国应该对死亡事件反思，网上留言也不乏追随者，某种意义上有他的道理。事实已经证明，管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偷渡者，十九年来，尽管面对越来越严厉的边境检查和反移民措施，仍然有大量的偷渡者试图进入英国。十九年前造成中国偷渡者在多佛港口死亡的政策，跟造成埃塞克斯偷渡者死亡的政策，本质上是同一套移民政策。英国移民局加强了多佛港的检查，偷渡者就转移到更薄弱的其他港口试图进入。英国对来自法国加来的车辆特别留意检查，犯罪集团就会从比利时运输闯关。为什么这次出事的卡车来自北爱尔兰？或者真实的用意在于，车辆宣称从比利时接货经英格兰开回车辆注册地北爱尔兰，是为了遮人耳目，令沿途的英国边检放松警惕，利于偷渡。偷渡这种古老的方式将会长期存在。严格的移民管控只会逼迫犯罪团伙采用集装箱藏人这种极端方式。这些政策的本质，是拒绝庇护那些希望获得基本生存权利的弱势群体，没有给他们机会摆脱在祖国的遭遇，而只是一厢情愿将他们拒之门外，导致他们采用更加不安全的手段进入英国。
在冷酷的移民管控政策下，即便已经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也不得不继续隐姓埋名，在一些企业从事非法职业，不得不接受老板对无证移民的剥削压榨。他们希望来英国挣到更多的钱，换来更好的生活，结果却遭受更严酷的压榨。就像一名越南遇难者死前发给亲人的短信中说的：以前以为欧洲是粉色的，来了才发现是黑色的。作为自由灯塔的欧洲没有体现人道主义，应该对十九年来发生的历次惨剧承担主要责任。
可以肯定，这次的非法移民死亡事件一定是有组织的，否则三十九个人不可能跳进同一辆车，而且这么大的工作量绝对不可能由一个人组织完成。哀悼逝者之余，对于组织者的谴责往往流于简单。之前对于西班牙的偷渡者的采访经历告诉我，或者从偷渡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有着更复杂的视角。从多佛惨案的年代至今，非法移民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人口转移网络，人蛇也往往是受到信赖的关键人物。那些把他们锁进集装箱里的人，也许正是他们唯一信赖的人，也许之前曾用同样的手法帮助其亲属先行来到英国，他们对中间人充满信任，可以不计风险放心把性命托付。这是扭曲而真诚的关系。
大约十到十五年前，一笔偷渡费用大概是五万美元。在到达欧洲的目的地之后，偷渡者承担着巨大的财政压力，需要依靠付出多年的劳动偿还这笔债务。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可能面临的威胁，很难令他们走出来作证。
越南死难者的悲剧，让早于他们来到海外的中国客产生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同情。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中国偷渡者前赴后继，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升级换代。多佛惨案发生之后的十几年，中国移民利用大卡车这种非常原始的偷渡进行人口转移的方式已经消失了很久，而是转向了更加复杂的移民方式和系统。现在的趋势则转向了越南这样的后发国家，他们宁愿冒着风险进入英国，也不愿意待在没有希望的故乡。这一幕跟当年的中国何其相似。今天的越南人就是昔日的福清人和青田人。
可以肯定，只要全球资源分配仍旧不公平，偷渡就无法杜绝。经济移民将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躲避移民检查。严格的移民管控限制了自由流动，只能逼迫偷渡者继续采取集装箱藏人这种原始的极端方式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