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探寻红色中国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2]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中央红军）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3]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4]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去西安的慢车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那弥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愤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几个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宪警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阻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堂·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新军所拦截，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平向西南坐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在西安府以北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洛川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红了。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北面进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山西两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呷着浓茶。那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免谈到了政治。我发现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票证乘车的。他要回到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么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不巧火车这时已经快到郑州，我在那里得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在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车（这列火车还新，很舒适）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地爬行，最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力了。因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
在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均势。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背后牵线的，就是那位手段厉害的总司令本人，他力图把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灭正在奋斗中的苏维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杨和小张两人的军队都消灭掉，用的就是使他们互相残杀这个简单的办法——这是政治军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剧，而戏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这种估计错误——在追求上述目的时有些操之过急，在肯定对手的愚蠢时又有些过分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阶下囚，听由这三方面发落！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总司令被逮的这一惊人事件，说明它怎样把中国的历史引导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资五万的巨石宅第里会见了杨将军。当时他没有带着太太而是单身住在这所有着多间寝室的拱顶建筑物——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蒲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像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据传教士们说，在杨将军这个新居落成的时候，两个太太看来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们互相憎恨；她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那巨石营建的宅第里去住，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
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事情好像很简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离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打定主意，因而他还是单身住着。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石同那位有钱的、美国留学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他给资遣散了他的两位老式太太，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决定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赞许，他们从此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办法是从西方输入的新颖思想，许多中国人对之仍然要皱眉头。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
绝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纯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杨将军反正在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中间名声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个坏人。他的革命历史，说明他原来是个粗鲁的农民，可能一度有过崇高的梦想，要大大改变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权以后，却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他听着他周围那些食客的进言，也逐渐感到腻味和混乱起来了。不过，他假如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他并没有向我吐露。他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参观市容。再说，我见他的时候，他害着严重的头痛和关节炎，在他这样多灾多难的当口，我当然不想坚持向他提出为难的问题。相反，对于他所处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对他作了简短的访问之后，便知趣地告辞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阁下，向他寻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我，经过尘土飞扬的西安街头的酷热之后，分外觉得那里凉爽舒适。我上次见到他是在六年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帮助我访问了总司令。从那时起，他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总司令赐给了他省主席的殊荣。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许多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
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始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后来邵力子反悔了；因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便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信仰异端的痕迹了。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
“那么战事还在继续？”我问。
“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他把话题转到西南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像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
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邵力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再讲理了，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
可是，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邵力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
汉代青铜
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发，富有戏剧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率下的大军同他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联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三百名共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方的特务。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这些兴奋紧张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和当初不得已才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这里报道出来。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红军战士。在北京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封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的。但是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5]。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才能说明当时已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知道，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主宰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力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
这就是在中国叫作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作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6]，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像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疗，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清癯发黄，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两百元钱——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逐步减少用量”。
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肌肉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年，人们在他身上又看到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他本来思想敏捷，讲究现实，现在他就给他这种头脑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到汉口重掌东北军的统率权，当时为了打红军，东北军已调到了华中。尽管他过去犯有错误，他的部下仍旧热烈地欢迎他回来，由此可见他人望之高。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当时东北军还有十四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啧有怨言。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〇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军官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
王牧师详细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也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一下。
最后王牧师还是坐了张少帅的私人座机飞到了陕北的延安。他进了苏维埃中国，带回来一个谈判方案。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安去，见了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关于他的情况下文还要述及）。在经过了同周恩来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
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进学生纷纷来到西安，进了另外一个抗日政治训练学校，少帅也经常去作演讲。东北军中采用了苏俄和中国红军所采用的政治委员那种制度。从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头脑封建的年老高级军官给撤换了，张学良提拔了激进的年轻军官来代替他们，指望依靠这些年轻军官作为建设新军的主要支柱。在张学良“花花公子”时代包围他的一些腐败的阿谀谄媚之徒也由东北大学的热心认真的学生所代替。
但是这种改革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东北军不再同红军作战，在陕晋交界处，在甘肃、宁夏，仍有南京军队驻扎，激战仍在进行。张学良与共产党真正关系的消息没有泄露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他们无法得悉确切的内容。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去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到了不久之后，王牧师有一次告诉我，我就是要搭这样的卡车到前线去。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这样做很有可能引起少帅难堪，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嘴快说出来。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
王牧师和那个东北军军官有几句话要说，所以他们站在一旁去说话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这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缩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
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噘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兴奋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东西，结果这种兴奋情绪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认出他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抱歉地摇摇头。
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着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向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
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按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得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信到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
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邓发是个广东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经在一艘来往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他接着就成了共产党，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
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地碰面的安全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二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
就是在这里，邓发告诉我由谁护送我去红区，我一路怎么走，我在红色中国怎么生活，并且向我保证在那里会受到热烈欢迎。
“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
“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通过红色大门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魔力前面霍地打开了，拖着门上的链条当当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接起来，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轧，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7]上过了一夜，隔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
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
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有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开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
“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划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凝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瘦削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间谈话的一些片断。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
“他们吃的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
“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肉呀！”另一个答道。
“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
“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
“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
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捡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8]，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9]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些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挺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像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地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净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显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hai pa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 pa等于官话中的bu zhi d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的，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得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的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一个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愤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
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