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海关——《红字》之引言
红字
需要表明的是，尽管本人无意在家庭的炉边或对个人的朋友过多地谈论我自己的为人行事，我一生中还是有两次被叙述自身经历的冲动所左右，欲对公众一吐为快。第一次是在三四年前，当时我描写了我在一座幽静的老宅中的生活，以飨读者——可以无法原宥也确实毫无理由地说，那是无论宽容的读者抑或冒失的作者都难以想象的。而如今——虽说我深居简出，却依然十分乐于找到一两个前一次的知音——，我又一次强拉住公众的衣襟，讲述我在一处海关的三年经历。在写作中，著名的“本教区执事”的先例得到最忠实的遵循。不过，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当笔者任其书稿迎风飘散时，他谈话的对象并非对他的书不肯卒读或不屑一翻的多数人，而是对他的理解胜于他的大多学友或同伴的少数人。确实有些作者远不止于此，他们完全沉溺于叙述私事，只适于某个独一无二的充分同情的心灵和头脑阅读；似乎那部撒遍世界的印制出来的书，肯定会揭示作家本性不连贯的片断，并通过与作品的这一交流，完整他的生活圈子。诚然，即使在我们客观地讲述之处，亦难礼数不缺地面面俱到。但是，由于思想僵化和语言麻木，除非讲话人同其听众处于某种真实关系，否则，设想有一位虽不算最亲密、却是善解人意的好心朋友在聆听我们的谈话，这种想法还是可以原谅的；此时，由于意识到了这种亲切，天生的节制消失了，我们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起我们周围的环境，甚至我们自己，但在这一面具之后仍然保持着最内层的我。在这一程度上并在这些限度之内，依本人之浅见，一位作家才可以在不会冒犯读者或他自己的权利的前提下，写出其自身经历。
诸君同样将会看到，这篇题为《海关》的随笔具有总是为文学所认可的一种适度，诸如解释下述正文的大部事实如何为我所掌握，并为这里所包容的叙述的确切性提供证据。事实上——这一真正把自己置于编撰的地位或者充其量在构成作品的故事中屡发议论的愿望——这才是我同公众建立个人关系的舍此无它的真实原因。在达到这一主要目的的过程中，似乎可以允许用些许附加的笔触，轻描淡写一下此前未曾涉及的生活模式以及进入其中的一些人物，而作者无非是刚好侧身其间。
在我的故乡萨莱姆，半个世纪之前的德比老王时代，位于车水马龙的码头的顶端——如今为木头发朽的库房所累，商业活动的景象几乎荡然无存：或许只有沿着孤凄码头的什么地方停有一艘三桅帆船或方帆双桅船卸着毛皮；或者在近旁有一艘新苏格兰公司的纵帆船在码放着装舱的木柴——我说的是在这破旧的码头的顶端，那里时常被海潮冲刷，沿着那排建筑物底层的背部，还长着一道并不繁茂的野草，显示出倦怠地度过多年岁月的痕迹——从前窗放眼望去，这里一派死气沉沉，而在海湾对面则耸立着一座宽敞的砖砌建筑。从其屋顶的最高点上，在每天上午的整整三个半小时之内，随风飘扬着或无风下垂着合众国的国旗；但由于那十三道条纹是竖直的而不是水平的，便表明了这里是山姆大叔[1]的民政机构而不是军事驻地。建筑物的前面，饰有一个前廊，在六根圆木柱支撑的阳台下，有几级宽阔的花岗岩台阶下到街边。入口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美国鹰徽：秃鹰伸展着双翼，胸前有一面盾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只爪子都混握着雷石和倒钩箭。由于这只不愉快的猛禽特有的习惯性的坏脾气，从它利喙犀目的凶相和通常是残忍的表现来看，它似是对温顺的居民区预示着灾祸；尤其警告着对自己的安全十分在意的全体市民，谨防有人闯入其羽翼遮蔽下的建筑物。然而，尽管它凶相毕露，此时此刻却有许多人在这只联邦之鹰的羽翼下寻求庇护；我斗胆想象，在这只鹰的胸扉中具备一个鸭绒枕所有的一切柔软舒适。不过，即使在它心情最佳的时候也毫无伟大的温情，而且或迟或早——早比迟更经常——它会带着爪子的抓痕，利喙的啄伤，或它那倒钩箭造成的流脓的创口，振翅飞离窝巢。
围绕着上面描写的那栋建筑物——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称之为港口的海关——的路面的石缝中，长满了杂草，表明近日来没有多少生意问津，路上已绝少人涉足了。然而，一年中的某些月份，常有一些上午，公务随着活跃的脚步进展着。每逢此刻，就使年长的居民想到最近一次对英作战[2]之前的岁月，当年，萨莱姆本身就是一座港口；不像如今这样招致本地商人和船主们的冷嘲热讽，他们听任这里的码头坍塌，其商船或货物却毫无必要也不被觉察地扩大了纽约或波士顿的强大的商潮。就在这样的一个上午吧，刚好有三四艘船只同时抵达这里——通常都来自非洲或南美——或许是即将出港驶向远方，于是有了在花岗岩的台阶上轻捷地上上下下的频繁的脚步声。在这里，在饱经海上风浪的船长尚未受到他妻子的迎迓之前，你却可以先在港口里看见他：腋下夹着一个失去光泽的白铁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商船的文件。在这里，还会看到商船的主人，或笑逐颜开或愁容满面，或彬彬有礼或怒形于色，全看此次完成的航行在商业上实现的计划，会立即变成黄金呢，抑或将他埋进重重的烦恼之中，令别人避之犹恐不及。在这里，还有那些年轻神气的秘书——那些未来的拧眉攒目、胡须花白、忧心忡忡的商人的雏形——，他们如同嗜血的狼仔一样体味着货运贸易，并且已然把货物送上主人的船只，虽说他们还是在贮水池里摆弄模型小艇才相宜。场景中的另一个身影是驶往外国的水手正在谋求一张通行证；或许是一名刚刚抵达的水手，他苍白虚弱，正在寻找获准去医院的保单。我们也不该忘记从不列颠省份运来木柴的锈迹斑斑的小型纵帆船的船长们；那一身油布雨衣雨帽的打扮，虽说没有美国佬那种警觉的外观，但对我们这日渐衰退的行业，却做出了一项不算不重要的贡献。
有些时候，所有这些人都凑到了一起，再加上其他的杂色人等，使这一伙人形形色色，一时间将这座海关构成一幅人头攒动的景观。不过，更多的时候，你跨上台阶就会辨出——夏季是在入口处，冬季或天气恶劣时则在适当的房间里——一排令人起敬的人物，坐在跷起前腿、椅背抵墙的老式座椅上。他们通常都打着瞌睡，但偶然也可听到他们在谈话，嗓门介乎演讲和打鼾之间，而那种无精打采又俨如济贫院中的穷人，或者靠慈善救济、靠专营劳动之类的种种方式存活而不是独力谋生的人。这些老绅士们——像马太[3]一样坐在海关的收税处，却不像他那样有责任为了使徒的使命招之即来——便是海关的官员。
再往前走，在你进入的前门的左侧，是某个房间或办公室，大约十五英尺见方，顶棚颇高，两扇拱顶窗虎视着前面所述的衰败的码头，第三扇窗则隔着一条窄巷可以看到德比街的一段。从这三面窗口都可瞥见杂货铺、滑轮作坊、廉价成衣店、船具商店；在这些店铺门口，总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老水手、码头工，以及诸如此类出没于海港的人物在说说笑笑。这座房间本身蛛网密结，旧漆斑驳；地面上铺着灰砂，这种风格在别处早已废弃不用了；综观其有欠整洁的外貌，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一座那些带着扫帚和拖把这类神奇工具的妇女绝少问津的圣殿。至于家具，室内有一台带大漏斗形烟道的炉灶，一张旧的松木办公桌，旁边立着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两三把摇摇欲坠的老木椅，以及——切勿忘记这里的藏书——一些书架上的二三十本国会法案和一厚册税收法摘要。一个白铁皮的管子向上穿过天花板，构成与建筑物的其它部分联络的传声筒。就在这里，差不多六个月之前，曾有一个人从一个屋角踱到另一个屋角，或是懒洋洋地坐在长腿凳上，一只臂肘撑到办公桌上，目光在晨报的栏目上扫视着——诚挚的读者，您可能已经认出，就是这同一个人[4]曾经欢迎您进入他那间赏心悦目的小书斋，那里的阳光愉快地透过柳枝，投射到老宅的西侧。但是如今，您若是走进去找他，询问这位民主党的海关督察的行止，只能无功而返。改革的长把细枝扫帚已将他清理出办公室；一个更称职的继任者已经取代他的地位，领取他的薪金。
这座萨莱姆旧镇——我的故乡，虽说在我的少年和成年时代都曾离乡客居在外——使我，或者曾经使我，魂牵梦系，那种情感的力量是我实际住在这里时从未意识到的。确实，就其景色而论，那平坦呆板的表面，覆盖着的大多是木头房屋，没有几栋具备建筑学上的美感——那种参差不一，既不别致又不古雅，而只是平淡沉默而已，——漫长而懒散的街道令人厌烦地沿整座半岛延伸，一端是绞架山和新几内亚，另一端是济贫院的景色，——这就是我的故乡，如果对其依依不舍，也就有理由对乱糟糟的棋盘产生感情了。然而，尽管我在异国他乡无一例外地十分幸福，内心却总怀着对老萨莱姆的情感，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字眼，就权称之为眷恋吧。这种情愫可归于我的家庭多年来深深植根于这里的土壤。自从源于布立吞人[5]的我的家族的最早移民在这片满目疮痍、树林环绕的定居点上露面以来，已经有二又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了，如今这里已形成了一座城镇。他的后人们在这里生生死死，将他们自身的凡胎肉体与此地的尘世土壤融合为一，以致当我漫步街头的片刻，脚下的土地无处不与由其构成的我的俗子之躯血脉相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言及的这种关联不过是土壤对土壤的息息交感共鸣罢了。我的乡亲中很少有人能够明了这一点，而由于那些家族乐于频繁迁徙，也无须认为有弄个明白的必要。
但这种情愫仍然有其道德品性。我的第一位先祖在家庭的传说中笼罩着一种隐隐约约的高大伟岸，就我的记忆所及，其身影早就出现在我童年的想象之中了。它至今仍纠缠着我，并且以往事诱出一种亲情，对此我绝少在涉及本镇现状时宣扬。我似乎更强调他是这里的一位居民，因为他是一位板着面孔、蓄着胡须、身穿深褐长袍、头戴尖顶高帽的先祖——他携带着《圣经》和佩剑早早来到这里，在新辟的街道上郑重其事地迈着庄严的步伐，如同一尊战争与和平之神那样身躯高大——我强调他胜似我自己：因为本人的名字鲜为人知，本人的面孔别人感到陌生。他是一名军人、一位议员、一位法官；他又是教会中的一个首领；他具备清教徒的一切品性，无论正邪。他还是个残忍的迫害狂，教友派教徒将他记入他们的历史，叙述了亲眼目睹的他严惩他们教派一位妇女的事件；人们担心，其恶劣的影响会比他善举的记录持续时间要长，尽管他做过许多好事。他的儿子也承袭了这种迫害精神，在牺牲巫师的行径中十分惹人注目，以致人们说巫师的血会公道地在他身上留下污迹。确实，那个污迹之深，埋在宪章街墓地中他的那身老枯骨，如果没有全然化作尘埃的话，上面定会依旧保留着！我不知道我的这两位先祖是否考虑过忏悔和哀告上天宽恕他们的酷行；或者他们如今是否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酷行的沉重后果下呻吟。不管怎样，我当前身为作家，作为他们的后人，特此代他们蒙受耻辱，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据我耳闻，且由家族消沉和式微的现状可见，多年之前确曾有过这一说法。
然而，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在长满了年深日久的青苔的我们家族之树的古老树干上，居然在顶端的粗枝上生出我这样一个不肖子孙，我的这两位板着面孔、穿着黑褐色袍服的清教徒先祖，无疑定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罪孽的充分报应。我从来没有怀着先人们认为值得称道的目标；如果我在家庭范围之外的生活曾经是成功而辉煌的话，我的任何成功即使不被他们视为奇耻大辱，也毫无价值可言。“他是个什么货色？”我的祖辈的一个灰影对另一个嘀咕着。“一个写故事的作家！这算是什么样的生计呢？——在他的时代和他那一代人中，这算是为上帝争光、为人类谋福的什么方式呢？哼，这个败家子完全会成为一个浪荡鬼呢！”这就是我和我的先祖们隔着时间的海湾交换的赞语！不过，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嘲笑我吧，他们的强烈本性已经和我的禀性纠缠在一起了。
还在镇子草创的婴儿和童年时代，我们家族就由这两位精力充沛的先祖在这里深深地扎根了；从那时起一直在这里生息繁衍，而且总是备受尊崇；就我所知，还从未因一个不肖子孙而使家族蒙羞受辱；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头两代人之后，也绝少或没有做出什么令人难忘的业绩或者提出过什么惊世骇俗的要求。他们逐渐退缩到人们关注的视线之外，如同街上随处可见的那些老宅，房檐之下一半的高度都被堆积的新土掩埋了。父传子，子传孙，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操着海上生涯；每一代人都有头发灰白的船长从商船的后甲板退休到家园，而由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接替桅杆前的位置，面对着一片汪洋和他的祖辈和父辈顶过的海风。这个男孩也在相应的时间里，从艏楼到舱室，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成年期，在四海漂泊之后返归故里，变老，死去，将他的尸骸与他生身地的土壤融合为一。一个家庭与其出生及埋葬的那片土地的久远的联系，在人类与乡土之间创造了一种亲情纽带，这与那地方任何迷人的景色或道德的环境毫无关联。这不是爱，而是一种本能。新的居民——他们本人或是其父亲及祖父才刚从外国来此——无权被称作萨莱姆人；他不具备牡蛎似的那种坚韧，而两个世纪漫长岁月缓缓流过之前的老定居者，正是以这种坚韧将自己牢系于这片土地之上，镶嵌了自己的世代子孙。至于这片土地于他毫无欢乐，这些木头老宅、这里的泥土、这里呆滞的一隅情愫，这里凛冽的东风，以及最严酷的社会气氛，全都不在话下——这一切，还有他可以看见或想象的身边的大大小小的错误，也都无关宏旨。那种吸引力持续着，而且十分强大，仿佛这片乡土是人间天堂。我的情况也始终如此。我几乎感到注定要把萨莱姆当作我的家乡；以致我所熟悉的这里的人的容貌类型和性格气质——尽管家族的一个人躺进了坟墓，另一个人又代之而起，沿着通衢昂首阔步——依然是我儿时在这座老城中所司空见惯的那样。然而，这一情怀却证明了：业已变得不健康的联系最终会被切断。人类的本性将不会就此兴旺，恰如一株土豆在同一块地力耗尽的土地中过长地一代接一代地种了又种。我的子女都是在别处出生的，只要他们的命运尚未脱离我的掌握，他们就会植根于不熟悉的土地之中。
我从老宅中露面之后，主要出于同家乡的这种奇妙、怠惰和不快的情感上的联系，使我原可到其它地方选择更好的职位之时，却进入了山姆大叔的砖砌建筑，占据了一个席位。我是命该如此。我曾不止一次、两次地外出——看似十分经常——但终又返回，如同一枚磨损了的半便士硬币总要转回到你手中；或者说，仿佛萨莱姆于我是不可避免的宇宙中心。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揣着总统签署的委任状，踏上花岗岩的台阶，并且作为海关督察被介绍给将协助我担起这一重任的那一伙绅士们。
我深为怀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毫不怀疑——合众国的无论军政两界的任何公务官员能够像我这样拥有如此令人起敬的元老们听其指挥。当我看着他们时，“最老的居民”的下落便一目了然了。从当今上溯二十年，收税官的独立地位一直使萨莱姆海关远离通常造成官职脆弱、宦海沉浮的政治漩涡，一名军人——新英格兰最负盛名的军人——曾坚定地站在他的堂皇职守的基座上；他不但通过明智的慷慨确保了自身职务的连任，而且他还始终是他的下属们在众多危险临头和胆战心惊的时刻的保护伞。米勒将军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他心地善良，丝毫不受习俗的影响；他对老相识有强烈的恋旧心，难以趋于变化，即使当变化会带来毫无疑问的改进时亦复如此。因此，我接收我的部门之际，便发现了几位年长之人。他们大多是年迈的船长，历经各海洋之颠簸，坚定地承受了生活的暴风骤雨之后，最终漂进这一平静的避风港；除去定期的总统选举的担忧之外不受任何干扰，一心只想谋得一纸生存的新契约。虽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比别的同龄人更年轻力壮，却显然有某种法宝之类的驱邪物把死亡拒之于门外。据我所确知，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患了痛风症和风湿病，或许已卧床不起，在一年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梦想过在海关露面；但经过一个蛰伏的冬季之后，竟然步履蹒跚地走进五六月份温暖的阳光之下，动作懒散地执行起他们所称的公务，并且随着他们的悠闲和便利，重新躺倒在床。我应该对缩短不止一位这些共和制的年高德劭的公务员的办公时间引咎自责。按照我的请求，他们获准从他们艰巨的劳动中静休，而且没过多久，——仿佛他们生活的唯一原则是报效国家的热情，我对此深信不疑——便退隐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去了。对我来说，这倒是个虔诚的慰藉：由于我的介入，为他们提供了对邪恶和腐败行径——所有的海关官员都理所当然地注定会堕入那种行径的——忏悔的充分的空间。海关的前后门全都面对着通往天堂的大道。
我属下的官员大多是辉格党[6]人。这群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有了我这样一位不是政客的新督察是件好事，因为我虽然在原则上忠于民主党，却不容许政治倾向干预海关事务。若非如此——假定是一位活跃的政客被安插在如此颇具影响的岗位上，利用职权轻而易举地迎头痛击由于体弱多病而尸位素餐的一位辉格党人收税官——，恐怕这伙老迈的人员中难得有一位会在灭绝天使踏上海关台阶的一月之内继续在其职位上苟延残喘。根据这方面的公认法典，一位政客即使把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一送上断头台，也不算渎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老家伙们唯恐在我的身边表现出某些失礼之举。看到我一露面他们便诚惶诚恐的样子；见到一张经过半个世纪风吹浪打布满犁沟似的皱纹的面孔，在我这样一个毫无危害的人的一瞥之下，变得灰白；听到当年惯于通过传话筒吼叫着发号施令，足以把北风之神吓得不敢吱声的粗嗓门，对我讲起话来却是声音发颤，实在让我既痛心又开心。这些出色的老人深知，按照一切既定的法则——况且其中有些人还因自身缺乏办公效率而负担沉重——，他们理应让位于年纪更轻、政治上更保守、总之较他们更适合为我们共同的山姆大叔效劳的人。我本人对此也深知不爽，只是心中从未觉得要将其付诸行动。因此，理所当然地使我大大地蒙羞受辱，而且相当地损害我的公务良心的是，在我的任职期间，他们继续在码头上蠕动，在海关的台阶上踱上踱下。他们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他们惯常的角落里，在仰靠在墙上的座椅中打着瞌睡；不过，他们还会在午前醒来一两次，彼此之间不厌其烦地讲起说过数千次的海上旧事，以及已经成为他们圈中的暗语和黑话的陈腐玩笑。
我以为，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来的督察并无大害。于是，这些好心的老先生就怀着轻松的心情和有所作为的愉快良知——如果不是对我们可爱的国家的话，至少也是为了他们的一己之私——履行海关的种种手续。他们戴着眼镜洞察着船只的货舱！他们对鸡毛蒜皮的琐事大做文章，有时却对重大隐患视而不见，任其溜过指间！每逢这样一个横祸飞来之时——当满载的值钱货物，或许在正午时分而且径直在他们毫无猜疑的鼻尖之下，走私靠岸时——，他们便以无以复加的警觉和轻捷，着手锁了又锁，还要保险地贴上封条，加上蜡印，把那艘违章偷税的船只的各条通道统统堵死。经过这样一番弥补过失，非但不能惩戒他们原先的失职，反倒似乎要为他们值得赞誉的小心大唱颂歌了；在再也无法补救的时刻，对当即表现出的这种热情，只好感激不已地加以认可。
除非人们非同一般地难于共事，我总是愚蠢地惯于和他们善意相处。对于我的同僚的优秀品性，只要果真存在，我总是优先予以考虑，并且构成我心目中他的特征。由于这些上年纪的海关官员大多品行优良，况且我予他们又处于尊长和卫护的有利于增进友情的地位，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所有的人。在夏日的午前——当酷暑几乎熔化了人类的一切家庭，而对他们半蛰伏的感觉系统只送来了宜人的温馨之际——聆听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后门口倚墙坐成一排闲聊，实在感到愉悦；此时此刻，过去几代人的连珠妙语从封冻中融化开来，伴随着纵情大笑从他们的唇间涌出。表面上看，这些长者的兴致和儿童的欢笑十分相近；不过却同含蓄幽默的睿智大不相关：那种饱含诙谐和智慧的光束，舞弄于浮面，并将光明和欣喜同时加诸葱绿的嫩枝和灰暗的枯干。然而，对嫩枝一方当真是阳光；而对枯干那一方，却更像是杉林的磷火。
读者诸君应该理解，描述我这些出色的年高朋友老迈昏聩的样子，委实不公得令人伤感。首先，我的助手们并非无一不是老人，其中自有能力出众、精力充沛的年轻力壮之士，完全优于他们的邪恶星辰将他们抛进的那种懒散和依赖的生活模式。再者，更主要的是，这些高龄的白发有时确是一处维修良好的智慧之屋的顶棚。但是，论及我这伙老人的大多数，如果我将他们统统地列为一群从另一种生活经历中没有汲取任何值得保存的教益的萎靡不振的老家伙，也绝无过错。他们似乎已然将自己愉快地多次收获并连同外壳都仔细珍藏于记忆之中的那些实际智慧的金色种子抛了个一干二净。他们谈起清晨的早点或者昨天、今天或明天的正餐，比起四五十年之前的沉船和当年用年轻的眼睛所目睹的世界奇迹，更加兴致勃勃和津津有味。
这一海关之父——不仅是这一小伙官员的，而且我敢说是整个合众国的全体可尊敬的海关人员的元老——原是某种常设稽查官。他完全称得起是税收机制的地道的正统子嗣：彻头彻尾或者更确切地说天造地设的税务官；早在如今在世的人所无法记起的年代，他那位革命时期的上校和本港当年收税官的父亲，就为他创建了一间办公室并指定他在其中任职。我与这位稽查官初识时，他已年逾八旬，或近于耄耋之年，诚然是你愿耗费终生而发现的一位最了不起的常青树的标本。他红光满面，结实的身躯上神气地套着纽扣闪亮的蓝色上装，他那轻快有力的步伐，他那精神矍铄的风采，这一切使他似是——当然不年轻了——自然之母新缔造的一种人形之身，年迈体弱休想触动得他。他那时时响彻海关的洪亮嗓门和朗朗笑声，毫无老人发声的颤音和沙嗄，而是底气十足的黄钟大吕之声，如同鸡鸣或吹号。如果将他仅仅视作一头野兽——其实难有其它看法——，从他那强壮的躯体到健康的器官，及至在如此高龄仍有享受一切——或近乎一切——他一向所追求或企望的乐趣的能力，都堪称是最无可挑剔的角色。他对海关生涯有固定收入的保障掉以轻心，对可能遭到免职绝少忧虑，这无疑对他轻松度日做出了贡献。然而，初始和更潜在的原因则在于他的十分完美的动物本性，有限的智力，以及极少的道德和精神成分；这后面一项特点确实是使这位老先生不致四脚着地走路的足够保证。他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感情深度，没有烦人的敏感；简言之，除去由他的良好健康而必然形成的快活脾性所支撑的平庸本能，他一无所长，但他尽管没心没肺，执行起公务来却受人尊敬并为大家所普遍接受。他一生中先后是三个妻子的丈夫；亦曾是二十名子女的父亲，但他们大多在童年或成年的各个年龄段不期而然地回归到大地中去了。人们会以为，这样伤心透顶的哀痛定会使最开朗的性情一再浸透昏暗的色调。但我们这位老稽查官却不在此列！简短的一声叹气便足以将这些阴沉回忆的重负一扫而光。随后，他就会像光屁股的婴孩一样准备去嬉戏了；这位收税官随时可以寻欢作乐的劲头远胜过他的一位年轻下属，而那位十九岁的青年则要比他老成持重得多。
我曾经以我自认比起对任何引起我注意的人都更按捺不住的好奇心，观察和研究过这位家长式的大人物。他确实十分稀奇古怪：以某种观点来看，他完美无缺；而在其它方面，却十分浅薄、虚妄、难以捉摸，绝对地无足轻重。我的结论是：他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头脑；如我已经说过的，除去本能一无所有；尽管如此，他性格中为数不多的东西又极其狡黠地拼凑在一起，让人难以觉察到他的缺欠，不过，就我而言，却在对他的琢磨中感到极大的满足。可能而且确实难以设想，像他这样一个凡夫俗子来世将如何生存；然而必须承认，直到最后一口气，他在这里一直好端端地生存着；虽说他不比野兽具有更高的道义感，而有广泛得多的享乐，并且和它们一样，天生不受迟暮之年的阴郁消沉之苦。
他在一点上比起他的四足兄弟们远胜一筹，那就是他有本领搜集到美味佳肴，而以食为乐正是他生活享受中不小的一部分。他的饕餮主义是十分令人愉悦的品性；听他谈起烤肉就如同咸菜和牡蛎一般刺激食欲。由于他不具备更高的素质，如此全身心地投入促进他口腹之乐、之利，并不会牺牲和污秽任何精神供奉，我总是感到很高兴和满意地听他大谈特谈鸡鹅鱼肉和各自最恰当的烹饪加工方法。无论那顿盛宴是多久以前享用的，他回忆起那些美味，就如同把烧得喷香的乳猪和火鸡端到了你的鼻子底下。他的味觉能把菜香保留不止六七十年，仍然新鲜如同早餐刚刚吞咽下的羊肉片。我曾经听过他吃饭时吧嗒嘴，当年桌旁的所有客人除去他之外，都早已辞世入土。观察那些过去菜肴的魂魄在他面前不停地站起身，实在奇异之极；它们既未发怒也不图报复，而似是对他先前赞赏并寻求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了无穷尽的欢乐表示感激。一块嫩牛腰肉，一块小牛后腿肉，一块猪排骨，一只特别的仔鸡或者一只上等的火鸡，或许早在老亚当斯[7]的时代就已经为他的餐桌增色了，如今他记忆犹新；而我们民族后来的全部经历，以及使他个人生活生辉或失色的一切事件，对他都如同过眼烟云，谈不上什么长期影响了。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论，这位老人一生的主要悲剧事件，是二十或四十年前活着并死掉的一只鹅给他造成的灾祸，那只鹅体态硕大，可是放到桌上却皮厚肉老，刀子无论如何也切不动，只有用斧头和手锯才能拆开。
不过，是结束这一话题的时候了；可是我还愿意再赘言几句，因为在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当中，这位仁兄是最适合担任海关官员的。出于篇幅所限而不便涉及的种种原因，大多数人都因为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有损道德。而老稽查却不会如此，设若他在此岗位上坚持到底，他依然会不亚于当年，而且会以同样好的胃口，坐在桌边大吃大嚼。
还有一幅肖像，缺少了它，我的海关肖像画廊就会不完整得奇怪了；但我较少的观察机会使我只能勾勒出一个轮廓。那就是对收税官的描绘：我们这位英勇的老将军，在经过辉煌的军旅战绩并随之统治了蛮荒的西部领土之后，于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度过他多彩而荣耀的一生的晚年。这位无畏的战士已然差不多度过了七十个春秋，如今只是在踱过他早年行军的余路；他年老体衰的重负，即使靠为他本人提神的回忆之军乐，也减轻不了些许。当年率队行军的步伐如今变得颤栗不稳。只有依靠一名仆人的搀扶和用手沉重地按压着铁栏杆，才能缓慢吃力地迈上海关的台阶，勉强地走过地板，来到壁炉边他习惯的座椅。他经常坐在那里，沉默而安详地凝视着熙来攘往的景色；只听得文件簌簌作响，官员们信誓旦旦，商讨工作的议论纷纷，以及随便聊天的嘁嘁喳喳；这一切声响和气氛他似乎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感觉，难以深入到他沉思的内心。他在这种宁静之中，面容温和慈祥。如果有什么事引起他的注意，他脸上就泛起礼貌和兴致的表情，证明他心中尚有光明，只是智慧之灯的外设滤光片才阻挡了光线的四溢。你越深入地穿透他的头脑，那里的实体就越坚牢。当无须他进行耗费明显精力的说或听时，他的面孔就暂时陷入先前那种毫无笑意的平静表情。看到这副样子，人们并不难过，因为尽管消沉，并没有风烛残年的那种痴呆。他生就的强劲的高大身材，也没有垮得老态龙钟。
然而，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去观察和判断他这个人，其难度犹如依据一座已然坍塌的发灰的旧要塞的废墟，比如说提肯德洛加[8]，在想象中去追溯和重现其昔日的雄姿。那里或许时断时续地有保存还算完整的城墙，但其余地方则只有不成形的土堆，那种粗笨的样子依稀显出当年的强固，然而随着多年的和平和荒废，布满了野草和不知名的苇丛。
但当我深情地望着这位老战士——因为我们之间虽然很少交谈，但我对他的感情仍和所有认识他的两足和四足动物的一样，用“深情”一词恐怕并无不妥——时，仍能抓住他的肖像的特征。其突出之处便是高贵和英雄的品性，表明他赢得了显赫的名声绝非偶然而是理所当然。我认为，他的精神绝不可能以一次困难的行动来标志；而应该是在他人生的任何阶段为激励他的行动所需的一种冲动；那他一旦被激励起来，便会克服障碍，达到一定的目标，成为一个一往无前和无往不胜的人。当年洋溢着他本性的那种热情，至今仍未消失，而且绝不属那种火苗中一闪的光焰；而是如同冶炼炉中炽铁的深红的辉光。沉重、结实、坚定：这就是描绘他的字眼，尽管在我所说的那时候，他已经不宜时地被衰老所笼罩。但即使在彼时，我仍然可以想见，在某种可以深入到他的意识中的激励之下——由响得足以唤醒他那并非死去、只是沉睡的全部精力的击鼓之声激起——，他仍能像抖掉病人的长袍一般甩掉他的虚弱，抛弃年龄的拖累，抓住战剑，再次以勇士的姿态一跃而起。而且在这种紧张时刻，他的举止仍会镇定自若。这样展示他，当然只是想象中的描绘；既不是预言，也不是期望。我在他身上所见到的——那是如老提肯德洛加要塞不可摧毁的壁垒已被引为最恰当的明喻一样显而易见的——是或许在他早年就已牢固形成的那种顽强深沉的坚毅；是和他的大多天赋一样隐藏在有些沉重的一大团东西之中，如同一吨铁矿一样的那种不肯柔顺驯服的正直；是和他在齐皮瓦[9]或伊利要塞率众与敌人白刃战同样强烈的那种慈悲心肠，我认为这种军人的慈悲和当年任何或所有的慈善家的好争论同出一辙，都是真诚的戳记。他曾亲手杀人，亦未可知——在他那充斥着胜利能量的精神的冲锋陷阵面前，人们自然是如同扇镰横扫之下的草叶一般纷纷倒了下去；但即使如此，他心灵中绝无丝毫落井下石的残忍。我既然了解他，就会对他固有的善良充满信心地做出呼吁。
在我遇到这位将军之前，许多人物——以及那些在一幅素描中做出过丝毫不爽的类似贡献的人——应该已经消失或是模糊了。一切纯粹的优秀品性通常都是最为昙花一现的；大自然并没有以植根于腐朽的罅隙、并从中汲取必要营养的新的美好的绚丽来为人类的废墟生色增辉，恰似在提肯德洛加要塞的遗址上自然播下的爬墙花无济于事一般。不过，即使在优美方面，也还有值得一提之处。不时会有一束幽默的光辉射穿朦胧阻隔的面具，愉悦地在我们的面孔上闪烁。在跨过童年和少年之后，在成年男子身上绝少看到的天生的优雅品性，在将军对鲜花的美艳香馥的喜爱中却显而易见。人们会认为，一名老兵只会将肩上的带血的桂冠引以为荣，但这里却有一个老战士对花卉似乎怀有少女般的倾心。
这座壁炉近旁是勇敢的老将军常坐之处，而督察——只在绝少的避犹不及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肩起难负的重任去投入一场和他的谈话——则喜欢远远地站着，观察他那安详甚或近乎昏睡的面孔。他似乎与我们远离，虽说我们不过在数码之遥的地方看着他；他似乎偏处一隅，虽然我们走过他椅边时近在咫尺；他似乎不可触及，虽说我们只要伸出双手就可与他的手相握。或许，他生活在他心目中的那个比收税处这个不宜的环境更为真实的境界之中。阅兵的分列式正步走，战场上的喧嚣嘈杂，旧时雄壮军乐的轰响奏鸣，这些三十年前听到的音响——这样的场面和声音，或许都活跃在他的感官之中。与此同时，商人和船长，潇洒的职员和粗鲁的水手在办公室中进进出出，活跃的商务和海关生活在他周围不停地悄声进行，无论这些人还是他们的事务，老将军都似乎保持着最远的距离。他如同一柄旧剑——如今虽已锈蚀，但曾在战场上闪耀，至今沿其锋刃仍在熠熠生辉——似的无用武之地，他同助理收税官办公桌上的墨水台、文件夹和红木尺格格不入。
有一件事对我重塑和再造尼亚加拉[10]边境的这位高大健壮的武夫，这位具有真实和简单能量的人，颇有助益。那就是回忆他那值得铭记的话语：“让我试试，先生！”——这句话是处于绝境之际他挺身做出壮举时脱口而出的豪言，体现了新英格兰的那种知难而进的刚毅精神和气魄。如果说，在我国，英勇行为可以获得授勋的殊荣，这句话——似乎说起来容易，但只有他在面临危险而光荣的使命时才说过——正是将军的臂章上最美好和最恰当的铭文。
要使自己惯于与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那些与自己的志趣不相符，并且其圈子和能力都需要自己跳出自我才能赞赏的人结伴相处，这对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健康是大有裨益的。我生活中的众多偶然，经常为我提供这种便利，但从来不如在我坐办公室的连续生涯中那么充分和多变。尤其有一个人，对他性格的观察给予了我对天才的新概念。他生来独具一个商人的种种禀赋：果断干脆、精明老练、头脑清晰，具有看透一切疑难的目光和如同一个巫师挥动魔杖般地将那些疑难挥之即去的工作能力。他自幼在海关中长大，对这里的活动更是驾轻就熟；许多错综复杂的生意，在门外汉看来乱作一团，在他眼前却井井有条。依我之见，他如同他那个阶级的楷模似的矗立着。确实，他本人就堪称是海关，或者无论如何，是驱动各式各样相关的齿轮运转的主发条。因为在这样一个机构之中，所任命的官员都是谋求个人私利和方便的，很少首先顾及是否与所担负的职责相称，所以也就没必要去寻求自身所缺乏的本领。于是，出于一种不可避免的需要，恰如磁石对铁屑具有吸引力一般，我们这位商业天才就把别人遇到的困难都拉到了自己跟前。他会怀着一种轻松的降贵纡尊和对我们的愚蠢——在他那有条理的头脑看来几近犯罪了——的善意宽容，当即易如反掌地将费解之事变得如同白昼般清晰。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亚于我们这些圈内的朋友。他的正直是完满的；对他而言那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胜似一种选择或道义，无非是像他那样具有出众的清晰和精确的头脑的人的主要条件：办事就是要忠诚老实和有条不紊。他良心上的一个污点，犹如他职业范围内的任何问题一样，同样会使这样的人烦恼，而且在程度上要远远大于账目平衡上的讹误，或者记录本上满好的一页纸上的一个墨渍。简言之，——而且在我的生活是个罕见的例子——我遇到了一个完全适合自己所处环境的人。
我如今发现与自己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既然我被抛进了一个与我以往的习惯颇不相同的职位，只有使自己从中认真撷取可能存在的任何裨益了：在这种听天由命的状况下，我正是这样化弊为利的。在经历了与充满梦幻的同俦们共建布鲁克农场[11]的艰苦而不切实际的试验之后，在经历了在爱默生[12]这样的有智有识之士的微妙影响圈内的三年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同埃勒里·钱宁[13]在阿萨别斯的篝火旁所度过的那些纵情狂想、忘乎所以的自由日子之后，在经历了与梭罗[14]在瓦尔登他的隐居茅屋中有关松树和印第安遗迹的谈话之后，在经历了由于赞赏希拉德文化的古典精美而变得吹毛求疵之后，在经历了在朗费罗[15]的炉边浸润了诗情之后，——终于到了我活动一下我本性的其他官能并用迄今我毫无胃口的食物来滋补自己的时候了。即使那位老稽查为了换换口味，也属意于我这样一个曾结识过阿尔考特[16]的人。我认为，这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一个均衡稳定的系统和不缺任何基本部分的完善的组织；有了这些值得记忆的同仁，我可以同个性完全不同的人立刻融溶在一起，而且从不低声抱怨这种改变。
文学，无论其实践与目标，如今我已很少有时间去考虑，在这一阶段，我根本没了读书的爱好；文学已经超越了我。大自然，在地球和空中发展着的大自然，在一种意义上，已为我的目力所不见；而一向脱俗的所有富于想象力的愉悦，也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如果说还有一种官能，一种禀赋，依然存在于我身上，也暂时毫无生气了。倘若我没有意识到，在回首往事时我还可以选择那些有价值的经历的话，在上述这一切变化中就会有某种伤感，某种难以尽言的令人消沉的东西。确实，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泰然地长久持续下去的；否则，很可能无须我改变外形——那倒是值得我花费时间去做的，我就会永非故我了。然而我从来认为这仅只是权宜的生活。一种预言的本能始终在我耳畔低语：在不长的时期内，只要海关的新变动于我大有裨益之时，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
与此同时，我在那里当起了税收督察，而且恪尽职守。一个有头脑、有想象，又很敏感的人（假定他的这些品性较之督察胜过十倍），只要他一心不嫌麻烦，随时都可能成为风流人物。我的同僚，以及我的职责使我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商人和船长，没有对我另眼相看，恐怕也没有把我当成另一种人。我估计，他们当中谁也没读过我的一页作品，即使读过我的全部著作，也不会因而对我刮目相看；而且，设若那些同样无足轻重的书页出自彭斯或乔叟[17]式的手笔，何况这二位也曾和我一样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担任过海关税吏，也依然于事无补于万一。对于一个梦想在文学上取得声望并以此跻身世界名流之列的人来说，从他的追求获得承认的狭窄圈子里撤开一步，看看在圈外他的成就和他的目标是多么微不足道，倒是一个绝好的教训——尽管常常是一颗苦果。我并不是说，我特别需要这种教训，无论是事先的警告抑或事后的指责，不过，我毕竟还是充分地汲取了这种教训；我也不是说，我从这种反省中得到了欣慰，即使当这一真理为我所充分理解时，会造成我的痛苦，或者在叹息中加以抛弃。在涉及文学的谈话中，那位海军军官——他是个出色的伙伴，和我同时进入海关，比我稍迟一些离开那里——，确实常常与我探讨他最喜欢的拿破仑、莎士比亚或诸如此类的话题。还有那位资浅的收税官——据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这位年轻的先生偶尔会在山姆大叔的信笺上写满（从几步之外望去）颇像诗歌似的东西——也不时和我谈起书籍，大概因为这是我之所长吧。以上便是我的全部文字交往了，对我的需要也就足够了。
我不再追求或介意我的姓名到处在书籍封面上闪光，我微笑着思忖，如今已经另有时尚了。海关的标记用黑色油墨漏印在辣椒口袋、染料篮子、香烟盒子以及各色各样必须缴纳关税的商品的包裹之上，以证明这些货物已付过进口税金，正常通过了海关。我的知名度由这样奇怪的声誉之舟佩戴着，就此传播到此前从未企及而且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要去的那些地方。
然而往昔并未消逝。那些曾经似是十分旺盛和活跃、后来又悄无声息地休眠的思绪，往往再次萌生。往事在我心中复苏的最值得注意的一次机会终于将其带进适宜的文学法则之内，于是就产生了我现在正撰写的这篇随笔奉献给公众。
海关大楼的二层是一个大房间，那里的砖墙和木椽从未饰以护墙板或加过油漆粉刷。这个大房间——其设计规模的初衷是适用于旧时的海港商贸公司的，可惜对未来繁荣的设想却始终未得实现——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其使用者所知的利用方案。因此，位于收税部门上方的这座不实用的大厅迄今尚未竣工，尽管昏暗的大梁上布满陈年蛛网，看来仍在等待木匠和泥水匠来收拾。房间一端的凹处，一个摞一个地堆着许多圆筒，里面塞着成捆的文件。还有大量的类似废纸零乱地堆积在地板上。想起来令人伤感：多少天、多少周、多少月、多少年的辛辛苦苦曾经耗费在这些陈腐的文件上，如今只落得个地面上的累赘，隐藏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再也不被人瞥上一眼。联想起来，又有多少令纸的其它手稿——上面写满的不是枯燥乏味的官方文牍，而是由创造性的头脑撰写出的思想，由深刻的心灵喷泻出的丰富抒情——也同样湮没无闻了；尤其令人不忍的是，那些书稿即使在当年也未曾像这些遍地堆放的文件那样为某种目的服务过，未曾像这些信笔涂鸦的表格为海关职员带来舒适的生活一般给那些作家赢得安逸！或许，这些文件作为地方志的史料也未见得毫无价值。无疑会从中发现萨莱姆先前商业的统计数字，以及那些名冠一时的商界巨子——德比老王、老比利·格雷、老西蒙·弗列斯特——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的回忆录；在他们堆积如山的财富开始萎缩之前，他的戴着敷了白粉的假发的头颅是难以在坟墓中瞑目的。如今构成萨莱姆的贵族阶层的大多豪门的奠基人，可以在这里找到踪迹，从通常大大迟于革命时期他们尚不为人知的小本经营开始，上溯到他们的子孙视为早已确立了显要地位的年代。
革命之前，记载欠缺；海关的早期文件和档案，大约在国王的官吏们伴随着英国军队从波士顿溃逃时，被携往了哈利法克斯。我始终将此引以为憾，因为回溯到摄政时期[18]前后，其文件必然包含着那些被遗忘或被缅怀的人物的参考资料并涉及古老的习俗，它们所赋予我的乐趣，是不亚于我在老宅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箭头时的心情的。
一个雨天，我闲来无事，却有幸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在堆积在屋角的废纸堆中翻找，展开一份又一份的文件，浏览着那些早已沉没在海底或锈蚀在码头的船舶的名称，以及一些商人的姓名，这些商人如今在交易所闻所未闻，他们长满青苔的墓碑上的铭文也不再清晰可辨。看着这些物件，我有一种耗在已故的活动的尸体上的那种哀伤、萎靡和勉为其难的心情——由于无补于事而有些懒洋洋地驰骋着我的想象：从干枯的骨骼升腾起老城那辉煌的一面的形象，当时，印度还是一片陌生的新地域，只有萨莱姆才知晓通向那里的航道——我的手碰巧放到了一个小包裹上，那是一张用古老发黄的羊皮纸仔细裹起来的。这个封包有一种久远年代的官方记录的外观，那时候的公职人员都用工整而正规的手书写在比起现在所用的要坚牢的材料上。那东西顿时引起了我本能的好奇心，促使我解开了褪色的红色丝绳，仿佛一桩财宝即将见到天日了。我打开折得死死的羊皮纸封套，发现原来是一纸委任状：由雪利总督亲笔所写并加盖了印章，任命一位名叫乔纳森·普的先生为英王陛下治下的马萨诸塞省海湾的萨莱姆港海关督察。我印象中曾经读到过（大概是在菲尔特的编年史中）大约一百六十年前的一则普督察先生的讣告，亦曾在近期的一张报纸上看到过一条消息，记述了在圣彼得教堂重修期间，在其小墓地中发现了普先生遗骸的始末。如果我所记不差的话，我的这位可尊敬的前辈只留下了残缺不全的骷髅，一些服饰的碎片和一套庄严地拳曲着的假发——这假发不同于它一度装饰过的头颅，保存得十分完好。但是，当我验看由羊皮纸委任状包着的文件时，却发现了普先生在拳曲的假发覆盖下的可敬的头颅之内的运转，即普先生的精神生活的蛛丝马迹。
简言之，那是非官方的、具有私人性质的记录，至少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而且显然出自他本人的手笔。我可以推测，这些材料夹在海关的废纸堆内，只是由于普先生的猝死，而且他大概是把这些材料放在了他的办公桌内，他的继任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以为是与税收营业有关了。在向哈里法克斯移交档案时，既然已知这包东西与公务无涉，也就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启过封。
这位百余年前的督察——据我推测，早年间他很少受与职务相关的生意的烦扰——似乎把颇多的闲散时间的一部分致力于地方古董收藏家式的研究和类似性质的其它探讨。这就为原本会生锈的头脑提供了琐细活动的资料。他的部分事实不久后在构思题为《通衢》的文章时对我大有助益。其余的也会在今后用于同等价值的目的；或许，假若我对故土的敬重激发起我的虔诚的使命感，从而就此编纂出一部萨莱姆的正规历史亦未可知。与此同时，任何一位贤者如果愿意并且有此能力，亦可利用这些材料，也就把我从这种劳而无功的任务中解脱了。我考虑，最终的处置方案是将其交付埃塞克斯历史学会来保管。
在那个神秘的包裹中最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与一块磨损褪色的红色细布相关的某一事件。红布上面依稀尚有金线刺绣的痕迹，但已朽得不见原样，看不出光泽了。显而易见，那是极其美妙的针线活，据精通此种神奇手艺的女士向我确认，那种针黹手艺如今业已失传，即使辨别出针脚和缝线，依然无法复原。仔细辨认，便可看出这块猩红的破布片——由于长年累月的佩带和亵渎的虫蛀，已经损毁成只是一块破布片了——呈一个字母的形状。是大写的A字母。精确量来，每个笔画恰好是三又四分之一英寸长。毫无疑问，原先是用作衣裙上的装饰品的；至于当年如何佩带，或是表示什么等级、荣誉和尊严，这个谜（世界上这类具体的东西千奇百怪）我却无从去猜测了。但它却莫名其妙地引发了我的兴趣，使我目不转睛地对着这个古老的红字盯视不已。诚然，其中必有最值得探究的深意，这个神秘的象征实际上散发出的内涵，巧妙地传达给我的感觉，颇值我用心揣摩。
就在这样茫然之际——并且思索着，除去其它假定之外，这个字母会不会是白人设计出来饰在身上以引起印第安人注目的呢——便拿起放在胸前一试。当时我似乎感到——读者尽可以发笑，但切勿怀疑我的话——，我似乎感到：我经受了一种震惊，既不完全是又几乎就是肉体上的一阵烧灼，仿佛那字母不是红布做的，而是一块滚烫的熨铁。我一惊之下，便不由自主地松手把它抖落到地上。
由于我专心注意那红字，却一直忽略了红布包着的一小卷烂纸。此时我打开一看，竟满意地发现上面是老督察的笔迹，相当详尽地记述了事情的始末。其中有几大张信纸讲的是一位名叫海丝特·白兰的妇女生平的许多具体言行，看来她在我们先辈的心目中是个颇为令人瞩目的人物。她生活的年代约在马萨诸塞初创至十七世纪末叶之间。普督察先生所记的是当时一些老人的口述，他们儿时曾经见过她：虽然上了年纪，但并非老态龙钟，而是外貌端庄。从某个几乎难以记忆的日子起，她便惯于在乡间四出助人，像是一位志愿看护，尽其所能做着各种有益的杂务；还以对别人在各方面，尤其在关乎心灵的问题上，提出她的忠告为己任；由此，她这样一个助人为乐的人必然赢得许多人对她犹如对天使般的尊重，但我也设想，同样会有些人把她当作一个爱管闲事的疯子。再往下读那份手稿，我还发现了有关这一奇特女性的其它情况和所遭苦难的记载，读者自会从题为《红字》的故事中得窥其大部；请大家牢记，该故事的主要事实均证据确凿，自有普督察先生的文献足资证明。原件及那块布制红字本身——一件十分奇妙的文物——仍存我手，可向由该故事引起兴趣并愿一睹实物的任何读者无偿展示。既然我已经为这故事修饰润色并对影响书中人物情感的表现和动机加以虚构，就不该误认为我把自己限定在老督察那六七页大信笺的资料里，不越雷池一步。恰恰相反，我任凭自己的想象驰骋，几乎或完全不受约束，仿佛全部事实都出自我本人的创造。我所力争的只是其轮廓的真实性。
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将我的思绪引向了往事的轨迹。这里似有一个故事的基地。仿佛让我看到了百多年前的老督察，穿着他的袍服，戴着他那一成不变的假发——虽和他一起葬入坟墓，但并没有朽烂——在海关弃置的房间中和我会了面。他的神态中有一种庄严，那是肩负国王的使命并感戴于陛下那炫目的辉光的人才有的。而共和制的一名官员那副自惭形秽的模样，天啊，又是多么不同啊！如今的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最无足轻重，比他的主人的最下层还要低下。老督察的身影虽然看上去模模糊糊，却神气十足，用他的鬼影绰绰的手把那个红字的象征和那一小卷说明文字亲自交给了我。他用自己那鬼声告诫我，要我郑重考虑我对他的孝道和敬重——把他看作我职务上的先辈是十分合理的——，把他那份虫蛀并发霉的呕心沥血的手稿公之于众。“把这件事办了吧。”普督察先生的鬼魂一边说着，还一边点着他那戴着令人难忘的假发的堂皇的头，以示强调——“把这件事办了吧，一切好处全都归你自己！你不久就需要这份材料了；因为你们现在的时代和我们那时不同了，那时候，一个人的职务是一种终身契约，往往还能传给子孙后代。不过，在白兰老女士这件事上，我要托付你，这一理所当然的信任就是对你前辈的忆念！”我也就对普督察先生的鬼魂回答说：“一定照办！”
于是我便对海丝特·白兰的故事浮想联翩。当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时候，或者当我从海关的正门到侧面入口的范围内上百次地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始终都在思考这个题目，不知用了多少小时。我那连续不断地往返走动的脚步该是多么无情地惊扰了老稽查员、过磅员和收税员在地下的长眠啊，他们一定厌烦透顶了。他们记起自己原先的习惯，就会说，是督察在后甲板上散步呢。他们大概会以为，我唯一的目的便是糊口果腹——确实，一个健全的人所能从事的自主的行动只能是以此为唯一的目的了。而且说实在的，时时沿走道吹着的东风所加剧的食欲，已经成了如此不倦的练习的唯一有价值的结果了。然而海关的气氛对敏感和想象的精妙收获实在太不相容，假若我在这里的职务持续上十届总统任期，我怀疑《红字》的故事还能否奉献到公众的眼前。我的想象力是一面失去光泽的镜子，对于我苦心孤诣充塞其中的人物，不肯映出或者只照出模糊得令人难过的形象。无论在我智慧的锻造间中如何加热，故事中的那些人物既不温暖也不柔顺。他们既没有激情的光焰，也没有伤感的脆弱，始终全是僵尸，只是面带轻蔑挑衅的狞笑，死死盯着我的面孔。“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对虚幻的家族一度所拥有的那些微权力已经离你而去了！你用它换成政府给的菲薄的金币了。那就走吧，去赚你的薪水吧！”简言之，我自己想象中的这些几乎蛰伏的人物揶揄着我的低能，而且也没什么不公平。
我的每日生活，不仅仅在山姆大叔有权占有的那三个半小时中深为烦人的麻木所左右。那种感觉还伴随着我去海滨散步，去乡间闲逛，以至随时随地与我寸步不离——在为数不多而且不很情愿的情况下，我鼓励自己去寻求大自然魅力的滋补，过去每当我跨出老宅的门限时，总会使我思路十分清新活跃。使我智力活动迟钝的这同一种麻木，又陪同着我回家，在我十分荒谬地称作书斋的我那房间里，压抑着我。直到深夜，当我坐在僻静的客厅中，只靠月光和煤火照亮，殚精竭虑地进一步勾勒着虚构的场面，以便第二天可以在缤纷描绘的纸页上放射光芒的时候，这种麻木仍不肯离我而去。
既然想象的功能在这种时刻拒绝启动，也就不便勉为其难了。月色射进一个熟悉的房间，白花花地落在地毯之上，把图案照得清晰可见——虽然把一切物体都照得纤毫毕现，但仍不能与晨光与午日的可见度相比——这正是一位罗曼史作家同他虚幻的人物结识的最适合的中介。这里有熟知的住所的小小家居场景，有一把把特色各异的椅子，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个针线筐、一两卷书和一盏没点的灯，还有沙发、书柜、墙上的画——这些细部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全都被这非比寻常的光线照得活灵活现，仿佛失去了物质的实体，而变成了有灵性的东西。在经历这场变化并由此获得的这种尊严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太小太琐碎可言的。一只童鞋，一个安放在藤条小车内的玩具娃娃，一个摇动木马——以及诸如此类的物件，简言之，白天用过或玩过的东西，此刻虽几如阳光下那样生动地呈现着，却被赋予了一种生疏幽远的品性。于是，我们熟悉的这座房间的地面，变成了一个中间地带，介乎真实世界和缥缈仙境之间，实在和虚幻可以相遇，并以各自的本质相互浸润。鬼魂可以步入此地而无须使我们惊惧。设若我们环顾四周，发现了已经离去的亲人的形体，此刻却静悄悄地坐在这神秘的月色之中，那副神情会使我们捉摸不透它到底是从远方归来了呢，抑或从来没在我们的炉边挪动过，由于我们已经如此身景合一，定当见怪不怪了。
不知何故有些发暗的煤火，在形成我要描述的效果中，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那煤火射出无孔不入的光芒，照遍全室，为墙壁和顶棚涂上一层黯淡的红晕，从锃亮的家具上映出辉光。这暖光与月色的清冽灵性融为一体，实际上把人心的柔情和敏感传达给虚幻出来的形体，将其从雪人变成了男男女女。我们瞥上一眼镜子，就会看见——在那镜框之内的深处——半熄半燃的无烟煤闷火的红光，地板上的银白月色，以及这幅画面的全部明暗的反反复复，其中有一个人从现实进一步向前移动，更接近了想象。于是，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场面，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如果还不能幻想出奇妙的事情，并使其栩栩如生的话，他就再也不需要撰写罗曼史了。
但是，对我来说，在我的全部海关生涯中，月色与日光和炉火泛亮，在我看来都十分相像，哪一个也不比摇曳的烛光更有助益。所有的感受和与之相联的天赋——谈不上丰富多彩或价值连城，都是我所拥有的最佳禀性——全都弃我而去了。
不过，我依然坚信，只要我尝试不同次序的结构，我的才能就不会如此不得要领和毫无灵验了。比如，我完全可以满意地写出一位退休船长成了稽查员的故事，由于他那口若悬河的讲故事的天才，几乎没有一天不使我捧腹大笑和敬佩不已，我如果不加以叙述，实在是老大不敬。假如我能保存他叙事风格的形象生动的力量以及生活传授给他的加在描写中的幽默色彩，我心悦诚服地相信，其结果必会在文学上平添新意。不然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另谋一项更严肃的任务。由于这种务实的日常生活如此紧迫地压在我身上，当我那不可捉摸的美丽肥皂泡每时每刻都因和某些现实环境的粗糙接触而破灭时，试图把我自己抛回另一个时代，或者坚持要凭空创造另一个天地的模样，是愚蠢的。更聪明的办法，是把力量用于将构思和想象渗透进晦暗而实在的现今，并使之成为明亮的透明体；用于把开始变得如此沉重的负担升华到脱俗的程度；用于坚定地寻求隐藏于烦人的琐事和我如今所熟悉的普通人中的不可摧毁的真正价值。咎责在我。在我面前展开的生活篇章之所以看似枯燥乏味，只是因为我没有挖掘更深层的含义。我将要写出来的最好的书就在那里：仿佛由飞掠而过的现实所写就的篇章一页页地呈现在我面前，然而仅仅由于我的头脑没有顿悟，我的手指又缺乏熟巧，而未能将其记录下来，致使那些篇章又以下笔如飞的同等快速消逝了。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会记起些许片言只语和断章碎节，将其书写下来，使纸页上的文字变作黄金。
这种感觉来得太迟了。此时此刻，我只意识到：本来是乐趣的体验如今成了无可奈何的折磨。对于这种状态是没有什么理由可大为哀叹的。我已经不再是勉强写些粗劣故事和散文的作家，而成了一位说得过去的海关督察了。如此而已。然而，无论如何，也只能认定是受着一种疑虑的笼罩：智力已经衰退，或者如同乙醚从小瓶中逸出一样，不知不觉地就散失了；因此，每瞥上一眼，你只会发现一种不那么容易挥发的更少的残存物。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经过验证我自己和其他人，我就政府机构对人性格的影响得出了结论：对我们如今所谈论的这种生活方式颇不以为然。或许，今后我会以一些别的形式来发展这种影响。目前只要说一点就够了：一位长期担任海关官员的人很难具备值得称道和受人尊敬的人格，个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他维持局面靠的是职位，另一条则是这种职业的本质，虽说我相信是诚笃的，却属于将一个人排斥在人类的共同努力之外的那一种。
一种影响——我相信在每个踞有这种职位的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显而易见——便是，当他依傍着共和制的强大手臂时，他本人特殊的能力便会离他而去。他失去了自立的能力，其程度与他本来禀性的强弱成比例。如果他具备与生俱来的非同一般的能力，而那种职位上的较弱的魔力在他身上作用的时间又不太久的话，他失去的力量尚可赎回。被免职的官员——这种不讲情面的撤职及时地把他推回了一个拼搏的世界，由他去奋争，总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倒可以就此回归他的自我，恢复他本来的面目。可惜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一般地说，他总要坚持他的岗位，直到毁掉自己，然后心力交瘁地离职，充其量也只能沿着崎岖的生活小径，踽踽而行了。他既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他历经锻炼的刚性与柔性已全然失去——，在随后谋求外界对他的支持时，便永远是茫然四顾，心情怅惘了。他那持续不断并无处不在的希冀——面对一切沮丧却无视其无能为力，这种希冀无非是让他终生魂牵梦系的幻觉，而且依我之见，如同阵阵发作的霍乱的痛苦一般，在他死后还要折磨他一个短时间——只是不久之后有朝一日能够喜从天降，让他重返官场。这种胜过一切的寄托成了他事业心的精髓，使他拒不考虑从事任何其它事情的可能性。既然过不多久，他的山姆大叔的强有力的手臂即将提携和支持他，他又何必胼手胝足、历尽艰辛从泥泞中向外挣扎呢？当他不用多久，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吧，就能从他的大叔的钱袋里拿到一小堆亮闪闪的金币，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为糊口而工作或者到加利福尼亚去淘金呢？微不足道的官瘾竟足以使一个可怜的家伙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看起来奇怪，却是多么可悲啊。山姆大叔的金币——并不意味着对这位高尚的“老先生”的老大不敬——就这一点而论，无异于魔鬼的工薪那样能够惑人。无论谁触摸到那种金币，务须小心为妙，否则，他会发现这笔交易对他苛刻不利，他付出的即使不是他的灵魂，也会是他的许多优秀品质：他的毅力、勇敢和不懈，他的真诚、自立以及一切值得重视的阳刚之气。
这是多么精致的远景展望啊！并非督察本人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一教训，或者由于连任或撤职而承认他已经不可救药。无论如何，我的反应并不是那么惬意的。我开始变得孤僻和不安；不停地内省，以便发现有哪些可怜的特性业已消失，对于其余部分的损坏又已增长到何等程度。我竭力计算着我还能在海关待多久而尚能保持人格。说实话，我最忧虑的——因为绝不会有某条政策要培养我这样的沉默寡言的人，也难以有什么规定从本质上要一位政府官员辞职——，因此也是我的主要烦恼，便是我会在督察的任上变得须发苍白，未老先衰，像老稽查那样完全判若两人。我所面对的这种日复一日的冗长乏味的办公室生涯，难道不会像伴随我这位可尊敬的朋友一般使我终老此生，把正餐时间当作一天的中心，而把其余的时光像一条老狗似的用来在阳光下或阴凉处瞌睡吗？一个人如果觉得如此虚掷他的才能和情感便是幸福的最佳定义的话，这又是多么阴郁的期盼啊！然而，我始终在庸人自扰罢了。上天为我考虑妥了比我为自己所能想象的更好的安排。
我任督察的第三年，发生了——用“本教区执事”的口吻来说——一桩非凡事件，便是泰勒将军[19]当选为总统。为了全面估价官僚生涯的优越性，必须从一开始便观察一个采取不友善态度的执政者。当时他的地位令人出奇地厌倦，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人难以接受，一个倒霉鬼恐怕也不过如此任职了；由于颠来倒去也少有好的选择，即使可能是最好的事情，在他面前也像是最坏的了。他被一些既不爱戴又不理解他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既然伤害和感激二者必居其一，他是受到他们伤害而不是得到他们感激的；对于一个又骄傲又敏感的人来说，了解这一点倒是满奇妙的体验。同样奇妙的是：一个在征战中始终泰然自若的人，居然要在凯旋之时观察嗜血行为的肆虐，何况他明知道他本人就在目标之列！人类本性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倾向更丑陋的了——我如今目睹的这种特性是在不比他们的邻人更坏的人们身上——：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伤害他人的权力就变得更残忍了。如果加诸公务员身上的这种断头台当真是事实而不是最贴切的比喻的话，我倒衷心相信，获胜党派的狂热分子们会激动得足以砍掉我们所有人的头颅，并感谢上苍给予了他们这一机会！在我这样一个无论胜负都始终是平静和好奇的旁观者看来，这种凶狠恶毒的怨恨报复精神如今在辉格党人身上的突出表现，是我所属的党派在取得众多胜利时所从未有过的。民主党人掌权，一般地说，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份权力，而且还因为多年的实践使之成为政争的规律，即：除非宣布了另一种制度，否则低声抱怨便是一种懦弱的行径。不过，长期习惯于获胜，使他们慷慨大度了。当他们看准机会时，懂得如何网开一面；而当他们下手时，斧头确实可能是锋利的，但斧刃上却绝少恶毒；而且他们也不惯于对刚砍下的头颅不光彩地再踢上一脚。
简言之，我无非是处境堪忧而已，却有足够的理由庆幸自己处于失败的一方而不属于获胜的一派。如果说此前我从来不是什么最热衷的党徒，而如今当此危难之际，我却开始对我所偏爱的党派密切关注了；根据对机遇的理智的估量，我不无遗憾和惭愧地看到，我留任的前景要优于我的那些民主党人兄弟们。但是谁又能看透鼻尖前一英寸的未来呢？我的头颅竟然是第一个落地的！
我倒认为，一个人头颅落地之时，绝少是他一生中最为惬意之际。然而，如果遭难者能够把落到他头上的这场灾难变成好事而不是坏事，哪怕如此之意外，也同我们的大多不幸一样，总会有补救和安慰的途径。就我的具体情况而论，安慰的题目唾手可得，事实上，这个题目早在需要派上用场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就已在我的冥想当中出现了。考虑到我先前对官场的厌倦和隐约的辞职念头，我的幸运有些类似一个原本乐于接受自杀的人却刚好遭到了谋害，尽管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我在海关和先前在老宅一样，度过了三个春秋，这样的任期长得足以要休息一下疲惫的脑筋了，而且长得打破了文人墨客的老习惯，有了养成新习惯的余地，还长得——实在太长了——无法再在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下生活，做着对任何人来说都确实既无益又无趣的事情，使自己不得在这个世界上耕耘，或者至少无法平息内心不宁静的冲动。再者，我这位卸任督察对于遭到无礼解职，毫无被辉格党人视作敌人的那种不快，这是因为我怠于政治事务——我宁可自由自在地在大家都会相遇的广阔静谧的田野里闲逛，也不愿在同仁们互相回避的那些狭窄的小径上拘束自己——，有时使我的民主党兄弟们怀疑我是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如今，在我赢得了殉难的桂冠之后（可惜再没有头颅可戴了），上述的疑问看来是有了答案。最后，我生性并不英勇，在我乐于支持的党派落败、众多能人倒台之际，我遭到撤职，总要比当一个孤零零的幸存者看起来正派得多；何况，在仰仗一个不友好的政府的施舍吃了四年的残羹剩饭之后，总算被迫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又何必要索取一个友善的政府的更羞辱人的恩赐呢。
与此同时，新闻界抓住了我这件事，使我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屡屡见报，令我陷入绝境，如同欧文的无头骑士[20]一般；直叫我哭笑不得，巴不得像政治僵尸应得的下场那样被埋葬掉。关于我的自我比喻就不多赘述了。那个真人，肩上可始终长着头颅，已经为自己得出了自我安慰的结论：一切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于是便对墨水、纸张和钢笔进行了投资，打开我长期弃置未用的记事本，重新当上了作家。
现在，我那位早先的前任普督察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开始活跃起来。由于长期闲散，我的思维机器已经生锈，要想写出效果令人比较满意的故事，总需要一点时间。即使我的思绪最终几乎全神贯注到这一任务上，但在我看来，由于被和暖的阳光反衬得过于令人不快，却对柔和了几乎所有的自然景象和现实生活、并且无疑会柔和其每一幅画面的温情和亲切的影响展现得过少，这故事总有一种严峻的昏暗的外观。这种无法迷人的效果，或许是由于仍处于尚未完成转变的时期，故事尚在成形中的骚动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的头脑中缺乏兴奋的情绪，因为当他在这些毫无阳光的幻想的朦胧中徘徊时，比起他告别老宅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感到高兴。构成本卷的一些较短的文章便是我从公务生活的艰辛和荣誉不自主地退出以来所写就的，其余的则辑自报刊，内容都是当年广为流传、如今又经创新的故事[21]。由于全集都贯穿着关于政治断头台的隐喻，书名可考虑定为《一位被砍头[22]的督察的遗稿》；而我即将收笔的此篇随笔，如果对一位谦虚君子来说，生前就公之于世显得过于自传化的话，大可认为他是行将就木前所书而予以原宥。愿全世界都安息吧！我祝福我的朋友们！我原谅我的敌人们！因为我已经置身于安详王国之内了！
海关生涯如同身后的梦幻。那位老稽查——我顺便遗憾地说，他不久前坠马身亡，否则必然会一直活下去——连同和他一起坐在海关收税处的所有那些年高德劭的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些影子：在我的想象中曾时常追随的那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形象，如今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商人们——平格里、菲力普斯、谢帕德、厄普顿、金保尔、勃特拉姆、汉特以及半年之前与我熟稔如故的许多别的姓名——，那些似乎在世上举足轻重的运输业人士，都是多么快地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回忆中，就同我失去了任何联系啊！我是颇费了一番心血才记起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身影和称谓的。同样不用多久，我的故乡也会在一团记忆的朦胧中变得晦暗，为一层浓雾笼罩和包围；犹如它并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只是一片空中楼阁，只有想象中的居民住在其间的木头住宅之中，走在陋巷和毫无色彩的冗长的通衢之上。因此，故乡也就不再是我生活的现实。我已经是别处的市民了。我的那些善良的乡亲也不会对我深感抱憾；因为故乡虽然在我的文学创作中依然和别的东西一样亲切，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颇为重要，我的众多先人居住和埋葬的这处地方还是为我带来了愉快的回忆，但于我却从来缺乏一个文人为了获得智力加工的丰收而需要的真正气氛。反倒是我在其他面孔中间会做得更为出色；何况，不消说，这些熟人没有我尽可以过得同样美好。
然而——噢，变换和获胜的思绪！——目前这一代人的曾孙们或许有时会善意地回想起我这位撰写往事的作家，因为当怀念往昔的日子到来时，他的故事可以指出，在城镇那些值得纪念的遗迹中，镇上的水泵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