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朝科举制度研究状况

对于宋朝科举制度，前人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其专门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论著有数十部，而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则有数百篇。囿于个人所见，不能遍举，以下仅择其大要简而述之。本节主要介绍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研究方面的论著，对于科举与社会、科举与文化等等方面的研究，有待另文介绍。即使如此，也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批评、补正。

一、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的文献及其整理与研究

（一）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的主要文献

宋朝原始记载科举制度的史籍，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官修史书。主要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会要。起居注等为“记载之史”，一般情况下，除修史的官员之外，其他人不得阅看；实录、国史、会要则属于“纂修之史”，高级臣僚可以阅看，甚至抄录。北宋九朝皆各有实录，南宋有《高宗实录》《孝宗实录》《光宗实录》等。关于北宋一代的国史，则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南宋有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等。会要则有记载北宋太祖、太宗、真宗及仁宗庆历三年以前史事的《庆历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记载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及神宗熙宁十年以前史事的《元丰增修五朝会要》三百卷，以及记载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史事的《乾道续四朝会要》三百卷；南宋有《乾道中兴会要》二百卷、《嘉泰孝宗会要》二百卷、《庆元光宗会要》一百卷、《嘉泰宁宗会要》一百五十卷以及李心传编纂的太祖至宁宗《十三朝会要》五百八十八卷等。以上三种官修史籍，流传至今的，除《太宗实录》残本二十卷和清徐松从《永乐大典》中录出的《宋会要辑稿》之外，都已佚失。

另一类原始记载宋朝科举制度的史籍是同年小录及登科记。唐朝时，进士及第者有题名录，宋承之，称为“小录”，亦称登科题名录等。《宋史·选举志》载：“端拱元年（988），知贡举宋白等定贡院故事：……缀行期集，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书之，谓之小录。”这种“小录”，在北宋前期是由及第的进士、诸科举人按甲次高下集资编修的；神宗熙宁六年（1073）以后，才改为由政府赐钱编修。⁽¹⁰⁰⁾唐朝时就有人将题名录编为登科记，宋人亦继承之。《崇文总目》著录有：《皇宋登科录》一卷，《圣朝登科记》三卷。《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宋登科记》三卷，《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有：洪适《大宋登科记》三十二卷，记太祖至高宗十朝登科人姓名、三代、籍贯等。《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则著录有：《登科记》二卷（起建隆至宣和四年），洪迈《皇族登科题名》一卷等。可惜这些“小录”和“登科记”全都散失了。

现存较系统地记载宋朝科举制度的史书，主要有以下十六种，谨简介如下。

1．《宋会要辑稿》，清徐松（1781—1848）辑。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两宋十三朝《会要》分别编入各韵之中。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入《全唐文》馆，为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借编纂《全唐文》的名义，将《永乐大典》中所收《宋会要》一并签注录出。徐松生前未能完成所辑《宋会要》的整理工作。辑稿后虽辗转于数人之手，亦未能整理成书。1931年原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购得徐松辑稿，1935年以《宋会要辑稿》为名影印行世，线装共200册。1957年，中华书局将线装《宋会要辑稿》缩印为精装八大册，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近年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刘琳、刁忠民等学者对《宋会要辑稿》进行了点校整理，2014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将对此书的使用带来极大的方便。

《宋会要辑稿》与宋十三朝《会要》相比，不但在内容上有不少残缺，而且在门类的编排上也已非本来的面目。尽管如此，在现存宋朝史料中，它仍然是最原始、最丰富因而价值最高的一部史书。《宋全要辑稿》中关于科举制度的记载，也是现存宋朝科举史料中最为详赡的。所以，此书是研究宋朝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史料之一。

另外，1987年，陈智超又将北京图书馆藏刘富曾整理徐松辑稿时所删落的“复文”编辑成册，1988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宋会要辑稿补编》。《补编》中有十余万字为《宋会要辑稿》所无，故颇有史料价值；即使确为“复文”，也可供校勘《宋会要辑稿》之用。

2．《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原为九百八十卷，今本五百二十卷，南宋李焘（1115—1184）撰，是记载北宋一代历史的编年体史书。今本《长编》系清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排而成的。因而已残缺不全，脱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徽宗已即位，未改元）至十二月，以及徽宗、钦宗两朝记事。尽管如此，《长编》对于研究宋朝科举制度，仍然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因为，此书主要是根据北宋历朝实录、国史编撰的，同时也参考了会要和登科记等史书。不但依据的史料可靠，而且修撰态度严谨，很好地继承了《通鉴考异》的优良传统。如《长编》卷十一开宝三年（970）三月庚戌条李焘注云：“《新录》、《本志》及《会要》书此特恩，并两事为一事，人数参差，今依《旧录》删修。”所以，《长编》也是研究宋朝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史料之一。《长编》有一百零八卷宋撮要本、《四库全书》本、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本、清光绪七年浙江书局刊本等传世；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另外，有《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南宋杨仲良编撰，是据《长编》编撰而成的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有《宛委别藏》本、广雅书局本等传世，但缺卷六、七和卷一一四至一一九共八卷；现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李之亮点校本，便于使用。

此外，清黄以周（1828—1899）等据杨仲良《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托名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并采录其他有关的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诏令诰制等一百五十余种著作，辑注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长编拾补》）六十卷，可以略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脱卷之不足。《长编拾补》有浙江书局刻本等传世；现有中华书局出版顾吉辰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3．《太平治迹统类》（以下简称《治迹统类》）三十卷，南宋彭百川撰，是记载北宋九朝史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抄撮《长编》等史书而成，如邓广铭师所说，它也可以称之为又一部“长编纪事本末”。其卷二十八，专记北宋九朝“祖宗科举取人”之事，言之颇详，除依据《长编》外，还参考了其他史籍。如《治迹统类》在记述神宗熙宁九年科举取士时写道：“［邓］（馆）［绾请］第五（请）［甲］依旧赐进士出身，无以同学究耻之。不从。绾后再言，卒从之。初，命绾知举，时专以经取士，前史兴亡治乱之迹，学者莫得习。绾于策问悉访史学。至是奏进士张嵫等合格，号为得人。事已，绾入对，上曰：‘卿以史学问矫学者，可谓举其偏矣！’”以上引文均不见《长编》。还有，《治迹统类》所载皇祐元年（1049）、熙宁六年（1073）、九年、元丰二年（1079）贡举登科人数，与《长编》所载迥异，可见另有所本。因此，《治迹统类》在研究宋朝科举制度时，也很有参考价值。此书有《适园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当互相参校，择善而从。

4．《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以下简称《编年纲目》）三十卷，南宋陈均（1174—1244）撰，是记载北宋九朝历史的纲目体史书。绍定二年（1229）真德秀（1178—1235）序云：此书“大纲本李氏（按指李焘），而其异同详略之际，则或参以它书”。郑性之（1172—1255）序亦云：此书志在根据《长编》，“参稽国史，出入诸书，订其异以会其同，约其详而补其略”。由此可知，《编年纲目》是取材于《长编》《国史》以及熊克《九朝通略》诸书的，尤其是徽、钦两朝纪事，可补今存《长编》脱卷之不足。对于研究宋朝科举制度，也很有参考价值。此书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影宋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刻本及《四库全书》本等；现有中华书局出版许沛藻等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5．《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下简称《续宋通鉴》）十八卷，旧题李焘经进，是记述北宋九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所载登科人数与《长编》有很大差别，显然并非“李焘经进”。所谓李焘经进的这部《续宋通鉴》颇为罕见，现传世的大概仅有四、五部元刊本及清影写元刊本。此书对于研究宋朝科举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6．《皇宋十朝纲要》（以下简称《十朝纲要》）二十五卷，南宋李埴（1161—1238）撰，是一部记载宋太祖至高宗十朝重要史事的纲要体史书。李埴是李焘（1115—1184）的儿子，主要参据北宋九朝国史、李焘《长编》及南宋高宗《日历》、熊克《中兴小纪》等撰修而成。此书对于研究宋朝科举制度，也很有价值。《十朝纲要》有清抄本、清张氏爱日精庐抄本、东方学会本等；现中华书局出版燕永成校正本，最为精审、方便。

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二百卷，南宋李心传（1167—1244）撰，是记载南宋高宗一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该书继承《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传统，系以《高宗日历》、《乾道中兴会要》等为基础，旁采诸家野史、文集、传状等编纂而成，搜罗极广，而且仿李焘《长编》体例，正文之下也有大量注文。如对熊克的《中兴小历》，就既加以充分吸收，又予以辨正。实为李焘《长编》的续编。《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系年要录》是研究高宗一朝历史最详尽、最重要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高宗朝科举制度的最主要的史料之一。原书久佚，今传《系年要录》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四库全书》本、广雅书局本等；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8．《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下简称《中兴编年通鉴》）十五卷，南宋刘时举撰，是简要记载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将近一百年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大概是参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圣政》、《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史书撰修而成。《中兴编年通鉴》对研究宋朝科举制度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元刊陈氏馀庆堂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等传世；现有中华书局出版王瑞来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9．《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以下简称《两朝纲目》）十六卷，南宋佚名撰，是记载南宋光宗、宁宗两朝三十五年史事的纲目体史书。《两朝纲目》的史料主要来源于诏书、奏议、实录、官方文书及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在现存系统记载光、宁两朝史事的史书中，篇幅最大，史料也最为原始，对于研究南宋光、宁两朝的科举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宋刻元修本、影宋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现有中华书局出版汝企和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10．《宋季三朝政要》（以下简称《三朝政要》）六卷，元佚名撰，是记载南宋理宗、恭宗、少帝（度宗）三朝和广王（端宗）、卫王（帝籨）二王史事的编年体史书。《三朝政要》之三朝史事是根据周密《癸辛杂识》、刘一清《钱塘遗事》及佚名《咸淳遗事》等野史、笔记按照编年史的体例编纂而成的。其二王史事为据“陈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编次”而成。宋末史料极为匮乏，《三朝政要》对于研究宋朝末年的科举制度颇有价值。传世有陈氏馀庆堂本元刻本、云衢张氏元刻本、《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等；现有中华书局出版王瑞来笺证本，最为精审、方便。

11．《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以下简称《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其中卷七、八、九、十二、十六、十七、十八、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九分上、下卷，卷十三、十九、二十、二一分上、中、下卷，实为五十八卷），［元］佚名撰，是简要记述宋太祖至理宗十四朝三百零五年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其北宋部分，主要是抄撮李焘所撰《长编》而成，但因其完整无缺，并有元刻本传世，故可补《长编》徽、钦两朝之脱误。其南宋部分，高、孝两朝盖系抄撮留正（1129—1206）所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而成。现存《两朝圣政》已缺卷三十至卷四十五共十六卷，已非完帙，且经过清人的抄改，而《宋史全文》现存有元刻本，卷帙完好，甚为宝贵。其光、宁、理三朝记事的史源今尚未详，恐亦系抄录宋人成书编纂而成，其内容与现存其他记载光、宁、理三朝的史书相比，又较为丰富，所以该书也是研究宋朝尤其是南宋科举制度的主要史料之一。《宋史全文》传世有元刻本、《四库全书》本等；现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李之亮点校本，该点校本主要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做了一些标点、分段的工作，而没有以元刻本为底本或与之对校，只是据《长编》、《系年要录》、《两朝圣政》、《两朝纲目》、《宋史》等书做了些许他校。

1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南宋李心传撰，是一部记载高、孝、光、宁四朝典章制度及其他史事的史书。《四库全书总目》云：该书“虽以杂记为名，其体例实同《会要》，盖与《系年要录》互相经纬者也”。其甲集卷十三《取士》、乙集卷十五《取士》即专门记载宋朝科举制度及有关史事，是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朝野杂记》传世有陆心源藏影宋抄本、《适园丛书》本、清萧露浓刻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四库全书》本等；现有中华书局出版徐规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13．《山堂群书考索》（以下简称《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共二百一十二卷，南宋章如愚原撰，吕中增广，是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及其他史事的大型类书，其中宋朝部分尤详。《群书考索》对研究宋朝科举制度很有史料价值。有宋刻残本、元圆沙书院本、明刘洪慎独斋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现有中华书局据明刘洪慎独斋本影印本，方便使用。

14．《玉海》二百零四卷，南宋王应麟（1223—1296）撰，是一部为准备报考博学宏词科考试而编纂的大型类书。典章制度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有元刻本、浙江书局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15．《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末元初马端临（约1254—1323）撰，是记载上古至南宋嘉定末典章制度的史书。其中宋朝史料占一半以上，所记宋朝典章制度尤详，历来受到推崇，是研究宋朝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史料之一。《通考》有元余谦补修本、明慎独斋刻本、浙江书局本、《四库全书》本、“十通”本等传世；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最为方便。

16．《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脱脱（1314—1355）等撰，是元朝官修的记载两宋三百二十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史》主要是依据宋朝历朝国史、实录等书修撰而成，较为可信。《宋史》除《本纪》记载科举大事之外，还有《选举志》六卷，其卷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为《科目》、《学校》，即专门记载科举与学校史事。因而，《宋史》也是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主要史料之一。有元至正本、明成化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等传世；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最为精审、方便。

除以上十六种史籍之外，记载宋朝科举制度者还有许多史书、文集、笔记等。例如北宋钱若水等撰的《太宗实录》，南宋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元刘埙抄录的《咸淳七年同年小录》（摘要）及明朱希召的《宋历科状元录》等，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王的《燕翼诒谋录》、洪迈的《容斋随笔》及吴自牧的《梦粱录》等，《范仲淹全集》、《欧阳修全集》、苏颂的《苏魏公文集》、《苏轼文集》、《苏辙集》、楼钥的《攻媿集》、周必大的《周益国文忠公集》、《姚勉集》及赵汝愚编的《宋朝诸臣奏议》等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二）关于宋朝科举制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宋朝科举制度文献做了大量的研究整理工作。现简要介绍如下。

1．1962年4月，以中敏为首的日本东京部分学者，发起成立了“宋史选举志研究会”。三十多年来，该研究会先后以东京教育大学中敏研究室、东洋文库等为基地，持续不断地对《宋史·选举志》进行研究和讨论，并进行译注工作。最后，由东洋文库于1991年出版了《宋史选举志译注》第一册，1995年出版了第二册，1999年出版了第三册。

2．何忠礼对《宋史·选举志》做了大量的补正工作，1992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史选举志补正》；此后他又对该书进行了修改补充，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本。

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是研究宋朝科举制度最原始、最重要、最丰富的史料，同时也是问题最多的史料。多年来，中外学者对《宋会要辑稿》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932年，汤中的《宋会要研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了近代《宋会要辑稿》研究的先河。1984年，《河南大学学报》增刊发表了王云海的《宋会要辑稿研究》；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云海的《宋会要辑稿考校》，汇集了他三十多年来研究、校勘《宋会要辑稿》的成果。该书不但对《宋会要辑稿》进行了校补和考证，而且编辑了《宋会要辑稿》篇目索引，便于研究者使用。1978年，王德毅的《〈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1970年和1982年，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会的《宋会要研究备要》和《〈宋会要辑稿·食货志〉索引》先后出版，都为《宋会要辑稿》的使用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书。1988年，陈智超编排整理的《宋会要辑稿补编》，具有珍贵的补充和校勘价值。1982—1995年，陈智超在《历史研究》《文献》等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关于《宋会要辑稿》研究的论文；并于199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该书不但力图解开《宋会要辑稿》的遗文、按语、标目、格式、注文、复文、原名与原本、类门之谜，而且对《宋会要》的十七类进行了艰苦的复原工作，将《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14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刘琳、刁忠民等点校整理的《宋会要辑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宋会要辑稿》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小涛等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宋会要辑稿〉的研究与整理》，为《新辑宋会要》做了大量的目录编制、校勘等工作。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江小涛等，在《〈宋会要辑稿〉的研究与整理》项目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的工作。预计不久的将来，《新辑宋会要》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4．龚延明对《宋大诏令集》卷一七〇、一七一《制科》和卷一七二、一七三《科举》有目无文的诏令、策问进行了辑补工作，先后发表于《文献》杂志1997年第2、第3期，2004年第2期等，后以《〈宋大诏令集〉缺卷辑补点校（四篇）》为题，收入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为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诏令提供了很大方便。

5．龚延明还对《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五》的《宋登科记总目》做了补正工作，其《〈文献通考·宋登科记总目〉补正》，原载《文史》2002年第4辑，也收入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6．张希清对《宋会要辑稿》、《长编》、《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文献通考》、《宋史》、《宋史全文》等史籍中有关宋朝科举制度的史料，进行了搜集、点校、整理，分为贡举、武举、制举与词科、童子举与百篇举等类别，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编排，成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三卷（宋）第二编《宋代科举考试》，共40余万字。该书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宋朝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7．在傅璇琮指导下，龚延明、祖慧对两宋118榜进士、诸科正奏名及特奏名登科者，从搜集资料，到编写考订，再到排比整理，最后五校其稿，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完成了《宋登科记考》的编纂工作。2009年，该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分上、下两大册出版，全书500余万字，是一项宋朝科举制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巨大工程。

二、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的研究

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的专门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以下分别简要介绍各个阶段宋朝科举制度研究的主要情况，其中难免有所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以便今后修改和补充。

（一）第一阶段（1900—1949年）

1949年以前半个世纪所发表的专门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论著，虽然寥若晨星，但其中有些论著至今仍然闪烁着学术的光芒。现在所能看到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陈东原（1902—1978）的《宋代科举与教育》（《学风》二卷九期，1932年），聂崇岐（1903—1962）的《宋代制举考略》（《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1938年）和《宋词科考》（《燕京学报》第二十五期，1939年），以及曾资生的《宋辽金元的科举概略》（《东方杂志》四十一卷二十四期，1944年）等。其中聂崇岐的《宋代制举考略》和《宋词科考》是两篇力作，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他则是简略的叙述。学术著作主要有邓嗣禹（1905—1988）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考试院1936年版；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版）等。邓著是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奠基之作，其第二编第二章《宋之考试制度》，对宋朝科举制度的考试科目、考试方法、考试内容、待遇与出身及利弊得失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利用《宋会要辑稿》和《长编》的史料。

（二）第二阶段（1950—1989年）

1950—1989年，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论著多了起来，但中国大陆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开始宋朝科举制度的研究，而且人数不多。主要有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及其导师徐规、北京大学的张希清、上海师范大学的朱瑞熙、河南大学的穆朝庆等。1981年，徐规、何忠礼联名发表了《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封弥制》（《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这大概是大陆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门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学术论文。之后，何忠礼又发表了《状元、榜眼、探花名称探源》（《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宋代封弥制考辨》（《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和《宋代殿试制度述略》（《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等。穆朝庆于1983年发表了《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随后又发表了《宋代糊名法和誊录法的若干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5期）、《论宋代的殿试制度》（《许昌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和《论南宋科举中的“类省试”》（《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张希清则于1986年发表了《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此后又发表了《论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与此同时，朱瑞熙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中，对上百条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的名词做了简要的解释。另外，莫家齐发表了《宋朝“明法”、“新科明法”及“试刑法”考》（《中州学刊》1984年第6期）；杨康荪发表了《宋武举述略》（《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王瑞来发表了《赵抃〈御试官日记〉考释》（《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宋采义发表了《谈宋代神童举》（《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在此期间，港台学者对宋朝科举制度的研究却相当活跃。首先，1955年侯绍文发表了《两宋之制举》（《中国人事行政》第七期，1955年），1957年又发表了《两宋之武举》（《中国人事行政》第九期，1957年）。此后，他又发表了《宋代科举之解试》、《宋代科举之省试》、《宋代科举之殿试》等，并于1973年汇集为《唐宋考试制度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侯氏长期在考试院工作，有现代文官考试的经验，故对宋朝贡举的解试、省试、殿试及武举、制举、童子举，皆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但是，该书未利用《宋会要辑稿》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关于宋朝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史料，所以难免失于肤浅。台湾政治大学李正富于1963年出版了《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一书，虽然比较粗疏，但是台湾地区第一部比较全面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学术著作。在此期间，学术价值最高的是成功大学金中枢关于北宋科举制度的系列论文。1964年，他分上、下两篇发表了《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的长文（《新亚学报》第六卷第一期、第二期，1964年），分四个阶段，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北宋贡举取士的演变过程及其中的某些重大事件。1978年、1979年，他又连续发表了《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续（上）——进士诸科之解省试法（上）》（《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五期，1978年）和《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续（下）》——进士诸科之解省试法（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六期，1979年），分别考察了宋朝贡举解试的取解、考法、考官、发解及其解额，和省试的赴省、考法、考官、奏名及其额数。1980年和1982年，他又连续发表了《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再续——进士诸科之殿试法（上）》（《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七期，1980年）和《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再续——进士诸科之殿试法（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九期，1982年），考察了宋朝贡举殿试的考法、考官、赐第。

此外，1965年，王德毅发表了《宋代贤良方正科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十四期，1965年），是研究宋朝制举的一篇力作；杨树藩发表了《宋代贡举制度》（《政治大学学报》第十二期，1965年）。1976年，林铮发表了《宋代殿试初探》（《史绎》第十三期，1976年）。1979—1986年，林瑞翰连续发表了《宋太祖至仁宗朝乡贡考》（《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六期，1979年）、《宋太祖至仁宗朝乡贡续考》（《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七期，1980年）和《宋代制科考》（《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八期，1981年）及《宋代词科考》（《劳贞一八秩荣庆论文集》，1986年）。1980年，林天蔚发表了《南宋时四川“类省试”的分析》（《书目季刊》第十四卷第三期，1980年）。1985年，李弘祺的《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中文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93年出版）；1988年，他又发表了《宋代的举人》（《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1985，朱重圣发表了《宋代太学之取士及其组织》（《书目季刊》第十九卷第二期，1985年）。1986年，蔡宜芳发表了《宋代科举制度之特殊科目——制举》（《史学通讯》第二十二期，1986年）。这些论著，都对宋朝科举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国外，主要有日本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同朋社1969年版）的出版。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宋朝贡举的科目和解试、省试、殿试，还研究了北宋的制举及其与党争的关系等，用功甚多，是第一部外国学者专门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学术著作。此外，有近藤一成的《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东洋史研究》第四十六卷第三号，1987年）等。1985年，美国学者贾志扬（Jhan Chaffee）《宋代科举》英文版出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中文版）。该书对宋朝贡举的应举资格、庆历科举改革、科举取士与学校选士等做了生动的考述，是第一部西方学者专门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学术著作。

（三）第三阶段（1990—1999年）

20世纪90年代，宋朝科举制度的研究继续发展。首先是有关宋朝科举制度研究的著作不断出现。1993年，张希清出版了《中国科举考试》（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有关宋朝贡举科目、应举人资格、考试方法、考试内容、考试机构与考官、及第与授官的。1995年，李新达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设有专章论述宋代的科举制度。1997年，许友根出版了《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相当大部分也是有关宋朝武举的。

在专题论文方面，关于宋朝贡举科目，有张希清的《宋代贡举科目述论》（《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何忠礼的《略论宋代的明经科》（《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关于宋朝贡举解试制度，有赵冬梅的《北宋科举解额考》（《北大史学》1998年第1辑），张希清的《宋代科举锁厅试述论》（《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关于宋朝宗室应举，有汪圣铎的《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1990年），张希清的《宋代宗室应举制度述论》（《第二届宋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等。关于宋朝贡举省试，有何忠礼的《北宋礼部贡院场所考略》（《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宋代省试制度述略》（《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张希清《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关于宋朝贡举殿试，有张希清的《宋代殿试制度述论》（《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等。关于宋朝科举考试方法与考试内容，有朱瑞熙的《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张其凡的《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中州学刊》1997年第2期）等。关于宋朝武举制度，有吴九龙、王菡的《宋代武举武学考述》（《文史》第36辑，1992年）等。

在港台地区，有关宋朝科举制度的学术著作，1996年出版了宁慧如的《北宋进士科考试内容之演变》（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不但详述了北宋进士科考试内容的演变，而且简要考察了宋朝贡举的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的确立。同年，宁慧如还发表了《侧写北宋进士科考试内容屡经更革的本质》（《建国学报》第十五期，1996年）和《宋代贡举殿试策与政局》（《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二十八期，1996年）。在学术论文方面，1991年，梁庚尧发表了《南宋的贡院》（原刊《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收入《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1997年），是一篇关于南宋贡院研究的力作。从1992年开始，葛绍欧连续发表了《宋代府州的贡院》（《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宋代状元初探》（《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十五期，1997年）和《略论唐宋的科举制度》（《中等教育》第四十四卷第三期，1993年）。1992—1993年，金中枢连续发表了《北宋科举正赐第人员任用制之形成考》（《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北宋科举正赐第人员任用制之形成续考》（《新亚学报》第十六卷，1993年）、《北宋科举正赐第人员任用制之形成三考》（《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十九期，1993年），是其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系列论文的续篇。

在国外，有日本学者近藤一成的《蔡京科举与学校政策》（《东洋史研究》第五十三卷第一号，1994年），对科举取士与学校选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四）第四阶段（2000—2014年）

进入21世纪，宋朝科举制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出版了一大批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研究的学术著作。最早出版的有赵冬梅的《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相当大篇幅是有关宋朝武举的。2004年，刘海峰、李兵的《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出版，该书第三章《科举社会的出现》，即是以宋朝的科举制度为基础展开论述的。同年，张希清的《中国考试通史》第二卷《宋辽金元》（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出版，该书用六章的篇幅，分别简要考述了宋朝的贡举、武举、制举、词科与童子举。2006年，祝尚书出版了一部专题系列论文集《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汇集了作者有关“宋代科举与文学”的二十二篇考论文章，其中虽然大多曾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但汇编结集成书，更可看出其内在的有机联系。该书大概一半的考论是与宋朝科举制度有关的。同年，林岩出版了《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对宋朝的解试制度、熙宁贡举改革及徽宗朝的科举取士与学校选士，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两年之后，祝尚书又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该书虽然是在《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但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有了不少提高，对宋朝贡举的科目设置、解试、省试及类省试、殿试制度，以及制举与词科制度等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论，是一部宋朝科举制度研究的力作。2009年，何忠礼出版了《南宋科举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对南宋贡举的解试、省试及类省试、殿试制度、宗室应举制度，及制举、武举制度等，都做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南宋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同年，吴建辉（1963—2007）的遗作《宋代试论与文学》（岳麓书社2009年版）出版，该书对宋朝贡举进士科、制举的考试内容，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另外，还出版了王炳照、徐勇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陈秀宏的《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学术著作，其中许多内容都与宋朝科举制度有关。

这一阶段的第二个特点，是一大批青年学者完成了相当多的高质量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如何兆泉的《宋代宗室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张秀华的《南宋宗室应举研究》（辽宁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王汉灵的《宋代“锁厅试”研究》（浙江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张凯乐的《宋代殿试研究》（南昌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路任翰的《北宋科举条制考》（苏州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周兴涛的《宋代武举武学研究》（厦门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等。相信这批博士、硕士将会贡献出更多、更好的宋朝科举制度研究的成果，如周兴涛即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宋朝武举制度研究的论文。

这一阶段的第三个特点，是更多的多学科出身的学者加入到宋朝科举制度研究行列。20世纪内，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大都是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出身的学者；进入21世纪，有大批的出身于文学、法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投身于宋朝科举制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上述的祝尚书、林岩、吴建辉都是文学出身的，路任翰则是法学硕士。

这一阶段的第四个特点，是有关宋朝科举制度研究的学术论文更加硕果累累。关于宋朝贡举制度解试、省试、殿试制度的研究，主要有张希清的《宋代科举中的转运司试》（《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十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宋代科举省试制度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忠礼除《南宋科举制度史》之外，还有《宋代进士甲第考》（《文史》第58辑，2002年）；穆朝庆的《宋代科举解额分配制度初探》（《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龚延明的《宋代殿试不黜落考》（《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宋考试机构与考官》（《科举学论丛》2013年第2期）、《论宋代皇帝与科举》（《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朱瑞熙的《宋高宗朝科举制度的重建和改革》（《黑水文明研究》第二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杨寄林的《试论宋代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等。关于贡举考试方法与考试内容，主要有张希清的《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宋进士科取舍依据的演变》（《文史哲》2010年第4期）；龚延明的《宋代文武进士科举考试内容考述》（《国学学刊》2013年第3期）、《宋代科场管理研究》（《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裕民的《寻找唐宋科举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萧建新的《宋代的科举责任追究》（《文史哲》2009年第5期）；钱建状的《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形成的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周兴禄的《宋代殿试诗赋论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6期）等。关于宋朝宗室应举，有祖慧的《南宋宗室科举制度探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关于宋朝制举制度，有祝尚书的《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关于宋朝童子举制度，有汪圣铎的《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6期）等。关于科举取士与学校选士，有张希清的《北宋的科举取士与学校选士》（《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祖慧的《两宋“上舍释褐”考述》（《文史》2007年第4辑）、钱建状的《宋徽宗朝停废科举真相辩证》（《科举学论丛》2011年第二辑）等。

在港台与国外，台湾大学的方震华发表了《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以新的视角，对宋朝武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的宁慧如发表了《南宋状元策试析》（《宋学研究辑刊》第二辑，2010年）。成功大学的金中枢将其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系列论文结集为《宋代的学术和制度研究》第二卷《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出版。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发表了《南宋四川类省试中的地域问题》（《史观》第一五一册，2004年），并结集出版了《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汲古书院2009年版）一书，收录了作者有关宋朝科举制度的多篇论文。美国学者贾志扬又出版了《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对宋朝宗室应举制度多有论述。另外，韩国学者裴淑姬也发表了《论宋代科举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和《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论文。

可以预见，一个多学科、新视角、全方位地研究宋朝科举制度的高潮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