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子监解试

宋初承五代之制，设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及教育管理机构。太祖建隆三年（962）六月，始聚生徒讲学。仁宗庆历四年（1044）设太学，国子监成为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但自宋初起，国子监就是一个组织解试的重要机构。其收试者，先后有国子生、太学生、文武升朝官嫡亲、宗子及有官锁厅应举者。国子监解试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与诸路州府军监解试基本相同，但在考试官员、考试对象、解额等方面不大相同。

一、国子监解试的考试机构与考官

国子监解试，北宋时大概未设专门机构，南宋时则设有发解所。宋初大概是由判国子监主持，太宗淳化二年（991）始别敕差官主持。《长编》卷三二载：

淳化二年十二月，先是，左司谏、直史馆谢泌奉诏发解国子学举人，黜落既多，群聚喧诟，怀甓以伺其出。泌知之，潜由他径入史馆，数宿不敢归，请对自陈。上问：“何官驺导严肃，都人畏避？”有以台杂对者。癸亥（二十八日），命泌为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

李焘云：“国子学发解举人，别敕差官主之，盖自泌始也。”⁽²¹⁵⁾至道三年（997）九月，即差直史馆路振、殿中丞杜寿隆考试国子监举人。⁽²¹⁶⁾

宋初，国子监、开封府举人有发解官亲戚者，只是互相考试，真宗咸平元年（998）九月二十八日，“诏遣官试开封府、国子监发解官亲戚举人”。⁽²¹⁷⁾为了防止国子监与开封府考试官员作弊，才专命考官。自此国子监解试始有别头试。

仁宗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十二日，命“殿中侍御史王硕、直史馆张观考试国子监举人；直史馆章得象太常寺考试亲戚举人，监察御史张亿封印卷首。”⁽²¹⁸⁾自此始设封弥官。

天圣二年正月甲午（五日），诏：“礼部贡院、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各增置点检试卷、封弥、巡铺、监门官有差。”⁽²¹⁹⁾自此始设点检试卷官、巡铺官、监门官。

景祐四年（1037）六月二十四日，从左司谏韩琦之请，“诏令开封府、国子监发解举人并锁厅人，并依南省例封弥、誊录”。⁽²²⁰⁾自此始设誊录官。

这样，至仁宗景祐四年，国子监考试官的设置已经基本完备，计有考试官、点检试卷官、封弥官、誊录官、巡铺官、监门官等。

南宋时，国子监解试的考试官制度更加完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国子监解试》云：

行在国子监解试，以察官一员监试，郎中二员充考试官，职事、厘务官六员充点校试卷官。（试太学生及武举。）而别试所以郎官一员充考试官兼监试，职事、厘务官三员充点校试官。（试国子生及朝士同姓有服亲。）

即南宋国子监解试，第一，设监试官一员，由监察御史充任。如庆元年二月五日，宰执进呈：“国子监发解所监试官合差监察御史，今有二员。”宁宗曰：“当以供职在先者为之。”于是差王恬。⁽²²¹⁾其职责是主持、监督国子监解试。如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十四日，“诏国子监发解所监试官，措置将合避亲试卷尽送无亲嫌官，尽公考校。其有避亲嫌之官，亦不许干（与）［预］出题。仍委监试官专一觉察，于考校日不得往来。”⁽²²²⁾第二，设考试官二员，以郎官充任，后有设三员、四员者。其职责是考校评定试卷。第三，设点检试卷官六员，后也有七、八员者，以职事、厘务官充任，其职责是“准《绍兴御试贡举令》：点检试卷官专点检杂犯、不考”⁽²²³⁾。另外，别试所设考试兼监试官一员，以郎官充任；点检试卷官三员，以职事、厘务官充任。

如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八月，“以监察御史宋敦朴充国子监发解监试官；司封员外郎汤思退、司勋员外郎沈介、祠部员外郎陈诚之、刑部员外郎吴充考试官；枢密院编修官唐稷、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喻彦先、曹筠，国子监丞陈孝恭、秘书省正字孙仲鳌、太学博士王之望、国子正冯谔、国子录吴武陵充点检试卷官。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林大鼐充国子监小院发解官。时以附铨试院小院，止差一员。”⁽²²⁴⁾计监试官一人，考试官四人，点检试卷官八人；别试所考试官一人。

又如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八月十五日，“国子监发解，命监察御史徐龟年监试，侍右郎中林祒、考功郎中楼观、著作郎危稹考试，太府寺丞方灼、秘书省正字兼翰林权直徐凤、秘书省正字卢祖皋、籍田令黄灏、太社令王梦龙、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杨璘、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陶崇、监左藏库中门皇甫晔点检试卷。避亲别试秘书郎萧舜咨考试，主管户部架阁文字葛从龙、朝奉郎应镛、监赡军南外酒库胡刚中点检试卷。”⁽²²⁵⁾计监试官一人，考试官三人，点检试卷官八人；别试所考试官一人，点检试卷官三人。

二、国子监解试的考试对象

国子监解试的考试对象，顾名思义，应该是国子监生。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设国子监，“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初无定员”，而“系籍者或久不至”。⁽²²⁶⁾太祖开宝五年（972）十一月十四日，诏曰：“其国子监举人，须是元在监习业，方许校艺、解送，不得妄称监生。仍并令礼部贡院分明勘会。违者，具名以闻。馀有条制，委所司详酌行下。”⁽²²⁷⁾《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太学》载：

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元奉诏令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缘监生元有定数，欲以在监习业之人补充生徒。”诏令元系籍而听习不阙，得（千）［预］秋赋；系籍而不至者，听于本贯请。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缺。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六月，放宽了在监习业的限制，诏曰：“国子监所解举人，自今但负勤苦，有父兄居官食禄，不在本贯乡里居住，监司谙知行止，便可收补发解，不必附监听读，即不得收不系食禄之家。”⁽²²⁸⁾规定凡是不在本贯居住的官僚子弟，都可以参加国子监的解试。真宗初年，国子监解试的资格更宽。“景德间，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²²⁹⁾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诏国子监学生、应子弟在监习业者，除实是开封府外，每人召京朝官一人为保识，然后收试，其保官须具印状赴监。”⁽²³⁰⁾后来，改为“本监举人无户籍者，听召京朝官有出身者保三人，无出身者保二人”。庆历元年（1041）五月乙亥（二十七日），从右正言、同管勾国子监梁适（1000—1069）之请，“应见任并在铨幕职州县官，非伎术、流外及历任有赃者，并听为保”。⁽²³¹⁾

北宋前期，国子监实际上只是游士为了应举的寄应之所。正如田况所说：

国朝以来，京都有国子监，为讲学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学者。遇秋试诏下，则四方多士竞投牒于学，干试求荐。罢则引去，无肯留者。初试补监生，但无大碍，无不收采。生员得牒以归，则自称广文馆进士。监出一牒，生员输缗二千馀，目为光监，利为公廨之用。直讲置员，但躐为资地，希迁荣耳！⁽²³²⁾

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也说：

自顷学徒，未悬师业，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至千馀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²³³⁾

于是，仁宗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从国子监之请，国子监生“听读满五百日，方许解荐。已得国学文解、省试下者，止听读一百日，许再请解”。⁽²³⁴⁾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又诏罢天下学生员听读日限。

庆历四年四月壬子（二十一日），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当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馀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一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葺讲殿，备乘舆临幸，以潞王宫为锡庆院。”诏从之。⁽²³⁵⁾自此，太学与国子学并立，太学生、国子生均经国子监取解。随着神宗兴学、徽宗兴学及太学三舍法的实施，太学日盛，而国子学则相形见绌，逐渐被太学所取代。太学生成为国子监解试的主要考试对象。⁽²³⁶⁾

哲宗元祐七年（1092）曾实行广文馆试。《长编》卷四七四载：

元祐七年六月甲子（十二日），置广文馆解额。礼部状：“近准都省批状，勘会……太学生员依条须在学及一年，方预就试，其间有未及一年之人，亦不免有寄贯取应之弊。检会旧制，国子监取应举人，先于广文馆补试给牒取应。今欲复置广文馆生员，送礼部看详立法，申尚书省。……今再行看详……将本府诸科二百人并国子生四十人，共为二百四十人解额，并拨属广文馆，以补中生员，每十人发解一人。今拟修下诸条：开封府举人投下取应文字，限试补广文馆生员……诸补广文馆生员，以二千四百人为额。……诸试补广文馆生员，于科场岁六月五日锁院，委主司定日引试；诸广文馆生员，于开科场七月终以前，［赍］元授公据赴国子监照验，并投纳保状、试卷请解。其公据至，并行毁抹，如请解不中，即仍去听别试补。”（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诏依礼部所申，今后太学举人并国子生发解，并依元祐五年发解取人分数施行。⁽²³⁷⁾

广文馆试实际是国子监解试的一次预备性考试，“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绍圣元年（1094），罢广文馆试，其额悉复还之开封府、国子监。”⁽²³⁸⁾

徽宗崇宁三年（1104），诏罢州郡解试及省试法，国子监解试亦罢。至宣和三年（1121），又复旧制。

宋室南渡，仍设国子监解试。初因战乱，附试于转运司。《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二《发解》载：

建炎四年（1130）五月二十一日，权礼部员外郎侯延庆言：“行在职事及厘务官随行有服亲若门客之类，欲乞立应举法，以国子监进士为名，其解发人数依旧制，以就试终场人为率，七人取一名，馀分亦听取一名。”诏门客请解取人合依《崇宁贡举令》外，馀依所乞，仍就转运司附试。

绍兴七年（1137）五月，“诏行在职事、厘务官并宗子应举、取应及有官人，并于行在赴国子监试”。⁽²³⁹⁾绍兴十四年八月，又立同文馆试。《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七《发解》载：

绍兴十四年（1144）八月二十八日，礼部云：“国子司业宋之才陈请，欲立同文馆收试士人。见在行朝去本贯及一千里以上无处取应之士，令实通乡贯五人为一保，召文官二员结罪委保乡贯、士行等诣实，仍赍保官付身赴监官呈验讫，许纳试卷应举，令附本监发解试，别立号考校，每三十人取一名，通取不得过三十人。看详：欲依所乞。保官每员所保不得过十人，如不实，其保官依委保转运司就试人不得实例，先降一官，取责罪犯，申取朝廷指挥。仍令本监续行取会就试举人本贯州军审察勘会，与贡举条制如有违碍，不该赴试或两处应举，虽已得解过省，即行驳放。犯人并保官、保人，依法施行。”从之。

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让“见在行朝去本贯及一千里以上无处取应之士”附国子监解试。三十三年之后，即孝宗淳熙四年（1177），随着社会的安定，而“罢同文馆试”⁽²⁴⁰⁾。

光宗朝，又对国子监牒试的范围做了规定，《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二六至二七《发解》载：

绍熙三年（1192）五月二十七日，礼部言：“已降指挥，文武职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内，并异居大功以上亲，厘务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以上本宗同居小功以上亲，并许赴监取应，合召京朝官二员委保。国子监照得武臣任职事、厘务官所牒亲赴监取应，逐举体例，系通召文武京朝官混同作保，致有冒滥。本部乞自今举为始，将行在文武臣任职事、厘务官及诸军将领朝官以合该牒应试文举之人，所召保官，并用文臣京朝官结罪听保批书，赴监收试。如所保不实，即照应淳熙二年六月六日指挥，举人殿举，虽试中亦行驳放；元牒官及保官各降一官，仍取勘不许自首改正，及照应见行贡举条法断罪。所有其馀事节，仍照应绍熙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已降指挥施行。”从之。

“文武职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内，并异居大功以上亲，厘务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以上本宗同居小功以上亲”，召京朝官二员委保，方可参加国子监解试，比建炎四年的“行在职事及厘务官随行有服亲若门客之类”均可参加国子监解试的应举范围缩小了许多。而且规定，文武官员亲属应举，均须用文臣京朝官充任保官，所保不实，即予以严惩，以防冒滥。

宁宗庆元年间，对赴国子监试的亲属范围又有所缩小。《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三一载：“庆元间，职事官许牒子孙、亲兄弟、兄弟之子，厘务官牒本宗同居大功。”较之光宗绍熙三年“文武职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内并异居大功以上亲，厘务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以上本宗同居小功以上亲，并许赴监取应”，又减少了许多。

总之，国子监牒试的亲属范围越来越小，召京朝官委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所保不实的惩罚越来越重，目的均在于防止冒滥。

三、国子监解试的解额

国子监解额亦甚宽。监察御史张次贤曾说：“夫三岁取士，国之成法，于法之中，特优其选，国子是也。岂私于公卿大夫子弟哉？盖以亲父兄之训，试政事之体，讲闻素熟，选而举之，唯恐不宽。”⁽²⁴¹⁾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宋初，国子监与诸路州府解额无甚区别。真宗天禧二年（1018）十一月丁亥（二十九日），“命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知制诰陈尧咨，于秘阁再考国子监及太常寺别试进士文卷。”⁽²⁴²⁾“十二月八日，迥等再考定试卷以闻。诏国子监从上解二十人，太常寺六人。”⁽²⁴³⁾即共解进士仅二十六人。

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月十二日，“国子监言：‘欲乞今来取解进士，除元额外，量添数十人，以为定额。诸科免解人外，依旧数解发。’诏进士将添二十人，余如旧。”⁽²⁴⁴⁾天圣七年八月八日，“诏国子监发解举人，今后进士以五十人为定式，余（按指诸科）依旧。”⁽²⁴⁵⁾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七日，“诏国子监今岁解发进士、诸科，各增二十人”。⁽²⁴⁶⁾皇祐五年（1053）闰七月二十日，改为按比例发解：“诏开封府、国子监进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²⁴⁷⁾嘉祐二年（1057），改为间岁一开科场，天下进士、诸科解额各减半。《长编》卷一八七载：

嘉祐三年三月辛巳（十一日），礼部贡院言：“开封府进士二百一十人，诸科一百六十人；国子监进士一百人，诸科十五人；明经各一十人，并为定额。”从之。

则国子监进士、明经、诸科解额共为一百二十五人。

神宗熙宁八年（1075）七月二十三日，“诏开封府、国子监并就一处考试，仍以两处解额通计取人。”⁽²⁴⁸⁾“旧制，开封府三百三十五人，国子监百六十人”，共计四百九十五人。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四日，开封府、国子监复分别解试。“诏自今解发进士，太学以五百人、开封府以百人为额。”⁽²⁴⁹⁾国子生则以四十人为额。《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二三《发解》载：“元丰三年五月三日，编修学制所言：‘臣等看详：监以国子为名，而无国子教养之实，恐未称朝廷建学育士之意。乞应清要官亲戚并令入监听读，以二百人为额，解发毋过四十人。’从之。”

哲宗元祐七年（1092）六月甲子（十二日），置广文馆解额。礼部状：“将本府（按即开封府）诸科二百人，并国子生四十人，共为二百四十人解额。”“诏依礼部所申，今后太学举人并国子生发解，并以元祐五年发解取人分数施行。”而“元祐五年发解国学举人，每五人四厘二毫一忽解一人”。⁽²⁵⁰⁾即又改为按比例发解。

徽宗崇宁五年（1106），因罢州郡发解及省试法，取士并由学校升贡，将国子监解额等尽添拨诸路州府贡额。宣和三年（1121），复旧，即依元丰贡举之制。

宋室南渡，高宗建炎四年（1130）五月二十一日，依权礼部员外郎侯延庆陈请：“其解发人数依旧制，以就试终场人为率，七人取一名，馀分亦听取一名。”⁽²⁵¹⁾又改为按比例解发。宁宗嘉定三年（1210），“太学解试，系是十三人取三人”。⁽²⁵²⁾《梦粱录》卷四云：“国子牒试，五人取一名。”较之诸路州府军监解额一般不到百分之一，国子监解额要优惠得多。

正因为国子监解额较宽，故多冒滥，公然犯法。嘉熙二年（1238），臣僚言：“国子牒试之弊，冒滥滋甚。在朝之士，有强认疏远之亲为近属者，有各私亲故换易而互牒者，有为权势所轧、人情所牵应命而泛及者，有自揆子弟非才、牒同姓之隽茂利其假手者，有文艺素乏、执格法以求牒转售同姓以谋利者。”⁽²⁵³⁾为革其弊，一是常申严牒试之法，二是缩小亲属牒试应举的范围。但均收效甚微。南宋末年，又推出两项革弊办法，其一是置簿籍。“宝祐四年（1256），命在朝之臣，除宰执、侍从、台谏外，自卿监、郎官以下至厘务官，各具三代宗支图三本，结立罪状，申尚书省、御史台及礼部，所属各置簿籍，存留照应。遇属子孙登科、发解、入学、奏补事故，并具申入凿。后由外任登朝，亦于供职日后，具图籍记如上法。遇胄试之年，照朝廷限员，于内牒应举人就试，以革胄牒冒滥之弊。”其二是胄子牒试限员。“景定二年（1261），胄子牒试员：宰执牒缌麻以上亲增作四十人，侍从、台谏、给事中、舍人小功以上亲增作二十七人，卿监、郎官、秘书省官、四总领小功以上亲增作二十人，寺监丞簿、学官、二令大功以上亲增作十五人，六院、四辖、省部门、史馆校勘、检阅大功以上亲增作十人，临安府通判牒大功以上亲增作八人，馀应牒亲子孙者，一仍旧制。”⁽²⁵⁴⁾但为时已晚，此后没有几举南宋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