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朝贡举的应举资格
宋朝贡举“取士不问家世”(43)，但对于应举人的资格仍有一定的限制。宋承唐及五代之制，应举人参加解试前，除皆需投纳家状之外，还需要投纳保状。结保人所担保的内容主要是应举人需符合应举资格。如仁宗庆历四年（1044）三月，新定贡举条制云：
进士、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所保之事有七：一、隐忧匿服；二、曾犯刑责；三、不孝不悌，迹状彰明；四、故犯宪条，两经赎罚或未经赎罚为害乡里；五、籍非本贯，假户冒名；六、祖、父曾犯十恶四等以上罪；七、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应。违者，本人依条行遣，同保人殿两举。(44)
科举考试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士人不需推荐，而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即自由报考。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可以应举，而是有一定的限制。不同朝代其规定有所不同，关于宋朝贡举应举人的资格，归纳起来，大概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品行端正，未曾犯刑责
科举取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统治人材，当然应该十分重视应举人的品行。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二月壬午敕：“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如举送，以后事发，长吏停见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并贬降。”(45)所谓“迹涉疏狂，兼亏礼教”以及“曾为官司科罚”，都属品行不端，因而不许应举。
对于应举人的品行，宋朝规定得更加具体。前引庆历四年新定贡举条制规定了三条，即“曾犯刑责”、“不孝不悌，迹状彰明”、“故犯宪条，两经赎罚或未经赎罚为害乡里”不得应举。但后两条比较空泛，最主要的是前一条：“曾犯刑责”。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曾颁布诏书曰：
州府子细辨认……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46)
咸平元年（998）五月二十三日，礼部贡院言：
又举人中，有工商杂类、曾犯刑责及素无行止之人，辄玷士流，冒取文解，并许诸色人陈告。犯人勘罪决放，永不得入科场。官司辄有容隐，人吏并决停，发解、监试官追一任。
诏从之。(47)何谓“曾遭刑责”？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七日，诏曰：“贡举人因事殿举及永不得入科场，非被杖者，并许复应举。”(48)宋承唐制，刑罚仍分为笞刑五等、杖刑五等、徒刑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共五种二十等。按照真宗景德年间的规定，曾受杖以上刑罚，不得应举。真宗时，曾遭杖刑的萧立之就被取消了应举资格。《长编》卷七七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宋刑统》卷二规定：“诸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这样，有官荫者与无官荫者在适用“曾犯刑责，不许应举”上就会极为悬殊。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二月，修订科场条贯，孙奭等上言：
曾犯刑责之人，不得收试。大凡无官荫者，笞以上皆决，不复更践科场；有官荫者，流以下皆赎，取应并无妨碍。轻重之间，恐未允当。欲今后有官荫举人身犯徒以上罪，虽赎及虽逢恩宥，并不许应举。如敢罔冒，以违制罪之，同保人殿五举，有保官者与同罪。
诏从之。(49)据此，无官荫举人身犯“笞”以上罪不得应举，有官荫举人身犯“徒”以上罪不得应举。
庆历四年（1044），新定贡举条制云：“……二、曾犯刑责；三、不孝不悌，迹状彰明；四、故犯条宪，两经赎罚，或未经赎罚，为害乡里；……并不得取应。违者，本人依条行遣，同保人殿两举。”(50)对应举人品行的要求又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北宋后期，逐渐放宽了“曾犯刑责”的限制。如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书云：“应举人因事殿举及不得入科场之人，除犯罪徒以上及真决并假名代笔情理重人外，可并许应举。”(51)这样，就把一般应举人的刑责从“杖刑”改为“徒刑”，按刑等来说，放宽了五等。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六月十三日，登极赦文亦云：“应举人除犯徒罪以上得真决人外，其馀因事殿举及不得入科场之人，虽有‘不以赦降原免’指挥，可并许应举。”(52)可见“犯徒罪以上得真决人”不得应举，成为“曾犯刑责”的定制。
二、身份清白，非曾为僧道胥吏
宋承唐及五代之制，“取士不问家世”(53)，即应举不问家庭出身。但对其本人的职业身份，仍有一定限制。
其一是，曾为僧道者不得应举。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癸卯（二十二日），宋太宗谓宰相曰：“迩来场屋混淆，颇闻有僧道还俗赴举者。此辈不能专一科教，可验操履；他日在官，必非廉洁之士。进士先须通经，遵周、孔之教。或止习浮浅文章，殊非务本之道，当下诏切戒之。”(54)十二月甲辰（二十三日），乃诏曰：
朝廷比设贡举，以待贤材。如闻缁褐之流，多弃释、老之业，反袭褒博，来窃科名。自今贡举人内有曾为僧、道者，并须禁断。(55)
曾为僧道者不得应举，而曾为僧道者的子弟，完全可以应举。如北宋进士及第的杨何，“其父本黄冠（道士），母尝为尼”(56)。
其二是，吏人不得应举。《长编》卷三〇载：
端拱二年（989）三月……壬寅（二十一日），上御崇政殿，试合格举人，得进士阆中陈尧叟、晋江曾会等一百八十六人，并赐及第。……时中书令史、守当官陈贻庆举《周易》学究及第。既而，上知之，令追夺所授敕牒，释其罪，勒归本局。
端拱二年，中书门下的吏人陈贻庆应《周易》学究举及第。太宗得知此事，即令追夺所授敕牒，释其罪，勒令回到中书门下，仍然为吏。宋末元初人马端临评论此事的按语曰：
按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后官及第，上夺所授敕牒，勒归本局，诏今后吏人无得应举，盖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也。(57)
宋朝为何不准吏人应举？究其原因，大概如马端临所说，是因为恐怕“杂流”科举入仕，而玷污了选举的清名。这和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二月壬午敕中所说“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58)，如出一辙。
同僧道子弟一样，吏人之子也可以应举。英宗治平二年（1065）状元彭汝砺（1047—1095）就是饶州州吏之子，因得到饶州知州范仲淹（989—1052）的资助，方就学读书，后遂进士及第，并荣登榜首，“乃成就门户，与士大夫齿”。(59)
其三是，“工商杂类”不得应举。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政策，隋唐以前，均规定：“工商不得入仕。”(60)唐朝后期，曾有工商业者改业三年之后可以入仕的规定。到宋朝，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相应提高，赵宋王朝也就放宽了对工商业者应举的限制。《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至一六《发解》载：
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诏曰：“……州府子细辨认，如不是本贯，及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真宗咸平元年（998），又重申工商杂类不得应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七《发解》载：
咸平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礼部贡院言：“……又举人中，有工商杂类、曾犯刑责及素无行止之人，辄玷士流，冒取文解，并许诸色人陈告。犯人勘罪决放，永不得入科场。官司辄有容隐，人吏并决停，发解、监试官追一任。……”从之。
在这两封诏书中，一方面规定：“工商杂类……并不在解送之限”，即不得应举；另一方面又说：“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61)此例一开，实际上就没有什么限制了。“工商杂类人内”应举者，都可以说是“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
至于工商业子弟应举者，更是比比皆是。如仁宗皇祐元年（1049）连中三元的冯京（1021—1094），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冯三元》云：“冯京，字当世，鄂州咸宁人，其父商也。”可见他就是一个商人之子。
以上这些身份限制，其用意大概也都是恐怕“杂流”入仕，玷污科举的清名吧！
三、身无期周尊长丧服
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孝行。父祖等亲属去世，子孙等应按规定服丧。在服丧期间，有不准婚嫁、作乐等禁忌，还禁止士人在服丧期间应举。宋朝丧服承古制，仍依据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亲疏关系，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丧服等级不同，其服丧的期限亦不相同。斩衰服期最长，为三年，齐衰为一年，大功为九个月，小功为五个月，缌麻服期最短，为三个月。宋初，凡服丧者均不得应举。如《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一至二二《发解》载：
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十八日，开封府言：“进士郭颜与孙硕等五人共为一保，应服勤词学科。考官以硕词学独优，荐为第三人，颜等退落，即诣府自首有惨恤，不当赴举，硕亦合驳落。府司按问议罪，皆坐违制。”帝谓宰臣王旦曰：“郭颜但欲孙硕落解，不寤不得首原，且为儒干进，用心如是，颜可罚铜，永停取应，配蔡州衙前。硕等罚铜，各殿三举。”
“惨恤”即居丧。郭颜即因为服丧期间应举而又欲使人落解，所以被罚铜、永不得应举，并罚服衙前役；孙硕等则因为同保中有服丧者而被罚铜并罚未来三次科场不得应举。
又如天禧三年（1019）正月，郭稹“冒缌麻丧应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稹即引咎，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62)郭稹也是因为“冒缌麻丧应举”而被罚未来三次科场不得应举。
缌麻服以上即不得应举，所牵涉的面甚广。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姐妹，外姓为中表兄弟、岳父母等，均为缌麻服。缌麻服以上均不准应举，其限制太大了。诸州举人为隐匿丧服，纷纷奔赴京师应举。于是，不久即大为放松了服制的限制。《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三《发解》载：
天禧四年（1020）三月二十八日，翰林学士晁迥等言：“窃详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以取解，遂奔走京毂，寓籍充赋。有司但考材艺解送，本府土著登名甚少。交构喧竞，亦由于此。欲请自今举人有期周尊长服者，依旧制不得取解，余服悉听。”诏从之。
“有期周尊长服者”，不得取解；有周期卑幼及大功、小功、缌麻服者是否均可应举呢？《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三《贡举杂录》有更为明确的记载：
天圣元年（1023）七月七日，学士院言：“准中书批送汝州并镇海军状称：天禧四年敕，今后举人有周期尊长已上服，依元条不得取应，其缌麻服并特许应举者。看详：除周期尊长已上不许取应，即周亲卑幼已上并得应举。又缘敕文只指定缌麻服并特令应举，其有周期卑幼及大功、小功等服，即未有明文。诏送两制定夺。臣等看详：欲乞依天禧四年晁迥等元定夺：有周期尊长以上服不得取应外，有周期卑幼并大功以下服并许应举。”从之。
期服即齐衰为一年之丧服。凡长辈如祖父母、伯叔父母、在室姑等，平辈如兄弟姐妹、妻，小辈如侄、嫡孙等，均服之。“期周尊长服”即只是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在室姑服丧。“期周尊长服”之外均可应举，就是说除为父母、祖父母、伯叔父母、在室姑服丧期间不得应举外，其他均可应举。此后冒哀求试者就大为减少了。因为正如南宋人王
所说：“大凡人家尊长期丧，多年高者，卑幼期丧，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则妨试亦鲜。”(63)
“期丧”期限为一年，在此期间，“有期周尊长服者”不得应举，时间仍嫌太长。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五日，乃诏曰：“今后期丧已满三月者，并听应举。”(64)这样，因身有丧服而妨碍应举的时间大为缩短，其不得应举的限制也大为减少了。
四、身体健康，未被废疾
既然科举考试的主要目的在于选拔治国安民的统治人材，当然也要求应举人身体健康。宋朝把残疾人分为残疾、废疾、笃疾三等。一般不准废疾、笃疾人应举。这在太宗初年就有明确规定。《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四《发解》载：
太平兴国三年（978）九月二日，诏自今进士及诸科贡举人被废疾者，诸州不得解送，礼部不授牒。
何谓“废疾”？《宋刑统》卷十二引《户令》云：“诸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鴜，如此之类，皆为残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支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恶］疾、癫狂、二支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显然身患“废疾”者不便于做官，举人资格的这种限制是可以理解的。
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太宗又下诏曰：“州府子细辨认……身有风疾、患眼目……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65)“风疾”指“疯病”，又指“风痹（半身不遂）”、“麻风病”等；“患眼目”应相当于“两目盲”，均属“笃疾”，当然不适于参加科举考试。
既然“废疾”不得应举，身患较“废疾”更重的“笃疾”，当然更不能应举了。那么较“废疾”为轻的“残疾”者可否应举呢？史无明文，但南宋人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载：
淳祐十年（1250）……状元严州方梦魁，赐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四名川人杨潮、南省元泉州陈应雷，皆瞽一目。
据《宋刑统》卷十二所引《户令》，“一目盲（瞽）”为“残疾”，可见身患“残疾”者是可以应举的。
五、本贯取解，非为寄应
宋朝科举解试，种类不同，其解额即不相同。即使同为州府军监解试，地域不同，其解额也不相同。所以，解试资格有地域方面的要求。太祖开宝五年（972）十一月十四日，即诏曰：
乡举里选，先王之制也。朕之取士，率由旧章，宜用申明，俾从遵守。应天下贡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化外人，即述归依因依，预于开封府投状，长吏具事取裁。其国子监举人，须是元在监习业，方许校艺、解送，不得妄称监生。仍并令礼部贡院分明勘会。违者，具名以闻。馀有条制，委所司详酌行下。(66)
即按照“乡举里选”的精神，对三类应举人分别做了明确规定：第一，诸路州府军监举人必须在本贯参加解试，不得“寄应”；第二，“化外人”即宋朝政令教化之外的士人，先于开封府投状，说明归依的原因，由开封府长官取裁；第三，国子监举人必须是原来在国子监习业者，才能参加解试。
所谓本贯取解，主要是指诸路州府军监举人，必须在本贯应举，而不得冒贯到开封府应举。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又诏曰：
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采其乡曲之誉，登于俊造之科。近年举人颇隳前制，不于本贯取解，多是随处荐名，行止莫知，真虚罔辨……令式明文，固合遵守，宜特行于条贯，庶永绝于混淆。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州府子细辨认，如不是本贯……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其归本贯取解人，许通理自前举数。(67)
再次重申“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并规定了惩罚措施：“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的举人即“化外人”则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参加解试。
真宗景德二年（1005）七月二十日，龙图阁待制戚纶（954—1021）与礼部贡院言：“今请诸色举人各归本贯取解，不得寄应，及权买田产立户。诸州敢解发寄应举人，长吏以下请依解十否人例科罪，典吏严加断责。开封府委官吏觉察，犯者罪亦如之。”(68)真宗“以分数至少，约束过严，恐沮仕进之路。乃诏两制、知贡举官同详定以闻”。于是，翰林学士晁迥（951—1034）等上议：“远人无籍者，令召命官保识就京府取解。文武升朝官嫡亲，许附国学。先寄应令还本贯者，不得叙理。馀如戚纶等条奏。”诏从之。(69)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五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晁迥等言：“准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举人并不得寄应，仍不得分人田土，虚立户名，违，论如法。如有久在乡县实无户籍，许召命官一人保明行止非妄冒者，听具本贯家状于开封府投纳收试。……”诏并从之。(70)进一步规定，不但“不得寄应”，而且“不得分人田土，虚立户名”。
大中祥符七年（1014），发生了一起“进士刘溉、韩扬等讼顾询美等寄籍求荐”的科场案。于是，九月二十四日，诏曰：
应进士并诸科举人等，今后除取本乡文解赴举外，如是显无户籍，及虽有籍已离本贯、难更往彼者，即许召曾经省试举人三人，或御试举人二人，或命官一员，保明行止。仍只许保明一人，但不是负犯殿责及勒出科场之人，即明其元本贯乡家状，许于开封府投纳、引验，便与收接，依例考试、发解，并于卷头分明开坐元本乡贯并寄应去处，馀并依旧敕。如违，必行前制。(71)
对于没有户籍，以及虽有户籍但是已经离开本贯而难以回去应举者，只要有曾经省试举人三人，或御试举人二人，或命官一员，保明其不是“负犯殿责及勒出科场之人”，就可以到开封府应举。显然是放宽了寄应开封府应举的限制。
虽有上述种种规定，但冒贯之事仍时有发生，究其根源所在，其一，正如天禧四年（1020）三月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所言：“……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于取解，遂奔凑京毂，寓籍充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晁迥等建议：“欲请自今举人有期周尊长服者，依旧制不得取解，余服悉听；寄应举人实无户籍者，许召命官保任，于本府户籍人数外，别定分数荐送。”(72)诏从之。这样，因为身有服制，本贯难于取解，而到京师开封应举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其二，正如苏颂（1020—1101）上疏所云：“所谓诈冒户贯请应者，今外郡举人赴开封府取应是也。天下州郡举子，既以本处人多解额少，往往竞赴京师，旋求户贯。乡举之弊，无甚于此。虽朝廷加以峻文而终不能禁止者，盖以开封府举人不多，解额动以数百人，适所以招徕之而使其冒法。”苏颂认为假冒开封户贯的原因是“本处人多解额少”，而“开封府举人不多，解额动以数百人”。
如何解决冒贯之弊呢？苏颂云：“欲革其弊，莫若预为之防。于罢举之岁，令本府下诸县察访见今土著，实有多少举人。候见得的实数目，开送贡院。比较外郡人数，酌中解名处量其分数，别立定额。外方举人知其如此，岂肯不远数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贯乎？”(73)即根据开封府土著举人的数目，与诸路州府的应举人数相比较，酌中立定发解的定额，即减少开封府的解额。这恐怕是很难行得通的。
由于开封府解额较宽，且得考试风气之先，所以有大量士人寄籍召保取解。看来仅仅召保取解，无法解决寄应问题。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十九日，上封者言：
贡举条制：“进士、诸科如显无户籍及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许召官委保就试，仍于卷首具标本贯、寄应二处；若虽无田业，见存坟域，久居旧贯，显有行止，亦许召保取应。”伏见近年每开科场，外州举人竞凑京府寄贯召保，多违此条。昨庐州进士王济因兄修己于祥符县买田十八亩，投状之际，遂以修己为父；又有王宇，亦贯济户，遂以济之三代为己名讳。不顾宪章，换易亲讳，亏损孝行，无甚于兹。
欲请自今开封府进士除旧有户版十年以上，见居本贯者，许投状；未及十年或虽已十年、不居本贯者，无得接状。其在京无户之人，许先经县投状，责乡耆保验，委是久居别州亦无户籍者，结罪书状，委县官访验行业无有虚矫，保明上司录司，先示召保取解。其外州先有户籍之人，各勒就本贯请解，与理旧举数场第。如乡里别无亲戚，但有坟墓，亦许召保取解；如旋置田土，妄召保官寄立户名，罔冒乡县一事非实，许人纠告，应干犯人皆以违制一等科罪，举人有荫，亦勿听赎。
诏两制集官议定。翰林学士章得象（978—1048）等言：
按贡院条制，臣僚在任所有亲属者，无得旋置田土贯户取解。今缘京师，四方所聚，即与外州不同。请令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其委无户贯者，旧制许召有出身京朝官保明行止，仍不得过二人，无出身京朝官曾勾当事者亦许保一人。如有违犯，保官以违犯失论，举人勒出科场，永不得取应，同保者殿五举。如涉请嘱，自从重论。今上封者请先经所隶县投状及责村耆察访行止，望如所请，仍听诸色人纠告。其外州举人与理旧举数场第，及止有坟墓亦许召保取解。若一事违条贯，用违制一等科罪，望并依所请。
诏可其奏。并规定其举人妄认乡贯、三代，如用赂者，虽有荫，不以赎论；如不用赂，亦奏裁。(74)取消了“虽有籍已离本贯、难更往彼者”召保取解之制，规定“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并进一步严格了“委无户贯者”召保取应的制度和惩罚措施。嘉祐三年（1058）三月又规定：“凡户贯及七年者，若无田舍而有祖、父坟者，并听。”(75)即凡是有户籍七年以上而有祖、父坟者，均可以落籍成为“本贯”，以取解应举。这样，本贯取解、不得寄应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但是，直至南宋，冒贯应举仍然是一大问题。《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二一至二二《发解》载：
淳熙五年（1178）五月十一日，右谏议大夫萧燧言：“比言诸路士人并有寡廉鲜耻，贪他郡解额之宽，诈冒以侥幸于一得。土著士人，争讼纷纭，场屋鼓噪，无所不至。乞下诸州，严为之禁。自今士人赴乡举者，必须实系土著，方许赴试。仍从本县保明烟爨，申州以凭结保。若揭榜有非烟爨冒贯得解人，并行驳放。其借以户名与之妄认者，同底于罚。”从之。
“保明烟爨”指保明“有产业如烟爨实及七年以上”(76)，方许应举。不但对于冒贯者给予严厉惩罚，而且对于“其借以户名与之妄认者”，也要给予同样的处罚。
六、在学听读一定日限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没有学历要求。仁宗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997—1057）言：
庠序之设，教化所先。自顷学徒，未悬师业，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至千馀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以圣朝经籍道崇，儒雅日盛，岂兹学校弗著彝规？……欲望自今应国子监每遇科场敕下，授纳取解家状日以前，须实曾附本监听学满五百日者，许投状。令本授业学官取文簿勘会诣实，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愿下学官参议施行。
诏国子监详定以闻。国子监请：“自今去经试补学生，并依起请，听读满五百日方许取解；已得国学文解、省试下者止听读一百日，许再请解。……”诏从之。(77)
庆历四年三月，范仲淹（989—1052）等改革科举，又对逐路州府应举人的在学听读日限做了规定：
应取解，逐处在学本贯人并以入学听习至秋赋投状日前及三百日以上，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秋赋投状日，并依本州军旧制。）内有亲老别无得力兄弟侍养，致在学日数不足者，除依例合保外，别召命官一员或到省举人三名委保诣实，亦许取应。(78)
但是，此制只实行了不到八个月，到十一月初，即“诏罢天下学生员听读日限”。(79)《长编》卷一五三载：
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戊午朔，判国子监余靖言：“臣伏见先降敕命并贡举条制，国子监生徒听学满五百日方许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诸路州府军监并各立学及置县学，本贯人并以入学听习三百日，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后来虽有敕命，曾到省举人与免听读，内新人显有事故给假，并与勘会除破。其如令非画一，难以久行。……伏缘朝廷所赐庄园、房钱等赡之有限，而来者无穷，若遍加廪给，则支费不充，若自营口腹，则贫瘘者众，日有定数，不敢不来，非其本心，同于驱役。……欲乞应国子监太学生徒，如有情愿听读，满五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将来取解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不满五百日者，并依旧额取解应举。所有开封府及天下州军建立州学处，亦取情愿听读，更不限以日数。所贵寒士营生务学，不失其所。”乃诏罢天下学生员听读日限。
庆历五年三月，随着新政的失败，科举又一切恢复旧制了。
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月，立三舍法；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定（1027—1086）上《国子监敕令式并学令》，太学三舍考选、升补、推恩之法始趋于完备。徽宗崇宁三年（1104）十一月，以三舍法遍行天下，乃诏“除将来科场如故事外，并罢州郡发解及省试法，其取士并由学校升贡”。(80)即士人必须由县学升入州学，再由州学升入太学。太学岁试入上等者即可赐第授官；入中等者，则可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殿试，第其高下，赐第授官。
由于种种原因，“罢州郡发解及省试法，其取士并由学校升贡”之制从崇宁三年（1104）至宣和三年（1121），只实行了十八年。《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一一《贡举杂录》载：
宣和三年（1121）二月二十日，诏太学以三舍考选，开封府及诸路以科举取士，并依元丰法。
这样，三舍考选升补之法仅实行于太学，诸路州郡又恢复了原来实行的发解及省试法，应举人便又无学历要求了。
综上所述，宋承唐及五代之制，科举取士不问家世，但对其本人在德行、身份、身体、服纪、籍贯等方面则有一定的要求。但宋朝对应举人资格的限制并不苛刻，而且有逐渐放宽的趋势。这就使一般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取士的范围也就扩大了。这对于选拔经国安民之才，维护王朝的统治，显然是有利的。
(1)《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贡举》。
(2)《长编》卷十九，太平兴国三年八月甲戌。
(3)《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七《明经科》。
(4)《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七《贡举》。
(5)《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七《贡举》。
(6)《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七《贡举》，据《玉海》卷一一六《景德劝学诏》及《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校勘。
(7)分别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八《贡举》及《长编》卷七一、卷七二、卷七七、卷八〇、卷八四、卷八七、卷八九、卷九五、卷九七。
(8)《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〇《发解》。
(9)《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五《试官》。
(10)《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一《亲试》。
(11)《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辛酉。
(12)《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八《贡举》。
(13)分别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九至一〇《贡举》、《长编》卷一一〇、卷一一一、卷一一六、卷一二三、卷一四〇、卷一四七、卷一六〇。
(14)《长编》卷一〇〇、卷一〇四、卷一〇八、卷一一二、卷一二〇、卷一五五、卷一六三、卷一七二、卷一八二、卷一八七、卷一九一。
(15)《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二月戊申。
(16)《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三《贡举杂录》。
(17)《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四《贡举杂录》。
(18)《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二月戊申。
(19)韦骧：《钱塘韦先生文集》卷三《和闻新制间岁贡士》。
(20)徐积：《节孝集》卷三十《上赵殿院书》。
(21)《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八《贡举杂录》。
(22)《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十月丁亥条注。
(23)《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至四《贡举杂录》。
(24)《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一一《贡举杂录》。
(25)《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丙申。
(26)《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十二月己酉。
(27)《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六《贡举杂录》。
(28)《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贡举》。
(29)《长编》卷十九，太平兴国三年十二月。
(30)《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三《贡举杂录》。
(31)《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七《贡举》。
(32)《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七《贡举》，据《玉海》卷一一六《景德劝学诏》及《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校改。
(33)王应麟：《玉海》卷一一六《景德劝学诏》。
(34)《长编》卷一一〇、卷一一一、卷一一六、卷一二三、卷一四〇、卷一四七、卷一六〇。
(35)《长编》卷卷一〇〇、卷一〇四、卷一〇八、卷一一二。
(36)《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二月甲寅，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校正。
(37)《长编》卷一二〇、卷一五五、卷一六三、卷一七二、卷一八二、卷一八七、卷一九一。
(38)《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三《贡举杂录》，据汪藻《浮溪集》卷一三《绍兴元年科举诏》校补。
(39)《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一九《发解》。
(40)《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三三《发解》。
(41)《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42)《宋史全文》卷三一至三六。
(43)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第一》。
(44)《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五《贡举杂录》。
(45)《册府元龟》卷六四〇《贡举部》二《条制第二》。
(46)《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发解》。
(47)《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七《发解》。
(48)《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八《贡举杂录》。
(49)《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三至一四《贡举杂录》。
(50)《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五《贡举杂录》。
(51)《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一六《贡举杂录》。
(52)《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五《贡举杂录》。
(53)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第一》。
(54)《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癸卯。
(55)《太宗实录》卷二七；《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贡举杂录》。
(56)庄绰：《鸡肋编》卷上。
(57)《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58)《册府元龟》卷六四〇《贡举部》二《条制第二》。
(59)《长编》卷四六〇，元祐六年六月丙辰。
(60)《通典》卷一四《选举二》。
(61)《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发解》。
(62)《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正月乙亥。
(63)王
：《燕翼诒谋录》卷四。
(64)《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三《贡举杂录》。
(65)《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发解》。
(66)《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四《发解》。
(67)《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至一六《发解》，《宋会要补编》第四十六页。
(68)《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九《发解》。
(69)《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七月丙子。
(70)《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九至一〇《贡举杂录》。
(71)《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五《发解》。
(72)《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三《发解》。
(73)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五《议贡举法》。
(74)《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七至八《发解》。
(75)《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六《贡举杂录》。
(76)《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二二《发解》。
(77)《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至三〇《太学》。
(78)《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五《贡举杂录》。
(79)《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戊午朔。
(80)《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引《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