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朝贡举开科制度

第一节　宋朝贡举周期的演变

一、太祖建隆元年至仁宗嘉祐二年的贡举周期

宋初，沿袭唐及五代之制，仍每年开科贡举。太祖朝，只有开宝七年（974）、九年（976）两年未开科场。而凡不开贡举的年份，均颁布了权停贡举的诏书。《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贡举》、《长编》卷十五均载：“开宝七年三月，诏权停贡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贡举》又载：“开宝九年三月，诏权停贡举。”而《长编》卷十六载：“开宝八年辛酉（二十二日），诏停今年贡举。”《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三月又载：“是春，权停贡举。”但均未说明原因。

太宗继位，大开贡举。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吕蒙正榜，录取进士、诸科正奏名316人、特奏名184人，共500人，大大超过了太祖朝每榜贡举录取人数。而这一年的十月则诏“其礼部贡举宜权罢一年”。其权停贡举的理由是上一榜录取得太多了：“朕昨以振举滞淹，详求俊，乃以清之宴，亲校贤能之书，中我悬科，几乎数百，所宜暂停贡举，且使进修。”⁽¹⁾不过，此诏是十月才颁布的，此前诸州府应该在八月已经举行了解试。据说是“复恐场屋间有留滞者”⁽²⁾，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十七日，“诏礼部贡院，自去年十月已前诸科贡举人，除三礼、三传、学究等三科外，馀并听于贡院投牒，次以八月朔俱至都下，俟引试”。⁽³⁾于是，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举行了省试，九月举行了殿试。这一年的十二月，又诏罢来年正月的省试，《长编》卷十九载：

太平兴国三年十二月，是冬，诸州贡举人并集，会将亲征河东，罢之。自是，每间一年或二年乃置贡举。

这次权停贡举的理由是太宗将亲征河东，无法临轩殿试。所以，太平兴国四年，未举行贡举。自此，未再每年贡举。太平兴国六年、七年，雍熙元年（984）、三年、四年，淳化元年（990）、二年、四年、五年，至道元年（995）、二年、三年，均停贡举。不仅是“每间一年或二年乃置贡举”，而是淳化四年至至道三年（993—997）连续五年不开科场贡举。太宗在位22年，开科贡举才8榜，共有14年停贡举。

真宗初年，连续三年贡举取士，似乎又恢复了太祖朝每年贡举的旧制。咸平三年（1000）五月二十四日，“诏权停贡举一年”。⁽⁴⁾当年停解试，次年停省试、殿试。咸平五年开科贡举，咸平六年五月四日，真宗又颁降科诏曰：

贡闱之设，用采时髦，言念远方，岁偕上计，未遑肄业，遽已饬装，颇□聚学之勤，有异育材之旨。宜令礼部权停今年贡举。⁽⁵⁾

其权停贡举的理由是，每年贡举，往来赶考途中，无暇习业，长育人才。于是，咸平六年至景德元年（1003—1004）连续两年均未贡举。景德二年（1005）重开贡举，录取进士、诸科正奏名1661人、特奏名1388人，共3049人，其一榜取士之多，可谓空前绝后。但当年六月一日，又下诏“其贡举宜令权住二年”。权停贡举的目的仍然是“劝学”：“且使各务服勤，更专学术，无失大成之义，将符虚伫之怀。仍委礼部贡院，今后科场精加考试。”⁽⁶⁾此诏书又被称为《景德劝学诏》。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年五月四日、五年五月一日、六年五月二日、八年五月四日、九年五月四日、天禧元年（1017）五月四日、四年五月四日、五年五月三日，共九年均“诏权停贡举”。⁽⁷⁾而其大中祥符二年、四年、七年所开贡举，参加考试者并非全国诸路州府举人，而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祀老子的沿途州府及开封府、国子监的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如《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〇《发解》载：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二十五日，东封赦书：车驾所经州府及开封府有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者，如发解例考试。开封府、兖州各五十人，郓州四十八人，澶、濮州各三十人，进士、诸科相半。来春荐送阙下。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六日，又“令国子监举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进士、诸科各十人。（前诏止下开封府及所过州郡，至是本监上言，故及之。）”⁽⁸⁾“五月十五日，命工部侍郎张秉、知制诰周起，于武成王庙试开封府、国子监、兖、郓、澶、濮州解送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⁹⁾“六月二十七日，帝御崇政殿，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内出《大德日生赋》、《神无方诗》、《升降者礼之末节论》题。得进士梁固等三十一人，并赐及第、同进士、三礼出身；得诸科九经、五经、三礼、学究、明法五十四人，并赐本科及第、同出身。”⁽¹⁰⁾

上述东封车驾所经州府及开封府、国子监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的考试，与解试、省试、殿试的考试方法、考试内容非常相似，但参加考试的人员、考试的时间、录取人数等又大不相同。而且，本年五月七日，明确“诏权停今年贡举”⁽¹¹⁾，其科诏曰：

俊造之科，贤能所出。临轩校艺，既搜采以居多；随计干名，亦劳费之斯甚。有妨肄业，讵称求（财）［材］？当务敏修，副兹虚伫。宜权罢今年贡举。⁽¹²⁾

大中祥符四年西祀汾阴车驾所过河中府、西京河南府、陕州、郑州、河阳汜水县、虢州虢略县、同州朝邑县、华州华阴县及开封府、国子监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人的考试，七年南祀老子车驾所过亳州及开封府、国子监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人的考试，与东封泰山车驾所过州府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人的考试相同。所以，这三榜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贡举考试。

即使将大中祥符二年、四年、七年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人考试算作贡举考试，真宗在位26年，开科贡举才12榜，共有14年停贡举。除继位初年连续三年开科贡举之外，一般都是每间隔一年或二年乃置贡举，其晚年即天禧四年至乾兴元年（1020—1022）则连续三年权停贡举。

仁宗朝前期，开科贡举的周期仍无一定之规。天圣元年（1023）五月八日，“诏礼部贡举”，天圣二年宋庠（996—1066）榜录取进士、诸科正奏名561人、特奏名122人，共681人。天圣三年五月二日又降诏权停贡举一年。《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九《贡举》载：

［天圣］三年五月二日，礼部贡院言：“今年贡举，乞赐指挥。”帝曰：“去岁放及第人数不少，然而览其程试，多未尽善。今宜权罢贡举，各令励志修学。”宰臣王曾奏曰：“前来远郡下第举人，方到乡里，今若复许随计，何暇温习事业？”即降诏曰：“朕祗绍丕基，思皇群士，用广得人之路，庶资致治之方。前岁肇辟礼闱，洽臻乡秀，遵先朝之旧制，至考艺于有司，将辨等威，俾崇进取。朕亲临轩陛，面锡科名，其或久困词场，累从宾荐，轸其淹滞，悉示甄收，在于搜扬，斯亦至矣。聿周岁序，将及计偕，言念学古之流，或切干名之志，非愈加于修励，则曷副于详延？暂罢贡书，更期肄业，勉务日新之益，慰兹虚伫之怀。其贡举，宜令礼部贡院更权住一年。”

权停贡举的理由与真宗景德二年《劝学诏》相同，亦是“各令励志修学”。

天圣六年五月十二日、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明道元年（1032）三月二十八日、景祐二年（1035）、宝元二年（1039）三月、康定元年（1040）三月、庆历三年（1043）三月、四年三月、七年三月，均“诏权停贡举”。⁽¹³⁾其中有些权停贡举年份，史料未见“诏权停贡举”的记载，如皇祐二年（1050）、三年及至和元年（1054）、二年等。

仁宗朝的史书，不但频繁记载“诏权停贡举”，而且频繁记载“诏礼部贡举”。如天圣元年（1023）五月八日、四年五月四日、七年五月一日、明道二年（1033）五月四日、景祐四年（1037）三月五日、庆历元年（1041）三月七日、五年三月七日、八年三月六日、皇祐四年（1052）三月四日、嘉祐元年（1056）三月五日、三年三月四日、五年三月三日，共12次记载“诏礼部贡举”。⁽¹⁴⁾可惜现存宋代史书中均没有这些科举诏文本的记载。

从天圣元年至嘉祐元年（1023—1056），34年间，共开科贡举10榜，其中有3榜间隔3年，其余6榜均间隔4年，基本形成了四年一开科场贡举的惯例。

二、仁宗嘉祐二年至南宋末年的贡举周期

仁宗前期贡举开科的时间不定，后来四年一开贡举，间隔时间又太长，势必对朝廷和应举人都会带来许多不便。《长编》卷一八六载：

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戊申（六日），先是，上封者言：“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众多，势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废学数年；才学之士，不幸有故，一不应诏，沉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以此，毁行冒法干进者，不可胜数。宜间岁一贡举，中分旧数而荐之。”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帝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为今之计，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

下有司商议，而议者乃合奏曰：“臣等谓易以间岁之法，无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举子不幸有疾病、丧服之故者，不至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选，旋亦遇贡举，则下无滞才之叹；而天下所荐数既减半，礼部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矣。近年挟书、代笔、传义者多，因使权贵、富豪之子得以滥进，盖由人众，有司无由检察；若人少，则诸伪滥势不自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其途而进。”⁽¹⁵⁾

于是，仁宗下诏曰：

国家致治之原，莫先乎得士；乡里兴贤之法，必归于考行。惟选举之失实，乃古今之共患。爰自比岁，尤异所闻。悼我诸生，颇沦薄俗：或先敦孝悌而敢为傲逸，或不勤文艺而专务剽袭；及乎应诏而起，覆试有程，负累者奸利相成，寡闻者怀挟交济，条制虽密，朋比莫惩。且四年设科，时颇淹久，虑兴遗滞之叹，殊匪招来之勤。将革弊端，宜更著令：自今间岁一开科场，天下进士、诸科并解旧额之半。开封府、国子监以皇祐四年所解人数五分为额，锁厅及试官亲戚举人亦准此。使来者既寡，则察之差易，防检得尽其公，事业毋以相贸。且人贵土著，俗重邻成，盖出处之与同，于举措而必审。三代取士，莫或异斯。⁽¹⁶⁾

宋朝贡举的周期，从太祖朝沿袭唐及五代之制每年贡举，到太宗、真宗朝贡举时间不定，甚至有连续五年不开科贡举者，演变至仁宗中期，形成四年一开贡举。“言者以为四年一下诏，中下之人往往废学，而才学之士不幸有故，则滞留，以至走死。”⁽¹⁷⁾嘉祐二年，由于“四年设科，时颇淹久，虑兴遗滞之叹，殊匪招来之勤”，于是“将革弊端，宜更著令：自今间岁一开科场，天下进士、诸科并解旧额之半。”对贡举的周期第一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间岁一开贡举的理由大概是：其一，由四年一开贡举改为间岁一开贡举，大大缩短了两榜之间的间隔时间，“使举子不幸有疾病、丧服之故者，不至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选，旋亦遇贡举，则下无滞才之叹”；其二，解额、省额减半之后，大为减少了参加省试、殿试的人数，便于公平考校，防止舞弊，“天下所荐数既减半，礼部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矣”⁽¹⁸⁾。

间岁贡举之诏颁布之初，受到朝野许多士人的欢迎。如皇祐五年（1053）及第进士韦骧（1033—1105）《和闻新制间岁贡士》诗云：

五载兴贤日月疏，间关多是老闲居。朝廷远虑淹才弊，郡国新颁间岁书。

士子将期贺空谷，诗人当复兴嘉鱼。无能自愧逢辰早，已脱犁锄就栈车。⁽¹⁹⁾

但是，也是持不同意见者。嘉祐二年，胡宿（996—1067）就不以为然。《欧阳修全集》卷三五《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载：

近制，礼部四岁一贡士，议者患之，请更为间岁。议已定，公独以为不然，曰：“使士子废业，而奔走无宁岁，不如复用三岁制也。”众皆以公言为非。行之数年，士子果以为不便，而卒用三年之制。

嘉祐三年，乡贡进士徐积在《上赵殿院书》中，也认为间岁贡举不便。他说：

何谓二年一开科场不便？积常行陕西道中，亲见西川举人多是徒步，或自提挈，或十数人共雇一仆役，其甚者，破产业而来，及至半路，或滞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得应举而归者。虽应得一举，亦受尽艰险。今又二年一开科场，则其远方孤寒益受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今之为进士者，多是不肯治经，但于经史之内摘拾题目，及赋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记诵近年词赋策论及诸家类题，以为苟进之计。今又二年一开科场，宜乎学者尤不暇治经，尤为苟简之计。以此论之，且宜仍旧四年一开科场，或三年一开。⁽²⁰⁾

间岁贡举从嘉祐二年至治平二年（1057—1065）实行了四榜之后，果然又发现了许多弊病。其主要者，一是间岁一开科场，请解人数依旧，而解额减半，无疑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二是当年春末殿试落榜，第二年秋天即要再去诸路州府参加解试，冬天又要奔赴京师参加第二年正月的省试，边远州郡，路途往返，不但劳苦不堪，而且无暇习业。此时又有人建言。于是，英宗治平三年（1066）十月六日，乃下诏曰：

国家承祖宗之休，功成治定，而贡举之法烦而未安。永惟致治之方，盖本得材之盛。先帝深诏执事，询求其故。诚以士久不贡，则学废于闲肆；时旷难逢，则人嗟于留滞。故易四载之旧，始为间岁之举。粤自更制，寖闻非便，乃以为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途之劳良苦。朕甚闵焉。载图事制之中，俾从更定之令。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应天下所解进士、诸科，并以本处旧额四分［中解］三分。内开封府、国子监以皇祐四年所解进士、诸科数各四分中以三分为额。所有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凭限年取才，虽为法之末，力学从仕，乃服儒之常。毋专文辞，而忘操履之修；毋矜帖对，而昧义理之当。服我明训，务祗乃心，庶几得贤无愧于古。诏示中外，咸体朕怀。⁽²¹⁾

宋修《国史·选举志》称：“自是恩典不增，而贡举［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²²⁾而且，这也正合《周礼》“三年大比”之制，遂为定制。

徽宗崇宁三年（1104），“罢州郡发解及省试法，其取士并由学校升贡”，⁽²³⁾但仍然每三年举行一次殿试。宣和三年（1121）二月，“诏太学以三舍考选，开封府及诸路以科举取士，并依元丰法”，⁽²⁴⁾贡举周期又恢复了治平之制。

钦宗朝由于金军南侵，兵临京师开封城下，省试、殿试无法举行。高宗南渡初年，战乱频仍，贡举仍无法如期举行，原有贡举周期被打乱。靖康元年（1126），应当省试、殿试，因金军围城，无法举行。建炎元年（1127）五月，高宗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因金军南下，遂播迁于扬州、杭州，只好于诸路举行类省试。《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一七《贡举杂录》载：

建炎元年十二月一日，诏诸道进士赴京省试，今春兵革已展一年，国家急于取士，已降指挥，来年正月锁院，缘巡幸非久居，盗贼未息灭，道路梗阻，士人赴试非便，可将省试合取分数下诸路，令提刑司差官转运司所在州类试。三省措置省试合放人额，纽计正解、免解、转运司正解，并衮同，合以一十四人取一名，馀分不及一十四人亦取一名，不终场者不计。

于是，建炎二年四月于诸路举行类省试，八月于行在所举行殿试。

从宣和六年至建炎二年（1123—1128），其间四年权停贡举。绍兴元年（1131）二月丙申，“复诏诸路提刑司类省试”⁽²⁵⁾，而殿试又延至绍兴二年三月。《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四《发解》载：

绍兴三年二月一日，尚书省言：“昨建炎四年八月依条发解，合至绍兴元年省试、殿试，缘当年行明堂大礼，展至绍兴二年三月殿试，所有发解自合理绍兴二年殿试年份。”诏于绍兴四年发解。

可知，绍兴元年本应殿试，因为当年举行明堂大礼，所以延至绍兴二年。按照绍兴二年殿试计算，下一次贡举解试时间将顺延至绍兴四年，省试、殿试则顺延至绍兴五年。

绍兴九年十二月己酉（三日），御史中丞廖刚（1070—1143）上言：

国朝治平以来，诏三岁一举士，自是率用今年大礼，明年科场，又明年省、殿试，故荫补与登第人往往先后到部，于注授为便，而漕司岁费亦无相妨，诚经远之计。昨建炎元年殿试，为军兴展至明年就维扬试，绍兴元年殿试，为明堂又展一年就临安府试，今明年当试进士，复与大礼相妨，且省司财计难以应办。此不便一也。

近岁初官人率待四五年阙，若奏名人与荫补人同时到部，愈见差注不行。此不便二也。

倘更展一年，则大礼、科场、省、殿试皆得如古制矣。况来年不独举大礼，且山陵营奉有日，豫备两宫回銮，差官置局，日分亦恐不给，安得不权时而制宜哉？兼河南、陕西士人各罹乱政，学业荒废，姑缓一年，亦无不愿。⁽²⁶⁾

诏礼部讨论申省。礼部言：

建炎元年省、殿试，因军兴展至建炎二年，次举省、殿试合攒至绍兴元年，除省试分诸路转运司类试外，其殿试又为明堂相妨，再展至二年，续于五年、八年两次省、殿试，合系十年秋举，十一年省、殿试。今臣僚奏陈，若展一年科场，于今年大礼不至相妨，并特奏名人到部，与正奏名又注授，不至倒置。其向后科场，自十二年省试为准，于十四年令诸路发解。如此，则经久依得祖宗旧制，委不相妨。⁽²⁷⁾

于是，绍兴十年二月十七日，诏曰：

永惟三岁兴贤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为彝典。顷缘多事，洊展试期，致取士之年属当宗祀，宜从革正，用复故常。可除科场于绍兴十年仰诸州依条发解外，将省、殿试更展一年，于绍兴十二年正月锁院省试，三月择日殿试。其向后科场，仍自绍兴十（三）［二］年省试为准，于绍兴十四年令诸州依条发解。内将来绍兴十二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岁者，许出官一次。

绍兴十二年省、殿试之后，绍兴十四年诸州解试，此后每三年一开科场贡举，直到南宋灭亡，一直相沿未改。而且，三年一开科场之制，为此后的元、明、清三朝所继承，直至科举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