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说书举与明经科的迭兴迭废

宋初，以帖经、墨义试诸科，举人只知记诵，罕通经义。为了改变这种“讲学久废，士不知经”的状况，仁宗时期先后创立了说书举和明经科。

一、说书举

说书举是以考试讲说经书取士的贡举科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九《明经科》载：

天圣三年（1025）九月十六日，诏贡院将来考试诸科举人，有明习经义、长于讲说及三经以上者，许经主司自陈，量加试问，委是可取，即具名闻，当议别遣官试验，特与甄擢。

《长编》卷一〇四载：

天圣四年九月庚申（十八日），诏礼部贡院，举人有能通三经者，量试讲说，特以名闻，当议甄擢之。⁽¹⁰⁴⁾

李焘在《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戊申条记载“旧置说书举，今罢之”的夹注中也说：“说书举，在天圣四年九月。……今依本志移见于此。”此即所谓“说书举”⁽¹⁰⁵⁾。而上引《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九《明经科》则系设说书举为“天圣三年九月”，待考。至于当时如何具体地“量加试问”及“特与甄擢”，尚未见记载。庆历四年（1044），改革贡举，曾定新制云：

举人讲通三经以上，进士非纰缪、诸科无九否者，过落外，许自陈牒具言曾于某处讲说某经，招举人三人保明，即依前项别试大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仍令讲诵，与所对大义相合者，具奏取旨。⁽¹⁰⁶⁾

北宋人徐积（1028—1103）说：

且朝廷亦尝置说书科，亦何尝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¹⁰⁷⁾

据此可知，说书举所试及讲诵者为经书大意，而不拘注疏。需要说明的是，说书举并不与进士、诸科一起进行解试、省试，而是在省试之后，有举人自陈，另行考试，特赐出身。如《长编》卷一二二载：“宝元元年（1038）五月庚子，赐进士张宗雅同出身。京雅既下第，自陈能讲三经，诏国子监试而命之，仍附春榜。”《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九《赐出身》载：“宝元元年五月八日，赐说书进士张宗雅同进士出身。”张宗雅即是依说书举赐进士出身的。熙宁元年（1068）六月，孙觉亦上疏曰：“往者尝设说书一科，亦多通经之士。”⁽¹⁰⁸⁾

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五日，诏曰：“罢说书举人。”⁽¹⁰⁹⁾因为置明经科，其考试内容与说书举略同，遂罢说书举。说书举前后实行了32年。

二、明经科

“明经”一词起源甚早，其义为通晓经术，自西汉起即成为察举的一种科目；而成为贡举科目，大概同进士一样，始于隋。唐五代因之。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沿袭隋制科举取士，四个贡举科目之中即有明经科。⁽¹¹⁰⁾但是，唐代后来的明经并非单独一科，而是对以考试儒家经典取士科目的总称。如《新唐书·选举志》云：“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¹¹¹⁾五代后唐时，有所变化。明宗天成三年（927）七月十三日敕云：“应九经、五经、明经帖书及格后，引试对义时，宜令主司于大经泛出问义五道，于帘下书于试纸，令隔帘逐段解说。但要不失疏注，义理通二、通三，然后便令念疏。如是熟卷，并须全通，仍无失错，始得入策。……其问义、念疏、对策，逐件须有去留。”⁽¹¹²⁾据此，明经似为单独一科。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曰：“明经者悉包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若无厘革，恐未便宜。其明经一科，伏请停废。”遂敕：“明经、童子……等科，并停。”⁽¹¹³⁾出帝开运元年（944）八月，又下诏曰：“其明经、童子二科，今后复置。”⁽¹¹⁴⁾后周时，又被停废。《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贡举部四·条制第四》载：“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五月，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914—967）上言：‘……其明经、童子，请却依晋天福五年敕停罢，任改就别科赴举。……’诏并从之。”

宋初，科举承后周之制，亦未单独设明经科，而是在进士科之外，设有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为开宝通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这些以考试儒家经典取士的科目总称为“诸科”，相当于唐朝的“明经”。宋朝之明经科乃系嘉祐二年（1057）所新置。《长编》卷一八六载：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六日），诏：“又别置明经科。”其试法和待遇，详见于《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四《贡举杂录》所载诏书：

嘉祐二年十二月五日，诏曰：……其明经科并试三经，谓大经、中经、小经各一也。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穀梁传》、《公羊传》为小经。其《礼记》为大经者，许以《周礼》、《仪礼》为中经；习《春秋左氏传》者，许以《穀梁传》、《公羊传》为小经。每经试墨义、大义各十道，仍帖《论语》、《孝经》十道，分八场，以六通为合格。又试时务策三道，以文词典雅者为通。其出身与进士同。

宋仁宗为什么在诸科之外别置明经科呢？熙宁元年（1068）六月，右正言孙觉（1082—1090）在《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的奏议中说：

学究诸科多不通经义，而猥以记诵为工。记诵不能，则或务为节抄，至断裂句读，错谬文辞，甚可闵笑。仁宗患其如此，始立明经科，将以变学究诸科之习。今西北诸州，颇愿习为明经矣。⁽¹¹⁵⁾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吕公著在《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的奏议中说：

又经学一科，虽其来盖远，然自唐以后，始加填贴，由是应此科者，专务记诵。此于章句音切，尚不能辨，然而举用之曰“此可以治人”，不待有识者然后知其非也。臣以谓自后次科场，明经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试大义。如此应明经者渐多，而诸科之弊自消矣。⁽¹¹⁶⁾

熙宁二年五月，韩维在《议贡举状》中说：

本设明经，举其所取人数与诸科相通者，亦欲渐诱经生，使习义理之学。⁽¹¹⁷⁾

又熙宁二年五月，王珪在《议贡举庠序奏状》中说：

诸科徒专诵数之学，无补于时。请自今新人无得应诸科，皆令习明经，不数举间，可以尽革其弊。⁽¹¹⁸⁾

北宋人徐积说：

朝廷本意，其大略盖患学者之失，文浮而少实，虽或口诵其文，而心昧其义，故特建明经科，使夫朴茂之伦得以发摅其蕴。⁽¹¹⁹⁾

《宋史》卷三四二《王岩叟传》则说：

仁宗患词赋致经术不明，初置明经科。岩叟年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等诸科，考试以贴经、墨义为主，只要背熟经书及注疏，就可以登科及第。因此，“学究诸科多不通经义，而猥以记诵为工。记诵不能，则或务为节抄，至断裂句读，错谬文辞，甚可闵笑”。为了革除这一弊病，天禧元年（1017）九月二十八日，右正言鲁宗道上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惟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真宗回答说：“前已令进士兼取策论，诸科能通经者，别加考校。宜申谕之。”⁽¹²⁰⁾天圣三年（1025）九月十六日，仁宗则下诏曰：“贡院将来考试诸科举人，有明习经义，长于讲说及三经以上者，许经主司自陈，量加试问，委是可取，即具名闻，当议别遣官试验，特与甄擢。”⁽¹²¹⁾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答诏条陈十事》云：“其取士之科，即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¹²²⁾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仁宗正是为了进一步革除“诸科徒专诵数之学，无补于时”的弊病，“渐诱经生，使习义理之学”，所以在诸科之外，又别置明经科。

宋朝的“明经科”与唐代的“明经”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考试重点由帖经、墨义改为经书大义；二是提高了及第者的待遇，“其出身与进士同”。

嘉祐三年（1058）三月十一日，根据礼部贡院上言，对明经科又做了具体的规定：“明经别试而系诸科解名，无诸科处许解一人。……明经试大经、中经、小经，试墨义、大义各二十道，帖小经十道，试（二）［策］三道，共为八场，仍不理场第。御试明经大义十道，大经四，中经、小经各三。”⁽¹²³⁾

熙宁四年（1071）二月一日，王安石改革贡举，遂罢明经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三《贡举杂录》及同书一三之三一《明经科》载：

熙宁四年二月一日，中书门下言：“……所有明经欲行废罢，并取诸科额内元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仍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诏可。

王安石之所以废罢明经科，并非因为此科像诸科那样“惟以念诵为工”，败坏人才，而是因为既然进士科罢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进士科与明经科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以新的进士科代替了明经科，明经科也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明经科是为了主要以大义试经术而设立的，王安石的贡举改革既然以大义试经术即“经义”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所以前后设立了14年的明经科，就被新的进士科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