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与舆论

清同治四年（1865），方宗诚在《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茂荫）神道碑》中曾指出咸丰朝的政治情形说：

时天下承平久，吏治习为粉饰因循，言官习为唯阿缄默，即有言多琐屑，无关事务之要。其非言官，则自以为吾循分尽职，苟可以寡过，进秩而已，视天下事若无与于己而不敢进一词，酿为风气，军国大事，日即于颓坏而莫之省。

言官是过去历史上一种特殊制度，代表着士大夫——统治集团的舆论，专门照顾主子和这一集团的共同利益。从旧制度崩溃以后，代替皇帝做主子的是人民，代替言官任务的是报纸，对象改变了，自然，报纸所发表的舆论应该是照顾人民的利益。然而，今天的情况依然和咸丰朝一样，方宗诚的记载依然适合，试转为今典：

时天下乱久，吏治习为粉饰因循，官与民争利，军需民为卫，幅壤日窄，而衙署日多，诛求之术，日精月进。梏桎之法，如环无端，钞币日增，民生日困，而报章习为唯阿缄默，巧为圆融传衍之说，即有言多琐屑，无关事务之要。其甚者则移于赇赂，惕于刑诛，不惜自绝于民。以逢迎弥缝谄媚摇尾应声之态，为妻子儿女稻菽衣食之谋。敷粉弄姿，恬不知廉之为何物。其非任言责者，则自以为吾循分安命，明哲保身，俯仰随人，沉浮自适，视国家民族几若无与于己，拔一毛而不为，不愿进一言，不敢进一词，酿为风气，军国大事，日即于颓坏而不之省。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