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特别策划 新四军之谜（1）
诞生始末：蒋介石为何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曾经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也是后来新四军的全部家底。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他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新四军抓在自己手里。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怀有一颗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受到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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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后来成为新四军的全部家底
“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对峙的10年内战，极大地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之下，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国共搞党内合作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
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蒋介石却迟迟不愿给番号。与十几年前孙中山主动实行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出于被逼无奈。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件，但实质上，他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一直没变。他想通过“合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从1937年2月中旬到5月中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各路诸侯进行过三次谈判。蒋介石始终从控制、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设总部，军官由共产党派，但总司令由国民党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师副职由国民党派，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而共产党坚持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任职。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共产党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接着，叶剑英于7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蒋介石，并提议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举行第四次谈判。这次谈判中，另一支队伍的前途被周恩来提到了桌面上。他提议，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的方针，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改编，尽快投入到抗日战场。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曾经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也是后来新四军的全部家底。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共2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国民党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央苏区腹地，以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兵力优势，对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堵剿”“追剿”和“驻剿”，叫嚷着“即使挖地三尺，也要斩草除根”，妄图一举扑灭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1935年2月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决定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将第24师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带转入游击战争。但由于敌人进攻猖狂，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部队在分散突围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留在苏区的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如何叔衡、阮啸仙、毛泽覃等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英勇就义。少数突围的部队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转移到赣粤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斗争。
在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部队实行战略转变的同时，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相继就地开展游击战，与敌人周旋。但在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兵力的“围剿”“清剿”下，这些游击力量处于被包围分割的状态，相继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在赣、闽、粤、湘、鄂、皖、浙、豫等南方8省，逐渐发展为14个各自为战的游击区、数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和游击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生存条件异常艰苦和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地克服重重困难，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坚持了长达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虽然原则上同意联合红军抗日，在西北停止了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却制定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密令南方8省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先后调集40个正规师、60个保安团，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残酷的“搜剿”“追剿”“清剿”，使得已坚持了3年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处境更加困难，一大批骨干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部分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的建议，蒋介石并未采纳。虽然谈判无果，但全国的抗战形势使红军的整编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泽东已经命令红军部队在云阳（今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集中，并在做好自行整编准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亲笔给蔡元培等70余名学者写信，通报两党会谈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赶赴南京，绝食3天，逼蒋介石答复红军改编。
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与国民党行第五次谈判，其间拜会了冯玉祥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阐明了共产党共同抗日和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冯玉祥以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逼蒋介石同意红军编3个师。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
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心里仍在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谈判伊始，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黄白案”：八路军以2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看后轻蔑地一笑：“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啊！”因此“黄白案”遭到拒绝，谈判再被搁置。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有点恐慌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喂不饱侵略者，这次日本人直掐咽喉，威逼首都。此外，江浙是蒋介石发迹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日本人打上海，是要抄他老家、断其后路了。
蒋介石在调动国民党军进行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了红军整编方案。红军整编后的番号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则是因吃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师、120师、129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师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有心利用南方的红军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以改变华中抗日的被动局面。当周恩来再次提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表示同意由共产党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国民政府协助改编。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总算是达成了共识。
蒋介石为何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937年8月，周恩来再次提出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成立一个军用于抗日后，国民党代表陈诚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说：“可以。但军长必须是我们的人，由我们委任。并且，必须离开南方，开到抗日前线去！”
借日寇之刀，拔喉中鱼刺，蒋介石虽然老谋深算，但周恩来也绝非等闲之人。他提出：“既是抗日队伍，开赴前线无可非议，但是军长一定要是共产党人。并且，队伍须隶属八路军建制。”国民党随后表示：这支军队不能隶属八路军，但军长人选可考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周恩来已经开始了布局。在南京，他得知北伐名将叶挺正在上海的消息，考虑到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后，国共两党必然会就这支部队的领导人选而有一争，而叶挺在海外流亡10年，早已脱离共产党，而且在1937年4月经蒋介石亲自提名，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若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应易被蒋介石所接受，因此决定秘密赴沪会见叶挺。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曾因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支持黄花岗起义而被捕。此后受到武昌起义的影响，立志从军报国，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叶挺加入建国粤军，担任支队副官。1920年，在攻打桂系军阀的黄皮径战役中，叶挺率部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随即被任命为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
1921年，调任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营营长。在此期间，叶挺指挥部队击退陈炯明叛军对总统府的进攻，保护了宋庆龄的安全。
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叶挺被孙中山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旋即奉命前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该部成为北伐战争中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担任先遣队，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屡建功勋。
部队扩编后，叶挺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兼任第11军军长。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广州起义时，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中央代表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叶挺在德国柏林开饭店度日时，周恩来路过此地，曾去看望他，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和批评。1936年5月，潘汉年约见正在香港隐居的叶挺，通报了共产党的最新主张，希望他继续为党工作。叶挺对此非常高兴，遇到熟人就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共产党）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也就是这次见面，为周恩来和他的上海联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到上海后，由潘汉年安排，见到了叶挺。这是他们柏林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直言相告：他正和蒋介石谈判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问题，希望叶挺能够参加改编工作。
叶挺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利用个人旧有关系，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跟他有保定军校同窗之谊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参加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工作的意愿，并通过陈诚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和国军一起共同抗日，同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北伐时期他所供职的第四军的光荣传统。
第四军是北伐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蒋介石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1926年8月下旬，在进攻湖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面对吴佩孚3万余精锐主力，叶挺独立团的2000多名勇士勇猛血战，连战连胜。1927年1月15日，武汉的粤侨联欢社将精心铸造的一巨型铁盾赠送给第四军将士。该盾正面中央铸有“铁军”两个大字，铁盾右上方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因为这支军队“独负盛名、战绩辉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红色第一军。因此，国共双方都认可“新四军”的番号。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除了欣赏叶挺的军事才干，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现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他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新四军抓在自己手里。
但是，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叶挺还不能走马上任，毕竟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起初，远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了解详情，首先的反应就是怀疑这可能是蒋介石变换手法，企图“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来拔掉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一个阴谋。毛泽东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也所知不详，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于是一面向正在山西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跟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作为一名已脱离党组织多年的爱国军人，在博古、叶剑英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要求后，叶挺当即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表示非常愿意去延安向中央报告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电令：“一、鄂豫皖边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公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后来，10月12日被确立为新四军建军纪念日。共产党随即表示，接受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了解了叶挺脱党的经过，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则说了一段自疚且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
11月9日，叶挺告别延安回到武汉。他遵照毛泽东“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在武汉大和街26号成立新四军筹备处。随即便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谈话，他说：“日本顶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顶希望我们的，是散漫。凡日本怕的，我们要去做；凡日本希望我们的，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接着，叶挺带着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去南京，于21日与叶剑英一起会见蒋介石，协商新四军的编制及任务。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怀有一颗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受到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新四军改编过程极为曲折和复杂，连陈毅都被怀疑为叛徒
与改编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改编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长期分散战斗在深山密林之中，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很难了解外界的形势，更谈不上与中央进行联系以获取指示，一些红军领导人只能通过报纸、杂志等渠道零星地了解到时局的发展和两党政策变化的信息。
其中，赣粤边游击队实现战略任务转变较早。1937年9月12日，陈毅与项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到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第46师代表谈判。9月24日，项英在南昌同江西省政府代表达成协议，议定江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退。项英返回游击区后，即令各处部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准备集中。
南方红军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的过程，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血战10年，历尽艰险，结下了血海深仇。因此，对于由反蒋变为联蒋，停止打土豪，由红军改编成国军，红五星旗要换成青天白日旗，不少官兵感情上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弯来。
加之，有的国民党地方当局把红军游击队代表下山谈判说成“投诚”，并故意散布“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谣言，以扰乱军心。这就使得一些红军游击队和党的组织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与蒋介石合作，就是丧失立场。有人甚至怀疑中央决策层出了问题。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上级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一些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连陈毅都被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怀疑为叛徒。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又连续发出指示，具体指导了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9月10日，毛泽东电林伯渠转告董必武，指示湘鄂赣区，与国民党谈判时，不许轻易移驻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到我军任职。在此之前，湘鄂赣游击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等，在接到毛泽东指示后，便将国民党派来的军官“礼送”出境。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又指示各区：“谈判时须坚持以下原则：不准国民党插进我军一人，要依靠山地，不得重蹈湘鄂赣、闽粤边覆辙。”
关于新四军编制问题，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所提出的“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11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叶挺、叶剑英时说，南方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
12月14日，中共中央通过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新四军编7个支队，“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到编两个纵队”，该建议被蒋介石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不是正规部队，不能给师和旅的番号为借口予以否决。
1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编制问题上再作一些让步，即新四军编一个军，军以下不设师、旅，军部直辖四个游击支队，每个支队设两个团，隶属八路军。国民党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仍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最后双方确定隶属国民党第三战区。第4支队则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12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编制。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正式核准了这个编制。
为了保持改编后部队的独立性，中共再次明确表示，不接受国民党派任何干部，一切人事必须由中共独立安排。后经多次磋商和斗争，共产党同意国民党在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派驻联络员。
1938年1月，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新四军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后来又陆续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改编结束后，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蒋介石》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新四军抗战秘档全公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新四军组建始末》《铁军》2017年第12期、《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始末》《党史文苑》2005年第11期；作者：叶永烈、王苏红、王玉彬、孟昭庚、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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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起义走来的新四军将领
南昌起义和新四军组建，都是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一批人，将两大历史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铁军精神的代表者和传承者。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新四军领导人
叶挺：1927年任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7月26日，他将部队带到南昌，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起义前，叶挺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31日晚，他和贺龙共同发布了起义的作战命令。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陈毅：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任第25师第73团指导员。随后，他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闽赣，并一直担任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新四军成立后，先后任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代军长、军长等职，参与了新四军十年发展的全过程，是新四军成长和壮大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为夺取华中抗战及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曾山：参加南昌起义后，随部队进入广东，加入叶剑英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1937年冬，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筹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任务。
黄道：作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积极动员工人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配合和支援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与方志敏领导发动了弋横农民武装暴动。1938年初，任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和江西省委书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2月，与张云逸一起将闽北游击队7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5团。1939年4月，周恩来到东南前线视察，黄道参与安全保卫，返回途中突患疾病，国民党特务勾结医生将其杀害。
周子昆：大革命时期先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营长。1927年7月底，时任第73团1营营长的周子昆随部队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南下途中担任全军后卫，上井冈山后先后任军参谋长、军长、军团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等职。抗战之初，中共中央计划任命周子昆为新四军参谋长。由于此前叶挺已经联系张云逸担任参谋长，周子昆就改任副参谋长。在担任教导总队队长时，他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培养干部4000多人。1941年3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袁国平：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4团1营3连指导员，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到1937年，先后任红四军师党委书记、教导师师长兼政委等。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奠基人。1938年春，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新四军第一、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倡导创办了战地服务团。“皖南事变”中袁国平身负重伤，为不拖累战友，举枪饮弹，壮烈牺牲。
参加南昌起义后的新四军军部部门负责人
朱克靖：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9军党代表。9月，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敌重兵包围。朱克靖突出重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克靖在南昌找到新四军办事处，加入新四军，任军政治部顾问兼战地服务团团长。黄桥决战时，朱克靖任新四军联络部长，协助陈毅开展统战工作。1947年1月被捕，同年10月牺牲。
李一氓：南昌起义时，任参谋团秘书长，南下途中与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历任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见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部若干重大活动策。
袁仲贤：南昌起义时在第20军第3师任参谋长，在会昌战斗中身负重伤。南昌起义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46年1月起，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
黄序周：曾任叶挺独立团参谋。南昌起义时任72团3营营长。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处长、第三支队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任2师4旅参谋长、5师一分区副司令员等职。
叶辅平：叶挺胞弟。1926年1月加入叶挺独立团，南昌起义时任第11军军需处长。新四军成立以后，任新四军军需处长。他组建的修械所，成为新四军最早的兵工厂。1939年8月，押运军需物资时，在广西南宁发生车祸，不幸遇难。
宋裕和：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湘赣。抗日战争中，历任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供给部长、后勤部长。
此外，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新四军军部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还有：吴亚鲁，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秘书主任，1939年6月在“平江惨案”中牺牲；肖正纲，先后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军需科长、驻桂林代表、驻重庆代表，1942年6月在赤石大屠杀中牺牲；汤镛，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军法处科长、江南指挥部军法处审讯科长、苏北行署法院院长，后在军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参与领导华蓥山革命斗争。
参加南昌起义后的新四军各部队将领
粟裕：南昌起义时，在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班长。起义军占领潮州后，负责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戒。潮州失守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湘赣。1938年3月至1946年，先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副指挥、1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浙军区司令员、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等职，率新四军先遣支队赴苏南敌后执行侦察任务，组织韦岗伏击战，指挥苏中军民反扫荡，指挥车桥战役、高邮战役和陇海线东段战役，开辟和巩固了浙南、苏南、苏中和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为华中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文在：1927年6月到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2营1连任指导员。7月27日随部到南昌。8月1日凌晨参加解决第9军金汉鼎主力团的任务。抗战时期，先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7团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罗占云：1927年6月在第11军第25师73团任排长。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湘粤。1938年冬，奉调到新四军，先后任江北指挥部第五支队第8团副团长、新8团团长、2师5旅副旅长、淮南军区独立旅旅长、江淮军区副司令员。
彭明治：1926年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南昌起义时在第25师第73团任代连长。1942年2月，任新四军第3师第7旅旅长，率部参加建立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抗战胜利后，率部进军东北。
谢白浪：南昌起义时任第20军特务营3连副连长。1941年2月调到新四军，先后任4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兼华中抗大四分校训练部部长、淮北苏皖边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四军第7师兼皖江军区参谋处长并代理参谋长。
陶铸：1927年在第4军第24师71团2营任副官。1937年底至1938年，积极发展鄂中抗日力量。举办训练班，培训青年干部300多人；党组织从52人发展到3400多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从8条枪发展到两个支队和两个大队共2000多人，建成鄂中根据地，为新四军5师南下打下了牢固基础。1940年冬赴延安。
在新四军各部队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有：宋日昌，曾任苏中行署民政处长、苏南行署副主任；张树才，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五师政治部副主任；魏文伯，曾任新四军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皖江行政公署副主任；谢光亚，曾任新四军4师9旅25团参谋长，1943年冬牺牲；程咏吾，曾任新四军第4师作战科长、淮北第三军分区参谋长，1943年夏病逝；周映渠，曾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信（阳）应（山）游击总队大队长，1947年2月牺牲。
在参加过南昌起义的28位新四军将领中，有近半数的人在战争年代牺牲或病故。在幸存者中，成为开国将领的有：元帅1人、大将1人、中将1人、少将2人。
（责任编辑：闻立；参考资料：《从南昌起义走来的新四军将领》《铁军》2017年第9期；作者：单杰华）
主帅失和：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一直把他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挺、项英二人矛盾。“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责任编辑/王文彩
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两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同时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于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
叶挺的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十分尖锐且贴切地指出：“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有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贯的作风。
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还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一些照片以作纪念。叶挺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第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请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还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性格，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了解，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
但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也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但毛泽东的提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周恩来心细如丝，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醒人们，要尊重叶挺的革命历史，尊重他在新四军的地位
叶挺在新四军内，职权行使受到一定限制，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叶挺逐渐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
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粤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队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
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既害怕又生气，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在华南又建立一支新四军，于是严令立即撤销这项任命，让叶挺离开东江。
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原长江局撤销）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回重庆。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
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仍有与项英难以相处的种种顾虑。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周恩来坚持认为华中重要，而且经过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他告诉叶挺，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
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几次谈话，使叶挺深受感动，最终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和叶挺到达安徽泾县云岭。从这天起，周恩来便在新四军军部住了下来。在长达20多天的逗留当中，他在军部及其所属机关、部队中，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并向新四军高级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他与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和陈毅、粟裕等支队指挥员亲切交谈，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走访云岭地区的各个工作单位，与广大的基层人员促膝谈心。
到云岭后不久，叶挺和项英举行了一次欢迎周恩来的小型宴会，在云岭的高级干部们也都应邀作陪。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挺和项英分坐两旁。宴会开始，项英首先起身举杯说：“我代表东南局全体党员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中央代表敬酒！”周恩来听到这话，心里有些不悦，依然坐着不动，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在正常情况下，项英作为党委书记或者说是政委，首先站起来向主宾敬酒，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在当时周恩来正在融洽他和叶挺关系的情况下，项英又摆出党和新四军的代表非他莫属的口气和姿态，周恩来心里当然不太高兴。叶挺见状心知肚明，赶忙站起身来举杯提议：“我和项英同志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并为你的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周恩来立即站起来与叶挺、项英等一一碰杯。
接着，周恩来又示意早在大革命时期便是叶挺部属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让他们向自己的老上级叶挺敬酒致意。周恩来心细如丝，他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醒人们，要尊重叶挺的革命历史，尊重他今天在新四军的地位。叶挺深知周恩来的用意，他在后来谈起周恩来时，还动情地说：“周公总是那样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
为了彻底化解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增强新四军内部领导层的团结，周恩来在皖南期间还多次找项英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针对项英提出的叶挺平时生活上行为有失共产党人风范的问题，周恩来说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不能只从表面上看人家，对人家的言行看不惯。不从主要方面看，越看越不顺眼……”
周恩来就叶挺与项英的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认为项英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出现极“左”思想，个别人实行惩办主义，处分叶挺等一批领导同志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做法很快就被党中央纠正了。叶挺在那以后脱离了党，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苛刻责难和对他的冷落。尽管这样，叶挺脱党10年，政治上一直是好的，他的心始终是向着我们这边的。现在全国抗战，他通过参加抗日接续他的革命生涯，并以他的资望和影响，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极其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绝不能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周恩来恳切地对项英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叶挺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干，希望你能和他搞好关系，一起合作抗日。”
周恩来的谈话对项英曾一度产生了影响，项英开始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所反省，他亲自在叶挺面前作了一个自我批评。两位新四军主帅的关系融洽了许多，新四军暂时统一了内部领导，在皖南站稳了脚跟。
1939年3月15日，周恩来离开云岭，叶挺亲自送行。临别之际，叶挺用他那架高级照相机，在麻川河的竹筏上，拍了一张他与周恩来的合影；又在黄山小补桥头，为周恩来拍了一张“游黄山”。如今，这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成了周恩来与叶挺革命情谊永远的见证。
“高敬亭事件”后，项英认为叶挺好冲动，容易上当，于是又大权独揽，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正当叶挺、项英二人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28军军长。红25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28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小慎微和顾虑多疑的性格。
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第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一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同志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后，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第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第四支队7团、9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第四支队发生了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国民革命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主持第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克志、曹玉富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军部首长来了，便纷纷揭发他。
1939年6月21日至23日，新四军在青龙厂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决定对高敬亭处以死刑并报中央。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同时致电延安的毛泽东和重庆的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了。
叶挺回到军部后，项英责备道：“希夷（叶挺字），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了蒋介石的当。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挺、项英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得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新四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
1939年8月，叶挺赴重庆，就新四军经费和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新四军。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之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恶化，“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后，立刻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随后，叶挺去了香港和澳门。
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做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又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重庆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对于这封电报，项英非常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马上启程赶往重庆。
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搞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
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岔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
凡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于他和项英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做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
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人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点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转移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转移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叶挺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很不好过”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挺、项英作出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本）蒋（介石）决裂，日（本）汪（精卫）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介石）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是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叶挺才打消去意。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厉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但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挺、项英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
出发前，新四军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安徽省泾县浙溪乡）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会上，叶挺首先发言，其他干部也纷纷谏言提出突围方案，但都被项英一一驳回，同时他自己又拿不出意见来。就这样，7个小时过去了。7个小时早已给足国民党时间，来更充分地准备和部署对新四军的进一步包围，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
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听到项英死讯后，叶挺称“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新四军军部到达高坦（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西南部）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部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
这时，项英一行未及等到叶挺，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去回复项英等人时，人都不见了，又再去报告叶挺。
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两人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挺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挺军长下。”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才2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当日，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4日，项英与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参考资料：《项叶失和与皖南悲剧》《湘潮》2007年第2期、《周恩来倾力化解新四军主帅叶挺、项英矛质始末》《红广角》2009年第1期等；作者：何立波、杨飞、周鑫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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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离党之谜
关于叶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十年的“消沉”阶段。这种说法显然违背客观史实。
广东省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农民运动开展得也早。1926年1月初，发生了“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农军死伤百余。1月22日，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议决组织绥缉委员会处理事件。29日，绥缉委员会成立，会议推选叶挺为主席。
不久，叶挺调集部队向地主武装大本营罗建村进攻，逼迫其投降。战后，叶挺捕获反动地主民团祸首，缴其枪械并勒限遵交罚款赔偿，大地主一致遵令，“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遂告解决。
可以看出，叶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在农村搞激烈阶级斗争，大开杀戒，而是“缴其枪械并勒限遵交罚款赔偿”，这是一种调和阶级关系的手法。但叶挺的这一做法，被中央代表李立三认为是“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
广州起义时，叶挺认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纵使成功，也不宜久留广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会合。这个主张，与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相通的，是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特色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但在当时，当即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许多年之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们提到广州起义的惨败，无不承认叶挺的主张是才是正确的。
因为叶挺不赞同广州起义总的方针，被认为是“临阵脱逃”，“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叶挺对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处分自己的决定不服气，力图寻求另外一条道路。1928年8月间，叶挺、黄琪翔、宋庆龄和邓演达相会于柏林，讨论和分析南昌起义、和若干继发事件。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正式打出了“第三党”旗帜。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邓演达、宋庆龄等活动的。
1928年2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叶挺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这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
在一系列情报面前，斯大林于2月23日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把“第三党”定性为“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他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鉴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对“第三党”的这种态度，宋庆龄决定离开苏联赴德国。“第三党”的组织谋划者们转移到德国后，对他们活动的监视立即跟踪而至。至于叶挺，中共代表团指示柏林组“叶挺同志转党事暂待”。就这样，叶挺被“暂待”在党外。
1932年秋，叶挺离开德国。回国后，叶挺继续参与“第三党”的组织活动。1935年7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外的领导成员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成立，叶挺参加了同盟。1937年10月，同盟正式解散。叶挺也就此结束了与“第三党”的复杂关系。
叶挺离党真相很复杂，它一方面与中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对叶挺的责难和排斥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叶挺探索第三条道路有关。此外，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对叶挺也有很大影响，宋庆龄、邓演达等组建“第三党”时坚持这个主张，多多少少引起了叶挺的共鸣。抗战开始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叶挺也因国共协商组织新四军而回到党的怀抱。
（责任编辑：闻立；参考资料：《叶挺离党之谜》《铁军》2016年第10期；作者：蔡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