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台北潜伏（二）

再说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被捕后，一开始，他还是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气节，死活不开口。但经过几轮的拷打，他终究没能熬住敌人的酷刑，出卖了“老邓”，并交代出“老邓”的落脚地点：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这样，“老邓”也落网了。

保密局的特务首先对“老邓”进行了一连串的拷打，“老邓”却誓死不屈，毕竟他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对特务们的问话，他总是不着边际地兜着圈子，对于特务们的拷打，他则咬紧牙关拼死坚持着。一番折腾下来，谷正文没招了。不过，他依然相信，是人，总会有软肋，于是他决定再从外围摸摸情况。

正在这时，谷正文接到保密局高雄站主任黄昭明的电话，请他到高雄协助布置一个大型搜捕行动，他便把调查“老邓”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的特务牛树坤等人，嘱咐小特务们好好玩玩“老邓”再说。为了笼络“老邓”，临走之前，谷正文特意交代牛树坤，“老邓”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

几天不见谷正文，“老邓”以为特务们拿他没办法了，心情也大好起来，竟想起他一直喜欢的美味。这天中午，“老邓”吵着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牛树坤一听，不由一肚子火，心想，给你吃饺子已经够优待了，居然还要吃牛排，简直是蹬鼻子上脸！可是，一想到谷正文临走时的特别交代，他只好同意了“老邓”的请求。

吃完牛排，“老邓”计上心来，他假借感恩地凑近牛树坤耳旁，说：“为了感谢你给我买牛排吃，我要报答你，帮你抓到人，保你升官发大财。”

“老邓”假意告诉牛树坤，有一施姓联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如果抓住这个姓施的，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就连根拔起了。牛树坤一听，虽然有些半信半疑，但他立功心切，在与特务张西林商量后，还是决定带着“老邓”前往电信总局抓人。

一行人快到目的地时，“老邓”又告诉牛树坤：“一会儿我去柜台指认施某，你们隔我远一点儿，以免打草惊蛇，让姓施的跑了。”

牛树坤信以为真，就放任“老邓”单独行动，自己则和“老邓”保持着一段距离。走着走着，“老邓”趁牛树坤注意力不集中，一个急转身就往电信局侧门狂奔起来，牛树坤方知上当。几个特务大急，均撒开腿拼命追赶“老邓”。

熟悉地形的“老邓”左跳右钻，眨眼工夫就跑出了电信局。谁知刚到门口，一个熟悉的人影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喊道：“邓先生，你要去哪儿？”原来是叛徒张清彬，他因不放心牛树坤等人带“老邓”出门，就悄悄在电信局门外盯梢，原以为计谋得逞正暗自得意的“老邓”，没想到还是栽在“自己人”手上。

“老邓”被抓回牢笼不到半天，再施一计，他对牛树坤、张西林说：“我知道那个共产党的家庭住址，要不要去指认一下？”

牛、张二人一听，觉得这是个立功的好机会，但“老邓”脱逃的事让他们心有余悸，因此不敢再让他去指认了。

“怎么办？”张西林急切地问牛树坤。

没想到急功近利的牛树坤看了张西林一眼，说：“这次把他铐上不就没事了。”

张西林觉得有道理，二人就又带着“老邓”出门了。

来到台北市武昌街后，牛树坤、张西林等人就沿着武昌街鳞次栉比的木材行穿行，找寻“老邓”声称的施姓联络人的住处。由于那时武昌街做木材生意的人众多，加之这地方偏僻杂乱，要想找个人还是比较困难的。两个特务在“老邓”的摆布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找了起来。他们沿着长长的武昌街找了半天，接近天黑时仍未找到姓施的人。其实，这是“老邓”的遛狗之计，他要把敌人搞疲惫了，再想办法脱逃。

正当牛树坤、张西林等人累得失去信心，走到一黑暗转角处时，“老邓”冷不防蹿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里。牛树坤等人赶忙冲进去追，可“老邓”早已在暗夜的掩护下逃得无影无踪。

煮熟的鸭子飞了，两个特务小头目一下子傻了眼，赶紧向谷正文报告。谷正文得到“老邓”逃走的消息后，急得简直傻眼了，他顾不得手头的工作，火速从高雄赶回了台北。一见面，他也不听牛、张解释，“啪啪”就给了二人两巴掌，打得二人眼前直冒金星。

消息很快传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那里，毛人凤一听也非常震惊，他知道这件事要是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个保密局长就没法干了。

毛人凤威胁谷正文道：“你必须尽快抓住‘老邓’，否则，记大过两次，如果抓回‘老邓’归案，这两个大过皆可免。”

谷正文说：“局座放心，‘老邓’跑了，我比您还着急，我会布下天罗地网，不吃不睡也要把他抓回来！”

为此，谷正文开始布置再抓“老邓”的行动。但是，两个礼拜过去，保密局的人就是找不着“老邓”的踪迹。

纸包不住火，这事到底还是让蒋介石知道了，他怒火中烧，质问毛人凤道：“你们是怎么让那个奸匪脱逃的？抓回来没有？”

毛人凤怏怏地说：“还没有，总裁，我们正在全力缉拿他，请您放心。”

蒋介石摇着头骂道：“娘希匹，真是一群饭桶，几个人看不住一个共匪……”

毛人凤连头都不敢抬，只能一遍一遍地说：“我们一定把他抓回来，一定把他抓回来……”

毛人凤将谷正文叫到中山北路的家中面谈。面对谷正文，毛人凤叼着烟，半晌不说话，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递给谷正文一张纸。谷正文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保密局对他的处分文件，他被记两次大过了。

毛人凤以为谷正文看了文件上的内容会非常生气，可是谷正文没有，而是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苦笑。

“怎么，被记过了还笑得出来？”毛人凤觉得很奇怪。

谷正文没有搭腔，脑子里却在不停地转着。他在想，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人在高雄，再怎么说，这两个大过也轮不到我头上啊！

毛人凤又点燃了一根烟，同时递给谷正文一根，然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用非常柔和的浙江话对谷正文说：“这样吧，关于处分，会不会往上呈，就看我的耐性有多久。换句话说，就是看你把‘老邓’捉回笼的速度有多快。”

听了毛人凤的话，谷正文知道他一定是挨了老蒋的训，否则不会大周末的把他叫到家中来。谷正文很清楚，毛人凤这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其实心狠手辣得很。面对毛人凤的威胁，谷正文心里不以为然，但他还是假装认真地表了一番决心后，就向毛人凤告辞了。

逃出牢笼的“老邓”预感到国民党在台湾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一种不祥的感觉就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开始寻找退路，决定把妻妹乔乔送到大陆去，这样他就随时可以撤退。于是，“老邓”找到“海燕”，命令“海燕”快速联系“密使一号”，帮助乔乔弄一张出岛通行证，说这是一名重要的地下党。“老邓”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他妻子去世后，他一直和妻妹乔乔过着夫妻般的生活，只是对外没有公开。

“海燕”听说是我党一位重要人员要离台，觉得事情重大，因此非常慎重地找到“密使一号”。“密使一号”听了“海燕”的请求，非常为难，因为此时的台湾岛可谓风声鹤唳，国民党保密局对出岛人员的证件发放比以前控制得更严了。但是，一想到是党的重要人员要出岛，“密使一号”还是答应了，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他安插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的聂曦去办。

为了尽早抓住“老邓”，毛人凤可谓花了血本，他从自己官邸里拿出三十万元钱给手下们发工资。人是英雄钱是胆，特务们有了钱后，工作起来就更加卖力，而且，许多撤退后赋闲在台湾各地的保密局特务，认为特勤组有钱可赚，就纷纷请求过来“协助”工作。

准备好了人手后，谷正文再次部署抓捕“老邓”的行动。但是，又过了几个礼拜，“老邓”还是踪迹全无，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谷正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蒋介石那边也已忍到极限，开始骂声连连了。

1950年3月9日，保密局特务侦悉，有一个住在台北中山市场名叫黄天的人，有极大的台共嫌疑，很可能知道“老邓”的去向。谷正文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欣喜若狂，赶紧带人在黄天家门口监视起来。

事实上，“老邓”脱逃后，确实在黄天家中躲过一阵子。也许，“老邓”警觉到台北的风声实在太紧，不宜久居，便决定到山区隐匿一些时日。于是，他带着乔乔前往嘉义粪箕湖，投靠了一位姓林的医生。因此，特务们埋伏在黄天家外数日，也没逮着“老邓”，黄家除了一名学生模样的少女进进出出外，并无其他异常动静。

这天晚上十点钟，谷正文决定越墙进入黄宅搜查一下。没想到特务们的脚刚一落地，迎面就是一道快速的黑影向他们扑来，原来是一条狼狗。狼狗紧咬住谷正文的裤管，发出充满敌意的怒吼声。少女听到狗叫，忙出来查看。

“库洛！库洛！”少女轻唤，狼狗便停止了吼叫。

少女发现了来人，便以相当平静的口气问：“你是什么人，怎么跑到我家来了？”

少女如此镇定的态度让谷正文颇感惊讶，借着屋内透射出来的昏黄灯光，他仔细地朝她打量了一番。

“黄天在吗？我是他的同志。”谷正文试探着问，同时示意组员进入屋内搜查。

“他不在。”少女脱口而答。

“你是谁？”

“我是他女儿。”

“那你爸什么时候回来？”

“阿爸出门多日，不知什么时候回家，请你们改天再来吧。”

谷正文一听，计上心来，说：“没事，我们不怕等，或许晚一点他就回来了。”说完，谷正文命令少女按照平日生活的习惯，熄了灯火，把狼狗放回院子里活动。

静静的夜里，除了外面偶尔发出几声乌鸦的叫声，完全没有一点儿异响，这让特务们等得有些焦急。

深夜十一点十分，正当他们昏昏欲睡时，突然听见守候在屋外的特务发出的暗号，这表示有人接近黄宅。

谷正文不认识黄天，因此，院子里那条狗的表现就显得很重要了。按照常理，假如是陌生人来访，狗必怒吠，如果是主人，它肯定会亲热地迎上去或缠着主人。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略带紧张地走入院内，那条叫“库洛”的狗果然没有叫，它像欢迎他一样，静静地跟在他脚边摇动着尾巴。

男子走进客厅，直接把客厅的油灯点亮了，几个彪形大汉赫然出现在他眼前。他非常惊讶，连连后退道：“你们是谁？”随即，他又非常老练地镇定下来，故作客套地说，“你们这是在捉迷藏啊，难道你们也来找黄先生？”

“我们是来找‘老邓’的。”谷正文呵呵一笑。

“谁是‘老邓’？我姓张，诸位大概也是来这里打牌的吧？”来人又镇定地回答。

“打牌？这么晚来打牌？给我抓起来，他就是黄天！”谷正文厉声命令道。

黄天见势不妙，把油灯一踢，拔腿就往外冲。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小特务腿一伸，把黄天绊倒在地，然后扑上去扭住他。

叛徒张清彬顺势俯身用手铐将黄天铐住，恶狠狠地说：“你逃了，你女儿怎么办？”

这下击中了黄天的要害。他想，是啊，自己逃了，女儿必然要落入敌人的魔爪。于是，他不再挣扎。

黄天被带到延平南路的讯问室，谷正文没用多少言语就让黄天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

“既然你不好好说话，那我就好好伺候你一下！带进去，给我重重地打！”完全失去耐心的古正文用手捏着黄天的下巴恶狠狠地说。

黄天被拖进了刑讯室，霎时间，小特务们群起而攻之，拳脚声和惨叫声令人不忍卒闻。

十几分钟后，当黄天被架回讯问室时，身体弱小的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只能侧趴在桌子上，任凭血水从他的发丛、眼角、鼻孔和嘴角处汩汩流出，身子抖得厉害。

谷正文知道黄天已经顶不住了，便挥了挥手，说：“把他拖进牢房，明天继续审讯。”

第二天，黄天再次被特务们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熬不下去了，终于对谷正文说：“‘老邓’就躲在嘉义粪箕湖林医生家里。”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已将一鼓作气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布局列上重要议事日程。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积极开展备战的各项行动……

台湾成了蒋家王朝的最后巢穴，因此，严防死守成为必然。国民党对中共台湾地下党进行了残酷血腥的镇压，台湾地下党组织因此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无法获取，解放军渡海作战面临着重大考验。对此，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工委，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台湾海防前线的最新兵力、火力配备情报。

在“老邓”被抓前，秦石便将上级的指示交给了“密使一号”的秘密联络员。

“密使一号”接到任务后，有些犯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情报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具体实施的人手里掌握着，虽说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参谋次长），但现官不能现管，只有在战前商讨时，他才能看到那个《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

“怎么办？”“密使一号”（真名吴石）苦苦思索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吴石早早来到办公室，对副官说：“你去把情报分析室的高主任叫来！”

副官答道：“好的，次长。”

不一会儿，高主任就来到了吴石的办公室。

“报告次长，有何吩咐？”高主任敬礼道。

“高主任，好久没见你，来，我们随便聊聊。”吴石不改往日对待下属的热情，示意他坐下，“共军要解放台湾，你听说了吧，你们情报分析室有没有做一下战况分析？”

高主任一听，不假思索道：“报告次长，共军想解放台湾只是一句空话，经过我们情报室的战况分析，那是不可能的。”

“哦，说来听听。”吴石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高主任道：“根据总座的要求，我们对共军和我军的兵力、装备进行了对比分析，他们的力量很弱，完全打不过来，这一点我敢肯定。”

吴石再次露出诧异的表情，说：“能不能把你们分析的资料让我看看。”

高主任有些为难地说：“总座有要求，这些分析只允许他和总长过目，而且全部移交到总座那里去了。”

吴石有些失望地说：“哦，既然这样，那就算了。”

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高主任见吴石有些失望，便讨好地说：“不过，我那里还有一份草稿，要不拿给您看一下？”

吴石一听，心中大喜，不过他判断不清高主任的真假，生怕掉进了陷阱，因此，他只是“哦”了一下，以静制动。

高主任站起来说：“我去办公室找找。”

令吴石意外的是，高主任眨眼工夫就将一个大信封送到他手上。

“谢谢你，高主任，不愧为党国的精英，办事就是迅速，我看一下就还给你。”

“谢谢次长夸奖。”高主任被夸后，一脸高兴地离开了。

吴石关上门，急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不仅有最新编绘的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还有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以及飞机架数……可谓一应俱全。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微型相机，快速地拍了下来。随后，这些绝密情报便源源不断地传向大陆。

秦石在香港住了大约一个月，这天，万景光突然告诉秦石，台湾地下党又发生了大事，可能有重要任务要秦石去完成。秦石后来才知道，“老邓”脱逃后，台湾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却被捕了，张志忠的被捕，拉开了国民党抓捕中共台湾地下党高层人员的序幕。

万景光告诉秦石，香港的党组织掌握了一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对付台湾地下党人员的名单，需要及时通知他们做好撤离准备，他要秦石立即回台湾，在十天之内带“老邓”离台，否则十分危险。

万景光脸色沉重地对秦石说：“秦石同志，现在，除了你，没有其他人可以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希望你能排除万难，挽救我们在台湾的同志。”

秦石一听，愣在那里半天不语。

万景光以为秦石不想回台湾，便用征求意见的语气对他说：“这一趟你回去，确实很危险，但我相信你有一定的觉悟，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希望你能从大局考虑。”

秦石一听，知道万景光误解了自己，忙说：“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秦石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台湾，立即找到朋友何荣全，请他帮忙解决离开台湾需要的船只，他没有告诉何荣全自己是共产党，只说一个跟他做买卖的人出事了，想躲到日本去。何荣全二话没说，就开始给秦石找船。

船只安排好后，秦石便去找“老邓”。

此时的“老邓”，他在第一次脱逃后，在黄天家里躲了一阵子，又转移到另一个地下党员家中静观其变。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国民党特务并没有把他怎样，以为没事了，便放松警惕，又过起潇洒的日子来，喝酒、看戏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当秦石找到这个地下党家中时，“老邓”又换了地方。那位地下党告诉秦石，“老邓”几天前就走了。秦石只好到处找，他从咖啡厅找到戏园子，又从戏园子找到歌舞厅，就是不见“老邓”的人，这让秦石心急如焚。

他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穿梭在风声鹤唳的台北街头，等到他违反地下工作的常规，通过各条线索找到“老邓”时，却见自己的上级领导正搂着一个艳丽舞女有说有笑，沉醉在《夜上海》的轻歌曼舞中。

“老邓”身高一米七八，长相英俊，跳起舞来风度翩翩，因此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秦石真是哭笑不得，他顾不了那么多，以飞快的动作跳进舞池，一把拉着“老邓”就往外走。

沉醉在曼妙音乐舞步中的“老邓”被秦石的举动搞蒙了，他一边挣脱，一边说：“你干吗？你想干吗？”等他定神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部下秦石，不禁发怒了，“你疯了吗？急急吼吼个什么？你在香港呆得好好的，怎么又回来了？”

“快走，情况紧急，我出去再告诉你。”

就这样，“老邓”被秦石连拉带拽地拉出了舞厅。

二人来到一个僻静处，秦石就把内线的报告告诉了“老邓”，说张志忠已经被捕，是否会叛变目前还不知道，组织上希望他能立即转移，否则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他这次就是受组织上的委派，特意从香港回来通知他的。

“老邓”听完，一脸疑惑地问：“我怎么不知道张志忠同志被捕了？”

“他是秘密抓捕的，你当然不知道。”秦石回应道，他早已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天天泡在女人堆里，当然不知道这些事了。

谁知“老邓”却不以为然地说：“张志忠同志是一名意志坚强的党员，不会出卖组织和我的，你放心，我会没事的。”

面对“老邓”的轻描淡写，秦石有些激动，反驳说：“即使这样，你也不能侥幸啊，我的书记，这可是组织原则！”

经过秦石一番劝说，“老邓”勉强同意离开台湾，到香港去隐蔽一段时间。

秦石马上开始寻找合适的隐蔽场所，好让“老邓”离台前暂住一下。但是，此时的台北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睛，普通的地方哪能藏得住“老邓”这个已经在敌人那里挂了号的中共台湾工委领导人？一番苦苦寻找，秦石也没找到一个合适之处，正当他有些绝望时，他忽然想起哥哥刘赢的朋友黄才在台北淡水河边开木材行，就去那里看了一下，觉得木材行不仅隐蔽，还四通八达，最合适有情况时转移，就建议“老邓”住过去，并做好随时离台的准备。

安顿好“老邓”后，秦石这才放下心来。他随即找到何荣全，通知他把船只准备好，只等“老邓”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就离开。令秦石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等到约定好离开的那一天，“老邓”却失踪了。秦石和何荣全在海边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老邓”出现。

“他是不是被抓了？这可怎么办？”一连串的疑问出现在秦石脑海中。中共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失踪了，这可不是小事。秦石焦急万分，决定冒着危险去联络以前的同志，希望能打听到“老邓”的下落。当秦石从海边返回时，感到情况有些不对，他发现海边的密探开始增多。他当机立断，决定到圆环附近的双连街去找哥哥刘赢的朋友谢新杰。秦石估摸着谢新杰加入共产党不久，即使“老邓”被捕，他应该不会马上有危险。

当秦石来到谢新杰家时，却发现谢家也是人去楼空。秦石没辙，只好回家，打算带上妻子作掩护，再去找其他人打探消息。谁知他刚进家门，一个特务就出现在他面前，拿着枪指着他的胸口说：“不许动，否则打死你！”

紧接着，特务把秦石和他妻子押到了一个房间里。

秦石一看这情形，怕是非死不可，也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于是作出了拼死一搏的决定。他装作听不懂特务的话，要他妻子作翻译。特务用枪顶着秦石，秦石和他妻子只好老实地坐在屋内的床边。特务开始查证秦石，经过了解，基本上确认眼前这人就是他们要逮捕的人，于是将手枪里的子弹上了膛。

情况危急，秦石用日语对妻子说：“准备好，见机行事，我们一起跑。”特务见秦石和妻子说话，想必一定有阴谋，便训斥秦石不要说话，否则立即开枪。

为了解除特务的防范，秦石假装是一个没关系的人，把帽子摘了，褂子也脱了，然后装作不会说普通话，而是用日语问特务发生了什么，一边再次暗示妻子准备逃跑。谁知，秦石刚说了两句，特务就吼着说：“不能说话。”说着就要抠动扳机。

秦石还是装作无所谓的样子，用半台湾话半日本话说：“对不起，对不起。”

特务终于有点儿松懈了，眼看时机已到，秦石来了一个突然转身，用尽全力把特务推翻在地，喊着妻子的名字夺门而出……

秦石一路拼命狂奔，特务在后面紧追不舍，待秦石跑到一个巷口转弯处时，他发现特务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这时，秦石发现河塘边有位妇女正在洗衣服，一看便是个老实人，于是对她说：“大嫂，国民党特务在抓我，如果他追过来问你，有没有看到人跑过来时，你就说我往反方向去了。”说罢，他飞身一跃，躲到路边的一个居民家中。面对家中突然出现的一个陌生人，这家人十分害怕，连忙问秦石发生了什么事。

秦石用急促而恳切的语气说：“我是台共，后面有特务在追杀我，让我在你家里躲一下吧。”没想到这家人恰好痛恨国民党，于是他们二话不说，把秦石拉进猪圈里隐蔽起来。

猪圈里头堆满了杂物、鸡粪，乱七八糟的，一股刺鼻的味道让秦石难以忍受，好在这样的环境正好作掩护，于是他侥幸地躲过了特务的追捕。

与此同时，保密局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已经张开大网抓“大鱼”了。一组由谷正文率领的八名特务，搭乘夜间铁路末班快车前往嘉义市布控，另一组则由两名特务驾驶吉普车取道公路南下，准备在抓捕到“老邓”后，将其押送回台北。

到达嘉义，特务们在车站前方大约三百米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三个房间住下来，谷正文嘱咐大家睡觉养神，自己则在那里构思行动方案。天色渐明，在谷正文还没有想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抓捕方法时，叛徒张清彬忽然出现在他眼前。

张清彬向谷正文请示，他打算天一亮，就单独前往粪箕湖探查环境，以便占好有利地形。谷正文听他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连忙称赞说：“好是好，可是‘老邓’认得你，怕是会打草惊蛇。”

张清彬说：“这一点我也想过，不过，只要我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就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谷正文拍了拍张清彬的肩膀，表示同意。

清晨，阳光从旅馆东边木格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张清彬向旅馆老板借了一双木屐、一顶斗笠和一辆脚踏车出发了。他跨上脚踏车，朝旅馆老板所指的粪箕湖方向骑去，他那头戴斗笠、脚着木屐的背影，像极了本地的乡下人，令谷正文非常满意。

初春微寒，可张清彬却骑出了满身大汗。为了打发疲劳，一路上他还哼起了歌谣。这是一条没有石子的泥土路，由于许久没下雨，骑起来还算顺畅。正当他回头观望已经远远落在背后的嘉义市，盘算着自己的里程时，他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头上虽然戴着斗笠，身上的西装却表明他根本不是一个乡下人。

两人愈来愈接近，张清彬好奇地向着来人斗笠下一瞟，没错，他就是“老邓”！于是他猛地一个急刹，停住了车子。

“老邓”也一眼认出了张清彬。

张清彬原以为“老邓”见到自己后会拔腿逃跑，谁知“老邓”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张清彬走到“老邓”跟前，很意外地上下打量着他，说：“‘老邓’，真的是你吗？”

“老邓”一脸苦笑，颓败地说：“是啊，怎么又是你？”然后，他自动把手伸出来，让张清彬铐上。

张清彬骑着脚踏车，颠颠簸簸地把“老邓”向旅馆载去。而这时，一群特务正围着一张桌子在打扑克牌。当张清彬和“老邓”戴着斗笠，一前一后出现在旅馆门前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谷组长，我把‘老邓’带回来了。”张清彬一脸骄傲地说。

“很好，我们大伙总算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谷正文向张清彬投去赞许的目光。

面对谷正文审视的目光，“老邓”不客气地说：“给我一杯水吧，我很渴。”

谷正文笑了，他已深信，“老邓”这次跑不掉了。因此，他也不急于问讯，而是在旅馆摆了一桌上好的饭菜，把“老邓”喊到一起，众人不分敌我，高兴地海吃了一顿。

几杯酒下肚，“老邓”突然感慨地说：“政治局势真的变幻莫测，早在三五个月前，我还满怀信心，认为共产党必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就彻底崩溃了呢？”

谷正文笑而不答，只是摇了摇头。

为了把“老邓”押回台北，及早向毛人凤交差，眼看到傍晚五点钟了，囚车还没赶到指定地点，谷正文决定不再等，责令小特务牛树坤先行搭火车将“老邓”押返台北。

这边，在“密使一号”的安排下，乔乔出岛的通行证办好了，可是，由于“老邓”的第二次被捕，乔乔的通行证没人去取，而这时，“密使一号”还不知道“老邓”被捕，一直在静静地等待着。这一耽误，就引起了保密局的怀疑，嗅觉灵敏的特务们循着这一点找到聂曦，然后顺藤摸瓜，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密使一号”。

很快，特务们通过秘密调查，从“密使一号”夫人那里获知前来为乔乔办证的是一个叫“海燕”的人。于是，“海燕”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特务们的视线。

威胁悄悄逼近，“密使一号”终于从内部得知“老邓”被捕的消息，他想到“海燕”作为他和“老邓”之间的联络人，很有可能已经被“老邓”出卖，于是急派聂曦前去约见“海燕”，并递给“海燕”一封信，信中提示：那个化名“老邓”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保密局抓获，据说正在招供……你必须迅速转移！

“海燕”看完信后，大脑里一阵嗡嗡作响。

“台湾工委负责人怎么会突然被捕？这太不可思议了！”“海燕”心惊肉跳，思维一片混乱。

聂曦看她半信半疑的样子，说：“‘海燕’同志，估计当局随时都可能对您下手，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一刻也耽搁不得！将军的意思是让您先到阿里山大酒店住下，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听到这里，“海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会变化得如此之快，真是不可思议。但在突变的风云面前，“海燕”还是迅速镇定了下来，混乱的思维也开始清晰。

“知道了，谢谢你。告诉将军，我一定照他的意思去做。”她紧紧握住了聂曦的双手。

“海燕”来到原来接头的地点，发现“老邓”居然先知先觉地给她留下了一张字条：形势紧急，省工委有重要人物被捕，我将远行，你快快离台，乔乔的通行证也不需要了。

“海燕”无语地摇了摇头，回家准备撤离。

保密局这边，面对已经浮现的一连串线索，谷正文并没有急着去抓人，而是对国民党内部的聂曦进行了深挖，令谷正文没想到的是，这一挖不要紧，一条“大鱼”一跃而出，把他吓了一跳。很快，他的手下写了一份报告送上来，说聂曦是国民党参谋次长吴石的旧部，过去在国防部史料局任总务组长，赴台后由吴石安插在东南长官公署任交际科科长，那张名为乔乔的出境通行证正是吴石的太太托聂曦办的，乔乔的地址也是吴太太填的，因为要以军眷身份办证，所以就假造了“刘永渠高参”这样一个名字。

看完报告，谷正文心里“咯噔”一下，高兴得几乎要窒息，他只好以哈哈大笑来缓解自己兴奋的神经。

只是，自己接下来该如何下手呢？

思来想去，狡猾的谷正文突然想到蔡潜（“老邓”）的笔记本上曾经记着“吴，密使一号”这样的文字，于是大胆猜测，这吴，不就是吴石吗？至于“密使一号”，那一定是吴石潜伏时用的代号了。只是，他转念一想，这种猜测是不是太大胆了？万一搞错对象，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毕竟吴石是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身处要职，没有铁证，只会惹祸上身。是的，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直接的证据，只要找到了这样的证据，吴石就抵赖不了。

1950年3月某夜十二点，“哐哐哐”，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春日的夜空下显得异常诡异，睡眼惺忪的吴石和他的夫人穿着睡衣坐起来。吴石很纳闷，这么晚了，来者究竟是何人？带着疑问，他命人打开大门，一群特务不由分说，手持着家伙冲了进来。

吴石一下子清醒了，心想，这下完了，一定是叛徒出卖了我。但是，他还是努力保持着镇定，并厉声质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为何深更半夜闯入我家？”

特务头子谷正文从外面走进来，一脸嚣张地说：“吴次长，久违了，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惊扰你的美梦！不过，小弟也是没办法，因为有人举报吴次长是中共潜伏在我党的共党特务‘密使一号’！”

吴石一听，哈哈笑道：“‘密使一号’？什么‘密使一号’？真是荒唐！你证据何在？”

谷正文绕着吴石转了一圈，阴阳怪气地说：“没有证据，本人哪敢动将军一根汗毛！蒋总裁下令，请吴次长到保密局走一趟。”

吴石知道情况真的不妙了，但他依然气愤地训斥道：“胡说！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私生活，那天下岂不要大乱？”

谷正文一看吴石是个头脑冷静的人，便决定不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小特务们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柜之后，却没有半点儿斩获。

这下谷正文傻眼了，觉得不好收场，心里不由叹服吴石处事之细，用心之缜密。

在白色恐怖年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可谓政出多门，吴石虽然潜伏在敌人心脏多年，但对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也是一知半解，摸不着边，见特务们没有找出证据，吴石开始反击了。

他看着谷正文，大声斥责道：“你们这是目无法纪，目无领导，蛊惑人心，栽赃陷害……”

谷正文不理踩吴石，依然保持着冷静，他用目光搜索着房子里的一切，并观察吴家人的表情，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谷正文冷不丁瞧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吴太太，发现吴太太眼神中稍有惊慌，这立即引起了谷正文的兴趣。

谷正文用商量的口气对吴石说：“吴次长，能不能请吴太太也跟我们走一趟？”

“这是什么话？内人与政事毫无关系，就不劳你费心了。”眼见谷正文又要出花招，吴石的态度越发强硬。

谷正文不得不搬出一番谬论来压住吴石，他说：“既然有人检举，我当然得带队来搜查，如今既无结果，按道理，吴次长实在是冤枉的，必然无事。只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我们还得做个笔录，过程才算完整。可是，吴次长是中华民国的中将次长，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找您去做笔录实在说不过去……”

吴石一听，心下不免慌张起来，因为他清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敌人既然敢上门搜查，肯定是知道了一些什么事，若是他们再把自己的太太抓进去，来个刑讯逼供，那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彻底暴露了，不如……他点燃一根烟，在客厅里踱起步来，当他将步子慢慢滑向客厅左边角落的一张小桌旁时，借着背影的掩饰，他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了一样小东西，然后说：“我先上个厕所再说。”

也许吴石取物的小动作稍显笨拙，竟引起了小特务李汉一的怀疑。李汉一便尾随着他前往厕所，原来吴石所藏之物竟是一颗毒药药丸。就在吴石即将吞服毒药打算自杀之际，李汉一猛地冲上前去，阻止了他。

这段插曲，让原本忐忑不安的谷正文终于理直气壮起来，他此时已肯定，吴石就是一名共产党，搞不好就是“密使一号”，不然，他不会有如此自毁举动。

吴石被李汉一带回客厅后，他勉强答应谷正文将他的妻子带走。谁知，当吴太太离家时，她的一个举动完全葬送了吴石，她竟从壁橱中取出一纸文件交给她的次女。小特务夺过文件一看，恰恰就是乔乔的出境证，这下更坚定了谷正文的判断。

于是，吴石也被请到了保密局。

吴石知道，这帮特务一定没有掌握他通共的确切证据，否则，他们不会对自己这么客气。因此，在审讯时，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也不交代问题。然而，到了这个地步，谷正文对吴石如何参加共产党、潜伏期间所负责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已不感兴趣，因为他知道台湾地下党已基本覆没了。

也不知道是谷正文善心大发，还是他觉得自己跟吴石毕竟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竟关心起吴石的生死安危来。

有一次，谷正文来到讯问室，用激将之语对吴石说：“吴次长，你是高级将领，出了这样的事，我认为你会被枪毙的。”

“我知道！但死亡有什么可怕，总比你这样的人苟活着强。”吴石气愤地说。

谷正文听了也不生气，反而温情脉脉地说：“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善后了，我可以帮你求个情，让总裁放你一条生路。”

“我能有什么办法？算了，就这样吧！”吴石对此不屑一顾。

谷正文摇了摇头，很气馁地丢下他不管了。

再说“海燕”，那天，她急急忙忙回到女儿家，做了简单收拾后，给女儿女婿留下了一张字条，便迅速出门，来到阿里山大酒店。这时，台湾到香港的空、海航线已全被紧急封锁，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后天飞往舟山群岛的定海机场，那里离“海燕”的家乡镇海很近，还有她的一位老同学可以掩护她。只是，搭乘军用飞机必需国民党参谋部的《特别通行证》，而且必须是现役军人或执行任务的特务才行。为了让“海燕”早日脱险，在此紧急情况下，“密使一号”吴石为了挽救战友，冒险为“海燕”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拿到《特别通行证》后，“海燕”马不停蹄地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离开了台岛。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她才长长地嘘了口气，以为总算安全了。谁知，在“海燕”候机的时间内，蔡潜在谷正文的追问下，供出了“密使一号”和“海燕”两人的真实身份。毛人凤火速下达手令，开始对“海燕”实施抓捕。这时，“海燕”已经下了飞机，到达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当时，舟山还是国民党控制区，面对海对面的家乡，“海燕”却回不去了。

毛人凤一封电报打到国民党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那里，沈之岳当即展开了对“海燕”的搜捕，最终，“海燕”还是没有逃过国民党特务的魔爪，被抓后关进了定海县城的监狱。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海燕”深知特务们不会放过她，决心以死来表达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诚。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海燕”取出随身佩戴的金链、锁片，还有海勃绒大衣衬垫里藏着的金镯子，大约一百多克，她把这些金器分解、折断，全部吞进了肚子里，然后，她平静地躺在地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遗憾的是，巡查的特务发现了她的异常，赶紧喊人过来施救。对于这位“蒋总裁”钦定的重要犯人，特务们哪敢有所闪失，他们马上紧急调来一架军用飞机，将“海燕”从舟山运回了台北，并请示蒋介石，将“海燕”送往“荣民总医院”进行抢救。

死神没有将“海燕”带走，接下来，她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其实，这时的蒋介石需要的不是“海燕”的命，而是需要她的悔过与合作。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海燕”的女儿女婿被允许前往医院探视。面对母亲的处境，一见面，女儿阿菊便泪眼汪汪地说：“妈，您瘦了！这些天您受苦了！”

“没什么！”“海燕”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些天你们可好？”

“我们很好，很好！”女儿女婿一边点头，一边应道。

望着流泪的女儿，“海燕”歉疚地说：“孩子，是妈连累了你们……”

“妈，您一死，女儿可就没有妈了！女儿心里难过呀！”阿菊哭了起来，“妈，他们说了，只要您肯悔过，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就不杀您。妈，您就答应他们吧！”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海燕”没有骂女儿女婿，而是用一句诗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她知道，女儿女婿一定是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胁迫，是情非得已才这样劝她的。

“妈，您就听听我们的建议吧，不然……”

“海燕”把眼一瞪，说：“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你要是再说这些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女儿女婿离开后，奉命前来游说的人络绎不绝，“海燕”均不为所动，特务们不得不将她拖进刑讯室。他们先是给她“留记号”——用鞭子抽打，直到“海燕”全身血痕累累，晕死过去；接着是“暴风雨”——用凉水浇和高压水枪冲，冲清醒后，特务们又接着抽打，直到她再次晕死过去。

尽管如此，“海燕”依然坚贞不屈，自始至终没有向特务们妥协。

特务们彻底绝望了……

1950年6月10日，是“海燕”被捕入狱后的第112天。这天早上，人们看到大队的军警特务进入监狱，随之听到牢房门发出了一声“哐啷”的声响，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特勤处”副主官章开觉的陪同下，跨进了“海燕”（真名朱枫）所在的“特别优待室”。

看到特务们一脸的杀气，“海燕”明白了一切，她缓缓起身，目光冷冷地扫视着毛、王二人，嘴角浮起一抹轻蔑的笑容。老奸巨猾的毛人凤见此一笑，更是气急败坏。

“够了！”毛人凤一拳擂在桌面上，“朱枫！实话对你说，奉‘总统’面谕，我们已经给了你最高的礼遇和优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口供，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材料……只想换你一个回心转意。可你……”

“我——怎么样？……令你们失望了吧！”“海燕”微笑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响亮地回答道。

“好，好样的，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想，你也许猜得到，固执到底会是什么下场！”

“海燕”哈哈一笑，说：“我当然知道你们的手段，不就是让我死吗？”

“算你聪明，现在让你作出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毛人凤几乎用咆哮的口气吼道。

“我个人的死算得了什么？‘青山处处埋忠骨，人间遍种自由花’……”“海燕”一脸淡然。

“你！……”毛人凤脸色骤变，随即朝身后做了个手势。

章开觉立即向前跨了两步，打开手中的黑色公文包，从中抽出一份文件，宣读道：“……将共党女‘匪谍’朱枫押出去！”

朱枫轻蔑地笑了笑，然后昂首阔步，走出了“陆军监狱”的牢房。

军车警车沿着台北的街道呼啸而过，走进马场町刑场的时候，朱枫发现有熟悉和不熟悉的战友已经站在那里。于是，她整理了一下头发，掸了掸衣衫，向在场的战友们一一致敬。

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与其一起英勇献身的还有“密使一号”吴石等大批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