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在有轨电车上 1923年夏天

尼尔斯·玻尔坐着有轨电车前往哥本哈根港口，他要去迎接正在周游世界的爱因斯坦。[1]在1919年11月，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天文学上的证实以后，爱因斯坦一夜成名。[2]和玻尔一起去的，是从慕尼黑来访的阿诺尔德·索末菲。爱因斯坦刚刚在瑞士做了一次演讲，以弥补他缺席1922年12月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遗憾。

在诺贝尔奖确定授予爱因斯坦之前的1922年9月，冯·劳厄听说爱因斯坦正计划于年底去亚洲旅行，于是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几乎毫不掩饰地说：“据我昨天听到的可靠消息，在11月或将发生的事也许会让你在12月心满意足地出现在欧洲。请考虑一下，你是否还要去日本。”[3]

在冯·劳厄和施特恩在于特利贝格峰顶立下誓约后的一年，由于冯·劳厄出色地用干涉实验证明了X射线的波动性，他本人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七年后，诺贝尔奖委员会对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的粒子性也给予了奖励。

但爱因斯坦的名誉受到了一些损害。1922年6月24日，他的朋友、德国时任外交部部长沃尔特·拉特瑙遭暗杀身亡——在大搜捕中，已经有超过300位杰出的犹太裔人士被当成“替罪羔羊”遭到暗杀。[4]爱因斯坦知道，他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在为拉特瑙写的一篇悼词中这样写道：“假如一个人置身于幻境之中，那么他成为理想主义者并不稀奇。即使他（拉特瑙）活在这世上，并且比几乎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这里的恶臭，他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5]

爱因斯坦自己也是勉强维生，但这足以让他看出来，是时候该消失一段时间了。他忠实的朋友冯·劳厄代替他参加了一次演讲，现场全是反相对论和反犹示威者（斯塔克也在示威人群中，他在1919年12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诺贝尔奖，但几乎没什么人意识到这件事，因为那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爱因斯坦身上）。1922年12月，冯·劳厄得知爱因斯坦不顾即将到手的诺贝尔奖，乘上船，尽可能远离了欧洲。

爱因斯坦从小就很独立，他在16岁那年声明放弃德国国籍。爱因斯坦的父亲是一位始终充满希望，却一直不太成功的小商贩（由于大学学费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他很早就放弃了自己在数学上发展的意愿）。他穿过巴伐利亚把家从乌尔姆搬到慕尼黑，又迁到意大利米兰附近的帕维亚，之后干脆搬到了米兰。不管生意失败带来多少失望和沮丧，父亲自始至终保持着亲切、和蔼的态度。爱因斯坦一家小而温暖，爱因斯坦和妹妹玛雅终其一生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也延续着这个家庭漂泊不定的命运。爱因斯坦的妈妈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她鼓励孩子们弹钢琴。妈妈演奏的音乐在爱因斯坦一家的各个房间中流淌。但在迁往意大利之际，父母却让爱因斯坦一个人留在慕尼黑，孤零零地完成他那“无趣”的学业。自然科学与学业全然无关——爱因斯坦4岁时在父亲那里看到一枚神奇的指南针[6], 12岁时又收到一本“神圣的几何学书”[7]。

1923年夏天，爱因斯坦向诺贝尔奖委员会表达了迟来的歉意，之后他返回了柏林，回到了他曾宣布全部放弃的核心所在——那里也是他过去十年的家。但在返回柏林之前，爱因斯坦将在哥本哈根稍作停留。

爱因斯坦和玻尔，这二人命中注定要耗尽一生，共同与量子理论的灵魂做斗争。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此前3年。那时，玻尔在柏林和普朗克在一起。当天，一场罢工造成了电车停运，爱因斯坦步行了约14.5公里去位于达勒姆郊区的普朗克家，把玻尔接到自己家里共进晚餐。[8]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食品短缺时期，玻尔从“还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丹麦）纽崔利亚”给爱因斯坦和他的家人带来了食物。[9]此时，爱因斯坦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艾尔莎及其两个女儿同住。爱因斯坦特别写信表达感激，他在1920年给玻尔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仅出现一下就能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快乐。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埃伦费斯特会那么热爱你。我正在研究你的重要论文，每当这时，特别是当我在什么地方卡住时，我仿佛能看到你那年轻的面容出现在我面前，微笑着给我解释。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你看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爱因斯坦在不久之后写道：“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玻尔能拥有如此非凡的魅力，原因在于他把大胆和谨慎完美地集于一身。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样一种凭直觉抓住潜在问题的能力和如此强烈的批判意识。”[10]）

带着些许敬畏，玻尔回信说：

对我来说，能见到你并与你交谈，是我拥有的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你不会知道，我经过漫长的期待，能在自己专注的问题上有机会聆听你的意见，这对我是一种多么大的激励。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从达勒姆前往你家路上，我们二人之间的谈话。[11]

1920年，玻尔在柏林之行期间做的演讲，其实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一本正经地提出对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这一观点的质疑。望着坐在听众中的这位新朋友，玻尔采取了最恰当、最礼貌的方式，简略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不会……讨论当把‘光量子’假说和干涉现象联系到一起时，这一假说产生了大家熟知的难点。”[12]毕竟，波动理论已经证明了它本身“十分适合”用来解释干涉现象。

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又听到了一个怀疑的声音，但他毫不担忧，还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玻尔也在这里，我跟你一样热爱他。他就像一个极端敏感的孩子，用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在这个世界里走来走去。”[13]在给洛伦兹的信中，爱因斯坦这样写道：“杰出的物理学家大多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这对物理学来说是个好兆头。”[14]

这会儿，爱因斯坦正站在哥本哈根轮渡站的站台上——还有玻尔，他嘴歪向一侧，脸上带着大大的轻松的微笑，他有着伐木工般宽广的肩膀和运动员的体态。索末菲在玻尔身边，和蔼地眯着眼，背挺得直直的，小胡子上打了蜡。（“他像不像一个典型的老轻骑兵军官？”泡利曾在课堂上小声地问海森堡。[15]）

索末菲要是不戴帽子，人们就会看到他前额横着一条长长的伤疤，这是他年轻时，在波罗的海边的哥尼斯堡参加一个酗酒斗殴团体期间留下的。[16]索末菲的母亲精力充沛、善于思考，父亲是一位医生，年龄比母亲大得多。父亲的口袋里总装着准备拿给儿子看的一只甲壳虫、一个贝壳或一块琥珀。在父母亲的培养下，索末菲成了物理学领域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他第一个在教学中讨论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内容（广义相对论还在酝酿期，他就在教学上与爱因斯坦的研究保持一致）。他在10年时间里不受学校重视，把精力浪费在了向矿物学、采矿和工程专业的学生们教授纯数学上。直到1906年，人们才以索末菲为中心，在慕尼黑建成了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马克斯·玻恩多年后回忆道：“他能力突出，能把时间省下留给学生。”[17]索末菲和学生们一起去滑雪，一起去咖啡馆，要是有人没钱了，他还会伸手资助。爱因斯坦在1909年写给索末菲的一封信中说：“这样一种完美的师生关系，想必是独一无二的。”[18]

这三个人的帽子朝不同的角度翘着，三件长大衣垂在各自身后。三人走到阳光下，玻尔和索末菲拿着爱因斯坦的手提箱和沉沉的袋子——里面装着书和论文——而爱因斯坦则拿着自己的小提琴。

“爱因斯坦！见到你真高兴！”当他们在渡口的半木质结构钟楼旁边的电车站坐下时，玻尔说。

索末菲说：“跟我们聊聊日本吧。”

玻尔又说：“无论如何，这很可能比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有趣得多。”

一封跨越半个地球的电报正式通知爱因斯坦，他获得了“迟来”的1921年诺贝尔奖注3；而玻尔获得了1922年当年的诺贝尔奖。玻尔在1922年11月11日写信给爱因斯坦，描述了他当天的感受：“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荣誉和快乐……他们考虑同时给你和我授奖。我知道自己受之有愧，但我还是想说，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在考虑给我这样一项荣誉之前，在我、卢瑟福和普朗克都做出了贡献的特殊领域，你带来的根本性贡献应该率先得到认可。”[20]

注3 爱因斯坦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决定，其实可能被有意拖延了，至少部分如此：一方面学院派对相对论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理论物理学家们为支持爱因斯坦获奖，不断地施加压力，最终导致了僵持的局面。[19]

一个月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玻尔向缺席的爱因斯坦和他所做的“根本性贡献”发起了挑战。玻尔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一语双关地说：“光量子假说……与光的（电磁）辐射特性格格不入。”[21]他是动真格的，他打算在下次见到爱因斯坦时，当面和爱因斯坦说这件事。

1923年1月，在乘船前往新加坡的途中，爱因斯坦坐在甲板的折椅上，用船上的信笺回了信。

亲爱的，或者说，心爱的玻尔：

我在快要离开日本的时候收到了你热情洋溢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的来信和获得诺贝尔奖一样让我高兴。你对于可能在我之前获奖的担忧，让我尤其觉得可爱——这是典型的玻尔特色。你新近对于原子所做的研究一直在旅途中陪伴着我，让我喜爱上了你那日益强大的大脑。[22]

爱因斯坦的大脑还在像谈话一样继续思考：“我相信，我最终明白了电学和引力之间的联系。”于是，他的余生都将在失败中追求这种英勇无畏的、多半不可能实现的统一性。而在那一刻，饥饿、嗜血、疯狂的柏林似乎十分遥远。

海上的航行……就像修道院里的生活。暖雨从天空慢吞吞地滴下来，营造出宁静，以及如植物般的半意识状态——这封小小的信证明了这一点……

赞美你的，A．爱因斯坦

“瞧！电车来了，”站着的爱因斯坦最先看到说，“我们去哪儿？”

玻尔跳上车，一边买了三个人的票，一边回过头说：“去研究所，在布莱达姆斯外大街15号！”[23]布莱丹姆斯外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距离轮渡码头只有3公里，街道延伸到玻尔新建的研究所前长长的绿色草坪。[24]已经有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物理学家在此和玻尔一起工作，他们被临时安置在未来的藏书室和实验室里。早在研究所大楼竣工前几个月，玻尔的两名学生因为太过兴奋，急不可耐地发表了第一篇署名为“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论文。

电车摇摇晃晃地行驶，轮子在轨道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三位物理学家沿车厢通道走着，他们是车厢内唯一说德语的人，从玻尔口中脱出的话夹杂着大量英语和丹麦语，很容易分辨。

“那么，我亲爱的玻尔，”爱因斯坦说，“我听说你预测到一种元素。”

“哦，是的，是这样。”玻尔说。

听到这句不太像玻尔的典型风格的简短回答，索末菲耸了耸眉毛——爱因斯坦捕捉到了他带有讽刺意味的眼神。在著名的元素周期表中，有着迄今为止仍无法解释的优美的周期性规律，玻尔的原子模型能够从电子数量的角度来对此加以理解和解释，这是他最新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玻尔甚至曾描述过某种含72个电子的元素的性质（该元素在周期表中空缺，也就是说，还未被发现）。

索末菲提示说：“就是当初在你的新研究所里工作的那个赫维西发现的东西。”赫维西虽然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但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匈牙利被解雇了。结果，玻尔和赫维西这对老朋友在哥本哈根再次联手。1922年，在寻找新元素的期间，赫维西用他那迷人而蹩脚的英语给卢瑟福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玻尔在理解光谱的语言时，就像别人在翻阅杂志时一样容易。”[25]

玻尔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说这件事：“我们陷入了战后可怕的‘国家主义’中，可我们根本不想被卷入这场混乱。在寻找新元素的过程中，我们从来不想和任何一个化学家竞争，而只是希望能证明理论的正确性。[26]德布罗意实验室（莫里斯·德布罗意是法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在他巴黎的宅邸里研究X射线）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道威利尔，他打算抢先一步，用代表法国的‘celtium’一词为新元素命名——德布罗意的弟弟路易·德布罗意也在背后支持他。[27]随后又冒出一个英国人，自称比任何人更早发现了这种新元素，应该用代表英国海军的‘oceanum'一词来命名新元素……但对于元素性质这样的重大科学讨论，却没人关注。”

爱因斯坦忍不住说：“你自己也没有完全避开国家主义，不是吗？”

“没错，”玻尔笑起来说，“正当我们拿不定主意，是把它叫作‘hafnium'——也就是哥本哈根的拉丁语名字——还是‘danium’时，我们收到了《原材料评论》（Raw Materials Review）杂志一位编辑的来信，说有论文声称，我们已经发现了两种新元素，所以编辑来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加拿大还有人建议用‘jargonium’来命名。”[28]爱因斯坦哈哈大笑，引得车上的人都转身来看，想知道这帮德国人究竟在乐什么。索末菲也开怀大笑，两撇大大的八字胡上下抖动。[29]

“看到你做得这么好，真替你高兴。”爱因斯坦说。

玻尔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我的人生一直在极乐与绝望的交织中循环流逝……你们想必都能理解这一点……有时感到精力充沛，有时又自觉疲惫不堪；有时自信满满开始写作论文，有时又犹豫再三不让它们发表。”——说时，他的表情非常诚恳——“因为对于量子理论这个大谜团，我的想法总是在变化。”[30]

“我理解，”索末菲说，“我非常理解。”

爱因斯坦几乎一直闭着眼在听，这时他点头说道：“这也正是让我止步不前的一道墙。困难重重啊。”——说到这，他睁开了双眼——“相对论不过是我在与量子的艰难斗争中给自己安排的片刻喘息。”[31]

“但是，一切都令人兴奋，”索末菲说，“我有一位年轻的学生海森堡想出了一个疯狂模型……”[32]

玻尔插嘴道：“海森堡的论文非常有意思，不过要想证明他的设想还存在困难。”[33]海森堡的传记作者如此批注这句话：“这是他（玻尔）在评论中用到过的最激烈的言辞。”

索末菲点点头：“每一件事都在逐渐得到解决，不过，我们还不清楚其中最深层的意义。”他露出一丝苦笑，望着爱因斯坦继续说：“你知道，我只能在量子理论的技术层面出一点力——哲学层面的内容必须由你来建立。”[34]

玻尔眉头深锁，慎重地说：“问题不仅仅是要在实验事实的解释上有所进展，同样重要的是，要能对有缺陷的理论概念进行完善。在这点上，光量子假说实际上对我们没什么帮助。”[35]

“我再也不会怀疑光量子的真实性，”爱因斯坦说，“尽管依然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坚信这一点。”[36]

索末菲说：“玻尔，我也这么想。但我有一些惊人的消息。”就在爱因斯坦访问远东地区时，索末菲正在美国西部旅行。“在美国，我最有意思的一次科研经历是在圣路易斯见到了阿瑟·霍利·康普顿的工作成果。那真是有趣，就算我还不能确定康普顿是否正确，但我还是忍不住到处讲这件事。”康普顿展示了，X射线和电子会像台球一样发生碰撞。冯·劳厄在慕尼黑与索末菲一起工作时，已经证实X射线是波；而现在，康普顿却用实验表明X射线是粒子。

索末菲甚至兴奋得暂时忘掉了他的朋友冯·劳厄，他激动地转向爱因斯坦说：“这个实验让X射线的波动理论就此失效了！”[37]

然而，爱因斯坦微笑着答道：“唔，这样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

“我也是这样想！”玻尔脱口而出，声音却显得有点疲惫，“你知道我关心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光的波动理论就是一种信条。[38]就光的传播而言，光量子理论显然不能被看作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39]‘频率’是由干涉实验来定义的[40]，这类实验要求光是一种波，如此一来，光量子理论原则上排除了合理定义‘频率’的可能性。”[41]

讲求实际的索末菲说：“所以，我想提醒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最终，或许能从根本上出现一种全新的见解。”[42]

“嗯，是的，”玻尔说，“但我无法想象它会和光量子扯上关系。看着吧，就算爱因斯坦能找到无懈可击的证据，就算他想发电报告知我，电报也仅仅是因为无线电波确实存在，才会真正到我手里。”[43]

爱因斯坦发出了响亮而浑厚的笑声。从专利局到普林斯顿，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不停地对各种想法提出假设，而最初，没有人相信这些想法；物理学界的舆论有时会最终倒向他这边，有时不会。面对玻尔的质疑和索末菲的热情，爱因斯坦表现得同样平静。

玻尔说：“爱因斯坦……”索末菲也望着窗外说：“玻尔……”

“嗯？”爱因斯坦答应道。

“嗯？”玻尔同时答应道。

“我们在哪儿？”索末菲问。

玻尔四处看了看，随即放声大笑——他的嘴咧得老大，露出大大的牙，眼睛全闭上了，笑声极富感染力。他笑个不停，说：“我们坐过站了，哎，大概过去了12站。我们坐过站了。”[44]

索末菲拉了拉绳子，电车缓缓靠站，他们回到了大街上。这依旧是美好的一天，因此，当三个人在两边种着榆树的林荫大道旁的长椅上坐下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倒霉。

玻尔目不斜视，继续说道：“爱因斯坦，即使你真能或多或少在普遍接受的意义上证明光是粒子，你当真相信，人们投票通过一条法规，就能让衍射光栅的运用变得不合法？”[45]

爱因斯坦还击道：“反过来说，假如你能证明光只有波特性的话，那么你以为，你就能找个警察来要求停止使用光电管吗？”[46]

“是这样，但是必须我说（这是在玻尔的研究所里流传的一句惯用语，直译自玻尔那很有个性的‘丹麦式德语’），目前我们还完全没有真正理解光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47]

把一个秘密（光有时表现得像粒子）藏到另一个秘密（光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后面，爱因斯坦对此并不感兴趣。[48]他说：“现在有两种光的理论，两者都不可或缺。而且，尽管20年来，人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还是没有找到两者之间的任何逻辑联系。[49]对于这些各自独立的事实——衍射光栅和光电管——我们还得坚持这些徒劳无益的看法，直到原理自行显现出来。可是，但凡人们不知晓能够作为推演起点的原理，那么，个别事实对理论物理学家来说，就是毫无用处的。”[50]

玻尔挑起了谈话，随后又望向运河，陷入了沉思。野鸭游入视野又游走了，身后拖着起伏的倒影——相互干涉的波纹泛出长长的流光。一位受人喜爱的实验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曾这样形容“早年间”陷入沉思时的玻尔：“如果一个人和玻尔交谈过，就应该记得他。有时，他几乎像‘白痴’一样坐在那儿，表情空洞，耷拉着四肢。你不知道这人还有没有知觉……完全感受不到生命的温度。然后，你会突然看见一股激情在他体内升起，灵光闪现，随即他会说：‘我现在知道了。'……我敢肯定，牛顿也是这个样子。”[51]

路上的铁轨再次传来隆隆的声响，吓了玻尔一跳。伴随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一辆电车沿着他们来时路的反方向，开到他们跟前。三个人爬上车，这一次，他们坐在稍微靠前一点的位置上。

“嗯……”玻尔边坐下来边说，“我想，在科学的这个阶段，一切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要想让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持相同的观点，是不可能的。”[52]

爱因斯坦对此一笑置之，说：“不，那是因为有些事情还没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最佳状态。”

玻尔斜倚着电车的侧壁，回过头看着他的朋友们说：“可是爱因斯坦，我完全不理解，关于量子理论，你想证明的到底是什么？”他身子前倾，胳膊搭在椅背上，打着手势说：“我正在思考你从1916年到1917年发表的那些著名论文。你在论文中表明，对于原子放射出光的情况，很难预测它何时发生，以及去向何方。你似乎认为这非常疯狂……”[53]

“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充满信心，”爱因斯坦答道，“但这样一个基本过程的时间和方向却要听天由命——这确实是这个理论的缺陷。”[54]

玻尔继续道：“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最耀眼的绝妙之举，几乎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关键。假如因果性其实并不适用于量子世界，那又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极端的看法。因果性原则（每件事都有一个起因）是科学建立的基础；而科学的目的就是找出这些起因。然而，玻尔对于原子世界因果性的直觉颇具预见性：神秘莫测的自发性一直都是量子理论中最独特的性质之一。玻尔似笑非笑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倾向于能想象得到的最极端、最神秘的观点。”[55]

索末菲困惑地问：“玻尔，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觉得因果性可能不是终极真理呢？”[56]

虽然索末菲比玻尔年长15岁，但在这一点上，玻尔还是觉得索末菲应该被告诫：“索末菲……对于仅把物理学当作‘数学化学’（mathematical chemistry）的这种做法，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57]每件事未必都要归结到计算上去。也许，更简单的情况是，我们讨论的这些事根本用不上数学。”事实上，玻尔大多数了不起的成就都不是通过数学，而是通过直觉取得的。[58]但除了他，几乎没人能从这种“类推原理”中获得什么成果。这需要从众多特征中建立起一套量子理论，而这些特征在大范围内能平均得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1920年，玻尔将其重新命名为“对应原理”，但这并没有使其变得更易于操作或理解——“一根魔杖”，索末菲在其编写的最新版教科书中这样形容。[59]这本教科书对于学习量子理论来说必不可少，索末菲在对之进行修订、升级时总是一丝不苟。

在很多年间，玻尔在大规模量子效应与经典物理学之间所做的对应，一直指引着早期量子理论的发展。然而，他对这一原则精神的忠诚，妨碍了他发现远距离量子纠缠的可能性。对他来说，相互分离的两个粒子之间的量子关联（quantum correlation）这类概念只应存在于亚原子半现实的“幽暗地狱”之中，永远不该出现在大尺度、远距离的牛顿理论的“明媚天空”之下。相反，保持怀疑态度的爱因斯坦将成为唯一的引路人，一再带领众人面对各种显而易见的量子效应所产生的奇特美景——它们后来都在世纪之交成为整个物理学领域最具活力的分支。[60]

爱因斯坦说：“玻尔，我非常欣赏引导你开展工作的可靠直觉。之前我就听说了，你的勇气和直觉足以让你尝试别人忽略掉的事情。[61]但我必须要说，只有在最极端的紧急情况下，才应该允许放弃作为原则存在的因果性。[62]”

索末菲带着一丝笑意说：“爱因斯坦，我也欣赏玻尔在物理学上的可靠直觉。但我不得不说，他在电车上的直觉并不那么可靠。看看，我们都到哪儿了。”

爱因斯坦和玻尔一起朝窗外看，玻尔用手拍着自己的脑门，爱因斯坦一边笑一边拉绳。这次，他们差不多快回到轮渡站了。

玻尔在很久以后追忆：“我们坐着电车来来回回，因为爱因斯坦当时兴致勃勃的。我们不知道他的兴趣中有没有多少带着点怀疑——但不管怎样，我们坐着电车来回了很多趟，至于别人怎么看我们，那是另外一回事。”[63]

下车以后，索末菲郑重其事地给康普顿写了一封信：“你的工作（揭示X射线拥有像粒子一样的行为）敲响了波动理论的死亡丧钟。”[64]（如同海森堡在同年1月给泡利的回信中写的那样）“与实验的一致性相比，（玻尔）更关心总体的理论原则”，[65]所以，他开始努力构思一套避免与光量子说发生关系的量子理论。

康普顿的工作的确标志着光量子说开始被人们接受。到了1926年，人们更加接受光量子，甚至赋予它属于自己的名字——光子。英语“photon”一词与希腊语中“光的存在”一词意思相近，这是由白胡子“物理化学之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尔伯特·路易斯发明的，他还建议把光传播1厘米所需的时间称为1个“jiffy”。翌年，康普顿获得诺贝尔奖。然而，粒子或波都不能单独描述量子世界。爱因斯坦从1909年起就一直在预言的“波粒混合体”打扮成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样子，与物理学家们在转角处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