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假象令人困惑

长远看来，对国际信任最有害的因素，也许是在日本与它所谓的盟友和朋友之间进行的各个层次的对话中存在混乱，哪怕让双方求同存异都显然做不到。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交流的鸿沟似乎一直都在加大。正是这条鸿沟将日本与西方国家以及它的一些邻国割裂开来。有一些“假象”通常为人称道，却又蒙蔽了外人的看法，这些“假象”让交流变得复杂，其中有两个“假象”处于中心地位，让人们似乎无法认清日本。

假象一：责无旁贷的中央政府

首先，存在这样一个假象：日本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主权国家，政府具有中央机构，既能认识到什么对国家有利，又能对国家决策承担最终的责任。这个假象很难消除。在外交层面上，认为政府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对外国政府来说，假定日本政府不能像其他外国政府那样，仅仅通过改变一些政策就可以与外部世界相处的话，他们就很难推进事务了。

但是，除非认识到造成双方产生挫败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相对缺乏责任心，否则与日本的关系注定会越来越糟糕。日本推行的治国之道，与欧美以及大部分现代亚洲国家相比，差别太大。几个世纪以来，日本推行的是在半自治团体之间分享权力，以此维系这些团体间的平衡。如今，最有权势的团体包括某些政府官员、某些政治派系以及一群官僚商人，还有不少相对小一点的团体，如农业合作社、警察、新闻媒体以及黑帮。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用“系统”这个术语是为了将它与政府区分，理由将在后面讨论。没有人最终负责。那些半自治的组织都被赋予有损国家权威的自由决策权，而掌握大权的中央机构却不行使这些权力。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将这种情况与其他情形区分——比如政府被特定利益集团把持，或者因为部门间的争论而无法做出决策。这里指的不是游说团体，而是在民众接受的政治理论范畴中未能解释的“结构性现象”。毫无疑问，这个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等级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复杂的交相重叠的等级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中不存在最顶层，反而是被削平了顶端的金字塔。日本不存在具备最终政策制定权的最高机构，因此也就如哈里·杜鲁门总统曾说过的，不存在一个“责无旁贷”（the buck stops）的地方。在日本，到底谁负责任永远都没有答案。

如果说日本看上去身处世界却又不在其中，那是因为日本首相和其他掌权者能做出一些政治诺言，而这些诺言若有关商务或其他事务，便需要由系统中的某个部分做出重要的调整，于是这些政治诺言便无法兑现。国内权力领域通常都不会考虑外国的愿望或是要求。只有在愤怒的外人施压之后，日本才会极不情愿地、拖拖拉拉地做出调解。日本需要世界市场进行出口，保持经济的运行；但是很多身居要职的日本人似乎更喜欢他们传统的隔绝状态，希望这个政治复杂的世界不要来干涉日本。

假象二：“自由市场”

第二个核心假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决定了西方对日本的态度，那就是认为日本经济属于所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宽泛的范畴。

尽管有不少书对此进行了论述，但要对日本经济进行定义还是会让外国人和日本人都感到麻烦。如果有人暗示日本官员，日本和他们给日本贴的标签不同，日本官员通常都会非常愤怒。另外一方面，日本经济学家私下对我说，西方人对日本的描写中，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夸大其市场功能。西方学院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要是听到有人认为日本其实根本就不属于“自由市场”国家的集团，就会感到震惊。对他们来说，某种经济能够成功却又不依靠市场力量自由运作，这种想法无异于异端邪说。日本官员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却对威胁到所谓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日本模式置若罔闻。

日本显然不是一个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那么，是不是如一些评论家所暗示的那样，它属于独一无二的那一类？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作为工业实体，其崛起与日本类似，显然它们是受到一股非同寻常的、类似日本的力量驱动的。这就表明日本的经济并不是独特的。它们的崛起需要人们重新审视日本的“经济奇迹”，并证明哪怕是抛开文化和心理上的特殊性，它也能为某些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模式。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除了西方体系和共产主义体系之外，可以存在第三种类型的政治经济体系。美国政治科学家查尔莫斯·约翰逊将这些工业地区另归一类，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s，或CDS）”。CDS的优势在于官员与实业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理论都忽视了这个变化。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政府干预经济做过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反驳，那就是身居中央的规划者永远不能充分知晓社会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他们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按照这个理论，中央计划的经济也就注定无法繁荣。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把生产和贸易当成政府事务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如何想方设法来增加其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呢？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找到方法绕开哈耶克障碍的方式，是理解这些地区政治经济的关键点。首先，当局从来就不认为私有企业和他们的目的相抵触。和共产主义做法（将企业家精神与原罪等同）不一样，也和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做法（用规则来限制企业家）不一样的是，CDS鼓励并十分尊重私有经济。官僚们永远不会试图去完全控制非国有的企业。他们对经济做出指导，而把生意人作为他们的触角。资本家们总是设法找到新的方式来扩展业务，官僚们不断监控这些人，从而即使远离业务中心，他们也能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官员会犯很多错误，但是他们对工业发展施加的统一力量大大弥补了这些错误。经济得以繁荣是因为他们通过鼓励投资的金融政策，激励了那些前途无量的工业领域。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工业得到细心的照料，被保护起来而不会受到真正的海外竞争的冲击。那些陷入困境的工业得到临时保护，让这些身处逆境的企业有机会实现多样化，而那些似乎已经走到尽头的工业，也很容易因政策强制重组而被抛弃。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由一致的工业政策和贸易战略来保护的伙伴关系。自由市场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它只不过是完成工业扩张这一最高目标的几种手段之一。

在大概一个世纪之前的明治时代，当国有企业体系将众多政府企业带向破产边缘，日本将国有工业转入私人之手，从而开创了CDS模式。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到1945年，日本侵华时对中国东北推行强制性工业化开发，进一步实践了这一模式。这一经济模式在战后的形式，在结构上是保护主义的，它也让马列理论对那些身处非共产主义亚洲较不发达国家中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缺乏经济指导上的吸引力。要想继续享受这些已经得到证明的好处，它就必须保持这个样子。一旦工业发展使国内市场饱和，而此时海外市场又变得不再友好，这一官僚——商人的伙伴关系是否还能继续取得成功？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日本的情形提出的另外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是：那些不具备贸易战略的国家努力应付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时，国际自由贸易作为一个系统是否还能持续？

可塑的现实

日本是不是代表着一个基本上未被研究过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类别？这个问题引起众议。1945年后，日本就一直被认为是西方的盟友，也被当作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国家集团的正式成员来对待——尽管最近由于贸易冲突，西方对此有了疑问。来自日本方面的澄清无法解决这些争议。很少有学者或者评论家对日本政治经济的本质进行严肃的理论建设。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官员们是最不想澄清这些问题的。此外，记者还有学者在讨论日本社会时，错误地应用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念，结果就是观察者在毫无防备的前提下，几乎总是被误导，不知道事情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日本的评论家还有官方发言人要维持这样的假象并不困难。因为在日本，普遍为社会接受的是，“现实”不一定是经由大量客观观察而得到的结果，反而可以是经由情感构造出来的图画，而事情在其中被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至于事实应该如何塑造，当然总是和某个团体当下的利益相吻合。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日本人民被告知要把对社会政治的忠诚当成最高美德。结果就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说的，真相总是由社会构造的。至此，我们得出日本为外来观察者准备的第一个观念性问题。

在西方思想中，“现实”不大会被认为是可以管控、铸造或协商的。它也不会被认为依赖于事情应该如何的随性想法。事实上，西方哲学——以及西方人的常识——的要求是，应当对幻象和错觉持续保持警惕，来抵制一般人的自欺能力。如果说自古希腊以来，在西方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汝勿珍视矛盾”（Thou shalt not cherish contradictions）。这一要求是逻辑、数学以及科学的基础。

亚洲传统思想的继承者，也许更容易接受多重真相或是互相矛盾的真相的概念。但有一点很明确，如果有人观察其他亚洲国家，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有着如此多的“现实管理”。这就带来重要的政治后果。处于主导地位的日本，在向其他日本人或者外国人解释“事实”和动机的时候，会展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会从一个现实跳到另外一个现实。另一方提出的合理主张可能会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统的驳斥，至此，交流也就走进了死胡同。在日本，这种“策略”是更高层以及更强大的人物宣告其拥有特权的一种方式。

在国际交流中，这样的战术有时会让进行逻辑推理的西方人恼怒不已，并得出结论说根本没法和日本人理论。人们必须做好准备，来应对特别高超的转移话题的本领。偶尔，这些做法又太过粗鲁，在外交斡旋中没有什么效果。比如有一个新规定，威胁到了欧洲雪橇对日本的出口，日方对其做出的辩解是，日本的雪应该和西方的雪在构造上有所不同。不过，日本官员为了摆脱国际贸易中的困境而使用的诡辩术，西方贸易伙伴也没少用，相关著作和报告足够填满一个小型图书馆了。

日本这种对现实采取的“灵活”做法远远超出了某种界限，也就是其他社会能容忍托词或自私谎言的界限。比方说，一位西方商人或是政府代表要诉诸合同、法律或者国际协定，他的日本同伴会告诉他，相比于受冷冰冰的规则指引，日本社会更愿意依靠人际关系的热情来应对发生的各种情况。但如果这位外国人下次有机会诉诸这一超乎法律的传统（比方说，要求对贸易问题做出官方干预），他很可能会听到的是，在民主日本——也是由法律进行统治的日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应该理解这点。一方面说日本社会具有人性化的灵活性，不会固守冷冰冰的规则，一方面又说日本将严守法律的约定——这两种说法都很坚定，而日本的第三方几乎从来不想指出这一矛盾。

关键因素

对矛盾的容忍与一个特性紧密相关，归根结底，它是决定日本社会政治现实的最关键因素，这一因素由于多个世纪的政治压抑，根植在日本的精神生活当中。不论情形怎样，都应该有永远适用的真理、规则、原则或者道德准则——然而，这样的理念几乎从不存在。大多数西方人以及大多数亚洲人，无论在日本待过多久，都会对这一理念缺失感到震惊，而某些日本思想家也认为这种缺失是日本公众行为的最终决定因素。

独立普遍真理的概念，或是不容更改的宗教信仰，超越了社会要求的世俗现实和掌权者的法令。这些概念当然也进入了日本，但却从未在任何现存的世界观中扎根。神道教最初是支持政治安排和社会实践的。这种宗教崇拜自然和祖先，忍受着矛盾和模棱两可的存在。这一日本本土宗教（不要将其和“国家神道”相混，国家神道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1945年，为日本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从未发展出任何哲学或者道德教义。哲学和道德的教义从中国传入后，也没有取代日本本国的社会政治禁忌和假设。相反，这些中国的思想只是强化了已经存在的、支撑起当时的当权者的“入世”信仰系统。

儒教和佛教的原始教义中固有一种超越现实社会政治中权宜之计的思想，一直不受日本统治精英的欢迎。基督教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引入的超越观念，挑战了日本的普遍思想，但它们要么是被禁止，要么就是被迫在其根本原则上做出妥协。日本对宗教总是表现出很大的宽容，这种观点虽然广为人所接受，不过也只有在新的宗教或信仰体系不会对现有政治安排造成威胁的时候才适用。

要把握这种不承认超验真理有可能存在的政治文化的精髓，西方人需要进行不同寻常的思想上的付出，但哪怕是在对日本进行认真评估时这种付出也很少见。西方的思想和道德传统深深地扎根于某些放诸四海皆准的信条假设之中，没有这些假设，便很难探讨文化的可能性。西方儿童教育实践中会反复灌输这种假设，也就是不言自明地存在一种终极逻辑，这种逻辑独立于人类的欲望和人的反复无常，独自掌控着宇宙。这个观点在日后的生活中会不断得到重申，使得西方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发达的文明都发展出了普遍真理，因此西方人不会得到提示去检查缺少这种观念会有什么后果。

诚然，日本存在着因地制宜的道德准则而不是一般道德准则，有的是特殊价值观而非普世价值观，这个事实经常会在有关日本的著述中被提及。但它却往往和当代社会科学中那些更为肤浅的区别混为一谈，也没能始终如一地为日本人的行为提供线索。大部分作者都如实地提到了日本人会不断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调整他们的信条，然后作者们便转向别的话题，好像并未意识到这一现象有多么重要。

“相互理解”

既然“信条”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而“现实”是某些可以被操作的东西，那么维持假象就十分容易了。由于“理解”这个单词在日本评论家和官员的嘴里具有特殊含义，因而由这些假象所带来的国际语言交流的混乱就变得更加复杂。改善“相互理解”的迫切需要，经常得到热烈的支持。但是“わかって ください”（请您理解）意味着“请接受我的解释，不要管事实上它有没有什么依据”。言外之意就是要接受或者容忍。在日语的语境中，“理解”是“同意”的同义词。真正地“理解”某人或某事，意味着如果你没有足够力量去改变他们的话，那么接受他们如此的样子就好。如果你有力量，那么对方就会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你的愿望来表现出“理解”。因此，在实践中“相互理解”意味着外国人应该接受日本发言人所呈现的日本形象。如果外国人，哪怕在他聆听了众多日方的解释后还是坚持反对日本贸易方法的话，那就会被人认为是长期缺乏理解的表现。日本人一般很清楚他们使用“理解”时的政治含义；一位报纸编辑警告说，“我们经常能享受到的那种外国人美好的误解和无知”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

“缓冲者”及宣传家

有两个重要的现象让日本问题中的交流分歧变得更加复杂。其一是日本对“缓冲者”的使用，其二是它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

所谓“缓冲者”，我指的是这么一种人：他被委以与外国人尽可能顺利地打交道的任务。他属于某个日本特有的机构，人们很容易在政府办公室以及商业公司中认出他来。常驻的外国使节和商人与日本打交道要通过一个中介社群。该社群里的人都说英语，他们被认为是已经国际化了的“缓冲者”，人们指望他们吸收这个无法预测的外在世界可能会给日本机构带来的冲击。

这些缓冲者坦率到让人吃惊的地步，他们可以传递对外国人所面临困难的真正理解，还能经常营造一种印象：即便他们不愿意迎合外国人的愿望，那至少他们所代表的机构考虑到了这个外国人所面临的困难。日本有不少超级缓冲者，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环游全球，解决问题，并在国际会议上解释日本的情形。其中一些人，比如大来佐武郎，还有已经去世的牛场信彦，他们都当上了负责对外经济事务的大臣，但是他们的角色只是徒增混乱，因为他们虽然有着这样的职位，但却没有得到授权来做出任何决定，因此也就无法真正进行谈判。

有时在和外国贸易使节对话时，更有影响力的大臣或是经济联合会的领袖，甚至是首相本人都会扮演缓冲者的角色。外方谈判代表回到国内，带去的消息是他们这次真的与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这些部门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已经准备好采取有效措施。但这些代表只是在欺骗自己。日本没有谁具备如此广泛的权力。

和这类缓冲者有交集的是内线人士阶层，他们根据各自在商界、政界或是官场上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等级排序，这些人经常接受高官的来访和记者的采访。世界其他地区是通过这个小圈层人群的描述来了解日本的，这个小圈层比寻常所认为的要小得多。访客会见了一个以内线人士身份出现的“可靠消息来源”后，通常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他们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个人见解。不过，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不管是谈及眼下的紧迫问题，还是更一般性地论及日本特性和作用，这些内线人士通常重复的都是当下流传的陈词滥调，传达的是他们例行公事地遵从的“官方现实”。

所有的日本发言人看上去都像是用了同一台提词机，而提词机的磁带上录着同样的内容。尽管他们可能会加入一些个人的变动，但本质的内容几乎总是一样的，如果你了解新闻界时下的热点，或是熟知由各部门、经济联合会以及受政府补贴的“私人”机构发表的冗长解释文字，那么你就可以预测出更加翔实的细节。

如果你相信这种可预知的判断反映了个人见解，那你对日本高位沟通者的认知能力的判断就失之偏颇了。他们真正的个人见解通常都十分有趣，与公众的判断可能会大相径庭。不过，要想听到这些见解，你要么和他们认识很久，还喝过不少清酒，要么就是他们（比较少见地）突然意识到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官方说法。

表明身份的内线人士可以预测的言论中可能包括对政府政策、官员以及商人态度中某些方面的批评。但实际上，他们总是会支持系统内主要部门提出的大论点：日本是一个多元民主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它正实施开放市场的进程，个人主义的发展必须得到鼓励，大部分日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更加国际化的必要性，外国人在竞争中还不够努力，与日本的冲突主要是外国的误解而引起的。

总而言之，日本的缓冲者和内线人士的行动加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宣传效果，但这种效果很难被发现，因为它打着一个向世界“说明”日本的真诚努力的幌子。众多内线人士对这些解释都深信不疑，因此这样的宣传也就更有说服力。

辩护者的涌现

在传播有利于“系统”的见解方面，外国人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日本用大量金钱平息了许多来自国外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有官方记录的游说费用这一项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在华盛顿花的钱更多。日本政府和企业聘请最好的律师和美国前政府官员来捍卫日本的立场。在专注于日本的西方学者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得到了日本机构的资助。他们收到资助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书面的附加条件，但学者和评论家仍可保持中立态度的想法基本上是幻想，毕竟资助来自日本。在日本工作的商人和学者会遇到和必要的个人及部门建立联系的问题，因此他们非常清楚，一种真实的批评立场可能会断了很多门路。除了金钱资助和建立联系的需要，还要考虑到政治上的无知，这就造就了一大批日本专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日本的辩护者——虽然他们自己浑然无觉。他们在媒体上所做的公开声明和评论经常证实这一点。

为日本辩护是不少真专家和假专家的日常生计，他们在广泛宣传的研讨会、专题讨论会以及大会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而组织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促进“相互理解”。外国大公司在日本的大部分代表以及外国顾问不得不成为日本系统的一部分，之所以这么做，为的就是能在系统中发挥作用。他们不会冒险公开发表批评性分析，让自己与系统疏离，所以他们是不可靠的内线人士。

日本的宣传也在有意无意中通过众多报纸和杂志文章进行传播，而编辑的习惯是要讲述一个故事虚构的“两面”。这样做效果显著，从以下事实就可得出结论：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尽管美国政府以及不少美国评论家面对系统化的日本保护主义长达20多年，但是他们还坚持认为，市场力量最终能够解决美日双边问题。

“神秘的”光环

增进对日本的“理解”，已成为一个由“系统”的若干组成部分资助的沉重的出口产业。但还是有不少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必须在国际上代表国内利益的人，可能会因为有人真的理解他们的想法而感到不适。有种观念认为，要成为日本人需要有一种精神维度，按着这个界定，外国人是无法理解的，这种观念是日本人自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得到广泛的认同。

在日本排名前五的某家日报社里，有一位顶尖编辑，他曾经告诉我，他的报纸（还有其竞争者的报纸）认为，无论外国人说什么，也不管这些批评的言论多么具有破坏性，他们基本上都会照单全登，这是因为编辑和读者总能用他们的信条来安慰自己，相信外国人始终没法理解他们所描绘的东西中那些更为微妙的方面。因此读到外国人批判性评论的读者，可能用不着得出真正令人不安的结论，便能享受到一种肤浅的、受虐狂才具有的快感。

日本人几乎都相信他们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这并不是说其所有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在某种特别的层面上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最终与其他文化迥然有别，它是日本独特情感的根源，因此外人无法（甚至被有意禁止）对其加以理性探究。在读书和工作的时候，一直有声音让日本人相信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特殊，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与外部世界进行比较，媒体和官员的演讲就会持续不断地让日本人相信这一点。

几个世纪之前，西方知识分子就支持日本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这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很容易地就转变为日本具有独特性的观念。日本还属于“世界的另一边”时，马可·波罗便把Zippangu（ジパング，这是他对日本的称呼）描绘成一处神秘的、天堂般的地方，认为那里皇宫的屋顶覆着厚厚的黄金。乔纳森·斯威夫特让格列佛在到访拉格那格之后顺道造访日本，以此作为他回家之前的最后一站。现代社会中第一位对日本做出解释的西方人是小泉八云，他在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描绘了“要感受和理解日本生活表象之下究竟是什么，是何等的困难”。小泉认为“至少在50年内，都没法写出任何作品来描绘日本，无论是从里还是从外，是写历史还是写社会，是写心理还是写伦理，都做不到”。1946年，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第一次做了令人钦佩的尝试，对日本进行全面评价，并发表了她的作品。她说：“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主要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

让小泉和鲁思·本尼迪克特得出如此强硬结论的事物，如今仍然在有关日本的讨论中引发激烈的争论。西方人还在重提小泉那个激动人心的发现——一切都是颠来倒去的。而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解读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实体，可以自立，在文化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与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解释对不少严肃的观察者来说，还是具有吸引力的。对此，我们不能再归咎于地理上的隔离。1962年，我是进入日本的202181名外国人之一，而在那一年，只有145749名日本人出国旅游。25年后，大概有650万日本人去国外旅行，而访问日本的外国人则超过了200万。尽管国际旅行大大增加，但许多最早就存在的“偏远”光环依然存在。日本仍然是一个进行浪漫想象的对象。对于某些谴责自己国家礼仪沦丧、勤勉不再（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的西方人来说，日本就好像是乌托邦一般美好。

我们经常得到提醒，特别是那些来自学术文献的提醒，警告我们不应把日本当作一个过于特殊的案例来对待。当然，学者们强调说日本人也是人，证明他们同样有人类的基本特性，这当然是好事；知识分子想让日本更全面地融入世界的愿望本身也是值得称道的。但在执行这项使命的热情的驱使下，有些西方人毫无根据地走向极端，仅仅指出相似之处，却忽略了那些不管你做出如何艰苦而持续的尝试，都无法迫使日本与西方经验模式相吻合的习惯和体系。

一旦要通过与其他人群的比较来研究一个人群，我们便会面临一个古老的选择：是强调“同一性”呢，还是强调“差异性”？在研究日本时，这个选择让见多识广的评论者们有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任何重要的人类实践和态度，对日本人来说没有哪个是完全陌生的。相反，人们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出与日本对应的那些习惯和制度。但要描述对日本的体验，通常还要再加上这样一些词语，比如“更加如此”或者“不那么如此”等等。程度上的差异以及不同要素组合的差异，累积起来就成了本质上的不同，这点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尤为突出：组织往往依赖于一小部分掌权者的野心和反复无常。

在十字路口

在过去的25年间，有数不清的报纸文章、杂志专栏以及学术评估都做出断言，日本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恐怕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如此频繁地被记者和学者加以审视，寻找即将发生改变的迹象。这种改变不是那种常规的、在任何国家都可能预料到的变化，而是一些更为基本的改变，能改变人们自我认识的方式，从而改变整个国家对待世界的态度。

大多数论及“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的主题报告中，都隐含了这种观点，即日本必须改变，将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的那些东西都被认为是反常的、临时的。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年轻一代一旦身居要职之后，就会做出改变。同时，劳动力提出的需求将会给社会经济结构带来巨变。在20世纪70年代，有人认为有不少雇员因公出国，等他们回来后就能让日本“国际化”，而对更好生活条件的普遍向往，也会帮助指导日本如何调整优先努力的方向。后来，又有一种很时髦的想法，认为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其他一些无法阻挡的经济发展，将迫使日本接受外部世界的期望而达成妥协，日本将更关注集体性的国际利益并采取主动。1987年的时候，又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公众要求改变的压力再加上官方失去对商人的控制，正在转变日本的政治经济，使其成为更明确的、由市场力量驱动的政治经济。

时至今日，日本和25年前一样，还是徘徊在同一个十字路口：人们期望日本人民选择一种新的方式与世界交往，辅以在日本社会中做出的所谓改变，但总要按着西方人所指出的方向来改变。一个国家在同一个令人不快的处境中等候如此之久，不应该受到责难。所谓“十字路口”的说法，看起来更能反映出西方目光短浅的偏见，他们对非西方国家中事务机构和组织可采取的形式看不清楚。许多西方观察家认定的发展方向不会成为实际的发展方向。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那么一段时间，日本官员开始反击。他们争辩说，要是有什么地方会发生演变的话，那一定是在西方。有份政府资助的刊物讲得很清楚，只要发达的工业社会愿意遵循工业深入发展的合理进程，日本式的社会和经济管理“就会遍布所有这些发达的工业社会”。

就在这段时间，欧洲和美国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大量采用日本的做法是可能带来收益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来访的人注意到日本几乎没有任何暴力犯罪，也没有对工业造成破坏的劳资冲突，其经济系统似乎比任何其他系统更能经受得住石油危机（以及诸如此类的危机）的冲击，他们的脑海中必然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西方应不应该转型成像当今日本这样的社会呢？但是，“向日本学习”的做法掩盖了日本和西方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只是采用日本“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不整体借鉴恐怕没有用，但整体借鉴的代价是西方社会所不能承受的。西方如果沿着日本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复制一些条件，而只要西方人仍然看重社会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条件对他们来说就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十字路口的观点一直存在，所以就有理由强调日本的不同之处。许多清醒的西方分析家还在期待大规模的改变。“日本股份有限公司——如果存在过这么一种公司的话——正一步步地解体”，一份极具声望的经济日报如是断言。人们轻信了日本有关“国际化”的口号。20世纪80年代，日本官方论调是，与以往相比，种种政府指导的形式对私人企业来说已经不那么有分量了。即使这个说法通常伴随着一些数据，意在说明目前的关税条例让日本几乎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但事实上日本经济还没有转变为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日本，纸上说得头头是道的东西，往往在实践中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这样的情况总是比在西方更为常见。东京的官员们特别有创意，发明种种细微的控制手段和委婉的标签，让自己看上去更容易让人接受。外国政府和专栏作家们会自主地认为，日本发现自己面临新的选择，它有着一种全新的责任感，不断地期待着重大发展。但除非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见的巨变，否则日本的机构不大可能更顺畅地与外部世界接轨，因为这必将带来官僚——企业关系的破裂，而这个关系才构成了系统的核心。

抛弃所谓“十字路口”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一旦期望中的改变没有实现，西方就会产生挫败感，并最终导致对日本的进一步诋毁。

抛弃十字路口观点后，我们就只剩下小泉八云和鲁思·本尼迪克特关于文化特殊性的理论了。但是这个理论本身无法将日本与其他更广泛的、全球通用的人类经验领域关联起来。在更实际的层面上，它也无法帮助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在和日本打交道时形成一个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

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走出概念迷宫。如果我们不再采用常规的方式去寻找文化上的解释，而是提出权力如何在日本得以实施这个问题，那么日本的问题似乎也就没有那么神秘了，而且很多谜题都是可以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