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疫情下快进的中国新基建

多年后回想起2020年，对于亲历者而言，记忆中或许只留有一个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此时此刻，已致超过千万人感染的这场疫病逐渐演变为百年来危害最大、破坏性最强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疫情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远远超出各界预判，引发生产萎缩、贸易受阻、物流中断、失业激增。在政治经济、国际格局、地缘关系、社会生活、公共安全等方方面面，新冠肺炎疫情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尚未完全释放。后疫情时期，重振经济贸易、重塑分工体系、重建公共秩序、重拾国际信任，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经济学家似乎一向不会过分担心不确定性，因为自乐观理性的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甚至在经济学家看来，“关于未来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然而，随着疫情快速蔓延，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世界银行2020年第6期《全球经济展望》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或将使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出的最新预测是，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4.9%（其中发达国家降幅超过8%），WTO（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0年上半年国际贸易急跌18.5%，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则宣称全球投资收缩40%……当这些糟糕的预测接踵而至，即便“不确定”的预期是常态，对数据异常敏感的经济学家也无法做到泰然自若。更令人忧心忡忡的是，疫情期间各种舆论纷争和观念对立与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发酵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鼋鸣鳖应，将这个世界拖入朝夕难继的巨大风险之中。

近来，伏尔泰的一句名言屡被提起：雪崩之时，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确乎鲜有国家、行业和个人可以独善其身。现阶段，中国抗击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逐步重现活力，但疫情带来的“蝴蝶效应”仍在扩散，本已增速放缓、处在转型爬坡期的中国经济承受着多重压力，如荆棘载途，举步维艰。同时，疫情加剧了不同部门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分化。一方面，疫情重创旅游、航空、影视、文娱、院线、教培、餐饮等服务业，不少行业陷入暑雨祁寒、轹釜待炊的困境，企业生存压力不断向家庭和个人传导；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可知性和强传染性等突出特点导致以“人工为主”的传统防疫工具捉襟见肘，疫情的远程化、无接触、智能化应对刺激了新的市场需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工业互联网、专用机器人等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在越来越多部门和领域的应用进入“实战”状态，在助力疫情监测、医疗救治、物资调配、生活保障、复工复产、公益捐助等方面大显身手，带动电子商务、网络直播、智慧医疗、远程教育等行业迎来新一轮市场扩张和投资风口，进而倒逼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驶向快车道。这不仅为中国乃至全球科技抗疫增添了一抹亮色，更进一步彰显出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

救焚拯溺、转危为安须得鉴机识变，这场灾难同样危中有机。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丰富了新技术的应用场景，促进了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成熟，大大提高了防疫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在为运用科技手段处置各类重大风险事件积累经验、开拓思路的同时，使得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的政策动力和投资偏好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得以显著强化。一时间，政策不断加码，资本持续追捧，市场快速回应，中国新基建按下快进键，逐步承担起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大国数字转型强基赋能的关键角色。

新基建：为何建，如何建

考察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发现，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带来了改变生产和生活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循着科学技术→生产组织→生活方式→社会架构的路径，一国（地区）开启“技术—经济”的范式变迁，实施了对科学体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态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通用（主导）技术的更迭必然要求关键原材料供给以及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超前或同步发生重大变革，使之与制造、流通和消费方式的演进相适配，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数字和智能时代的革命性跃迁。今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潮奔涌而来之际，人类智慧以云的形态集聚和展示，新科技新产业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表现为群体性爆发。由此可以认为，新工业革命的实质是建立在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再造之上的整个实体经济多层次、系统性、簇群式的深刻变革。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和通用技术也是主要经济体竞相投入和精准发力的战略领域，而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风险事件则进一步凸显出数据要素和数字实力在构建智慧社会、布局未来大国竞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理念、方式及其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固然从根本上是由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决定的，但也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面对重大风险事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应急体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和不足。而在国内，各地交出的防疫成绩单同样差异颇大，在这场财力保障、治理理念、行政水平、基层效率、公共服务的实力“比拼”中，部分经济发达省市与东北和西部地区实打实地拉开了差距。这不仅将改变各类要素，特别是人才流动和集聚的方向，甚至会影响后疫情时期供应链调整的战略布局和区位选择。

疫情造成的种种分化和撕裂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重大风险事件的防控机制及其效力。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世界各国对减灾和应急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并在制度设计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其中，联合国作为全球减灾和突发事件应急协调的重要参与方，开发出了“宾库”减灾行动框架及灾害风险模型等一整套政策工具，帮助成员建立和完善了突发事件防控体系。但当新冠肺炎在全球快速蔓延且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造成“失控”局面时，人们却失望地看到，各国惯用的应急手段频频失效。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经济衰退，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很难引导并形成可控的市场预期，财政和货币工具均有可能失灵，而在全球救灾和应急管理实践中，联合国等机构已经认识到并提示各国巨灾应对机制存在的困境：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风险管理部门的重要性和国家应急储备的功能普遍不具备连续性，而是极具即时性和短期化，这意味着只有当一个国家和地区面临巨灾或重大风险事件的现实威胁之时，这类部门和机构才会显示出存在感。由于各级政府和普罗大众对其作用和角色寄予太高期望，在灾害降临或风险发生的短时间内，应急管理部门往往会获得强力的资金支持。一旦灾害或疫情过后，这些部门却难以维持长期的关注度，甚至被排斥在公共治理和预算支出的边缘。这种现象和特点既是政府通常更注重免遭偶发灾害的损失，而非专注于管理累积风险的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致使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应急管理和储备体系始终处于“头疼医头”的被动局面。

不论是对于“黑天鹅”还是“灰犀牛”事件，“头疼医头”显然远非应对的理想状态。以往国内在处置金融危机、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过程中，事前预警常常是备受诟病的环节，但预警机制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除了科学的理念和良好的制度保障，技术和成本同样是影响其可持续运转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不可知、危害大的突发事件，“头疼”发作时尚能及时、有效地“医头”已属不易。至此，关于应对重大风险事件是制度重要还是能力重要的讨论，答案似乎已然明了：唯有兼顾制度和能力建设，才能为抵御重大风险、化解各类危机提供根本性保障。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近期中央连续推出了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做好“六稳”落实“六保”、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定下了新基调、指明了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8年中央已提出加强新基建，在防疫关键时期将其作为经济政策的重心，除了出于刺激投资等短期效应的考量，更为长远的布局显然直指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强国战略。

目前，国内有关新基建的内涵和外延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不同界定和分类均涵盖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领域及其底层支撑技术。同时，现阶段中国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要素的积累，“to C”（对消费者）的水平要超出“to B”（对商家）的水平，实体部门数字化转型普遍面临成本高、难度大、壁垒多的障碍和制约。为此，政府推动新基建，一来以此为契机，自上而下进一步凝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共识，吸引各类资本参与，扩大数字要素供给，统筹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进程，推进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的开放共享，强化各领域数据协同，防止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大，避免出现区域发展新的数字级差；二来形成研发合力，加紧突破新一代通用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的瓶颈和障碍，打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以及供应链各环节的数字端口，全面提升实体部门智能软硬件水平，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三来探索建立新基建运营的技术标准和市场规范，引领相关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从而在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中占据主动。

需要强调的是，新基建运营本身属于新兴领域，但却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没有法则可依。有别于传统基建资本挑大梁的模式，新基建可不是“砸钱”这么简单。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与新兴产业通用技术的应用边界较为模糊，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交互性，相关领域公共品与资本品的融合程度高，且现阶段主导技术迭代加快，甚至在前序技术尚未产业化之际，下一代技术已经开始酝酿推演，加之商业模式还未定型，行业标准尚不成熟，其中一些细分方向需要在较长时期内边研发边建设，这无疑将大大增加项目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新基建必须采取开放、多元、融合的全新投资、运营、管理和评价模式，通过可持续的机制创新，将这些环节更多地交由“有效市场”担当主角。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国内数字经济和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民营企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云服务、平台经济等领域深耕多年，相继推出了高水平的科创成果和商业模式，已成为相关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级巨头。中央明确发出加强新基建的政策信号之后，地方政府响应快、动作多、力度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先后有26个省市区推出了包含新基建内容的投资计划。各级政府力推新基建，首先要厘清边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尽量少“作为”，不干预。一方面，应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于分散主导技术的竞争前投入风险，发挥政府投入的撬动力，协调统一新基建的技术标准，科学界定数字权益，防范数字垄断，不断探索完善新兴领域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并保障企业在新基建各领域的知识产权，突出其投资建设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电子政务、数据中心、云服务、智能安防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交由市场化主体提供，谨防打着新基建的旗号，在相关领域抬门槛、设壁垒、乱伸手、“抢C位”、“掺沙子”、“摘桃子”，干扰数字经济的发展秩序，侵蚀民营企业的市场势力，损害社会资本的正当利益。

对于那些仅仅因部分新基建项目预期收益不明朗或者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便对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提出质疑的看法，疫情期间仍在持续“圈粉”的马斯克早已现身说法。在曾经被视为最不适合商业化（之一）的航天和太空领域，猎鹰9号和龙飞船用不断刷新的成功发射纪录为私人企业的角色正名，而猎鹰9号首发成功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完成首次回收也近5年。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所谓不可能、不合理的一孔之见，不过是自缚手脚、裹足不前，背后的根由则是知识贫乏、视野狭窄或利益驱动，对于“最有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的问题还有哪些？”这样的挑战，任何人都有资格思考、探索和解答。

筑牢数字强国之基

在中国新基建按下快进键的同时，全球化却似乎按下了暂停键，这被世界各国的“知识界”看作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并发症”，并很有可能演变为影响未来国际关系和多边体制走向的长期“后遗症”。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价值链作为过去30年来这一轮全球化的重要产物，一方面，由于受到供求两端的挤压，断点频现，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面对供应链安全形势恶化的局面，曾经担当实体部门的资本和生产国际转移主要推手的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恢复国内产能，收缩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推动新一轮供应链“内向化”的意愿明显增强。

不少观点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全球化停摆的“导火索”。然而，深入观察全球化演进动力机制可以发现，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过去10年间，持续了30年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已经出现停滞，面临着重大结构性调整。虽然疫情发生前由分工深化创造的产出仍在增加，全球贸易规模还在扩大，但越来越多产业价值链的贸易强度（贸易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这种情况在分工环节较多的复杂价值链中尤为突出。导致贸易强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一点在于，全球价值链构成中知识含量不断增加，人工智能、高端机器人等新科技的应用带动了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仅催生了新产业群，而且使得纺织服装、机械加工、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部分环节被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增大。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大规模外包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逐渐式微，回流的趋势增强，更多的制造业新增投资开始重新流向发达国家。

深度解析要素跨国配置的新趋向，首先，新科技革命改变了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在微观层面，颠覆性创新带来的“利基市场”促使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以便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在中观的产业层面，现阶段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尚未实现规模效应，新产业扩张的成本导向不显著，短期内难以形成可向海外转移的产能；在国家层面，工业大国对科技创新投入巨大，势必强化重大研发及其产业化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并购实行严格管控，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总体来看，现阶段大国之间科技创新的竞争多于合作。归根结底，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的，新兴产业在初创阶段往往对成本并不敏感，这导致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有所弱化，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中的地位下降。目前，全球仅有18%的商品贸易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换言之，80%以上的商品贸易不再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地区（麦肯锡，2019），这意味着以往资本主导、成本驱动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正在加速切换，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扩散将改变全球化的方向和范式。

其次，随着资本快速积累和科技实力提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不断增强的国内配套能力、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近年来，多个国际机构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判断：分享了全球化红利的中国，总体来看，经济外部依赖程度有所下降，而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却在上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采购规模的扩大实则拉低了全球贸易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球价值链在地理空间上的延展。

最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影响快速扩散，全面收紧的两国关系导致企业预期不稳，投资信心不足。令人遗憾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人类共同的灾难非但未能充当弥合中美之间矛盾对立的人道主义契机，再现人们所期待的埃博拉病毒肆虐时两个大国联手抗疫的感人画面，各种将病毒“标签化”和“污名化”的操作反而堵塞了彼此之间已为数不多的沟通渠道。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等短期风险直接推高了跨国企业的运营成本，而技术封锁、规则脱钩等更大的隐患则使国际投资的风险偏好进一步弱化，通过调整供应链布局来对冲风险、提高供应体系的弹性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重要应对策略。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两国供应链体系将显现出“分流和回流”并存的特征，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将随之提速和深化。不过，美国要想完全撇开中国重建供应链体系难度较大，仍需付出高昂代价。在微观层面，受制于质量、稳定性、产业生态等因素，包括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依然存在种种障碍，寻找新的供应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成本，不可能一蹴而就。

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对“反全球化”的社会心理具有特定的加持作用。保守势力和民粹主义者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等技术载体，持续散布孤立主义的理念和政治构想。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动员显然比传统渠道更加快速有效，非理性情绪的生成和传播如虎添翼。疫情期间，各种仇视全球化的观点和情绪通过互联网和社交软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并形成了一定的“广场效应”。

从历史角度看，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推演，创新必将回归其作为要素配置市场化、全球化根本动力的角色，但当下全球化遭遇的波折却有更复杂的背景。从欧洲到北美，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客将全球化作为靶子，把经济失衡、失业、难民等政治、经济、外交问题皆归因于全球化，在疫情中更是将反全球化作为屏蔽国内矛盾的手段和转移公众视线的障眼法。不可否认，在新工业革命初期，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发达国家筑牢新兴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赢得了战略时机，并为刺激制造业回流营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但这势必侵蚀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成果，全球化时代建立起的多元化经济关联和多边规则面临严峻挑战。

由此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更像是全球价值链阶段性收缩的“加速器”，放大了国际分工方式及收益分配机制的内在风险，对世界经济“去全球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疫情时期，美国力主突破现行贸易规则，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阵营对立、利益割裂、选边站队或将演变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全球供应体系“去中国化”的倾向。

暂停、转场还是终结，全球化去向何方？现在做判断、下结论或许为时尚早。但这一轮由资本加持、向世界投放了30年开放红利的全球化遭遇今天的逆境，不应被简单解读为一连串的偶发政治事件或者仅仅是民粹主义者的鼓噪，在这些纷繁表象的背后，实则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正在酝酿重大变革，同时也折射出中美两国渐行渐远的深层次原因。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进入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区位条件和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从根本上是由国内经济基本面和全球政治经济大环境共同决定的。不断加大的开放力度、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超大规模市场、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是中国抵御各种风险的压舱石，这些条件和优势并不会因短期突发的冲击而逆转，但新冠肺炎疫情与新工业革命、中美大国竞争等因素相互叠加的影响不容小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镜像由此变得更加清晰和锐利，中国经济转向内生性增长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陡增。

实际上，疫情期间，美国在前沿科技、核心技术和贸易规则等领域对中国的施压仍在加码。种种迹象表明，两国“脱钩”似成“开弓之箭”。面对中美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的局势，国内应对之策在所谓“卡脖子”的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上集中发力。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大国博弈从来都是相互制衡的过程。理论上讲，在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参与一方一旦在非均衡路径上对博弈对手策略的推断出现随意性，往往会在选择均衡（应对）行动时发生决策偏差，而中美关系的现状导致双方渐失形成“共同知识”的策略基础。在这种情景下，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错判对方的行动方向。

再从科技创新的一般规律出发，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和持久动力，内生性创新需要长期的能力积累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凭借这种创新生态和制度条件取得的重大成果，市场一向不吝给予高度肯定和充分回馈，追赶者和模仿者更不应无视这类成果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在研发过程中的艰辛投入。而追赶战略更大的风险在于，关键创新往往具有颠覆性。正如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迥异于教科书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上述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新的组织类型（例如最大规模的控制单位）的竞争，也就是在成本或质量上有绝对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边际利润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颠覆性创新一方面带来“无中生有”的市场机遇，另一方面在完成对旧技术和产品破坏的同时，也将放大决策失败的破坏力。对于不掌握创新主动权、不具备领导力的追赶者而言，特定领域技术路线发生革命性变化势必会产生大量沉没成本，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比如，从胶片到彩显，在这方面我国在技术、设备、产品引进消化吸收过程中已有过多次深刻教训。

需要强调的是，芯片不同于卫星导弹，“盯住和追赶”的结果并不必然带来超越，仅以被“卡脖子”之困激发试图“卡别人脖子”的后勇，多半会因亦步亦趋而深陷山重水复，于兜兜转转之间，目所能及的变化不过是差距的缩放。即便在少数几轮赛程中看到超越的机会，也往往精疲力竭地发现对手的背影转瞬出现在另一条赛道上。因此，静态地梳理受限的技术设备，并据以判断自身的短板和弱项，设定赶超目标和投入计划，不足以应对大国竞争，很难化解“脱钩”风险，更不宜将其作为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的主导方式。唯有将创新目标和愿景投放到创造更美好生活、缔造更灿烂文明的宏大格局和开放视野之下，才能使中国大步踏上原创道路，从而真正担负起大国复兴的历史使命。

“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屡屡跌破认知底线的谣言四处散播，一时间，这一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信条显得鼓馁旗靡，但如前所述，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下的数字转型已呈云奔潮涌之势。总体来看，得益于国内生产消费等环节快速积累的海量数据资源、产业部门和公共服务领域不断成熟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大规模数据要素的成本优势以及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环境，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数字经济大国，技术研发应用、商业模式创新、核心价值实现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具备建设数字强国的基础条件，而新基建的提速无疑将为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树本筑基，这也是成就大国数字未来扎实而关键的一步。

抛开大国博弈的现实立场，客观地看，推动新基建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仍然主要来自美国。从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到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美国这些超大型科技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项目，不论设立初衷是什么，其影响无一不是革命性、全球性的，在实现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升级再造的同时，更是将同时期国际上的竞争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其中，美国建成的“信息高速公路”直接改变了世界，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几乎所有信息设施和智能终端皆可归于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取得的成功，甚至疫情中需求火爆的视频会议、在线课程、远程医疗也都脱胎于“信息高速公路”产生的众多副产品和巨大的辐射效应。

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路基”、以光纤电缆为“道路”、以多媒体计算机为“交通工具”，“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旨在为美国构建遍布全国、高速通达的数字通信网络，将成千上万的企业、部门和家庭连接到了网络上。有关美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机、主要目标与推进机制、经济效益及国际影响，过去近30年中，国内外有过不少深入的总结。对于当下中国聚焦的新基建，尤其值得借鉴的经验有三点：一是超前布局，二是市场化推进，三是军民融合。

首先，从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抛出“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到其就任后美国政府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缩写为NII）计划，那段时间，美国经济处于持续低迷的转型期。虽然设置了刺激增长、带动就业等常规目标，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却并未局限于扶持ICT（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具体产业发展，而是提出了“打造美国未来新型社会资本核心”这一更具引领性的方向。与中国新基建情况相似的是，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同样存在技术可行性和预期收益不清晰的问题，但突出的战略前瞻性却赋予其超强的投资召唤力，极大地拓展了收益边界，有效化解了预期不确定的风险。其次，这一投资4000亿美元、将国家带入繁荣复兴的重大战略，美国政府最终为其投入的资金不足5亿美元，其余投资均由市场买单。“信息高速公路”为产业界和消费者描绘出的未来愿景，吸引了美国计算机、通信领域的制造巨头和顶尖研究机构踊跃参与，市场对这些投资者的回报也颇为丰厚。高度活跃的投资和创新氛围及其为企业劳动生产率带来20%～40%提升的实绩，为美国赢得了近20年真正意义上的“熊彼特式”繁荣，并为美国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培育出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等接棒领跑的明星企业，从而将人类社会的信息革命推向了历史性巅峰。最后，美军从中获得的收益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和范式，使得美国从战略到战术，从武器装备到指挥系统，与其军事对手切实拉开了距离。同时，美国国防采购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互动得以显著强化，进一步打通了军事领域重要研发成果产业化应用的市场通道，使军民融合机制成为美国创新体系中难以复制且极具竞争力的“撒手锏”。

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运营过程中，竞争前（Pre-Com petition）、功能性、合规性、透明度，这些被视为美国竞争政策和市场规范一以贯之的标签，体现出美国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动的原则和边界。对标国际经验，大国顶层设计须得做足战略“留白”，而非具象于执行层面的部门任务和地方指标，对于重大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或许“月亮在那里”便是行动指南。因此，新兴领域政策撬动力和杠杆作用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为各类参与主体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和宽松有序的发展环境，而新基建可否撑起中国的数字未来则取决于一个“新”字，包括新的建设理念、新的目标领域、新的技术标准、新的投资主体、新的运营模式、新的盈利渠道、新的监管机制、新的评价体系、新的专业人才。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部分地方政府推出的新基建规划中，不乏将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甚至一些毫无特色的房地产项目的“旧酒”打包装入新基建这一“新瓶”的思路和安排。这种操作既是“拼政绩”的惯性思维所致，也暴露出面对新基建及其蕴含的新技术和新模式，各级政府仍存在发展观念滞后、知识更新迟缓、工作机制落伍等突出问题，不利于动员新冠肺炎疫情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形成的数字化需求和转型共识，甚至有可能导致错失中国建设数字强国、应对大国竞争的重大战机。

未来的城市：建起来还是“算出来”

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引领产业变革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城市的面貌。从发达国家的进展来看，过去10年中，产业升级与城市变迁如影相随。在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特色鲜明的创新街区推动新型产城深度融合，改造产业生态，提升创新活跃度，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其中，瑞典Kista（希斯塔）的升级之路演绎出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基础设施交替更迭和城市发展创新对产业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见证了由“建园”到“创城”的世界城市规划理念和发展路径的深刻变化，成为全球城市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经典范例。

Kista科学园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郊，在20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包括爱立信、诺基亚、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Oracle（甲骨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Skype（即时通信软件公司）等在内的电信、无线、微电子、软件巨头扎堆集聚，是瑞典乃至欧洲最具创新力的高科技聚集区，《连线》杂志将其评为仅次于美国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科技园，又被称为欧洲硅谷。20世纪70年代末，矿产、林业、机械、汽车等瑞典传统产业开始走下坡路，同时石油价格高企给制造业带来了压力，企业迫切需要新的增长点。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爱立信、ABB（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跨国公司）和KTH（皇家理工学院）在对国家未来和经济前景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建设一座新城，并将其打造为全球最先进的微电子产业集群，于是有了从Kista森林到Kista科学城的第一次转型。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张放缓迫使Kista加快增长动力转换，迈向二次升级。2002年，瑞典财富基金会成立了初创企业孵化基地，先后协助建立了200多家初创企业，这些创业团队在Kista和斯德哥尔摩两地与经济、工业和学术界领军者持续沟通和互动，促成了创新良性循环和优越的产业生态。这座科学城最初采用当时主流的空间布局模式：一侧是居住区，另一侧是工作区，市中心位于正中央，汇集了商业区、交通枢纽和影院等娱乐设施。然而，随着规模扩张，这种规划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由于住在Kista的居民有不少在斯德哥尔摩工作，而在Kista工作的人却从周边各处涌来，结果是Kista的一半区域白天人迹罕至，另一半区域则在夜晚空无一人，这导致严重的空间浪费，低下的通勤效率和配套设施长期不到位。建成30年后，Kista开启了新一轮自我革新，顺应全球创新要素配置的潮流，将这座科技城打造成了“可持续发展城市”。2016年以来，Kista精心规划了集公园、娱乐、购物、居家、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公共环境，为居民提供了智慧型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如今的Kista由世界顶级科技园区蜕变为欧洲最宜居宜业的新城，从移动应用到无人机，新兴领域的企业不断涌入，依托新一代信息和远程通信技术设施，Kista正在形成全新的数字化办公模式。

Kista的转型历程表明，生产与生活长期脱节必定会损害创新活力和高技术产业的效率。实现再造之前，Kista面临的困境其实是欧美国家上一轮产业园和科技城规划发展的“通病”，也是制约中国众多城市和科技园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应该看到，在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下，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资产已不再是自然（矿产）资源，而是获得高技能劳动力——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主导新经济的专业人才——的能力。生活质量、综合环境、城市魅力成为高端要素集聚的关键因素，与生活设施在技术和空间上割裂的传统园区和办公楼宇行将退出城市发展的历史舞台。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需要认识到：进入新时代，哪里宜居，人才就会到哪里居住；人才到哪里居住，智慧就会在哪里汇集；智慧在哪里汇集，新产业最终便会在哪里发展。而城市是否宜居不再仅仅由自然景观、空气质量、公共服务等维度断定，以人为本，不断增添美誉度，才能激发城市持久的智慧和活力。

毫无疑问，新经济需要与之匹配的空间载体和基础设施，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必然造就新城市。实际上，借力新兴科技手段，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由概念推演加快落地，相继涌现出更具前沿性的未来城市。2017年，Alphabet旗下的城市创新部门Sidewalk Labs与加拿大多伦多市合作，计划运用边缘计算、物联网和云技术，把该城市一块荒废的滨水区改造成名为Quayside的高科技新区，打造21世纪城市生活模范社区，这一智慧城市项目有望树立全球可持续和互联城市的新标杆。同时，马斯克也在紧锣密鼓地实现他的第四个梦想，继在商业太空、真空高铁、电动汽车等领域不断突破粉丝想象之后，马斯克携其另一个看似没那么高大上、实则回应了当年“阿罗提问”的创新方向——家用电池，在墨尔本城郊YarraBend社区规划建设世界第一个“特斯拉城”。这座未来全部安装特斯拉Powerwall电池和配套太阳能电池板的城市，将凭借标新立异的特斯拉电力系统，创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指数（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ating）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马斯克将借此进一步把梦想的触角“上天入地”，而这也昭示出智慧能源作为城市新型基础设施的巨大潜力。

另一个有意思的动向是，与城市转型同频共振，最近几年科技巨头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办公场所升级。从苹果的Apple Park到亚马逊的温室花园再到谷歌的山城新景，这些浸润着科技美学、集成最新智能软硬件、开放而舒适的新总部不断向人们展示出在数字时代，需要为顶尖创新团队配备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不得不说，这些科技巨头深谙人才竞争之道。现阶段，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重量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屈指可数，仅凭高薪和股权等传统激励手段难以将这种段位的人才罗致门下，而巨头的应对之策则是将公司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塑造于高明远识、巨细无遗。

上述实践正在颠覆城市规划理念和建设模式，而科技和资本成为这一浪潮的真正驱动力。我们可以大胆地预判：未来的城市将被“算出来”而非建起来。面向数字未来，算力即竞争力，对于国家、产业、企业和城市，无不如此。

回到近年来国内城市这一波“抢人大战”。撇开其背后颇受争议的深层逻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人是抢来了，城市又能为他们怎样安排工作和生活？未来10~30年，中国的城市既要承载年轻人的梦想，又要迎接银发潮的汹涌袭来。在这一大势之下，中国人不仅要靠新科技延展脑力，更需要靠新基础设施解放体力，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提升区域发展黏性、赢得新一轮城市竞争的根本方向和必然选择。城市政府须得与时俱进地提供更加优质、智慧、绿色的公共服务，而在创新规划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实现创业空间、产业升级与地产开发良性互动的方方面面，新基建在每一座城市都不应也不会缺位，助力城市营造创新与绿色协同、乐业与宜居兼容的高质量发展环境，从而为美丽中国源源不断地创造新财富，续写新文明。

关于本书

本书由中信出版社策划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组撰写。立足于产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最新理论进展，结合作者对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跟踪研究以及对中国实体部门和不同地区的长期扎实调研，将观察新基建的视角置于未来科技、产业和城市之间的深度交互与全方位融通，从而为来自政策制定部门、行业研究机构以及对新基建有兴趣和投资意向的读者，提供前瞻性信息和专业化判断，这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也是本书的突出特色。

考虑到新基建尚无统一的界定，本书探讨的新基建领域在参考中国发展改革委相关分类的基础上，尽可能兼顾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与面向智慧社会、构筑数字强国的软硬件条件。同时，“有趣”是作者的写作追求，本书延续了研究组在《影响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一书中确立的既严谨又轻快的文风，尝试为这一政策导向较强的主题赋予更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回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东海扬尘，染黄染苍。不管付出几多代价，灾难终将过去，风险也总会被化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或惊呼这个世界从此将彻底改变，或笃定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大方向不会偏航，坚信“短期危机难改长期趋势”。其实，变与不变，不过是视角差异和立场不同，而这场百年不遇的困局是否终将沦为一块“好了的伤疤”，既取决于反思的力量，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性积累。对于进入新时代、处在世界大变局之中的中国，前者改进制度，后者增强能力。就这一意义而言，有理由相信，高水平的新基建必将为我们许下仓箱可期的大国数字未来。

杨丹辉

2020年6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