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理论中的实践与实践中的理论
The Introduction
时光荏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性打击后重生的日本，正沉浸在高速成长的喜悦之中。相对日本、美国、欧洲，中国不仅仅是落后了，而且是落后的差距在加速拉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政策遇到了很多阻力，但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始终是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四十年改革开放创造中国奇迹
四十年改革开放留给中国人最大的财富不仅仅是GDP爆发性增长、科学技术水平的跃升以及高歌猛进的城市现代化过程，而是对中华民族再崛起的坚定信念和不懈的坚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功。面对中国奇迹，众多研究者倾其所知，也只能了解冰山一角。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极具认识论意义，只有探知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才有可能发现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规律性。中国奇迹是发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的重大事件，离开了中国谈不上中国奇迹，离开了世界也无法解释中国奇迹。
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奇迹。过去的三百年，世界文明、科技文化和经济重心曾经一路向西，其他古代文明铅华褪去、黯然无光、衰败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逐渐土崩瓦解，西方主宰世界的历史开始翻转。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东折返。从停滞落后衰退转为追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奇迹是落后国家追赶世界发展前沿的有机组成部分。兰特·普里切特、劳伦斯·萨默斯指出，在现代历史上，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十年6%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高速增长期，由此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变化、更多的繁荣、更多的创造、更多的生产、更多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是定将载入史册的经济奇迹。
从中国特色看中国奇迹。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没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则无法快速平滑地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替代，不可能实现持续近四十年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结构性转换的增长过程，中华文明第一次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循环的发展路径，告别了传统农耕文明，挣脱了低水平的贫困陷阱，开始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1949年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1978年终结了长达两百年占世界经济份额下降的过程。GDP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数字，但它不仅仅是数字，也是关于生产效率的衡量，是产出效率的比较。过去四十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约4%，发达国家约3%，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约5%，而中国超过9%。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只是目前的1/4左右，与印度大致相当，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带来更有效率的增长。制度创新带来技术创新突破了边际收益递减对发展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开始是个偶然，但打破依赖行政指令种田，打破没有激励机制的僵硬的农业生产体系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有如此，农民才有提高粮食产量的积极性；只有如此，国家才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净增长约四亿，与1949—1978年相当，但再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过去两百年的最高水平。
改革来自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有一大弊端就是抹杀了尊重与盲从的界限。尊孔孟与朱熹的所谓圣人教，尊到了盲从，尊到了把孔孟与朱子的话奉为不容置喙的圭臬，失去了民族创造性。改革开放之初，有关雇工剥削引经据典式的考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说过，“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
当年找出马克思这段说明性文字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子力。事出于1979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了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写道：“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讨论。林子力尝试以马克思的说法证明陈志雄雇工没有超过8人，不是剥削，因此应当予以支持。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实事求是地在所主持的广东省委《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中提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万里的批示则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争议很快进一步扩大，因为年广久雇工达到了12人。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伟大在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摒弃两个凡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来捆住自己的手脚。
改革需要大胆闯、大胆试、干中学的勇气，需要坚定不懈的定力。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中写道，“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邓小平曾形象地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改革需要具有在探索中保持动态稳定的智慧。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转型存在着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稳定性、确定性是避开改革风险、获得更大改革收益的关键，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改革的有机联系，是中国实现改革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之间配套的基本方法。在此过程中多维、多向改革有效地串联、并联形成网状此起彼伏，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本质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上升、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的策略不断调整、体制机制动态演化逐步形成效率更高的新体制、新机制。
改革需要有动力，需要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相联系，需要在改革中不断构造新的动力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具有强大的社会民意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几千年来几亿农民要脱贫致富的愿望。1978年初冬一个寒冷的黑夜，在一个破败的农舍中，安徽凤阳生产队长召集18户社员，用上千年来按手印的传统契约方式，惊世骇俗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个人名下，形成了日后闻名天下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业生产大包干制度的雏形。
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要能够不断产生出获益于帕累托改进的群体。按劳分配与多劳多得是过去四十年来最有号召力的改革口号。按照工作量多少、能力高低进行分配，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凤阳包产到户是自发的，少数人偷偷摸摸干起来，粮食产量增加了，别的村子也偷偷摸摸地学，从少数人变成多数人。中央肯定了，全国农民光明正大地分田到户，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效样本。
制度不可能简单复制，持续深化的改革创造出内生的改革动力机制，改革的成功在于不断凝聚改革共识，形成超高水平的组织驾驭能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推动了城市国有企业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开启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治理结构的改革，由此开启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多元分配机制的改革。与之相伴的是出现了下岗群体。由此也推动了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转型。2003年，新成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实施了两期“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共有2000多万人参加了再就业培训，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型阵痛，也因此创造了奇迹。过去几年中国营商环境显著改善，营商便利指数的世界排名大幅度提高，标志着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从中也可以观察到以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的内在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成功还在于有利的客观条件。一是人口红利。规模巨大且受过相对良好基础教育的劳动力迅速成为支撑中国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条件。二是经济全球化红利。经济全球化极大地降低了全球贸易与投资成本，推动了垂直产业链分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投资红利。在全球分工的低端先是代工而后是模仿。那么低水平分工何以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高增长，在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时为何会出现长期增长率下降的转型？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奇迹般地创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国奇迹般地成长为全球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球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也引发了全球经济大危机和大调整。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最初十年，骤然扩大的国际市场，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突发性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形成了史上最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中，“干中学”与知识的外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知识的产物，是学习的结果，企业通过投资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积累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又引导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投资于更多的领域，这就是“干中学”。一个有经验的生产者将学习到的知识外溢传给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加入WTO不只是骤然间扩大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更加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使所有卷入全球化大潮的企业都面临竞争生存的考验，也获得了在分工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利益。由此形成了高投资带动分工与模仿型高增长的投资红利。
人口红利与改革开放奇迹。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全社会生产率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978年，中国非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五六倍，工业化、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会提高五倍。当这个数字与五亿农民进城的世间奇迹挂起钩来，任何人都会清楚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发挥了何种难以比拟的推动作用。过去四十年，尽管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在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先下降后加速持续扩大过程，但显著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如今人口红利的减弱诱发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持续上升。
走向新常态创新增长，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晰企业与政府行为的合理边界。2008年以来，推动高速增长的三大红利逐渐消退，我们从人口老龄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感受到了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的消退，从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不再拉动高增长率中感受到投资红利的消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我国从传统的数量型高速增长转向创新型中速增长。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机制在发达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以至于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市场机制的内容一般被作为既定的事实来处理，很少有关于市场经济机制发生、发展与演化完善的分析。即使在制度经济学有了极大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过程的理解仍然很有限。合理的政府行为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以法治化为基础，规范市场行为，推动和促进市场机制发育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加快成为发达规范的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实践证明，从数量型、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增长的转变，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新的示范，需要总结转型成功的案例。
深圳创新转型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活力市场经济可以并存
深圳博物馆前广场矗立着一尊震撼人心的雕塑，一个健硕的铁人奋力用双臂撑开束缚他伟岸身躯的门框。这是深圳经济特区闯出一条路，办好特区的真实写照。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走改革开放之路，每前进一步，都得蹚过一片旧体制的“雷区”，每确立一个新的理念都要冲破传统观念的“禁地”。深圳是经典的创新转型案例，从国际分工的最低端起步，跨过层层台阶，实现了快速转型，走在世界创新的前沿。从农业到最低端的来料加工装配，到山寨模仿，到创新制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深圳也经历了经济增速换挡减速的过程，实现了多轮转型升级，成长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创新中心。
深圳经济快速转向创新驱动与制度性创新激励机制的关系。1980—2017年，深圳GDP年均增长速度约20%，与全国年均增长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1980—1985年比全国平均增速高近40个百分点；1990—1995年高20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高2个百分点，目前是高1个百分点。深圳经济重要的转型都发生在经济减速时期，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经济特区在兴办最初几年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的差异出现了套利型超高速增长。1985年全国深化价格改革，套利时代结束，深圳出现了直落50个百分点的经济大滑坡，拉开了深圳经济特区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帷幕。当年深圳生产力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深圳只能从做丑小鸭起步，在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策略下，低端加工贸易成为代表性产业，凭借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深圳得以重回高速增长时代，也因此有“血汗工厂”的名声。此时的深圳也真正开始了全面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市场化改革的时代。深圳率先创设了证券市场，引领了利率信贷改革、土地拍卖制度改革，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进行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1995年深圳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此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没有特殊政策支持，企业开始大规模出走，加工贸易企业快速迁移至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东莞，引发了新一轮经济衰退。深圳开始了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因此被称为“山寨工厂”，Copycat在世界上也很知名。但是，深圳众多的知名品牌产生于那个黄金年代。2003年深圳出现又一轮经济衰退，尽管衰退程度不深，持续时间不长，却引起了深圳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拷问中，新一轮转型加速推动，开始了以分工产业链方式进行“高端制造+品牌+研究开发”的过程，向以研究开发为基础的制造基地升级。回头看，山寨现象是干中学的重要阶段，是发展中国家获得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倘若没有山寨式生产，今天的深圳有可能还停留在分散化的工艺与工序加工的中低端“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阶段。
2010年前后深圳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从深圳制造开始转向深圳创造，深圳的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空前提升。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快速增长，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城市。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取代物质资本投入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深圳是全国各地最重视最尊重市场的城市。深圳如何在四十年时间里，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洼地快速成长为经济发展的高地，跻身于世界名城之列，成为全球五千余个经济特区中最为耀眼的那颗明珠，其中的原因很多。社会学家说，这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文化学者称，这是特有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下与世界文明的融合。政治学者说，因为深圳位于东南一隅向来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传统，如此等等。
在深圳用湿地效应描述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是生动的、贴切的。政府的重要作用不是替代市场，不是指挥企业，而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化的、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由企业依据市场规则去做决策，按照市场出清的条件去配置资源。企业在市场中学习，在竞争中成长。市场是块湿地，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湿地。深圳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市民最喜爱的美景应该是位于市中心的红树林湿地公园。红树林湿地对生存发展条件要求很严苛，水分中的含盐量高了或是低了都无法生存。红树林会因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自然条件变化而消失，规模城市建设，使钢筋混凝土覆盖了城市大地，无论暴雨台风还是梅雨纷纷，降水都不再能渗入地下静静地补给湿地，而是经过地下管网呼啸而出；大量人口聚集，也会造成湿地因接纳了含磷、氮的城市污水引起湿地消失。在科学家的眼中，湿地的价值在于，湿地的生物和化学过程可使有毒物质降解和转化，因而是城市的吐故纳新的肾；湿地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圣地，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是重要的遗传基因库；湿地是蓄水防洪的天然海绵，是防止海啸冲击的天然屏障。对于市民而言，因为红树林湿地，深圳成为鸟的城市，每年有几十万只候鸟从世界各地来此休息中转，在红树林里觅食、歇息。在清晨或傍晚的万道霞光里，各种鸟类千姿百态地嬉戏、上下翻飞地觅食饱餐。在河流与海洋拥抱的地方，一丛丛一簇簇地聚集在一起的红树，互相揽扶，互相依偎，互相牵扯，互相簇拥着，远望如一座绿色的堤防，近观却是婀娜多姿摇曳起舞，车水马龙于身后，鸟飞鱼跃于眼前，当然会使市民流连忘返。红树林湿地内虫草生鱼虾，红树鱼虾引飞鸟，无数条生态链物竞天择地繁衍生息，不断延续，并不需要人为地安排。政府与市场关系就如同人类活动与湿地的关系，能够有足够的不含磷与氮的清洁水源不间断地流入湿地，一定比人类踏入湿地去安排虫草飞鸟之间的多样性生物链的做法更好。
深圳最突出的特质是荡漾在这座城市每个角落的企业家精神。创业与创新就是要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一个新产品，创造出一家新企业。优秀企业成长是永不言胜的过程，只有不断创新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100名创新企业家带动100名创新企业家，这种带动乘数不断放大是市场机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优秀企业孤独求败的过程；相反，众多专业化创新企业在产业集群内竞争就构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众多企业在多领域、多层次、多环节协同创新构成了资源重组和有效再配置，就会促进一轮又一轮新兴产业崛起和城市与国家创业持续升级。2007年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的PCT国际专利排名第七，2017年已经上升到第二名。按照WIPO数据预计，未来三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04—2017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从331件开始，快速成长到两万件以上，超过了德国、韩国，已经约为法、英、瑞、荷的合计。2016年国际专利申请量排行榜上，三家深圳公司国际专利申请量合计分别超过了美国前五家和日本前七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深圳以分工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展现了强大的协同创新能力，以华为为代表的十家大型创新企业占了深圳国际专利申请的约50%，专业化的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国际专利申请占了另外50%。目前，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约8000家，超过3万家科技型创新企业，占广东省科技型企业总数的60%。从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华为、中兴，到“90后”腾讯、比亚迪、大族激光，再到“00后”大疆、华大基因，以及“10后”新一代的创新企业，不同时期各具特色，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创新发展的浪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坚定不移地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法律为基础和政府为保障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保障，核心是政府退出所有对市场机制的不当干预，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政府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机制，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保障作用。
致力于建立鼓励企业创新，不断完善科学创新与产业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城市创新体系。二十年前，深圳创建了四个90%的创新体系，包括90%的研究开发机构、90%的研究开发人员、90%的研究开发支出、90%的研究开发成果来自企业。过去二十年，深圳沿着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提升，建立更多的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企业与世界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的研究开发合作关系，这是2004年以来深圳国际专利申请爆炸性增长、2015年以来进入世界级国际创新中心城市前列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推动市场主导的企业创新。众多的科学发现何以在深圳转化为一代又一代的高新产业技术？关键在于，合理的政府行为对市场化创新活动的长期性的制度影响。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发端于合理市场定价的“惊险一跃”。知识就是力量，个人知识产权的收益高会激励更多的知识发现。企业要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希望支付更低知识产权费用。瓦尔拉斯“拍卖式”的市场均衡无法解决知识产品定价问题。事实证明，政府无法给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定价，这是专业化创业投资产业集群的使命。合理的政府行为是能够创造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创业投资体系。深圳政府积二十年之力建立完善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体系，形成了可实施有威慑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法治是创新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有合约体系，合法签订合同，合同能够有效执行，市场经济才可以运行。没有了合约与合约的可执行、可公平执行就不可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创新活动。假如一个企业通过创造取得知识产权，另外一个企业抄袭模仿而不受到惩罚，就不会有企业愿意创新。合约能够履行要以法治而不是政府行政管制作为基础。政府要致力于消除行政垄断的行为是对创新的最大的支持。有问题找市场是法治，有问题找市长就会引发政府的不当干预。
深圳面临的挑战是政府支持非共识的创新的依据是什么？共识一定不是创新，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产业技术创新大都经历了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过程。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一定不是所谓灵光一闪的神话，一定要符合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政府不能确定谁能创新成功，更不能指定谁是创新者，但可以引导创新者和企业认知产业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遵循创新的科学规范，把握相关领域的创新进展，以及了解前人曾经进行过的创新探索，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明确未来可行的研究技术路线。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合理的政府行为是明确支持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以及对创新团队进行既有成果和有效组织等多方面的创新能力评估。确定方向和评估创新能力与指定优胜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创新是基于市场竞争和有效激励的市场主体行为，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最终确定谁是优胜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耐心细致地探索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构建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资本论》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第356-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