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移山填海起高楼

“7月11日下午3点，广东深圳，笔架山公园，‘基建工程兵之歌’雕塑，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群身着旧军装的老兵们整齐有序的列队，引来好奇的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基建工程兵是深圳早期建设中的‘拓荒牛’。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两万基建工程兵奉调来到这里，担负起特区建设的任务。当时的深圳，还是一片荒芜，基建工程兵们在荒山野岭上安营扎寨，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在这片土地上移山填海、拓荒造城。”⁽¹⁾

深圳起步时，放眼望去都是郁郁葱葱的蕉园、稻田和荔枝园，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全县人均GDP约200美元，比全国人均300美元的收入还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深圳从小渔村华丽转身，成为国内发展最快最好的经济特区：公路网、航空线、港口、码头、高楼大厦，各种基础设施应有尽有，甚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特区成立之初，深圳基础设施匮乏。为了支援深圳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兵们凭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强大的韧性，创造了“深圳速度”：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基础设施是指为直接生产部门和人民生活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涵盖交通运输、建筑、能源、通信等多个领域。本章主要讨论深圳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当然，“修路”并不只是修马路、高速路，其内涵还可以拓展到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一切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有这么大的关系呢？放眼全国，为什么各大城市发展经济要大力建设配套的机场、高速公路、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为什么深圳特区成立之初要特调两万基建工程兵来“拓荒造城”呢？

关于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很多学者都有专门阐述。例如，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应该发挥比较优势，依托市场力量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之一就是使基础设施禀赋和要素禀赋相一致，强化“有效市场”。而唐杰教授在讲空间经济学中的引力模型时，指出影响两地贸易量的若干正、反因素，其中交通成本是最显著的负面因素，而基建又可以显著降低交通成本，其对贸易水平的提振作用自不用说。

深圳在建设之初就具有非常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点，“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外资出技术和资金，中国出劳动力和土地，对外贸易给深圳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关于深圳基建的实证研究，这里引用一个以深圳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1980—1999年，人均GDP对人均进出口总额和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的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表明，人均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美元，则人均GDP增加约1元。而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每增加1元，则人均GDP增加5元多。可见，外向型经济增长要靠对外贸易来拉动，更要靠各种渠道资金的注入来实现。外向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投资环境的优劣是能否成功吸引外资的关键，而基本建设的成果是构成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²⁾

直观地说，不管在哪个城市学习或者工作，交通条件的差异往往是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最大因素。从繁忙的机场到堆满集装箱的码头，从飞驰的高铁到通达而拥挤的地铁，贯穿全城、连接外部的交通线反映的是大城市的活力与繁华，也将不同城市的格局分出了层次。从这一点上来说，深圳和其他大都市都有着同样的成功基因。但是在成功的模板之下，深圳又有很多独特的小故事和小细节值得注意。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同样出色但是各自精彩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城市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