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任玉岭已从国务院参事岗位退休五个年头了，然而，他仍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奔波于祖国各地。2018年，他曾在一周内走访了山东、江苏、江西、广东、福建、天津六个省市，做了六个报告。有一天，他在北京一日内收到九个会议邀请函，最后，出席了在钓鱼台、京西宾馆、国家会议中心和北京会议中心的四个会议。就在2019年7月，他的三个会议发言出现在“今日头条”，每个发言都不少于5000字。

仅从以上这个“三、六、九”就可以看出这位退休的老人似乎比退休前还要忙。那么，为什么在任玉岭身上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地方、那么多会议邀请他？根据我们对任玉岭的了解和研究，一是因为他知名度较高；二是因为他阅历丰富，知晓国情；三是因为他肯于学习，涉猎广泛。

说他知名度较高，是因为早在1965年《天津日报》就在头版用整版篇幅对他牵头完成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作了题为《年轻人敢想敢干敢攀世界高峰》的报道。20世纪80年代末，他担任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市副市长时努力工作，任职期间，最多的时候分管23个局处级单位，赢得了“北海的冲击波”和“北海攻关市长”的称号。1993年，他在北京出席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其间，17家报纸上出现了他的照片。他任全国政协常委后的十年中八次担任视察团副团长，多次代表视察团与视察省区的书记、省长直接对话，报告视察意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任玉岭提出的提案数量多、质量高，被媒体称为“任玉岭现象”。《人民日报》曾两次以《敢把呼声变政声》为题对任玉岭做过长篇报道。湖北十堰市一位书法家曾用快递寄往人民大会堂转任玉岭一幅书法作品，写道“国兴需有忠良臣，玉岭无愧当中人。魏征包公两人格，唯独你能集一身。不是愚人妄夸奖，历史早就有定论。只求呼声变政声，广在民心扎深根。”仅此，就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的报道产生的影响和任玉岭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任玉岭先后被14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55种杂志聘为主编或编委，被37个省市县和上百个单位聘为发展顾问，这都表明了任玉岭在出版界、教育界、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

说他阅历丰富、知晓国情，是因为任玉岭诞生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81年来，他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战争灾难、民国时期的“水旱蝗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大跃进”、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在内的多种运动和大建设大发展。

他除了在学校学习外，还在工厂和部队受过锻炼，参加过中国科学院野外考察队，担任过河北省农村生活工作队队员，当过大学教师，做过科研工作，搞过行政管理，创办和管理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他在天津、上海、北京三大直辖市工作过，也在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战斗过，东部、西部、南方、北方乃至国外30多个国家都留下了他工作的足迹和影像。特别是在他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之后，他身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牢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每年都要在中国走上20多个省、区、市调查和了解基层情况。2005年8月，他随考察团在云南丽江登玉龙雪山时，告假并请丽江的同志为他派一辆车，按其手指方向行50千米停下来，在那里进行调研。那个地方属玉龙县九台乡河源村，当地的政府和学校连电话都没有，村书记告诉任玉岭农民年收入只有260元，他立即决定到农民家里走访，“家徒四壁”让他为之震惊。一次，他带一个中国京剧考察团在宁夏、云南考察时，除了率团做京剧的考察外，还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进行了对医疗的考察和座谈。正是因为任玉岭的丰富阅历以及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和深入，使得他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十分了解和熟悉，这就是他每个建言和讲话都能入木三分和受人称赞的原因和背景。

说他肯于学习，涉猎广泛，多表现在他长期参政议政的效果上。任玉岭做了15年全国政协委员（其中10年常委），形成了“任玉岭现象”；做了14年国务院参事，被媒体誉为“影响中南海的总理高参”。任玉岭还两次被分管教育的副总理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担当和使命，他主动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和提升建言议政的水平。任玉岭曾经写过一篇“当好政协委员的六个三”。第一个“三”，就是学好三方面的知识，即学好党中央的指示、学好中国的优良传统、学好外国的经验。任玉岭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曾参与了中国生物工程中心的组建、中国星火总公司的组建、中国味精技术公司的组建。为了把工作做好，他不仅重视在国内的学习，而且十分重视对国外的学习。他先后考察过30多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他去过10次。当在餐桌上看到外国有而中国还没有的一些产品时，回国后他便在国家科委负责分管生物技术及食品饮料等技术开发工作期间，组织企业开发了中国第一瓶矿泉水、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格瓦斯、第一瓶椰子奶，等等。在北海市任副市长时，为了做好分管的科技、地震、海洋、环保、城建、规划、信息等工作，他总是边干、边学，既向书本学习，又向同事学习，尤其重视向实践学习。在全国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岗位上他为了更好建言经济建设，读完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了建言房地产，他专门买来大量房地产专著，认真学习和阅读；为了建言物流发展，他通读了大学专用的物流学教程和相关专著。为了吃透中央指导精神，除了关注CCTV的新闻及中央领导讲话外，《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治国理政》等已被他翻阅得卷曲了书皮和断了装订线。为了解中国社会治理的传统做法和经验，他还经常查阅《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史记》、《毛泽东选集》（五卷）、《马克思全集》等。

正是因为任玉岭知名度较高，阅历丰富和热爱学习，所以他才赢得了在全国政协的“任玉岭现象”和在国务院参事岗位上的“影响中南海的总理高参”之声誉。国务院参事室出版的《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一书涉及“三农”、教育、卫生、社会发展、西部开发、奔向城市、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农业产业化、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区域经济、社会和谐13个专题；后来任玉岭又出版了《大国民生》《任玉岭谈经济》《任玉岭建言城市化》《任玉岭论教育》《任玉岭访谈录》《任玉岭智库文选》《任玉岭讲演集》《任玉岭中华三百名城颂》《任玉岭书法集》等，加上他原先出版的三卷五本翻译书籍及《我爱北海》《天涯奇梦》《跨世纪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今天与明天》等，其著作已有25部，正可谓涉猎广泛、著作等身。所有这些，正是任玉岭闲不下来和多方请他做报告和讲课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初的20世纪80年代，任玉岭就依据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指示，随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同志在国外先后考察了“一村一品运动”和“公司＋农户”的农村经营模式，任玉岭作为“中国星火总公司”负责中国“星火计划”实施的总工程师，最早把“一村一品”和“公司＋农户”通过书刊介绍到中国，并通过多次的“星火计划”培训班，进行了“一村一品”和“公司＋农户”的内容传授和实施的推进。直至他到广西北海做副市长后，还两次应邀到自治区科委组织的“农村服务组织”培训班上详细讲解了“一村一品”和“公司＋农户”的机制和运作。

任玉岭最早向总理反映和在政协提出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与免除农业税的建议，虽然过程很曲折，但最后还是落到了实处。2001年年初，任玉岭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做了“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的专题发言，他在文中提到了对农村“取多予少”和“只取不予”等问题，在全国政协以“政协信息”报出后，引起了中央的关注，200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出现了要对农村“多予少取”的规定。2003年，朱镕基总理在“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征求意见时，任玉岭在参事室看到上面写着“东部发展出口农业、中部发展优质农业、西部发展特色农业”的论述后，认为出口农业是最易赚钱的，中部和西部也应该允许发展出口农业。为此，建议东部发展高质农业，中部发展优质农业，西部发展特色农业，东中西部都要发展出口农业。他在参事室提完意见后，又跑到政协常委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总理的工作报告完全采纳了任玉岭的意见。

任玉岭对“三农”的贡献，还包括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伤亡补偿、农村道路建设、邮政服务“三农”、退牧还草、食品安全、城乡统筹、农村上网等。

当初，中国没有配餐西红柿，任玉岭在国外考察配餐西红柿后，他便借机搞来种子，回国后到中国农科院找到科技专家马玉珠等，对其进行培育，并在全国推广。这就是最早的配餐西红柿的来历。

不仅如此，任玉岭还十分关注畜牧业和饲料工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配合饲料尚属空白，当他了解到饲料添加剂的缺失是配合饲料发展不起来的关键因素时，他便以中国“星火计划”的名义，推动广东顺德北滘镇率先引进了加拿大温尼伯的饲料添加剂生产线。从此开辟了饲料工业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民在干旱和高寒的土地上以靠种马铃薯为生，但因马铃薯没有进入主粮系列，得不到政策支持。任玉岭在地方调研时听到专家和农民对此反应强烈，他便很快动笔写出了国务院参事建议。后来农业部批准马铃薯进入主粮并可享受政策支持时，虽然任玉岭已经从国务院参事岗位上退了下来，但这仍使任玉岭为之感到高兴和振奋。

为了弘扬任玉岭的参事精神、家国情怀和坚持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正能量，我们特从相关报刊中把任玉岭论“三农”的这些文章汇编一起，作为正式出版物供广大读者分享。《任玉岭论“三农”》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任玉岭对“三农”的贡献和建言。其中，建言56篇，它们发表的时间有先后，并散落于各个报纸和期刊。我们作为报刊的读者，在查看任玉岭关于“三农”的部分论述后，深感任玉岭对中国“三农”问题了解之全面，认识之深刻，值得我们学习和点赞。

编　者

2019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