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发展

2.2.1 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发展历程

1994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此后互联网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公众的网络参与行为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公民的网络热点事件参与行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酝酿与起步阶段（1994—1997），这个时期网民主要通过电子邮件、BBS等进行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人们开始认识到网络的重要性；力量初显阶段（1998—2002），这一时期网民的参与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家的外交领域，网络参与的力量得到了初步显现。但是，由于网络参与人数还比较少，参与行为也具有偶发性，公众网络参与行为的影响力还较为有限；初步发展阶段（2003—2007），随着网民人数的持续增长以及Web2.0技术的初步发展，网民的网络参与行为开始展现出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力；快速发展阶段（2008—现在），在十几年的发展后，互联网政治功能不断扩展，互联网在帮助网民反映问题、宣泄情绪的同时，也成为广大政府官员了解民情、汇集民智的重要平台。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开始高度重视，他们积极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互联网成为政府治国理政、了解社情民意的新平台。

2.2.1.1 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酝酿与起步阶段（1994—1997）

该阶段也可以称为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萌芽阶段。在这段时间里，网民主要是一些高收入、高学历的精英人士，他们主要集中在研究所和大学里。截至1997年1月，我国网民人数仅为63万，能够上网的计算机仅为29.9万台。在此期间，电子邮件、BBS论坛是网民之间互相沟通的主要平台。BBS是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缩写，可以被译为电子布告栏，网民可以在BBS中分享信息、表达意见。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BBS论坛是国内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BBS站点，“水木清华”BBS在最繁盛的时候，同时在线人数可达5000人。早期BBS论坛主要用于信息传播，网友通过BBS实现人际交往，这个时间段内网民人数少，网络舆论未成规模，网络作为公民参与工具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1995年4月，清华大学女学生朱令铊中毒事件却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参与的力量。当时，朱令突然出现了肚子痛和大量脱发的情况，随后出现昏迷的症状并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但是当时医生并没有诊断出朱令是铊中毒，朱令本人此前也没有接触过铊。在无法对症治疗的情况下，朱令的病情不断恶化，最终面临生命危险。于是，北大学生发起了网上救助朱令的行动。朱令的同学将朱令的病情翻译成英文，开始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在网络上描述朱令病情，希望获得国际专家的帮助。之后北大学生收到1000多封回信，很多意见都怀疑朱令是铊中毒。根据互联网的反馈以及医生的诊断，朱令开始服用对症药普鲁士蓝，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状消失，但是，由于铊离子在朱令体内滞留了太长时间，朱令的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此次事件也让人们认识到网络的力量，并逐渐将其作为权利维护和利益表达的平台。另外，1997年1月1日，人民网正式开通上线，这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第一家中央级新闻宣传网站，此后，互联网在人们政治生活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2.2.1.2 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力量初显阶段（1998—2002）

1998年以来，我国公民网络参与的力量开始显现，比如1999年5月美国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当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当场炸死三名中国记者，炸伤数十人，并造成中国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该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全国多地出现示威游行活动，大规模的反美活动开始爆发。我国政府也强烈抗议北约军队的暴行，并向北约主要国家发表声明，要求其必须严惩凶手并赔礼道歉。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在网络上也行动了起来，他们通过互联网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抗议美国的野蛮行为。数百万网民在互联网上关注事件的进程，发表抗议言论，声讨美国的暴行，全国各大新闻网站成为网民获取最新资讯的平台，网站论坛则成为网民宣泄不满情绪的场所，在这个阶段我国网民的网络留言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这些都表明我国民众对此暴行的强烈抗议。在此事件第二天，人民网开设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论坛”，该论坛在此事件过后依然保留了下来，并改名为“强国论坛”，成为国内重要的时事新闻论坛。我国政府在认识到互联网强大的舆论宣传功能后，也开始关注网络的政治服务功能。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后，我国民众开始发现互联网对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政府也逐步意识到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和舆论引导能力，开始利用互联网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1999年1月，我国政府正式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开通了www.gov.cn网站，全国各地的县级以上政府都响应国家号召建立起地方政府网站。2001年，新华网开设发展论坛。网络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区逐渐被公众所知晓。在2001年初，党中央第一次公开提出要积极利用网络传播为政治服务。在这期间，中国网民的数量也得到快速增长，网络公共空间不断发展，各种类型的网站数量不断增长，到2002年，BBS用户已经增加到1117万人，中国gov.cn域名总数达到7796个。另外，各种新闻网站相继建立，电子政务建设也开始起步，各大网络论坛和商业性门户网站也开始兴起，这些都促进了公民网络参与的发展。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力量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在网民人数有限和互联网技术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真正进行网络参与的人数还比较少，有影响力的舆论态势还没有形成，参与领域多为国家外交领域，参与时间也不稳定，所以这一阶段公众网络参与的影响力依然有限。

2.2.1.3 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初步发展阶段（2003—2007）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标志着我国公民网络参与的崛起，在此事件中，网民真正利用互联网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该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当天就被新浪网等网站转载，“孙志刚事件”由地方新闻升级为全国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点击率仅次于SARS报道，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3年6月5日，广州市纪委、市监察局和有关单位对“孙志刚事件”相关的负责人员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6月9日，广东省高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判决，涉案人员均受到严惩。2003年6月12日，新华社发表时评，反思收容制度，建议取消收容站建立救助站。随后，一些网络媒体争相呼应，新闻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深化了网络的舆论监督功能。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8月1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全国的收容所停止经营，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新颁布的救助管理制度开始实行。“孙志刚案件”引发了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变革，网民的网络参与促成了法律制度的变革。可以说，“孙志刚事件”标志着公民网络参与的崛起，网民针对此次事件的评论、建议成为推动网络舆论传播的重要力量。2003年是网络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年，当年我国网民人数已经高达7000万。除了“孙志刚事件”, “宝马撞人案”“黄静案”“刘涌案”“京沪高铁案”等诸多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相继发生，这些事件在网络中被网民热议进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并作用到相关政府部门身上。这一年，中国公民体验到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威力，每一个普通网民的力量都很渺小，但网民们汇集起来的力量则堪称巨大。过去政治体系中几乎没有话语权的普通民众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他们的参与热情被大大激发，此后民众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的理念迅速普及，人们把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曝光于网络中，希望得到网民的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也开始受到网络的影响，通过网络来检测政府政策的合理性成为现实。

2007年中国迎来了网络舆论的又一个高峰，这一年也被很多学者称为“网络民意元年”。网民通过网络参与到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社会事件中，包括山西“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征地拆迁“钉子户事件”“南京彭宇案”等在内的各种社会事件都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汹涌的网络舆论影响了社会事件的走向。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民参与网络热点事件的渠道更加多元，除了利用BBS和社区论坛发表意见外，还积极使用博客、QQ进行舆论监督。面对重大社会事件，网民还会通过新闻跟帖和新闻评论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网民参与的领域也不断扩大，他们讨论的事件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心的问题从外交领域延伸到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可以说，这一年在网络中发出声音的一亿网民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们的功绩可以载入史册。

2003年到2007年，公众的网络参与行为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不断增大，公众网络参与重要性的提升离不开以下三个因素的支撑：第一，高速增长的网民数量。2003年年底，中国网民人数仅为7950万，经过短短4年的发展，2007年中国的网民人数就达到了2.1亿，中国网民人数实现了从千万级到上亿级的跨越，高速增长的网民人数为网络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不断发展的Web2.0技术。Web2.0技术相比Web1.0，具有对话、参与、交流、公开、共享等特性，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Web2.0技术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通过P2P传播实现了信息的分众化、个性化传播。Web2.0时代网民既是网站内容的接收者，又是内容的创造者，Web2.0技术实现了话语权从精英向民众的回归，使得人人都有话语权成为可能。第三，不断扩大的网络空间。无论是政府网站还是新闻网站，在这个时期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建立了政府网站，gov.cn域名数达到35000个。并且，官方新闻网站和各类网络论坛都有很大的发展。中国新闻网站占据中国互联网85%的时政类信息发布，新闻网站的数量和用户人数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不断扩大的网络空间为公民进行网络参与提供了便利，互联网开始成为“社会公器”，成为普通公民进行社会监督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

2.2.1.4 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快速发展阶段（2008-现在）

2008年以来，我国网络热点事件参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与2007年相比，2008年我国网民数量进一步增长，达到了2.53亿，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宽带网民数量也跃居世界第一。“.CN”域名注册量达到了1218.8万个，超越了德国“.DE”域名数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2008年，我国网民数量、宽带网民数量和国家顶级域名注册数量均位列世界第一，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互联网大国。其次，政府高层对公民网络参与的积极回应对中国互联网发展也有重要意义。2008年6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了人民日报社，胡锦涛同志表示互联网已经成为联系党和群众的重要纽带。胡锦涛同志还特意登录了人民网，使用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胡锦涛同志与网民交流过程中充分肯定了互联网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表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网民意见。他鼓励各级政府领导积极使用网络来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把网络平台真正建设成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平台。

国家领导人积极使用互联网与普通网民交流引起了我国民众的强烈反响，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政府愿意通过网络与网民互动是政府重视网络民意的表现，网民将胡锦涛同志称为“中国第一网民”。这体现了我们党执政风格更加成熟、开放和自信，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网络时代的战略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决策层“网络问政”方式的形成，国家领导人对我国网民参与网络热点事件的支持成为网民参政议政的动力，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网络正式进入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

2009—2011年，温家宝同志连续三年在“两会”前夕与网民交流，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成为网民和总理直接交流的平台，温家宝同志耐心细致地解答网民问题获得了网民的一致好评，“网络问政”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2010年，《人民日报》官方网站推出了“直通中南海”网络留言板，网民可以直接在“直通中南海”里与政治局常委进行沟通。在中央政府鼓励“网络参政”“网络议政”的背景下，我国网民的网络热点事件参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2008年以来，我国网民人数不断增长，参政议政热情持续高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的代表纷纷在网络平台中发声，各种思想观点在网络平台中不断碰撞，网络真正成为政府官员了解民情和民意的场所。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引导网络舆情的重要意义，对网络舆情的认识也更加客观、科学。技术发展与政府支持互相结合，共同促进了我国网民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发展，网络热点事件参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2.2.2 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我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巨大变革，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改变了曾经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利用论坛、博客、微博等工具表达自己的观念、反映自己遇到的社会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网络公共空间开始逐步形成。由于网络参与的主体多元化，权益诉求和参与方式多样化，使得网民在网络上参与热点事件的形式往往复杂多样。其中，网络围观、网络监督、网络动员是网民在网络上比较重要的参与形式。

2.2.2.1 网络围观

对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来说，互联网打破了过去传统媒体对传播渠道的垄断权、控制权，不但有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聚合性新媒体涉足新闻传播，而且出现了“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众声喧哗的景象。尽管网络行为具有多种形式，但仍以线上发声和话语抗争为主，诸如“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等强调线上传播、话语参与的观点在传媒业界和网民中得到了广泛共鸣。网络围观的本质是社会舆论，是网民通过网络对曝光在网络中的社会事件进行评议的活动。网络围观是当前公民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公民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围绕某一社会热点事件或政治议题进行虚拟聚集、会话和讨论，进而形成代表自身利益与价值意图的舆论力量影响政治决策的活动。

在当今社会，每天都会有无数的社会事件在网络中曝光，网民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从不同的网络平台中关注这些社会事件，他们的评论、转发、点赞会加速社会事件信息的传播，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社会事件，其中一些与当前人们社会心态相符的社会事件就会成为网友关注的热点，进而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并从线上扩展到线下，对事件进程带来巨大的影响。“网络围观”的含义有两个侧重点，一是侧重于网络，即利用网络进行的新型参与形式；二是侧重于“围观”行为，即一定数量的围观者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对某一热点事件或议题产生较为紧密的围观讨论行为。一些学者认为，网络围观事件应该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第一，网络围观必须发生在网络环境中，网络围观和现实生活存在一定距离。第二，网络围观的人口数量庞大，人人关注是网络围观的一大特点。第三，网络围观会产生舆论浪潮，网民对社会事件的关注会影响社会事件的走向，有时甚至会将影响力从线上带到线下，影响现实生活。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网络围观可以激发网民热情、树立网民的主人翁意识。例如，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网民们针对此次事件的留言、评论、建议、成为推动网络舆论传播的重要内容。网络围观行为对法律更新的迟缓表现出的愤怒对政府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所形成的网络舆论对有关政府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进而使得政府部门反思这种陈旧的做法，在改革中消除陈旧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从而促进了法律法规的发展与完善。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围观是一种集群行为，这种集群行为会干扰正常的网络秩序，甚至会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公民如果错误的将网络围观当成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那么这种行为可能会干扰原有的政治参与秩序、破坏原有的意见表达方式，“匿名化”的网络环境很容易让人们失去理性，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环境中非常容易出现，这最终会导致司法裁决的不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网络围观行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围观的确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这个方式方便快捷，在维护民众利益、反映人民诉求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利于公民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管理，并且能够督促政府提升执政水平。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开放性、去中心化等特征，网络围观也容易产生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现象，引发群体性事件以及信任危机，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需要有关政府部门加强网络引导、管理和规范，从而使得网络围观能够服务社会，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2.2.2.2 网络监督

网络监督是网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对公权力进行监督、检查的活动，网络舆论监督、网络举报和网络曝光是网络监督的三种主要方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统信息生产和传输的方式，过去被传统媒体垄断的信息传播渠道被打破，社交媒体时代传者和受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每个网民都是记者、都是编辑、都是传播者，一个人也可以做一个通讯社。在技术发展、政府支持和网民数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互联网日益成为我国重要的舆论监督工具，网络监督以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成为对我国公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随着网络监督的不断深入，我国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更加注重网民意见，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提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熊光清认为，网络以其高效、便捷、透明、安全的特性，成为党和政府治理官员腐败问题的重要工具。目前，公民通过网络协助司法部门来治理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网络监督已经成为公民监督政府的新方式。在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逐渐开始意识到网络在治理腐败问题中的重要作用。201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互联网在加强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反腐倡廉舆情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要完善网络举报的法律制度，要健全网络举报的受理机制，要建立网络举报的反馈机制，切实保障公民合法的舆论监督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历数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无论是“孙志刚事件”“华南虎”事件、南京“天价烟”事件、上海钓鱼事件，还是邓玉娇案、云南“躲猫猫”事件、浙江“钱云会案”、西安药家鑫案、陕西“微笑局长”事件，甚至包括被媒体反复报道的郭美美事件，网民在这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数量庞大的网民遍布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他们正在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舆论监督力量，网络监督的范围在扩大，力量也在增强。以2012年发生的“微笑局长”事件为例，当时陕西省境内发生了特大交通事故，面对这样重大的事故，时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却在事故现场面带微笑，这引起了网友的强烈不满，网友开始对杨达才进行人肉搜索，有网友从对杨达才官员身份的关注转移到了其所戴的手表上，开始对杨达才进行人肉搜索，网民搜集了有关杨达才出席活动和会议的公开报道，发现杨达才有多块名表，有违反党纪的嫌疑。陕西省纪委对该事件非常重视，对杨达才进行了调查，发现杨达才确实存在严重的违纪问题，最终撤销了杨达才的各项职务。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网民的关注重点也从杨达才个人转移到所有政府官员。网络监督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已经成为公众网络参与的一个新议题，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网络监督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各种问题。特别是由于网络环境的开放性，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往往是匿名的，他们发布的信息难辨真假，很多网络举报信息鱼龙混杂，网络监督真假难辨。网络监督虽然拥有以前舆论监督无法相比的优势，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扭曲真相、匿名诽谤、民意审判、未审先判、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而且，我国网民良莠不齐的素质也影响了正常的网络监督环境。另外，我国网民“群体极化”倾向明显，网民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制度化的网络监督机制尚未形成，这些因素都使得我国网络监督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现象。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着力完善网络监督的基础制度，加强网络信息真实性甄别的工作，强化对网民的教育和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同时，也要提高党务政务以及官员财产公开的力度，明确网络监督的伦理及技术方面的规范，从而保证网络监督的健康有序开展。

2.2.2.3 网络动员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冲突事件层出不穷，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由网络动员引发的舆论浪潮，因为这些舆论浪潮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所谓的网络动员，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式，一般来说网络活动参与者会以网络为媒介传播信息，并对其他网民施加影响，进而达到预期目的。网络动员的发起者可以是意见领袖也可以是普通网民，他们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选择相应的动员策略，期望改变网民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期望，通过网民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网络动员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与传统的社会动员相比，网络动员不再局限在政治领域，具有范围广、成本低、传播快、监管难的特点。网络动员之所以能够成功发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引起了人们的认同和感情共鸣。例如，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当年我国举办奥运会，而奥运圣火的传递在法国巴黎受到“藏独”分子的干扰，一些网友爆料称家乐福大股东曾出资支持“藏独”分子的行动，包括《爱我中华，抵制法货》在内的文章，迅速点燃了网友的爱国情绪，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建议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共鸣，点燃“抵制家乐福”事件的导火索。

本次研究在研究了大量网络动员的案例后发现，我国网络动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们”意识是网络动员发生的心理基础。目前，我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速度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部分社会公平、正义机制被破坏，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很多人将自己视为“被剥夺的大多数”，而这种心态构成了“我们”意识的基础。能够引发网络动员的社会事件往往触动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神经，迎合了当下人们对社会形势的认知。第二，热点平台与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对网络动员至关重要。热点平台代表了能够接受信息的网民基数，而夸张的表达方式能够吸引网民眼球，所以在热点平台上发表煽动性言论是网络动员实施者采取的重要宣传策略。第三，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助推网络动员。在开放、匿名的网络环境中，人们会下意识地放松对自己行为的要求，在煽动性言论的引导下，网民比较容易出现情绪化行为，而我国以青年人为主的网络结构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第四，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协同建构网络动员议题。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是网民议题两个主要来源，无论是传统媒体报道社会事件，网络媒体发现以后持续跟进；还是网络媒体首先爆料，吸引传统媒体的关注和介入，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协力报道定会产生巨大的动员效应。第五，网络舆论风暴向现实事件演变进一步扩大动员影响力。在网络动员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活跃动员者会在网上发起倡议，希望组织线下活动，将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动员变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动员，扩大了动员影响力。